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祥

一、何以必须讨论“新乡土写作”

近年来学界关于“新乡土写作”的讨论一直不断。傅华、董爱宇的《想象乡土的方式——“新乡土写作”片论》①傅华、董爱宇：《想象乡土的方式——“新乡土写作”片论》，《艺术广角》2022 年第1 期。、朴婕的《乡土写作还能如何“新”？——百年乡土叙述线索上的“新乡土写作”》②朴婕：《乡土写作还能如何“新”？——百年乡土叙述线索上的“新乡土写作”》，《艺术广角》2022 年第1 期。、刘芳坤的《新乡土视角及先锋写作的续航》③刘芳坤：《新乡土视角及先锋写作的续航》，《艺术广角》2022 年第1 期。等论作都是近期关于“新乡土写作”的一些思考。早在2016 年前后，就有不少学者和会议对此展开了讨论，《雨花》编辑部对此进行过专门的推介，认为其特色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乡土写作”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其主要关注21 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农村的变化；二是创作群体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以20 世纪70 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居多；三是在写作手法方面既注重和现实的紧密勾连，又强调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游离。一些研究者如项静的《“新乡土”写作（年度话题）》，从代际视野出发展开讨论，认为青年作家在乡土写作中能够“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从而具有一种“相对自然主义的视野”④项静：《“新乡土”写作（年度话题）》，《人民日报》2016 年12 月23 日。；杨位俭在《从新乡土写作的“新”说开去》中梳理了21 世纪以来乡土写作的几种新认识和期待，并对乡土写作的“新”质为何展开了具体分析①杨位俭：《从新乡土写作的“新”说开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9 月10 日。；青屏也在《“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中提出新的乡土写作寄望于新的写作群体②青屏：《“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长江文艺评论》2018 年第1 期。。“新乡土写作”中比较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是宋学清的学位论文《“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其对21 世纪以来展现出中国全新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的乡土长篇小说进行了解读。作者也提出，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概念，“新乡土写作”是在“当下”文学现象的萌芽期提出的一种文学期许③参见宋学清：《“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博士毕业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8 年。。近10 年来，不少学者和论坛都对“新乡土写作”展开了讨论，这意味着“新乡土写作”在很多层面已经具备了深度讨论的条件，是多方面要求的结果。

首先，讨论“新乡土写作”是新时代乡村的要求。21 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一轮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资本、媒介、国家等不同层面的主体在这关键的时间、地点交汇到了一起。从农业税取消、新农村建设到后来的美丽乡村、土地流转、工商资本下乡、精准扶贫，再到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振兴，这一系列乡村变革与实践，被学界称为“新乡村建设”。以往的乡村建设更多是把乡村看作落后的和需要改造的对象，当下的新乡村建设是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距拉大、“三农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国家对于乡村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汲取”变为“投入”，乡村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亟待开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正资产。当下新的乡村经验和乡村结构正在诞生中，也迫切需要新的表达和呈现方式。

其次，讨论“新乡土写作”是乡土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天的乡土写作已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如过去的农民概念是否适用、现代乡村如何书写等。但当前乡土写作的范式还没有实现整体转型，呈现一种“21世纪的乡村现实与20 世纪的乡土创作理念”的整体倒挂的局面。王一川认为现代性体验需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惊羡体验，即又惊奇又羡慕，涉及新生—未来的维度；二是感愤体验，即充满怨恨与愤怒，涉及主流—现在的维度；三是回瞥体验，即对行将消逝但却意味无穷的古典文化传统报以深深的回瞥，涉及剩余—过去的维度；四是断零体验，对过去、现实和未来都感到无望或绝望，颇有多余人、断裂、绝境等感受”④王一川：《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河北学刊》2003 年第4 期。。对比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20 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基本属于前两个阶段，而21 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 年来的乡土小说，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大量挽歌式的创作成为当下乡土小说的主流。不断增长的乡村现代体验要求文学必须做出艰难的回应，很多研究者已经感觉到以往的写作范式在解释乡土变化中的某些不足，毕竟现在的乡村与传统小农社会有了很大差异，“我们如果仍然是按过去的方式写乡土小说，过去的结构处理乡土，很难适应新的变化，也很难能够让我们的乡土写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⑤张王飞：《新乡土写作与当代中国——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专家发言辑要（二）》，《雨花》2016 年第22 期。。“新乡土写作”在探索新表达方式的同时，也能补救以往乡土文学某些方面面临的概念溃败和解释力不足等问题，甚至有可能构成一整套的、对未来乡土文学进行常规考察的指标体系。

