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内容提要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构境意向为：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是整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基础。这也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说明全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政治生活和观念生活的直接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那就根本不可能深入理解此处马克思、恩格斯指认的市民社会的关系场境本质，以及无法进入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论著。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献情况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我在《回到马克思》第1卷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讨论[1]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4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章。2017年，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2编委会在“试行本”发行四十五年之后，终于正式在第1部分第5卷中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Ⅰ/5,Text,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在此，我们主要围绕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问题，特别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特殊的市民社会”（以下称为“市民社会Ⅳ”）话语构序场境，追述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的变化与发展。这里我将首次利用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文献版来完成这一讨论。

一、社会关系场境中的市民社会Ⅳ

我们先来看一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市民社会Ⅳ的特设理论定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被简单地等同于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似乎这是一个可见的社会刚性结构。这完全是一种误认。实际上，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作为特定的市民社会Ⅳ，恰恰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复杂的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关联在一起的。不认真梳理被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弱化的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就不可能真正入境于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出场的市民社会Ⅳ的话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集中阐释他们刚刚创立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可是，我们却意外地看到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r的出场。并且，这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不是直接等同于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特指一个经济的社会赋型（formating）中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前面遭遇过的隐现状态中的市民社会Ⅳ的构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主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三次专门讨论了这个特殊构序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第一处，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市民社会Ⅳ最重要的讨论，是在主手稿第19页上。马克思、恩格斯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Verkehrsform），就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中的一本重要论著，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版本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完整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正文排列在偶数页，将草案、异稿、边注排列在与正文相对应的奇数页中，将被竖线以及横线删除的部分全部用小号字体复原，将马克思的修改、插入部分用粗题（bold体），将恩格斯的修改、插入部分用斜体（italic体）表示；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昌人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编排了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的中译本出版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能感觉得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已经彻底抛弃了过去所有使用过的哲学话语，不仅人的类本质、异化和外化一类人本主义的思辨话语被搁置了，定在、对象化、扬弃甚至实践活动这样的普通哲学概念也大多悄悄地隐匿起来，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了历史性的物质生产-生产力-交往关系-生产方式的生产话语。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论。这其中，当然有《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应该指出，相对于《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跳出经济学”的人学现象学批判构式来说，这里，他和恩格斯恰恰是重新回到经济学-历史学（等于历史经验实事）的客观逻辑构式。其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式起点的物质生产，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指认的客观实践活动中最基始性的层面，这当然是熟知的直观对象物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在非物像批判第一层面中从对象物到物相化“活动”的消解。生产力这一特殊的概念，用今天的科学话语来讲，就是人通过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外部先在自然世界的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的功能水平，它是创制社会历史负熵的根本力量；而非物像透视第一层级中从“活动”到关系场境存在的转换，则表现为标识物相化生产力水平的筑模（modeling）方式，即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主体际关系历史赋型和构式的生产方式。处于活动中的生产、非直观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物相化生产构序水平和怎样生产的关系赋型方式，这些全新的来自经济学和舒尔茨“国势学”[1]在19世纪40年代时的欧洲，国家统计学（Statistik）也称为国势学，它不仅是一门以数据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而且包括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宏观分析任务。这也是舒尔茨的重要理论构境背景。据李乾坤博士考证，“国势学”的中文表述可能产生自20世纪20年代。关于舒尔茨基于“国势学”的《生产运动》一书具体内容的讨论，可参见《回到马克思》（第4版）的第5章第4节。的话语构序场境，使得我们熟悉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立刻处于一种新的十分陌生的场境存在论的理论构式之中。这当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全新的历史认识论的前提。由此开始，我们认知自然物质存在，不再只停留在非历史的感性直观之上，而会关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物质生产有限改变或根本构序和塑形自然的历史结果上；我们观察社会生活也不会停留在作为物像塑形图景中Bekannt（熟知的东西）的到场对象物和人的肉身状态上，而会是关注着人在特定历史时间性上的“怎样生产”所构成社会定在的历史性关系赋型的场境本质上。这是透视出不在场的在场性。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构境，消解常识经验中物象第一层级的这两个物相化重要方面是前提性的入境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理解，有缘起于亚里士多德的等同于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Ⅰ，也有斯密-黑格尔语境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交换体系的市民社会Ⅱ、黑格尔所超越的作为经济必然王国的市民社会Ⅲ，以及马克思已经明确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然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怎么与“一切历史阶段”中的非直观的生产力和交往关系联结起来，并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现象，这的确是令人费解的。在这段表述后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

从前面已经可以得知，这个市民社会〈在……之上〉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wahre Heerd&Schauplatzaller Geschichteist），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wirklichen Verhältnisse）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首领-国家行为（Haupt-&Staatsaktionen）的历史观何等〈错误〉荒谬。[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引文“〈”“〉”内为马克思、恩格斯删除的文字。在本文中，我复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构境的文本采用了广松涉的文献版，因为这样可直观地看到他们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构式的微观生产现场。

