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军 李月新

（1.赤峰学院 学报编辑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2.赤峰学院 党委宣传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

一、松漠故地与契丹始兴

契丹兴起于松漠之间，自4世纪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10世纪统一北方草原，建立了强大的辽王朝。契丹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序列中的重要一环，由其建立的辽政权亦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进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古有“松漠”之称的赤峰，作为契丹的核心地区，以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环境，为契丹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与条件。

有关契丹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魏书》中，“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1］2223。有学者认为“松漠”系指两个地理名词，即“松”指的是“平地松林”，而“漠”则指的是《辽史》中提到的“辽海”或“辽泽”，其范围大体与今天的科尔沁沙地一致。“平地松林”与“沙漠草原”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游牧区域［2］，这个区域相当于今天赤峰市北部一带。赤峰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总面积9万平方公里。本区作为草原通道东端的起点，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是草原地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主要枢纽地带。而赤峰市北部一带属于大兴安岭的腹地，森林、草原交织，河谷纵横的自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肇兴之地，东胡、山戎、鲜卑、乌桓等相继驻牧于此，繁衍生息。

北魏登国三年（388年）“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1］2222。契丹人正是经历了这次军事打击后，与库莫奚分离，开始独自发展，登上历史舞台。弱落水，西汉时称“作乐水”，东汉时称“饶落水”，唐朝以后称为“潢水（河）”，即今天的西拉木伦河。而后“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1］2223。和龙，位于今天辽宁省西部的朝阳市。太延二年（436年）北魏灭北燕，“及开辽海，置戍和龙”［1］2223，以和龙为基地控制包括契丹和奚在内的“东北群狄”。由此可知，作为契丹始兴之地，赤峰地区从石器时代以来，就是草原地区东与西、南与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并与中原政权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二、隋唐时期契丹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6世纪后，中原进入隋唐大一统王朝时期。从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赤峰地区并未孤立于隋唐王朝统辖之外。活动于赤峰及其左近地区的突厥、契丹、回鹘等北方民族，在保持各族间交往的同时，也长期与中原政权进行聘使、朝贡、互市、和亲等活动，与中原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与交流。

对周边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如《礼记·王制》中倡导对周边四夷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模式。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基本沿袭了这一统治理念，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州刺史、郡太守和县令等，并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监理的统治方式。唐初，中央政府在处置周边归附的少数民族时，上承秦汉，采取设置羁縻府州的办法。周边归附部族虽户籍不入唐朝编户，也不用向中央户部缴纳固定的赋税，但需履行向皇帝朝贡、听从中央政令的义务。虽然各部族都可以按部族传统来处理其族内事务，但部落的长官名义上需要由朝廷册立。这种既保持隶属关系，又尊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习俗文化的管理方式被当时各少数民族广泛接受。正如唐太宗所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6247那样，对归附唐朝的边疆诸民族皆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政策，因此诸部皆视唐廷“如父母”。这种“华夷如一”的民族观，正是唐朝政治和文化高度自信的表现。从唐初高祖到玄宗朝，松漠区域有所谓“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4］1119的羁縻府州设置规模。

据新旧《唐书》记载可知，贞观年间契丹窟哥等部内属唐朝，唐置松漠都督府统辖，并任命窟哥为左领军将军，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无极县男，赐姓李氏。窟哥，也写作李窟哥，其后代是唐朝时期李姓契丹的主要构成。作为唐朝羁縻政策的重要实施机构，松漠都督府接受唐朝政府的统辖，松漠都督受其封册，虽部落民户不入唐朝户籍，但契丹诸部都要承担相应的遣使朝贡、出兵助战等义务。