最后，目前学界对“新乡土写作”的讨论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学界对究竟何为“新乡土写作”及其该如何发展等问题还没有定论，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预测，这可能会使“新乡土写作”这种逐渐成熟的现象变成一种语焉不详的东西。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学界对当下乡土小说的写作现状还缺乏深度梳理。文坛每年都会产生大量关于乡土文学的作品，光长篇小说就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百多种文学创作类期刊，每年也会刊发各类乡土小说，对其梳理费时费力。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更习惯于用长篇小说作为样本展开分析，样本广泛性和普遍性就有所欠缺。二是，很多研究者将乡土创作领域的局部革新，如创作手法、作家群体的变化等当作了“新乡土写作”的全部，未能形成系统而全面的认识。目前研究者的视角更多是集中在刘汀、付秀莹、叶炜等作家的乡土写作上，认为他们的作品有了一些与过去乡土写作不一样的特点，但对这些作家新特征的论述上又不太明显，或者找不到新的标准进行评价，这不利于真实地揭示“新乡土写作”的形态。三是，面对乡土文学中不断出现的新形态，一些研究者还习惯于从传统的视角切入，更有甚者简单认为这种新形态是对乡土小说写作传统的破坏，将其归入到难以辨识的现代符号之中，导致“新乡土写作”很难获得概念号召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充分厘清“新乡土写作”到底处于或者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现状，以及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二、“新乡土写作”已提供的新经验和新特质

当前“新乡土写作”的难点其实并不在于“破”，而在于“立”，也即必须找到它的立足点和根本特征。“新乡土写作”不能只是作为一个时髦的、暂时性的概念来出现，人们关注“新乡土写作”主要在“新”这个字眼上。在笔者看来，“新乡土写作”必须立足于新的美学理念和经验资源，体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变化的新理解和新认知，揭示新的乡土生产及生活方式，描摹新的乡土精神风貌，而非对以往乡土写作方式和经验的简单重复。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乡村价值与功能的新理解

在过去的乡土写作中，作家们描写的乡土基本上都是静态的、生产主义视角下的乡村，乡村就是进行农业生产的，书写传统小农及其生产方式是过去乡土小说的主要任务。而今天的乡村在很多方面已经日渐变得“现代”，近年来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使得新型经营主体进入乡村，大量商业资本进入不同经营环节，大规模资本进入乡村；“村改居”的实施也使得乡村空间大范围重组，很多乡村脱胎换骨。田耳近年来的“新乡土”作品就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描写，《到峡谷去》《吊马桩》等都描写了一个叫鹭寨的村庄，村民在时代冲击下开始从事旅游产业，村庄已经完全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乡村发展被嵌入到不同维度的资本活动中。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名流出没的村庄》《韩先让的村庄》主要讲述了韩先让如何在村庄中役使资本、改换天地。随着乡村整体变局的到来，农民日益被卷入到市场化的经营之中，“在当前中国的农业转型过程中，大部分小生产者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吸附到农业资本主义的体系里面”①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2015 年第5 期。。在这种背景下，农地发展权转让、农业—环境项目、“互联网+农业”等农业新业态开始频频出现，并被很多作家捕捉到。在这方面，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北京创业一直没有起色的范少山决定回乡创业，他找到了传说中的金谷子，又顶住压力开始搞绿色农业，坚持不打农药，带领村民组建合作社，流转土地，也积极参与了直播销售，一个新时代农民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刘汀的《草青青，麦黄黄》讲述了北京的成功白领田晓因为厌倦了都市生活而返乡创业，开始了“互联网+农业”的经营。②刘汀：《麦青青，草黄黄》，《草原》2019 年第9 期。市场化、产业化的背后意味着传统小农经济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乡土小说书写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时至今日，乡村面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书写新的乡村面貌，给予乡村新的价值定位已经成为乡土小说的重要使命。