显然，在理解市民社会话语运行上，这是一段无法直接入境的表述。因为，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从我们上面已经充分讨论过的十分复杂的市民社会话语构序场境Ⅰ—Ⅲ的历史构境中，怎么也不会知道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什么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它竟然又是以“部落制度”作为前提。无论从史实的层面还是话语运行的角度，似乎都难以说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段突然提及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讨论还原到文本的特定构序语境中去。第一，我们从这一表述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这一话语运行的具体针对焦点，是过去那种总是从帝王将相和国家政治关系出发去观察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历史观中面对一定社会的观察点，则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了政治活动的“现实关系”赋型。这说明，从社会物相化的构序关系场境存在去透视一定的社会赋型质性，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视位。后来，日本学者广松涉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关系第一性”[3]〔日〕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1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3页。。第二，在这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不知道在“部落制度”之前会存在一个没有阶级和政治活动的原始部族生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以，这里的“全部历史”显然是“所有制社会”的历史发展。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对这一文本进行修改的话，他们也一定会加上《共产党宣言》再版时的那种特殊性的注释。第三，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当然也是历史发生的，它是在部落制度的那种家庭关系基础之上历史性生成、在更复杂的生产构序活动中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形式。以后，马克思将其更准确地表述为生产关系，以及作为生产关系总体构式的结构性基础。人类社会历史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会塑形和构序出特有的交往形式，而这种作为社会物相化结果的交往形式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为什么会是本身有复杂历史含义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想的事情，并非定义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属性，而是试图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说明全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政治生活和观念生活的直接基础。也就是说，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已经脱型于自身的话语运行历史语境，隐喻式地突显了一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一定的社会交往形式是整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基础。这是市民社会Ⅳ的基本构境意向，只是它在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丰厚学术积淀之后变得更加复杂了。需要加以限定的方面是，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将这个市民社会Ⅳ视作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原则，但其话语构序中的“政治制度”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质性，就已经使之具有了特设构序的历史特征，因为，以后他们将发现，在根本不存在政治制度和观念意识形态的原始部族生活中，不存在这种特定的交往关系。这也是后来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错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社会基本矛盾”的缘起。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以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只是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存在的历史性现象。后来，在马克思1847年的《致安年柯夫的信》和1859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都重申了这一市民社会Ⅳ的观点。

我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交代说，关于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含在前面的叙述中了[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实际上，从文本的直接词语层面上看，前面的叙述中并没有直接讨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内容。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眼中关于市民社会Ⅳ的具体叙述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有关作为场境关系存在的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Ⅳ的“比较详尽的定义”。

我们看到，在主手稿论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五个基本因素的逻辑构序中，当马克思、恩格斯在非物像透视第一层级中说明了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再生产活动和人的生产活动三个方面之后，第四个方面就是生产以什么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历史场境关系。由此，从消解对象性实体的生产物相化活动的第一方面，进入非物像透视第一层级第二方面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存在。这正好对应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活动”和“关系总和”的双重物相化构序。在手稿的相关残篇中，他们指出：

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bestimmte Lebensweise）。个人怎样〈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因而，体现在他们的生产方式当中，与他们在生产什么一样，体现在[他们怎样生产]之【中】〉，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was sie produzieren）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wie sie produzieren）一致。[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有波浪下划线的文字由恩格斯修改补入。与广松涉的处理方式不同，MEGA2的Ⅰ/5卷编辑是将这一文本片段放置到主手稿前面的引言中。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Ⅰ/5,Text,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11.