所谓遣使朝贡，其中的“朝”，指朝见君主；“贡”，按《禹贡》即为“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也就是周边诸部向朝廷贡献特产之物。契丹人所生活的松漠草原及其游牧射猎的生业模式，决定了其特产以“名马、丰貂”之属为主。松漠都督府及其下辖诸州都要履行定期向唐朝朝贡的义务，常规每年选择酋豪数十人赴长安参加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4］6172。如松漠都督李失活、衙官可突于等人都曾亲自入朝，参与唐玄宗时期的重大朝仪活动。《唐会要》中更是记载契丹、奚人每岁朝贡，甚至有时一年之中三次入朝，每次入朝都会敬献相应的贡奉，而对于少数民族朝贡的特产，唐朝则每每以数倍之重回赐。如《册府元龟》中记契丹在开元八年（720年）的一次朝贡，就得到了唐朝银带物各两千段的回赐，丰厚的物质利益也是抚慰少数民族的一项措施。此外，契丹诸部还要承担为唐朝守边、出兵助战的义务。设置羁縻府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扦蔽”［3］6076，即将内附的少数民族安置在边境为国家戍边。松漠都督府也需要听令于唐朝政府，帮助维护唐朝边疆稳定。如唐太宗征高句丽，当时的营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张俭率领由契丹、奚、靺鞨等少数民族组成的蕃兵充当先锋。另据有关学者研究，契丹窟哥率部内附唐朝后获封松漠都督，属营州城傍范畴，如《旧唐书》中记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之乱时，明确指出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属营州城傍。也正因如此，李尽忠才能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一道，在较短时间内攻陷营州。

契丹、奚等北方民族以游牧经济为主，单一的经济模式无法满足其部民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十分需要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而中原地区也需要从游牧地区获取牲畜、毛皮等物资。正是基于这种需求关系，自北魏以来，以契丹为首的东北群狄与中原政权一直保持着十分繁盛的互市贸易，同时开放互市也是中原政权稳定边疆的重要手段之一。《册府元龟》中明确指出：“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欤？爰自汉初，始建斯议。由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5］11561唐玄宗也在给突厥的玺书中提及“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并指出唐朝购买突厥的马羊，突厥则换取了彩帛，使双方都得到了“便宜”，能维持长久的和平。有鉴于此，唐朝时期在边疆地区开设大量的互市，其中营州及其左近地区（今赤峰东部）作为东北地区诸族与中原交通的枢纽以及北方草原通道东端的起点，胡商云集、贸易往来，互市贸易十分繁荣，尚处于营州城傍范畴内的契丹、奚、靺鞨及粟特、突厥等缘边少数民族，是互市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

唐朝时期还奉行与少数民族和亲的怀柔统治手段，通过联姻来达到安抚少数民族、巩固统治、维系边疆地区稳定的目的。唐太宗即明确表示“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6］479。对于内附的契丹诸部，唐朝也延续了这一政策，而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松漠都督就是唐朝和亲的主要对象。据史料记载，开元三年（715年）契丹诸部在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李失活的带领之下，叛离突厥再次归附唐朝，唐玄宗不仅复置了松漠都督府，下诏封赐李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而且还在开元四年（716年），册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嫁与李失活为妻。

开元十年（722年），新任的契丹部落联盟长李郁于再申盟好，入朝请婚，唐玄宗又册封从妹夫率更令慕容嘉宾女为燕郡公主，和亲契丹，仍册封郁于为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并赐物千段。为防止家族内部财产的流失，契丹民族也长期流行烝报婚俗，唐朝的和亲公主在下嫁之后，也需遵从少数民族的部落习俗。如在郁于病死之后，其弟吐于不仅继承了其统率契丹部众的部落联盟长权力，承袭了松漠都督、松漠郡王的官职爵位，还续娶了唐朝和亲的燕郡公主为妻。后由于吐于与可突于之间的矛盾升级，在开元十三年（725年）时失势的吐于携燕郡公主奔附唐朝，唐朝政府改封其为辽阳郡王，留宿卫。

