论五代时期后梁“建昌宫”及“建昌宫使”

2022-02-04郭天祎李志鹏李鹏

今古文创 2022年4期

郭天祎李志鹏李鹏

【摘要】建昌宫是五代后梁太祖时期设置的属于外廷的财政机构，并于后梁废帝时期被国计使所取代。本文主要研究在这一时期，建昌宫及建昌宫使的发展演变情况，论述建昌宫的出现及机构属性，并对建昌宫使的职能作用及建昌宫和建昌宫使的废置，进行一定的补充说明。

【关键词】五代;后梁;建昌宫;建昌宫使;职能作用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4-0063-03

五代承唐启宋，在部分承袭唐朝制度的基础上，又创立许多新型职官体系，并由此进一步影响了北宋职官体系的建立。其中，中央财政制度改革，作为加强中央集权中的一种举措，贯穿于整个五代时期。后梁建昌宫及建昌宫使的出现及废置的过程，值得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关于建昌宫及建昌宫使，学界已有不少直接或间接的研究①，然多集中于财政系统改革、建昌宫使是否为国家的最高财政首脑、建昌宫使职能作用。本文将具体分析建昌宫的名称由来、建昌宫的特殊属性、建昌宫是否为内官机构、建昌宫使职能范围分析以及建昌宫及建昌宫使因何而废等几个方面，补充有关于建昌宫的研究。

一、“建昌宫”的名称由来

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时代背景决定了部分君主在登上帝位前，多任节度，或方面大员。在登上帝位后，便将做节度或藩王时所居住的庄宅或治所改为宫。建昌宫前身为建昌院，是朱温在任四镇节度使时，所居住的旧宅名称。朱温登基后，即从臣下请，“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奏，请以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②改建昌院为建昌宫。朱温所处的时代，相同的例子不在少数，如前蜀高祖王建，即位后，“以旧宅为昭圣宫”。③后唐明宗李嗣源，在即位后，也从中书门下请，如“后唐天成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请以洛京潜龙旧宅为至德宫，北京旧宅为积庆宫，从之”。④后晋高祖石敬瑭即位后，也将以前担任节度使时所谓的潜龙旧宅改为宫，“晋天福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请以洛京潜龙旧宅为广德宫，北京旧宅为兴义宫，北京旧庄为庆昌宫”。⑤可见五代的君主，登基后都有将旧邸改称宫的习惯。

二、“建昌宫”的特殊属性

但建昌宫与上述所列的以宅改为宫的例子有所不同，建昌宫前身为建昌院，“初，帝创业之时，以四镇兵马仓库籍繁，因总置建昌院以领之”，⑥是为藩镇财政机构。建昌院有此特殊性，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朱温的个人经历有关。朱温初仅领宣武一镇节度，宣武镇位于河南，属四战之地，是受战乱影响较重的地区之一。为发展实力，朱温对内招抚流亡、恢复生产，对外发动兼并战争，以扩充土地和人口。但频繁的战争，对资粮的需求极大。朱温曾于龙纪元年（889）请求兼领盐铁，“朱全忠求领盐铁，孔纬独执以为不可，谓进奏吏曰：‘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全忠乃止”⑦。但遭到唐朝内部朝臣的反对。请求掌管中央财政遭拒后，朱温转而专心经营节镇。也促使朱温设立专管所领藩镇赋税的机构，建昌院也因此应运而生。朱温即位后，也并未撤销建昌院原有的政治作用，不光设立正式官员“请以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⑧，更赋予其正式的职权“凡天下金谷兵戎，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⑨。可见，建昌宫不光有其政治职能，甚至还属后梁太祖朱温在位时较重要的财政机构。

三、“建昌宫”是否为内廷机构

建昌宫既有宫号之称，其机构属性是否为内廷，其长官建昌宫使是否为内诸司使，值得进一步讨论。笔者认为，建昌宫虽带宫号，但并不属于内廷机构。其一，《五代会要》将建昌宫使归类为政务官。建昌宫也未入“大内”“诸宫”等诸宫号中。其二，唐朝内廷机构的一个明显特征即是该职由宦官担任，但建昌宫的长官并非由宦官出任。下表所列即是曾任建昌宫主管的官员。