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作为社会历史先验筑模出现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初构境。马克思最早遭遇“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是在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中，他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多处摘录了这一概念[1]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亨利·斯托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附萨伊的评论（Henri Storch: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avec des notes etc,par J.B.Say）。其中，马克思多次摘录了斯托奇的“两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讨论。Karl Marx,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Text,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1998,S.136-138；S.201.在第五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拜比吉的《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Charles Babbage,Traite sur L'E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Paris:Bachelier,Imprimeur-Libraire pour Les Sciences）关于机器化大生产中“新的生产方式”的讨论。Karl Marx,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Text,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1998,S.332；S.335.在《布鲁塞尔笔记》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Pellegrino Rossi: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其中，摘录到罗西“直接的生产方式”和“间接的生产方式”等讨论。Karl Marx,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Text,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1998,S.366.。第一，我们可以看出，生产方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从来不是一个离开人的生命活动的外部构架，它就是在人们主体性爱多斯物相化（劳动塑形、构序和关系场境赋型、构式）中由“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的活动方式筑模而成，筑模不是一个直接到场的物性实在，而是一个功能性的、正在发生的隐性动态活动构式。马克思在自己的文本中多用Bildung一词来表征生产方式的功能性动态存在。这正是我们入境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个特殊的市民社会Ⅳ话语运行的入口。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构序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历史性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式。也是在这里，有可能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中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社会负熵质第一次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社会唯物主义的根本构序质点。依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这种区别于生命负熵进程的人类社会历史负熵可以区分为三个层级：一是通过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劳动塑形和构序，部分改变或根本物相化自然对象以获得为人的（for us）一般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质，这本身就是人与自然能动关系场境中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起点，这是狭义的怎样生产的劳作（工艺）方式。比如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中的技能方式筑模。二是在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场境赋型和构式上生成社会历史负熵的第二层级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存在，这是一个包括人与人的劳作技能协作关系场境和社会生活层面主体际关系场境的复杂“交往关系”赋型。有如农业生产中的共同合力、手工业劳作中的简单协作与劳动分工下的社会结合，以及建立在不同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生活样式和自觉建构起来的行为规范。三是在更大尺度上生成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式负熵质，有如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经济负熵构式和政治法律等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这种第三层级的社会构式负熵的本质正是由历史性的生产方式筑模决定的。可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会Ⅳ只是对应其中第二、三层级。当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关系场境中从事生产和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时，这种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整体筑模就在当下突现出来。正是这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筑模，建构了一个特定时期中规制现实的个人在场和生存方式的社会先验构架。这一先验构架也是实践功能度的历史本质，直接构成认知功能度的前提。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会是康德那个先天综合观念构架的现实社会前提。

第二，生产方式的质性具有一定的历史时间质性。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连续用了三个bestimmte（一定的）来限定生产方式的出场。这个首先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bestimmte，在这里被反复强调了，这当然也就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本质的历史时间质性。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面表述中不再使用定在（Dasein）这一黑格尔式的术语，但Dasein中的“Da”这一特定的定冠词却转化为所有社会历史现象前必然出现的“一定的”（bestimmte）形容词限定[2]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中，一共24次使用了Dasein概念，但他们并没有在第1卷第1章手稿正面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时直接使用这个概念。Dasein概念大多出现在第2卷对德国哲学家的否定性批判中。。这个具有存在论意味的bestimmte，正是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核心的历史时间和历史在场性。这是后来深得马克思哲学真谛的海德格尔描述这个“改变世界”中的存在图景的时间限定，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总是历史时间中的上手。依我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时间质性，已经不再是描述外部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持续性流逝的通常的物理时间，而是与人的社会生活在场密切相关的内在社会负熵时间。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他将外部的物理时间内化为充满个人生命绵延的内在时间，这是深刻的观点，然而，社会历史时间绝非表征一般生命负熵的进程，而是人的社会历史负熵的创制进程。特别是工业生产所实现的有目的的创制生成性，打破了农耕文明中循环往复的生存时间模式，使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历史时间质性表现为社会生活塑形和构序本身不断的自我革新。这种以未来时间引领生产物相化的创制性的历史时间，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规定的核心，也是否定性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并且，这个历史时间性正是全新的历史认识论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历史时间性不仅由可见的生产的产品来表现，更会展现出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实践筑模功能度）进行生产。从手稿的修改情况看，这一wie sie produzieren（怎样生产）的重要的观点是由恩格斯在手稿的右下角补入的。海德格尔后来也区分了这对重要的was（什么）与wie（怎样）的差异，由此在胡塞尔反对现成性的基础上建构出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来。在海德格尔那里，这个怎样上手的存在时间，恰恰是由历史时间中的有死者——在世之中的此在（Dasein）追问的。而在马克思这里，Dasein一词的自主性正面使用，一直到《共产党宣言》之后才重新出场。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阐释中，这个怎样生产的方式实现在双重历史性物相化关系之中：首先，是人对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这当然就是人通过劳动生产塑形和构序外部物质存在的实践物相化关系，这是社会历史负熵的真正源泉和第一层级。这种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历史性构序功能和水平就是生产力。当然，农耕生产中惯性实践构序的生产力水平与工业生产中的创造性物相化实践推动的生产力是根本不同的。其中，生产“陶冶事物”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中也包括了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或者叫“共同活动”。请一定注意，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中出现的劳动外化于自然界的对象性异化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表述不再是批判性的主体向度，而是客观描述历史现实的客体向度。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序维度。在之后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这一客体向度常常在具体劳动在生产物相化中创造使用价值、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协作结合、机器和技术在社会构式中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讨论中在场。这将会是我这一次研究中附带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说：