和亲政策，不仅密切了李唐皇室与契丹部落上层之间的关系，还发挥着维系民族情感、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而且，唐朝的公主下嫁必定会带着大量男女仆从及物资财富作为陪嫁，如《册府元龟》中记燕郡公主和东光公主出嫁，唐玄宗遣使赍绢锦八万段分赐奚及契丹，诏谕：“奚有五部落，宜赐物三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兵士及百姓，余一万段与东光公主、饶乐王衙官、刺史、县令。契丹有八部落，宜赐物五万段。其中取四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兵士及百姓，余一万段与燕郡公主、松漠王衙官、刺史、县令。其物杂以绢布，务令均平，给讫奏闻。”［5］11332随公主下嫁的众多仆从中，一部分就在当地扎根，与契丹人通婚，成为中原地区先进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者，推动了契丹诸部的社会发展。史言大贺氏联盟之际，契丹地区曾有“城池郡邑，冠盖相望”［5］11277的景象。唐开元末年，在唐玄宗给遥辇屈列可汗的赦书（张九龄执笔）中也提及，契丹社会中已出现“百姓之间，不失耕种，丰草美水，畜牧随之”［7］116的农耕、游牧经济共同发展的现象。玄宗在给李过折和涅礼的赦书中也再次提到，由于可突于背唐而重新引发双方之间的战争，致使契丹境内“羊马不保于孳生，田畴不安于耕种”［7］134，“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7］118。种种迹象表明，唐朝时期，契丹地区是存在着兼营农业的奚人和契丹人的。因此，契丹诸部对于农业乃至城市营建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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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活跃于赤峰地区的契丹人，自独立发展以来就一直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8世纪后，摆脱了突厥控制的契丹作为边疆民族与唐王朝保持长期的密切交流与交往，其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加深远。契丹民族结合自己发展需求对中原制度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尤为凸显。如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亲赴泰山封禅，作为从封者，契丹酋首赫然在列，亲身参与国朝大典的经历，对契丹部落联盟时代的礼仪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封禅时，帝王群臣登顶，积薪为坛，以玉册通意于天，燎祭上帝，恢宏的仪式、庞大的场面，极具震撼感。并且这种祭祀形式与契丹的燔柴告天的传统祭祀暗合，而仪式行为源自上国，则更具神圣性和权威性。因此，阻午可汗时以契丹部落联盟可汗身份昭告上天，宣布权力归属的合法性、合理性仪式，遂成定制。可见柴册仪式构建与唐代的封禅仪式之间有着较为深刻的渊源关系。

再如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契丹可汗之后，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有意识地引入中原传统制度文化。为了摆脱契丹世选制度对皇权的影响，阿保机设置惕隐管理宗室，同时将“受命于天”与“受命于祖”的政治理念与契丹传统精神信仰相结合，引进宗庙祭祀理念，塑造始祖形象，在木叶山立始祖庙。辽初设置宗庙体现着辽政权对中原制度的认同与借鉴。

北朝以来佛教发达，契丹本土地区也发现了时间较早的佛教遗存。如发现于赤峰市林东镇附近的辽代真寂之寺石窟，据有关学者研究，石窟开凿始于五代，其中的释迦牟尼涅槃群像、佛像、菩萨像背后高大的背屏等都带有浓郁的唐代艺术风格，浮雕佛像“一铺九尊”的配置方法也与隋唐以来佛教寺院的大雄宝殿一脉相承。［8］这些都鲜活地反映了隋唐文化对辽代佛教文化的影响。

此外，唐代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绘画方面。在发现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宝山辽墓（迄今为止发现明确纪年最早的辽代墓葬，1号墓中发现天赞二年（923年）的墨书题记）壁画中，就有大量图案和纹饰采用了承继自唐代的晕染法绘制技艺。其中在墓室内多处出现的卷云托火焰宝珠纹，无论是从单个造型设计还是从绘制的技法来看，都与唐及五代绘画装饰艺术有着密切的关联（见图1），尤其是2号墓石室门外侧门额上绘制的莲花托火焰宝珠纹，是唐代敦煌壁画中常见的装饰纹样（见图2）。