在传统农业中，人们更注重乡村的实用性和生产功能，今天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乡村兼顾了粮食生产功能、旅游休闲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等。农业兼具自然和经济的双重属性，社会对于乡村的诉求已经逐渐发生变化，乡村的美学、消费功能则越来越被强调。在朱百强《种菜的老人》中，老韩因为不适应城市的生活而返回乡村，看到村里的耕地都抛荒了，有的甚至成了垃圾堆，便自费种起了蔬菜，村民可以免费采摘，于他而言种地完全成为了一种消遣。在今天，农业生产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乡村正在从物质短缺生活缓慢步入到富裕生活之中，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开始降低，乡村耕作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孙爱雪的《轻灵的风吹来》中还展现了一种新小农的发展趋势。唐小娅这个都市的成功经销商，有房有车，存款数百万，却每年都要回乡种田、拾麦子，藏在这背后的是她舍不下对土地和过去的依恋。荷兰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在《新小农阶级》中指出，再小农化是当前农业领域的一种重要潮流，新小农充满了对土地和生命的尊重。在过去，农业劳动仅意味着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在土地上从事的耕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认为是远低于其他行业的。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中，劳动书写一直呈现溃败的局面，以致21 世纪以来的乡土农事书写几乎消失殆尽。“新乡土写作”中的很多劳动叙事似乎发生了意义的逆转，劳动不再是个人被动适应的产物，它是个人主体性发挥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劳动能够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主人公也感受到劳动带来的意义和自我价值。

（二）对乡村新生活方式的描摹

自乡土文学发生以来，城市与乡村关系一直紧张。而近年来很多研究者都提出：“新乡土写作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质，就必须具备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的广阔视野，这就需要新乡土写作努力打破城乡界限，在坚持乡土主体性特征的前提下，适应城乡一体化时代趋势，融合乡土和城市，找到乡土和城市联通的精神密码。”①《雨花》编辑部：《走向城乡融合的新乡土写作》，《雨花》2016 年第24 期。但是到底城乡统一化怎么进入文学？坚持“新乡土写作”的作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经验。陈斌先的《月牙塘》中，黄晓婉自己在老家开民宿，从事生态养殖，也经常进城看望丈夫和儿子。在乡的农民生活也在发生变化，与城市的接触日益密切。重新返乡也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表现，近年来城市高收入群体、专业知识群体等精英回归乡村生活，他们看中的主要是乡村的气候、环境和生活节奏，回到乡村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权力者或食利者，而是一种自身闲趣意愿驱使。侯波的《胡不归》中，退休回乡的薛老师因为成功举办一台晚会而被委以重任，带领村民重整乡村秩序，让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严泽的《杨春生做屋记》是新版的“李顺大造屋”，在深圳混得风生水起的杨春生决定把老屋翻新一下，回村居住，不料却遭遇了村里人的种种“潜规则”，利益与伦理共同宰制着转型期的乡村。乡村生活并不是所有返乡精英都能适应的。“新乡土写作”本身也是城乡一体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在入城与返乡、离土与守土之间建构出的一种含混性的经验，将乡村与城市放在同一位置上，二者只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功能的差异，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这是对过去乡村认知的一种颠覆。