一定的（bestimmte）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 ist selbsteine“Productivkraft”）；而且〈……的状况〉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Geschichte der Industrie&des Austausches）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可以看出，这一表述的支援背景当然是指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工业生产阶段，这里，工业生产物相化构序以自己独有的共同活动方式建构出特定的生产力，并且决定着整个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状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用四个bestimmte（一定的）来标识生产方式，其中，“一定的工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阶段”的表述，显然与不久前的《评李斯特》中的观点相关。它直接表征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的历史时间质性。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认说，必须将资产阶级伪饰成“人类的历史”与工业生产构序和交换的经济关系赋型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还认为，这样的历史是处于普鲁士封建后期的德国人写不出来的，因为德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和交换”。马克思特意补入的“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一语，显然来自赫斯[1]〔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我们以后会看到，关于这个“共同活动”的生产力，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竟然从资本关系支配下工人的协作结合关系里再一次揭示了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Ⅲ中的第二个层面。从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细节来推断，这个生产力其实是市民社会Ⅳ的客观历史基础。

其次，是“怎样生产”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相化。其实，恩格斯在上文中特意补入的Austausches（交换）一词，严格地说，已经不属于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而是人与人的社会物相化关系赋型。这里需要说明，与一般劳动生产物相化不同，社会物相化并不是直接改变自然物质对象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社会物相化本身只是功能性发生的关系构序场境，它是将人的主体爱多斯之相，通过事物与人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场境赋型实现出来，是社会生活塑形和构序的功能性实现。如同生产物相化会通过产品留存下来，并通过工具模板保留下来，以便在下一次的生产中重新激活和复构物相化，社会物相化的关系构序场境也是在主体际关系赋型中当下发生和消逝。虽然社会物相化并不能留下直接的具象产品，但它会通过不断复杂起来的社会关系负载物保存下来，有如远古时代与传统和惯性经验关系构序相应的祭台，中世纪与神性权力和世俗皇权关系构序相应的教堂、皇宫，现代与工业生产关系构序和市场交换场境相应的厂房、商业中心，以及今天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实践关系构序相应的学校、议会大厦、法院和监狱，等等，由此，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空间，可以随时通过不同物性设施和建筑物当下激活和复构起来。在此，不同于自然物理空间的社会空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由劳动物相化的历史建筑、道路等物性设施建立起来的具象空间场所，它区别于自然物理空间的土地、河流和天空；二是由人对自然能动作用和主体际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塑形起来的博弈社会空间。前者正是由后者不同力量线交织的“使用”才成为社会空间物性载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关系赋型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 mehrerer Individuen）在历史时间中的特定方式，但它主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在劳作和生活世界中的交往。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述“交往形式”的相关表述，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Form dieses Verkehrs）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不难体会到，这正是前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个“市民社会”（Ⅳ）的定义域。人与人的交往是人通过共同活动改造自然的条件，同时，这种交往关系的本质又是由物质生产的实践功能度质性决定的[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一定的意义上，人的主体际关系赋型也是生产物相化的构成要素，因为所有被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物相化结果都处于特定场境关系之中，为人（for us）的劳动产品的用在性本身离开了特定关系赋型和构式则会失效，有如不进入生产过程的原料和机器、闲置的衣物和日常用具等。社会物相化空间的物性负载物也会因社会有关系场境的消逝而转换其功用或彻底废弃，有如中世纪教堂塑形与构序现实的政治关系场境，而今天的教堂在宗教政治力量没落后仅发挥文化宗教功能。

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有二：其一，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构式基础完全是基于非实体性的人的物相化塑形活动、非直观的人与自然的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构序（劳动生产创造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物相化活动的不断建构和消逝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系统化赋型和社会构式（第二、三层级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场境存在），以及这些活动和关系中的历史时间性的功能筑模方式之上的。这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全新的我们周围世界的场境本质。这应该会是海德格尔大大简化了的“在世之中”背后更复杂的环顾世界场境。在传统哲学唯物主义看到常识熟知的对象物和人物到场的地方，历史唯物主义则穿透直观的物象，达到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的人与物实在背后的活动与关系场境存在。这是一种看似不在场的在场性。这当然也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证伪物象批判逻辑第一层级两个方面解构的张力。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已经完全接受了来自古典经济学中的非实体性、非直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立场，它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性的工业生产物相化活动以及商品-市场经济所创制的复杂关系世界。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式前提是现代性的场境存在论。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殊的哲学构式发生于前述《黑格尔现象的建构》中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真正的活动”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的实践活动，马克思通过“从主体出发”扬弃直观的熟知对象性物象，将人们通过改变外部世界的客观物相化活动视作全部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这是非物象透视第一层级的第一个方面；进而，《神圣家庭》中已经成为逻辑凸状的“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联系，是人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观点，进一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突显为当下发生和消失的关系性场境，人的本质也会变成“现实性上一切关系的总和”。