图1 宝山1号墓甬道拱门顶部卷云火焰宝珠图案

图2 宝山2号墓石门门额莲花托火焰宝珠纹

宝山1号墓甬道拱门顶部卷云火焰宝珠图案和2号墓石门门额莲花托火焰宝珠纹［9］166反映出契丹的丧葬习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关于契丹的葬俗最早见于《隋书·契丹传》：“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旧唐书·契丹传》中也载：“（契丹）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这种简单的“风葬”与“火葬”结合的丧葬形式就是早期契丹的传统习俗。10世纪后，伴随着契丹政权的建立，其丧葬习俗发生了改变，太祖死后修建了规模较大的陵墓，随后不同形制的墓葬在契丹人中大量出现，并且自辽朝初年开始，契丹统治上层就在传统风俗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大量的汉唐礼俗，形成了一整套的丧葬礼仪，如下葬期间的上哀册仪式，实行丧服制度等。《旧唐书》载，契丹人“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的丧葬风俗也受到汉人礼俗极大影响，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也逐渐为契丹人接受，如忠孝观念等。另外，死后归葬祖茔、夫妻合葬等葬俗也在契丹社会中屡见不鲜。如耶律仁先死后“归葬于葛萎母山之膴原，从先茔，礼也”［10］354。1986年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发现的辽陈国公主墓，就是与其驸马的合葬墓，这种夫妻合葬的辽墓发现较多，可见夫妻合葬的葬俗在契丹社会中已成为惯例。自1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契丹人特别是契丹贵族有了固定的家族墓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部分契丹人逐渐改变了原来车马随行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或半定居生活的现象。总之，受到汉族葬俗的影响，契丹人的丧葬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表现为从不建坟茔冢墓到建筑规模较大的类屋式墓葬的转变，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契丹人对中原传统文化的认可和接受。

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契丹文化也随着朝贡、互市、和亲及入唐蕃将等多种渠道和方式进入唐朝，唐朝统治者更是以其强大的政治、文化自信，展示出兼容并包的广阔胸襟。如奚车，本契丹塞外游牧迁徙所用之具，在开元、天宝年间渐渐传入唐境，并在京城长安流行（见图3）。《旧唐书》载：“今乾元已来，蕃将多著勋于朝，兜笼（巴蜀妇人所用）易于担负，京城奚车、兜笼，代于车舆矣。”［11］1957

图3 辽墓壁画中的车（摹本）

此外还有服装，其实自春秋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服饰文化的交流就十分频繁。《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这种起到障蔽容姿功能的羃篱，本是少数民族服饰，北朝以来被中原人所接受，唐朝时期更是风靡一时。《新唐书》中记到，唐初，妇人流行带羃篱障蔽。到了高宗永徽年间，妇人开始使用帷帽，这是一种高顶宽檐笠帽，在帽檐一周带上薄而透的面纱，较之羃篱更短，面纱长度仅到胸部，这种形制的帷帽在武则天之后更加盛行。命妇朝谒时，也乐于乘坐驼车，朝廷虽屡有禁令但流行热度丝毫不减。中宗后期，社会风气更加开放，还出现了女子穿着奚、契丹样式的男装、皮靴骑马的景象（见图4）。

图4 唐墓壁画中的胡服侍女形象

至北宋时，中原地区妇人中还流行一种源自契丹的服装——钓墪（吊敦），时亦谓之“袜裤”。北宋政府曾多次下诏禁绝，但是民间一直盛行不衰，甚至在公开场合，伎乐人员也穿着“钓墪”表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段窄袍，红绿吊敦，束带。”［12］689还有“毡笠”，《契丹国志》记载：“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13］252这种源自契丹的冠帽，因其防风、保暖的实用性，同样也深受中原地区人民的喜爱，即便宋朝政府明令禁止毡笠在社会上传播，但却并没有达到彻底禁止的效果。宋人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记载，元祐三年（1088年）冬天频繁下雪，百姓苦多有冻死者，吕公著为相，赈济灾民，“为毡笠棉衣以御寒”。既然国家都用毡笠赈济，可见当时的使用一定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如此，靖康之难徽、钦二宗被虏，在路上亦有“顶青毡笠乘马”的形象。

三、辽朝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

进入10世纪后，契丹统一中国北方，建立辽政权，赤峰地区正是辽朝“五京”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上京和中京所在地，是当之无愧的辽文化核心区。辽王朝时期，赤峰地区共设14州，分别属于上京道和中京道。［14］州之下辖34县，还有一座越王城，时至今日，赤峰地区仍保存了大量辽代的地面遗迹。除上京、中京之外，目前经过初步调查确认的辽代中小城址多达30余座，此外还有大量佛塔、寺庙等宗教建筑遗迹。

契丹旧俗好鬼而贵日。崇山兼祭天，风伯雨神，白马麃鹿，都是契丹人祭祀的神祇。辽王朝建立后，为了完善国家制度，尊儒崇佛信道，四时捺钵与五京建置、因俗而治、官分南北等均展现出辽王朝兼收并蓄之姿。