在新的生产方式崛起面前，当下乡村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变，特别是“村改居”之后，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描述上楼之后村民的生活状态也开始成为一种写作潮流。夏天敏的《歇云小区》中，村里因为易地搬迁而让德恒老汉住进了楼房，但他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楼栋，只能依靠墙体上的动物壁画才能够返回。小区种了很多草坪，德恒老汉觉得这是浪费资源，于是悄悄地将草坪都换成了麦苗。尹学芸的《贤人庄》中，由于搬迁，村民的生活习惯变了，大家都变得不爱串门了，个别人留着门也慢慢发现不安全，久而久之，彼此逐渐陌生起来。留下的家畜无法割舍，赵庆福甚至带着驴上了楼。村里的狗无处可去，只能眼睁睁被猎杀。当下乡土小说中，关于此类的创作是比较多的，如黎民泰的《红线》、费克的《最后的山羊》、陈水章的《这块田是我的》等。上楼之后的农民也充满着困惑，因为不再从事农业活动，生活便很容易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这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更体现在精神上。周云和的《坐街》详细刻画了农民搬上楼房之后的转变，由于主业荒废、副业凋零，大部分村民无所事事。②周云和：《坐街》，《十月》2020 年第3 期。以往布满圈层、差序的乡村正在逐渐淡出，“在农业资本化的逐步演进中，‘农民’在迅速分化，把农民或农户看成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是一个难以为继的假设”③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乡土社会强经济弱关联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当下的乡村社会已经是一个熟人、半熟人、陌生人相互混搭的，不同主体交加的社会，维持彼此持久关系的能力与渴望都在衰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社会关系的结构错综复杂，正在展现着有别于以往的生活风格。

（三）对农民现代体验与精神嬗变的反映

在新生活方式的出现、家庭与产业的分离、人与土地关系巨变的背景下，新农民形象也在乡村冲突和转型的张力中被滋养起来，他们之所以“新”，并非是因其形象与外在，而是其心理状态的变化，这是“新乡土写作”中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以往乡土书写中的农民，都落入启蒙、阶级等视野之中，农民呈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极为保守的、麻木的精神状态，现代化的进程正使得一种新的心理结构得以普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未曾出现的，却更加积极、理性、追求自我的新精神状态，如刘汀《魏小菊》中刻画的魏小菊这一人物形象便是代表。农村出身的魏小菊自从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生活世界的狭小，于是决定离婚，周游中国，虽然最后无奈回乡，但已经适应了个体生活的魏小菊再也不愿意回到过去。个人寻求群体、家族是因为外在社会结构的不公、不完善容易引起不安全感，魏小菊的独立也意味着新农民自身感知的变化，意味着他们掌控自身能力的提升。

杨遥的《父亲与我的时代》也是一篇展现农民新风貌的作品。故事中的父亲一直与“我”沟通要做微商，而“我”总是不相信父亲有这样的能力。回乡之后“我”发现父亲已经完全不再是那个只会裱屋的匠人，不仅有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也是抖音上的直播爱好者，“父亲记日记一样，在朋友圈里记录着谷子成长的过程。几天过去，已经冒出一截儿。然后父亲锄草、施肥，施的是羊粪肥”①杨遥：《父亲与我的时代》，《人民文学》2020 年第5 期。。而且父亲和其他乡村村民一样嘴里唱着流行歌曲，“听着他们的歌声，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②杨遥：《父亲与我的时代》。。那种以往文学作品中经常形塑的沧桑父亲的形象似乎已经远去了，新的农民实践和意义正在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具有时代气息的，也是非常有文学魅力的。杨遥塑造的“父亲”形象，也说明农民在市场博弈中获得了自我现代性的拓展，他们其实已经有了应对或者适应市场的能力——这也说明，对于农民，迫切需要新的认识和辨别。郑局廷的《界埂》中，老唐一直坚信种地才是根本，因为坚持不流转土地同村里的年轻人发生多次争执，然而最后老唐通过自己的计算和考察，看到了市场的益处，流转土地入股进入龙虾合作社。从这里看出，在大时代面前，农民并非总是像读者想象的那般保守。这点在一些社会学的研究中已经得到确认：“农民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很多不再参与农业生产，伴随着近年来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很多农民已经由村落搬离进入城镇，乡村的社区化成为趋势，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与城镇逐步一体化，在农民的价值观念中，追求工商发展、积极向外拓展并获取个人财富的奋斗和冒险精神开始获得更大的认可。”③韩鹏云：《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与振兴路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新的农民或许还在劳动，但劳动不仅仅意味着生存，更意味着事业，他们得益于独特的生活阅历，一种经由故乡与他乡、离乡与恋乡之间交融共生的观念系统正在喷薄而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新乡村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姗姗来迟——这就是奇妙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生产力耦合的结果。