我以为，在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die Priorität deräußeren Natur）[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但主手稿一上来就是从历史性的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构序（ordering）和再生产出发。薛定锷说，生命的本质是负熵，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社会历史的本质则是由物质生产构序建立起来的关系场境中的社会历史负熵。在以后的《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笔记”中，马克思更仔细地发现，所有物质生产塑形和构序都是从对象的自然失形和祛序以及解构生命负熵开始的。这是从作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客观实践活动中“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物相化活动，来奠基社会定在和社会发展的场境本质，而后“共同活动”的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历史性赋型方式，也都不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认的作为Bekannt（熟知的东西）的可直观的对象性实在，它们都是当下在场于人的生产活动场境中的功能性构式，只能在非物像的场境存在论的构境中才能获得理解。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那就根本不可能深入理解此处马克思、恩格斯指认的市民社会Ⅳ的关系场境本质，以及无法入境于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这是我们必须具体说明的逻辑构式前提。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存在论的确立，也必然同时塑形了科学的历史认识论，这是在马克思早期现象学式的批判认识论之后，第二个重要的认识论发展阶段。从此之后，认识的对象不再是无时间参照系的抽象，无论是人的生存还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场境，都是一定历史条件（bestimmte）下有时间维度的特定历史在场性，只是在创造社会历史负熵的一定的生产力构序功能水平决定下，人对自然的改造、人与人关系特定赋型的结果，比如农耕生产和生活中的人、工业现代性生产物相化中的人工物质系统，以及后工业文明中信息网络化空间生存中的复杂景观物相化现象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据此批评过费尔巴哈非历史的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构式中的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中的对象性直观，因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umgebende sinnliche Welt）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产［物］〉（M2）、始终如一的〈产物〉东西，而是〈［……的活动的］成果〉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Produkt der Industrie und des Gesellschaftszustandes），是〈各个〉历史的〈时代中〉[1]在梁版中，为“〈各个〉历史的〈时代中〉”。而M2版认为原本就是那样。广松涉版这里的“梁版”是指1926年出版的梁赞诺夫版（Marx-Engels Archiv,Bd.I,1926）。参见〔苏〕梁赞诺夫：《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M2是指1972年出版的MEGA 2《德意志意识形态》先行试用版（MEGA 2,Probeband,1972）。参见〔德〕陶伯特：《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附录。产物（geschichtliches Produkt），是世世代代〈产物〉活动的〈产物〉结果［的意义上是那样］”[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第26页，第16页，第18页。中译文有改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周围的世界概念。这里的umgebende sinnliche Welt接近海德格尔Umwelt（周围世界）概念。这个umgebende（周围的）也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那个环境（Umstände）概念的相近词，它会内在地链接于后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系意识论，即“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Mein Verhältnißzumeiner Umgebungistmein Bewußtsein）[3]〔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第26页，第16页，第18页。中译文有改动。。1.这个我们在世之中的周围世界的本质，是人对外部自然生产劳动物相化“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特别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所以，今天我们周围世界中呈现的自然物质存在中，由感官直接塑形和构序的这种看起来熟知的“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sinnliche Gewissheit）〈例如，樱桃树〉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4]〔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第26页，第16页，第18页。中译文有改动。。因为，这里人们种植的樱桃树已经开始脱型于原初的自然关联，成为劳动塑形的历史结果了。有趣的是，如果说，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正确地从精神观念的逻辑确定性回到物质的感性确定性，颠倒了《精神现象学》证伪感性确定性的初始边界，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再一次重新回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证伪熟知“感性确定性”的非物像透视的开端，不过，这当然是回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深入说明。2.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费尔巴哈今天经验直观中看到的直接到场的对象性事物的“感性确定性”，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已经是工业生产物相化活动和复杂社会状况的历史产物，更宽泛地说，人类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种自然对象在感性经验塑形和构序中的表象，都是在特定历史时间场境中被赋型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他〉在那里却只〈看见〉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萄园和别墅”[5]〔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第26页，第16页，第18页。中译文有改动。。这是在不同历史时间差中看到的不同历史图景，不同时代的人们塑形自己的感性经验时，其现实基础都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人对自然能动关系和人与人关系赋型的不同社会历史负熵变迁的历史在场性。比如，在农耕时代中人们的生产目的（未来时间）总是四季循环模式中的已知结果，人们的认知图景建立在不变的自然图景之上，而工业生产则将有目的的物相化活动中的未来时间转换成异质性的无限创制，这也必须造就不断变换的经验和观念负熵源。这也意味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在一定历史时间下发生的生产物相化的历史性塑形和构序中发生改变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认识论中的经验塑形和认知统摄方式，都会是特定历史时间中社会实践活动和关系赋型方式所建构的特定社会历史先验构架规制的结果，其当然也会包含关键性的“市民社会Ⅳ”的核心制约作用。比如自然经济中二元认知构架、工业生产后的场境关系认知构式、商品和市场关系中颠倒的拜物教误认构式，以及今天后现代话语构序场境中的意蕴内居论构境等。因为，只有在那些异质性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之上，才会发生康德意义上的不同的先天观念综合构架。马克思、恩格斯极为深刻地提出，曾经，“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6]此删除语只有阿版中有记载。从后续的文章来看，很有可能是“从此”的误读。另外，梁版认为此后的“（”漏掉了。广松涉版这里的“阿版”是指阿多拉斯基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Ⅴ,1932）。（或者〈［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甚至“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Substanz&Selbstbewußtsein）”的一切“高深莫测的诸著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客体与主体的二元对立，其实，这种对立恰恰是自然经济中人对自然关系的写照），“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Einheit des Menschen mit der Natur），而且这种同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对于……〉在〈社会［性］〉相应基础上的〈充分〉发展〈一直确实存在〉一样〈另外……〉，那么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第18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这是说，工业生产物相化中发生的劳动塑形与构序已经改变了自然物质的存在方式，那种人与自然的外部对立的关系也就会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同一场境存在关系。这也就消解了农耕文明中那种二元认知构架的历史合法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科学认知方式时说，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与资产阶级社会同体生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只能是“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sinnliche Thätigkeit）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第18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近代工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在认知对象和认识赋型方式上，必定不同于农耕时代惯性实践基础上人们的主体经验认知。我以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关于历史认识论的专门论著，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已经突显出这一有历史时间维度的历史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并贯穿和运用于他们之后的所有现实关注和批判目光之中。这一重要的历史认识论原则是他们下述关系意识论的理论前提，也是马克思之后在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启用的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基础。由此我认为，历史认识论也是我们把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认识逐步深入的重要思想武器。