后梁曾于建昌宫任职官员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出任建昌宫主管官员的，除了朱友文为皇子亲王外，其余大臣俱为朝官，可见，建昌宫应为由朝官主持的外廷机构。

四、“建昌宫使”职能范围分析

对于建昌宫使的职权范围，学界共有三种论调，或认为建昌宫使为后梁太祖时期最高财政官员，或认为建昌宫使仅负责原朱温所领宣武、宣义等四镇节度的赋税，是由藩镇财政机构长官发展而来，或认为建昌宫使仍负责军事供应。笔者更同意建昌宫使负责军事供应的观点，但以往论述并不详细，下面将通过对史料中曾出任建昌宫长官人选的解读，分析建昌宫使是否负责军事供应。

由上表可知，朱友文先任判建昌院事，“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 ⑩，太祖登基称帝后，改院为宫，“其年五月，中书门下奉请以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 ⑪，建昌宫成立起，建昌宫的长官建昌宫使，便由后梁太祖的假子，博王朱友文担任。在朱温尚未称帝前，朱友文便负责军需调度，“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⑫朱温称帝后，“太祖在藩时四镇所管兵车、赋税、诸色课利，按旧部籍而主之”。⑬从“旧部”“兵车”等词可见，朱友文所负责的职能，仍循前例，未有改变。

朱友文虽任建昌宫使，但实际负责建昌宫的官员则是韩建、薛贻矩、于兢等带“判建昌宫事”的官员，韩建是第一任判建昌宫事的官员，韩建本为节度使，后降于朱温。朱温对韩建在节度使任上的作为非常欣赏，“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详于稼穑利害、军旅之事、筹度经费，欲尽询焉”，⑭韩建长于军需调度，以韩建任判建昌宫事，显然有让其负责军需调度之意。韩建上任同时，朱温又以兵部侍郎李姣任建昌宫副使，兵部侍郎为兵部的实际主管长官，以兵部侍郎任建昌宫副使，也可说明在韩建及李姣负责建昌宫事宜时期，建昌宫的职能范围为军需调度。接替韩建的是时任宰相的薛贻矩，薛贻矩是拥立朱温即位的唐臣之一，后梁太祖即位后，即“拜贻矩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⑮，在出任宰相的同时，“用宰臣薛贻矩为盐铁使”⑯，分管盐铁事宜。在韩建出为节度使后，薛贻矩“以门下侍郎平章事薛贻矩兼延资库使、判建昌宫事”。⑰薛贻矩，以及继薛贻矩之后的于兢，所兼任的皆為延资库使。延资库前身为备边库，备边库为唐武宗会昌五年九月所设，“五年九月，敕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钱物” ⑱，本为解决当时边境军需所设，后于唐宣宗时期改名为延资库，但其负责军需供给的职能作用并未改变。对于延资库的职能作用，杜文玉先生曾于《论唐五代时期的延资库与延资库使》一文中有所论断，本文不再赘述。在废帝朱友珪登基后，“乾化二年六月，废建昌宫，以河南尹魏王张宗奭为国计使，凡天下金榖、兵戎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⑲既然旧隶建昌宫的为“金榖”“兵戎”，在结合薛贻矩、于兢二人以延资库使任判建昌宫事一职，更可说明建昌宫使具有收取赋税，供应军需的职权。