新农民并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主体，他们的生活看似封闭，视野却并不狭隘；他们沉入底层却并非底层，这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农民的认识。在传统意义上，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而工业文明的时代意味着可以更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宋红星笔下的舅舅、刘汀笔下的田晓等人有着多重身份，从事农业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看待这些新农民的时候，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劳动、收入等视角，更要关注他们生产的产品的区别、生产方式的不同，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这些都说明，农民的终结在更大意义上是指狭义的农民也即传统小农的终结，而不是广义的农民终结。虽然大国小农的现实短期内不会变化，但是传统小农却已经过渡到了社会化小农阶段，意味着农民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变通性和模糊性。今天社会分层的标准已经从政治、制度层面转移到了经济、市场层面，很多接受了市场化洗礼的农民也获得了一定的主体性，所以，对待农民需要更多的弹性认知。乡土农民的书写本身也是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不应该只是文化的和阶级的，更应该是多元的。

三、“新乡土写作”与被质疑的“不足”

“新乡土写作”已经连带出了很多的新命题，它使过去习以为常的写作概念、乡土认识、形象塑造等都发生了变化，从目前现状来看，很多都是人们不太适应的，这就使得一些人在看待“新乡土写作”的时候将其当作一个碎片化的、不可知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东西而忽略它。

首先，从主题上看，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新乡土”作家不像贺享雍、阎连科、夏天敏等老一代乡土作家那样对道德、暴力、土地、权利、革命等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也没有他们深沉、博大、厚重，他们很少回应改革、政治、变迁等宏大命题，他们呈现小农的状态却很少批判小农，回到集体却很少关心集体，关注个人自由却很少直接呼喊。因为很多“新乡土”的写作者都是更为年轻的“70 后”“80 后”作家，他们与过去一代作家对历史与社会的认识是不一样的。“50 后”“60 后”等作家笔下的乡土经典化书写，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下相对稳定的经验和认知之上，有着确定的信念，这赋予了他们写作的定力。当下“新乡土”作家生活在乡村不断发生变化的年代，农民面临的主要压力不再是过去的生存危机、宗法束缚和阶级剥削，而是发展的危机。乡土写作的诸多困惑更多是源于无法认识快速变化的乡土社会并准确给予定性，在这个模糊的对象面前，乡土写作有些慌乱，似乎无法契合乡土社会的变化。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标准来要求“新乡土写作”，尤其是谴责作者群体缺乏历史感、道德感。“新乡土写作”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对乡土公共生活普遍不太关心，以往乡土书写中那种常见的交互、协作、碰撞都开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成长史、生活史，乡村似乎也不再是“我们”的村庄，而是“我”的村庄。这可能也是很多人质疑“新乡土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新乡土”的写作者都没有经历过集体式的生活熏陶，接受的更多是现代都市生活，即使回到乡村，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与群体意识都比较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乡土写作”非常喜欢个人化风格，这并非仅仅是始于个性，也有可能是始于贫乏。“在社会经验无法再概括成文化的情况下，文化本身也就变成私有的了”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蒲隆、赵一凡、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100 页。。在乡村生活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乡村还没有完全丧失了共同体机能，“新乡土写作”也不能忽视周边传统的力量，不能忽视乡村伦理氛围的建构，这是乡土小说继续获得合法性和连续性的重要基础。