应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存在论和历史认识论，都是工业文明和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世界的特定产物，它们并不只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突然在场的。这些重要的世界观基础和认知构式的最初出现，是在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对近代欧洲历史的接触中，以及在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沉浸于工业生产构序和商品交换关系场境之中。古典经济学和舒尔茨“国势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是这种新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重要理论前提，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各自的经济学研究和接触现实工业生产活动及工人的生活中，逐步感受到这种不同于自然经济惯性实践和准自然生存的全新关系场境空间和历史时间质性，最终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伟大革命。所以，我们会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进程中不断体会到，这种逐渐发生的认知量变和现实生活赋型重复铸就的由隐到显的逻辑凸状，最终爆燃为认识论思想革命之火。

二、关系意识论中的市民社会Ⅳ

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个特设的“市民社会”（Ⅳ）的具体定义上来。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其构序和赋型意向的历史语境，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主手稿中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五个环节，即对意识现象的科学说明中。他们说，“当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始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与其他东西加起来具有‘精神’，而且这一‘精神’将自我作为‘意识’加以‘外化’〉还具有[3]此处有马克思的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produzieren=向前引导]自己的生命〈即〉，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意识’”[4]〔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第18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这当然是针对一切唯心主义。“〈”“〉”中删除的文字只是特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我们应该记得，这个“外化”的自我意识，正是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思想实验中寻求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内驱力的否定辩证法。我推测，这一删除是马克思所为。