官分南北的政治体制。契丹建国之前，官制简单，事简职专。辽太宗时，燕云十六州划入辽政权，太宗就如何管理中原土地和汉族人口等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原南京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并重新改定燕云十六州的部分州名，如新州更名奉圣州、武州更名归化州等；宣布燕云十六州保留一切制度不变，采取与契丹等北方民族不同的管理方式，继续沿用中原的管理组织制度，实行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居住区域的分别管理政策，从而确定了辽政权政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特征。《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5］685在北面官的基础上仿照唐制设置了南面官体系，该体系是在太祖时期设置的汉儿司基础上发展而来，用汉族官员管理汉族地区的政治体系。世宗继位后，于大同元年（947年）八月癸未，设置北院枢密，任命安抟为北院枢密使；九月，任命高勋为南院枢密使。自此，南、北枢密院成为当朝的宰辅机关，形成两面官制的政治制度，即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15］686

“向汉律看齐”的法律制度。辽初律法主要以传统的契丹民族习惯法为主。神册六年（921年）辽太祖下令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并设置钟院以便民众申冤，这里的《律令》主要是针对辽初境内的汉人。“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中的法令，则是契丹统治者在吸收中原法律制度的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习惯法，加以改造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如规定：“亲王从逆，不磬诸甸人，或投高崖杀之；淫乱不轨者，五车辕杀之；逆父母者视此；讪詈犯上者，以熟铁锥摏其口杀之。从坐者，量罪轻重杖决。杖有二：大者重钱五百，小者三百。”［15］1039此律法在唐律十恶的基础上进行变动，成为成文法律中的一部分。重熙五年（1036年）辽兴宗制定《重熙新定条制》，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颁布了《咸雍重修条例》，这部法典共545条，取唐律173条，这173条实则是对《唐律》的全面复制，而新制定的部分也是借鉴于《唐律》。

承唐比宋的礼仪制度。契丹传统社会中并无中原传统礼制观念。阿保机在辽政权建设初期即开始有意识地效仿中原政治制度，将礼制观念引进契丹政权建设中，辽太祖七年（913年），始制定吉仪和凶仪。辽太宗时，整体移植中原后晋政权礼法仪制，在国家礼制建设方面续有发展，及至辽朝中晚期，已经建立了兼收并蓄、多元文化融汇的政权礼仪制度。

在辽政权的诸多礼仪制度中，契丹传统习俗与中原礼制交融。如宗庙制度，早期契丹人对于去世的父母采取载尸置山树之上的方式，三年后才举行燔燎、酹酒、祷告等祭祀仪式，来表达灵魂升遐、祈求祖先保佑庇护的含义。从仪式来看，契丹人对祖先的祭祀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尚未与当时社会公共权力发生联系，同时“父母死而悲哭以为不壮”的观念和焚骨而咒所表达的含义，也表明祭祀不是对已逝父母的孝思，与中原传统宗法制度无关。10世纪之后，阿保机通过典族属强化宗族势力，并将“受命于祖”的政治理念引入契丹政权，效仿中原国家礼制建设，营建都城、建立祖庙、奉安其父撒剌（重熙间追尊宣简皇帝）的遗像等，将宗庙观念与契丹社会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其后辽太宗时期，一方面在多地营建太祖庙，供奉太祖御容，形成以拜容为核心内容的告、谒庙仪式，借助阿保机塑造的半人半神形象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肯定了契丹始祖的地位，将祭祀始祖与祭祀木叶山、祭祀天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将契丹传统敬天、崇祖与中原宗庙祭祀糅合的辽朝宗庙格局。太宗时期，这种宗庙设置也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在吸收、借鉴中原宗庙制度的同时，糅合了部族祖先崇拜信仰，创造性地开启了辽朝宗庙制度的建设。

此外，除“吉、凶、宾、军、嘉”五礼，辽代还有岁时杂仪，其中大部分都是契丹族的传统习俗，还有一部分为佛教或中原民间传统习俗。如八月八日屠白犬等是契丹传统习俗，佛诞日、中元节则是受佛教文化影响，人日食煎饼、五月重五日系长命缕等是中原传统习俗。