其次，“新乡土写作”碰触到了很多过去作家们没有遭遇、不屑处理或者不知所措的领域，如资本与道德的关系。在阅读21 世纪的乡土文学作品时，笔者深感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之大。笔者这里指的主要是广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它表现了对农业文明的颂赞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现代文明则持怀疑姿态。尤其是21 世纪以来，城乡差距的拉大，使得人们对发展产生了怀疑，转而退缩并将乡村自身传统价值化。以往的乡土叙事中，充满了对乡村异化发展的警惕，或者部分肯定资本的合理性，但最终都是以资本被道德战胜而收场。如张炜的《古船》、李佩甫的《羊的门》都有对乡村资本化的批判，他们一方面认为资本有助于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又质疑资本对人性的腐蚀。新的资本入侵是在乡村社会资源流失与资本全面下乡的张力和裂缝之中展示自我的，“新乡土写作”中有着对现代资本的大量描写，资本并不是神话，它是贪婪的，又是可利用的，并不是以一种固化的结构面孔出现的。“新乡土写作”对资本的书写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于中看到的是乡村的成熟、包容和开放。乡村现代化会带来很多问题，并非仅仅是人的道德异化问题，人的发展问题也是重要的命题，新的生产和劳动方式确实带来了人的精神气质的变化，从这点上看，“新乡土写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最后，很多人觉得“新乡土写作”中没有地方感，这也可能是它最受人诟病的地方。“新乡土写作”放弃了启蒙主义的象征隐喻，又没有集体书写的热情冲动，还缺乏对地方性知识和价值的指认，那么乡土写作的意义究竟何在，是突出与城市经验的异质性，还是仅仅表达一种好奇和把玩心理。众所周知，乡土书写的特色来源于对地方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确认，乡土写作是血缘、情感和感触的内化，但是在很多写作中，很难找到对当地或者某一区域经验的确认，找不到创造者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仿佛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转移，而且还是剩余的城市经验的转移。关于这点，笔者认为不能太苛责新乡土作家们，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未来需要直面的问题。乡土文学包括一种地方想象，地方意味着有自己的特性和历史。但是在“新乡土写作”里，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游子和外来者，流动构成了他们的一种重要生活特征，乡村更像是一个曾经的、暂时的归宿，无法提供一种连续性的体验，乡土书写的地方感不浓厚也并不奇怪。在全球化时代，“无地方性”开始成为一种潮流，地方不再神秘和封闭，在乡村充斥着外来者的背景下，人人都可以分享“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是同质的，理论上已经不具备异质性。所以，当某一个地点能满足人生存需要的时候，意味着此时此地能够成为一个人自我感觉的价值中心，它就可以成为人们体验的中心，也不必执着于它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完整、丰富。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新乡土写作”的未来进路

“新乡土写作”本身关涉着非常多的命题，也与乡土文学转型问题密切相关，如果只是搞清楚了“新乡土写作”的创作现状，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新乡土写作”遭遇的所有问题，未来“新乡土写作”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进路，需要认真考量。