首先，是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社会生活决定意识。这一观点，显然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社会意识论变化而来的，只是，它已经彻底脱型于人本主义话语的支配。与所有唯心主义的独立精神主体和哲学唯物主义的意识观不同，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31页，第26页，第14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简单赞同哲学唯物主义的一般直观物像意识观原则，即物质决定意识，而是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Nicht das Bewußtseinbestimmt das Leben,sondern das Leben bestimmt das Bewußtsein）[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31页，第26页，第14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这是一个大的定位，意识现象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产物，并且，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观本身也是非物像构境，不是人之外的到场物质对象决定人的观念，而是有历史时间维度的现实生活活动的在场性决定意识，特别是人的这种现实生活中特有生产物相化和关系场境赋型的社会历史负熵质性决定所有意识的爱多斯活动的质性和呈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意识的对象当然也是“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当下发生且随即消逝的活动和关系场境。哲学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当然是对的，但这种唯物主义的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必然表现为历史性的社会定在和关系场境决定意识。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观也面对物质对象，但总是将其放置于特定社会历史关系场境中加以透视。这与上述的历史认识论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意识的本质是人对环境的历史关系映照。或者说，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观是历史性的关系意识论。关系意识论是历史认识论更直接的存在论基础。这一观点体现在恩格斯补入后又删除的一句话中，它具体表征了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新意识观的本质，即“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Mein Verhältnißzumeiner Umgebung ist mein Bewußtsein）[3]〔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31页，第26页，第14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这里出现的Umgebung（环境），会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那个Umstände（环境）和前面马克思、恩格斯指认的umgebendesinnliche Welt（周围的感性世界）相一致。它被删除，显然因为它是用过于哲学化的话语表达的。在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话语构序场境中的不断调整和精细界划，他们原先习惯性使用的传统哲学话语，通常都被删除了。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关系意识观的关键性表征。其实，它正是对马克思在该书序言最后提出来的问题的回答，在那里，马克思在批判了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家们的所作所为之后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Wirklichkeit）之间的关联（Susammenhange）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materiellen Umgebung）之间的关联（Susammenhange）问题”[4]〔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31页，第26页，第14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这是说，在方法论上，所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哲学话语正是当下物质环境（materiellen Umgebung）——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关系场境的无意识映现。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和关系意识观的开场。此处马克思所使用的Susammenhange一词，应该是通常关系（Verhältniß）赋型的复合场境构式。对于这一比较难懂的关系意识观，恩格斯从外栏补入的具体的解释是，“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Verhältnißexistirt）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fürmich）而存在的；动物〈其自身与[什么东西]不发生[关系]〉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nichtals Verhältniß）”；马克思接着补入说，“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ander）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5]〔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31页，第26页，第14页，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由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补充，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在意识的关系性本质问题上高度一致。

我体会，这当然是改造过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话语，同一于自然存在的动物只能“生长它自己”，停留于本能的动物不会产生它与“它物”的关系[1]〔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而人的主体存在能够将自己与外物区分开来，并生成对其进行效用性改造的为我（fürmich）性物相化实践关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个物相化活动中场境存在论的关系本质。在这个构序意向上，意识的本质就不会是哲学唯物主义中那种反映外部对象性物质实在的一般物像塑形，而是人对环境（周围世界）能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关系的感性经验塑形和主观构境，不过，不同于唯心主义夸大了的观念能动性关系，这里“我对我环境的关系”只是人的历史性实践物相化构序活动和能动关系赋型的结果。这又基于上述人对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场境关系赋型。我不能断定，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观点是否直接受到上述《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的欧文相近表述的影响。非物像的关系意识论，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科学思想构序。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意识活动主要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场境中生成的，“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交往〉和他人交往（Verkehrsmitandern Menschen）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中译文有改动。。虽然，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但人与自然物不能对话，一般而言，人无法与自然物发生感性或精神构境，意识现象只能发生于人塑形、构序自然和人作用于人的主体际交往关系所赋型的主观构境之中。应该承认，我的思想构境论的全部基础也是缘起于这里。因为，与场境存在论中当下发生和消失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生活言行一样，意识活动的突现本质同样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感性经验发生和知觉连续整合的每一瞬间都是当下发生和消失的。胡塞尔在《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3]1928年，此书在胡塞尔编辑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中，由马丁·海德格尔编辑，以《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为题发表。一书中，曾经指认了发生于意识流中的复杂时间构境：当我在听一首音乐的现场演奏的时候，当下听到每个瞬间的音响总是在消逝，可是，这种音响的消逝在主体听觉中会发生一种滞留，这种滞留与即将听到的下一个音响发生联接，这才使我们能够听到连贯的旋律。其实，人们的思想活动更是一种随时消解的主观突现情境。当人们停止思考时，思想并不实存于物性的大脑皮层之中，记录在第三持存（文本与贮存器）中的观念也只有人的思想活动重新激活时，才会重新构境。