多元融汇的辽代社会文化。澶渊之盟后，辽宋间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和平交往，南北方文化元素迅速融入辽代社会，形成了多元汇聚的北方文化。如文学方面，辽人喜吟诵，又早慕华风，辽代的诗歌作品上承唐风兼容宋韵，同时又夹杂了北方游牧文化的风情。诗歌作品包括汉文和契丹文作品，目前留存至今的辽朝时期汉文诗歌作品大约有七十余首，创作者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再如绘画，契丹民族的绘画属于我国古代北方草原画派，题材上皆以描绘辽朝时期社会生活或草原风光为主，善于出行、骑射、宴饮等主题。在承继唐五代以来中原绘画技法的同时，也吸收借鉴宋代绘画技艺，以粗犷豪放的风格、简洁明快的技法为特色。在墓葬壁画装饰中，辽人对花鸟等题材颇为喜爱，如在解放营子辽墓中发现一幅“双凤对鸣”图，此图中央为一仰莲盆景，两只凤凰相向站立于花盆两侧，花盆中盛开着牡丹花，花卉之上彩蝶小鸟竞相飞舞。具有浓厚中原文化气息的缠枝牡丹花纹也是辽人喜爱的纹饰之一，大量墓室装饰、器具以及建筑上的牡丹纹样实物，反映了辽代社会对中原传统文化和审美旨趣的趋同和认可。再如契丹文字，契丹族本无文字，契丹族文字创制于建国之初。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契丹传”载：神册五年（920年）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等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创制契丹文字。创造的方式是，借用隶书汉字，取其一半，或增加笔画，或减少笔画，共得字数千。耶律突吕不等创造的这种属表意系统的文字，被命名为“契丹大字”，在当年九月由辽朝政府在契丹本土境内正式颁行。由此可见，契丹文字作为汉字的衍生文字，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外，辽初大批汉族人口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契丹本土地区，为了安置这部分汉族人口，契丹贵族们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筑汉式城郭，掀起了草原地带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其中辽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的营建意义非凡。太祖二年（908年），阿保机修建“明王楼”，这是辽上京城营建的开始。神册三年（918年），又以汉官康默记为“版筑使”，在西楼原有汉式宫殿建筑基础上修筑城墙；随后，又诏在上京城内“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等，完成皇都的基本构建。辽太宗时期继续扩建，“展郛郭、建宫室”。天显五年（930年）时，皇都内已具开皇、宣政、安德、五銮四大殿及一部分宫室、楼阁、寺庙等规模。天显六年（931年），辽太宗再次下诏修筑京城，并于次年“御制太祖建国碑”。至此，辽朝皇都城内的政教礼仪性建筑基本齐备，成为契丹辽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辽上京城的营建为草原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推动了草原经济由单一向多元经营的转换。

同时，由于契丹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科举制度的推崇，自圣宗朝始，社会上出现了“礼乐交举，车书混同。行大圣之遗风，钟兴宗之正体”的儒学文化繁盛之景象，“华夷同风”的社会观念已然成为社会的共识。契丹人更以华夏族自居，《辽史·太祖本纪》“赞”中述及契丹先世史事时，认为自己是炎帝之后，并对出自炎黄后裔的唐尧、虞舜不吝溢美之词。辽圣宗曾作《传国玺》一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16］20在汉文化传统观念中，国玺是皇帝的象征，辽圣宗在此将其作为传国之宝，说明契丹人对汉文化中的中国玺所蕴含的文化观念的认可。正如辽道宗所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17］318

综上可见，辽朝时期统治者大量地吸收借鉴了中原政权的国家治理理念，在王朝政治秩序构建中秉持了华夏一统、中原正统等观念。从赤峰市境内现存的辽代历史文化遗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辽代社会从国家礼制构建到社会管控，从民族起源到风俗习惯，都呈现出对“中国”和华夏文化的极大认同。在辽政权的开发与经营之下，自周秦汉唐以来作为中原华夏与北方夷狄之间民族界限的长城，正在逐步失去它的作用。胡汉交融的社会面貌使长城南北地区融为一体，改变了中国北方社会的面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