（一）以开放多元的观念看待乡土

“新乡土写作”打开了传统乡土小说所没有的局面，很多属于过去的问题意识、思想传统、呈现结构都发生了扭转，它也触及了乡土写作中潜藏的乡村性问题。乡村性是乡村的本质规定，也是人们理解乡村、期待乡村、想象乡村的重要立足点。它既可以被辨识为一种生存空间，一种生产方式，也可以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社会关系。在以往的乡土写作中，乡土创作都是建立在稳定的乡村性认知之上，土地、劳动、乡村都是密不可分的，人们一直假定农民的观念和思维都是相似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习惯。“新乡土写作”中，作家们体现出了一种挣脱的欲望和努力，乡村性不再是一种固定的本质，而是处于不断被生产、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当然很多写作可能也已经在无意间触碰到了这个问题。未来的“新乡土写作”中，写作者必须从原来的、无意识层面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动态地把握乡村性，不断更新对乡村的认识，尤其是当下自媒体、互联网等都已经成为推动乡村重构、让乡村发声的关键力量，在这样背景下生成的乡村性更开放、更丰富、更善变，也更难以识别。乡村性一旦被重新理解，乡土写作也会随之日新月异。

对农民这个群体的理解和认知也需要进行调整，毕竟今天在乡村耕种的未必是农民，农民未必就会耕种。今天乡土小说中的农民身份更多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定义，在当下社会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构成农民的要件、定义农民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未来还应该继续拓宽农民群体的范畴，一切在乡村从事土地生产、经营的群体都可以被纳入进来，无论在乡村的经营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无论是出于盈利目的还是休闲目的的经营者，都不应该被排斥出去，这样才符合乡村的实际。

在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系统对个体的重塑也在不断加快，新的农民价值观念也在不断更迭，农民的自由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都在发生变化，正在从一种传统的生存伦理向更为开放的现代伦理观念转变，这要求作家在看待乡村的时候，必须采取包容的而不是批判的姿态。如在很多新农民那里，其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品质开始被强调，潘绍东《扬尘飞舞》、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刘庆邦的《东风嫁》等都有体现，消费文化本身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应该将其异化。诸般变化之下，未来的“新乡土写作”中只有以更为开放的姿态看待变化中的人与物，才更有可能获得崭新的视野认知。

（二）讲好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新乡土写作”追逐着奋斗者的脚印，记录了新时代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批判了转型期乡村的诸多问题，它确实让读者耳目一新。但从目前来看，能够让评论界感受到力量、美感的作品还不是很多。新时代乡村最大的特征就是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不同步引起的含混性，只有揭示出这种复杂性才能够满足人们的期待，逼近人们理解中的现实。在“新乡土写作”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写作并不完全是再造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是要安心爬梳乡村内外之变；不要过分求新，否则呈现出来的新乡村就是单面的而非立体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外发的，不是内生的，传统与现代也不存在着谁是谁的精神子嗣的问题。资本、技术、商品等要素正在不断嵌入到乡村，但它们与乡村是存在一定区隔的。而乡土小说并不需要太多的清晰和刺激，恰恰是模模糊糊、絮絮叨叨的东西才会带给人们美感——从这个意义上，读者便会理解现有“新乡土写作”为什么会有新闻信息、报告文学的味道，少了些文学韵味。在乡土文学中，祥林嫂的蒙昧、翠翠的懵懂、余占鳌的莽撞之所以打动读者，是因为这些作品传递着农业社会最丰富、最深广的经验和世界观，它们朴素而又真切。越是精彩的故事，读者越能够感受到它属于乡土性的那种内在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美感效应。

无论乡土怎样变化，都无法改变乡土小说的本质与内核——乡土性。作家要积极关注乡村、农业、自然与现代性元素深层的融合、博弈、内化，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冲突。书写新时代乡村其实就是讲好乡村的融合性、复杂性，讲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人性中的善恶冲突等。侯波的小说在近年来之所以获得认可，就在于其深刻揭露了一种含混的乡村以及新旧元素的交叠碰撞。付秀莹的《陌上》之所以被誉为“新乡土写作”的代表，也是因为其揭示出新时代乡村的另一面，即人情世故、家长里短与现代资本的纠葛，这也是真实的乡村内面。