五、“建昌宫”及“建昌宫使”废置原因分析

在朱温领四镇节度并四处征伐时，便任命朱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为朱温转运军需，管理根据地赋税。“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⑳自后梁立国，朱友文便担任建昌院使，并在建昌院改为建昌宫后，仍担任该职的最高长官。同时，自开平二年起，朱友文便任东都留守，“（开平二年）乃下令晓告中外，取三月一日离东京，以宰臣韩建权判建昌宫事，兵部侍郎姚洎为卤簿使，开封尹、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㉑在朱温被杀前夕，朱友文的身份地位最后一次得到晋升，“制加建昌宫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开封尹、博王友文为特进、检校太保，兼开封尹，依前建昌宫使充东都留守”。㉒由此，朱友文达到了个人政治地位的顶峰。朱温在病重后，曾命人传诏于朱友文，希望朱友文继承帝位，“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东都，欲与之诀，且付以后事。” ㉓只是因朱友珪兵变而并未成功。

朱友珪登基后，矫诏以谋反罪逼死朱友文于东都开封府，“遣供奉官丁昭浦驰诣东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㉔但毕竟朱友文长期担任建昌宫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以及东都留守，曾担任过建昌宫相应官职的官员自然有着紧密的政治从属关系。因此无论是朱友珪还是继朱友珪之后登基的朱友文，都希望在不同程度上消除以朱友文为中心的建昌宫政治团体。而担任过判建昌宫事一职的主要官员则先后有韩建、薛贻矩、于兢、李振四人。其中，薛贻矩早死。韩建死于乱兵，“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内难，人心动摇，部将张厚因作乱，害建于衙署。” ㉕韩建此时为匡国节度使，镇许州。据笔者看来，朱温此举很可能是希望韩建可以以一节镇来保护朱友文。但朱友文死后，韩建并无动作，“时朝廷新有内难，中外人情恟恟。许州军士更相告变，匡国节度使韩建皆不之省，亦不为备。” ㉖韩建随后死于乱军之手，而所谓的“乱军”，很有可能也是由朱友珪、朱友贞二人授意为之。于兢则被末帝以罪贬出朝廷，调离权力中心，“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为工部侍郎，寻贬莱州司马，以其挟私与军校迁改故也”。其结局不得而知，但再未返回朝廷。李振畢竟是后梁立国功臣，且洞悉时政，见赵岩等人把持朝政，自己的建议多不被采纳，便托病不出，“振每称疾避事”。㉗在末帝朝也未受到重用。

建昌宫的建立，一方面是太祖的潜龙旧邸，另一方面，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在财政系统上的反应。对于刚刚弑君而立的朱友珪来说，建昌宫既不是他的潜龙旧邸，也不是他发家的政治基地，同时，建昌宫还是政治对手朱友文的政治团体所形成的中心机构，因此，在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正式废弃建昌宫，改以国计使领原建昌宫使所负责之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建昌宫及建昌宫使，这一创自于后梁的制度。其创立，有着当时时代所具有的共通点。又由于当时藩镇与中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建昌宫与之后类似的机构有所不同，政治原因赋予了建昌宫特有的政府机构性质。建昌宫虽有宫名，却又与唐代类似的内廷机构不同，是由外朝官所执掌的外廷机构。通过对出任建昌宫主事官员的分析，可以发现建昌宫负有转运军需的职能作用。当政治机构卷入皇位斗争后，随着以建昌宫为核心的博王朱友文及其势力团体的失败，建昌宫也随之被裁撤替换，建昌宫这一机构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建昌宫存在时间略短，但应认识到，建昌宫的出现，正是唐末中央式微，藩镇并立下，以强藩登上皇位的节度使企图以全新的中央架构，重新竖立中央集权的尝试之一。只有深入考察这些变化的历史条件，才可以认识到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把握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央集权的规律性。

注释：

①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涉及建昌宫使的论述主要有陶懋炳：《五代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董恩林：《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140页;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8-139页;霍小敏：《试论唐五代租庸使》，《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陈明光：《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构建》，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②（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四《建昌宫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三十五《前蜀本纪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2页。

④（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五《诸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⑤（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五《诸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⑥（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梁书三，太祖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1页。

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唐纪七十四，昭宗上之上》，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91页。

⑧（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四《建昌宫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⑨（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四九《志第一一·职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95页。

⑩（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72页。

⑪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72页。

⑫（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传第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页。

⑬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