（三）塑造乡村新人与新典型

新农民的想象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塑造新农民的关键应该是：写出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丰富的心理体验，关注人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在这方面，一些作品也是比较出色的，如朱辉的《七层宝塔》中，上楼的老年人与青年人因为生活习惯不断产生着冲突，最后才实现微妙的和解。当下乡村中，传统与现代其实是呈现出犬牙交互的状态，每个人都是过去与现在的“中间物”，都不可能完全与传统和过去割裂。农民理性适应现代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写出艰难的裂变更能体现时代的转折。

在人物塑造方面，“新乡土写作”还有很多的生长点未被深度关注，如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农民逐渐从一种身份变为职业，他们会怎么从心理上告别过去的经验？新农民返乡之后，会经历哪些更为深层的人生困境，应如何面对人生的失败？旧的乡村传统与现代生活耦合之后，是否能够在新的活动中，发展出新的职业伦理呢？继续关注新农民在新处境中的状态和行动，也是未来的书写进路之一。

新农民已经步入了与时代脉搏、精神走向相共振的频道上，这些为孕育新的乡土文学典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新农民的书写和塑造还处于一个崭新的起点上，确立新时代的乡土性和农民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当下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会有所欠缺。这种情况下，表现其与现代生活的差异与对立的经验更容易被强化，如何继续完成新农民的想象，真正塑造有影响力的典型是作家们需要持续努力的。

（四）新地方经验的关注与发掘

百年乡土文学的经验其实就是地方支撑起中国经验叙事的过程。中国经验是一种有助于人们把握时代的认识逻辑与价值体系内核的东西。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乡村经验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生产主体，只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乡村与当代中国需求的共同经验似乎已经逐渐脱节，乡土书写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乡村经验已经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验脱钩。“新乡土书写”也肩负着重构地方性，将地方经验重新上升到中国经验的重要使命。“新乡土书写”必须提高自身对当代中国经验的参与意识，事实上它已经展现出了这种能力和路径。“新乡土写作”不断呈现着新的劳动和发展态势，也开始不断进入到乡土写作中。其中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新乡土创业潮以及农民新的现代体验都是地方经验的新累积，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元素，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新乡土写作”证明了乡土小说是有能力回应时代，并继续成为中国经验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未来写作的重点所在。

此外，在新地方经验的关注中，要特别关注那些再生的地方习俗、村居、风景、社群关系等，乡土文化有着属于自身的“抗逆力”和生命周期。再生的文化往往更宽容、更多元、更具民族性魅力，并成为中国经验的样本。在乡村复兴的过程中，地方应如何保护自己的文化，与全球性进行融合发展，是需要作家深度观察思考的。同时，在新地方经验的发掘中，也要思考乡村发展对现代社会的贡献，如科技、人文、道德之下的乡村治理经验，能否为都市生活提供新的参照，能否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路径。当下乡村的生态性价值越来越被强调，“新乡土书写”中生态书写也是大有可为的，作家可以回归自然，抒发新的审美体验，叩问生存意义，重铸生命共同体，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文学回应的当代重要命题。

未来乡村的政治性、社会性都会淡化，自然性和生态性会突出，乡村的消费功能会得到重视，乡村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乡村被很多人视为创业的乐土：消费主义、怀旧记忆、青春热情、自然主义等社会和文化不同层面的元素交叠在这一场域，新的经验还在融合中，“新乡土写作”就是要继续去关注、消化这些经验，发掘出它与时代共通的地方。

五、结 语

“新乡土写作”是在乡村还未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的意味却充斥着乡村里里外外的背景下催生的，这里冲突频发而又新旧交叠，混乱无序却又新奇丛生，它让人们看清了旧的写作方式和写作观念之下无法辨识的东西：乡土小说并不是人们看上去的那般滞后，又没有理想中的那样乐观。传统的乡土小说让人们感受到力量却感受不到变化，“新乡土写作”让读者感受到乡村的变化却感受不到很强的审美力量。“新乡土写作”的内涵、外延还在讨论中，它还有某种未完成性、不成熟性，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相信“新乡土写作”将会在新时代的曙光中绽放别样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