我注意到，在后面的第3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明确指认，思维活动中出现的负熵质或认知功能度是由人的“个性和他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关系所决定的思维”，显然，他们还是在强调意识本质的非物像的关系存在论特征。对此，他们十分具体地辨识说，“一个人，他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是过着一个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也像他的生活的任何其他表现一样具有全面的性质”[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6页。。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说，就是此在在世之中“交道”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此在意蕴构境的丰满度。我体会，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这个“对世界的实际关系”中生成的广阔全面的活动场境关系和全面的思维，显然不会是农耕文明中人的狭窄生存状态和主观构境，而是工业物相化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关系构式创造出来的全新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世界。这再一次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意识论揭示：人的意识和观念并不仅仅是直接面对对象性到场的物质实体，而更是他们的生活和实际发生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的历史性在场的产物。这里的核心观点，恰恰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非物像场境关系存在的，也因为不是对象物，而是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的物相化生产塑形-构序活动和社会关系历史性赋型的社会定在负熵质的改变，关系性在场的实践功能度决定了意识活动有历史时间维度的认知功能度的质性。比如，自然经济语境中农耕生产的惯性实践塑形产生的狭隘封闭的社会生活场境与现代工业生产中物相化实践活动所构序的“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场境，必定是不同的。后者的历史性关系在场，在实践功能度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会大大超出前者。这种“具有全面性质”的实践功能度，也会生成同等质性的关系性认知功能度。实际上，黑格尔所夸大的精神爱多斯负熵运动，其现实基础只能是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历史改变。这里，我们也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颠倒逻辑的反对——不是精神创制世界，不是精神负熵隐匿在客观物质进程的背后，而是人的实践物相化构序活动和关系赋型创造的社会历史负熵和实践功能度，规制着人的全部主观精神活动和认知功能度的本质。我们历史性创制的周围世界，决定了我们在世之中所生成的主观精神构境。具体地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赋型的人对自然构序的能动关系和主体际互动塑形起来的关系场境世界是狭隘和单一的，有如中世纪黑暗土地上农耕和畜牧业生产所赋型的循环往复的社会场境存在，那么，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也必然是受制于狭隘和单一的封建主义社会关系赋型的社会先验构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而当工业生产物相化构序出对自然的“全面”占有和新的存在方式，资产阶级创造出复杂的“多方面”商品-市场经济交换关系构式的伪性社会先验构架后，这种复杂周围世界中生成的人们的拜物教式的先验观念综合构架则会发生全面性和多方面的根本性改变；而在今天的网络信息社会中，以极小延迟的远程登录实现的全新数字化场境存在关系构式，则将建构出数字景观物像的先验构架，从而让人的精神意识世界变成无比广阔的虚拟关系视域。不同历史时间中现实社会场境关系存在的改变，必然导致人的主观意识本质的改变。这也是历史认识论的基础性前提。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说：

不言而喻，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Verhaltnisse）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不是仅仅单个人的意识，而是同整个社会联系着的单个人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personlichen und sozialenVerhaltnisse），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Verhaltnisse）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定在方式（Daseinsweisen）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概念规定（Begriffsbestimmungen）。[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9—200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Ⅰ/5,Text,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236.

这段表述，更加清晰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意识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场境映现的观点。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意识不是对外部对象物的它性直映，而是“关于自身的意识”。这个“自身”，就是从主体出发的能动实践物相化活动改变外部世界的自身关系，所以，人所有观念和思想都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历史时间限定的场境式映现。如果人的本质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关于“自身的意识”和一般的意识的主观“概念规定”则会是这种“关系总和”构式（社会历史先验）的有时间差的观念构境。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无意使用的Daseinsweisen，是在面对批判对象施蒂纳的特定构境中使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6次出现Daseinsweisen概念，可是Daseinsweisen概念大多出现在第2卷对德国哲学家批判的他性随引构境中。过去，我们在引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这一观点时，通常停留在宏观的抽象层面，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市民社会Ⅳ中对关系意识论本质的具体论述。这实际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也构成了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基础。

关于意识的本质是我对我环境的关系这一原则表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第1章残篇中进一步的讨论，首先聚焦于这种作为意识本质的社会交往关系本身的不可逆构序。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下的[每个人]〉以一定的生产方式（bestimmte Weise produktiv）进行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n&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经验的观察〈虽然这一心坚持现实性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证明]〉应当根据经验来〈证明〉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gesellschaftlichen&politischen Gliederung）同生产的联系〈吧〉，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以下问题，该〉这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是如何产生〉产生的。[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中译文有改动。

一是意识面对的关系场境是从一定的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生产关系）开始的。这也是生产关系概念的最初短暂露面，虽然它被删除了。这种删除当然不同海德格尔式的否定性的“打叉”或德里达故意解构的“擦除”，它只是呈现了概念生成中的某种不确定和孕育性。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的确定性表述，出现在后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2]在此文本的解读中，我特别关注了那些被马克思、恩格斯删除的文字，并深究了这些文字的重要构境意义。因为，它们恰恰消失在后来正式印刷的文本（包括MEGA）中。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肤浅的看法，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发表的手稿和文本中被删除的内容就是他们最终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其实，这正是过去在文本研究中出现的单纯客体视位的必然结果，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假设，即文本文字直接等于思想家的真实意图，而在我写作《回到海德格尔》（第1卷）时，我第一次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作者本身的主体视位，即思想家在写作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发生的故意性策略遮蔽或话语变形问题，或者通俗地说，即作者的主观故意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面对的公众阅读环境是复杂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公众的阅读辨识能力、他们的合作伙伴赫斯同时也是文本批判的对象，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处于历史性的逻辑构序进程中。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一重要文本写作中会不断出现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在我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第1章中大量修改和删除的地方，除去少量对不准确内容的修订，多数是马克思、恩格斯策略性的话语调整（目的多是为去除黑格尔式的表达方式），以及为便于读者接受而进行的精准化的文字修饰。这里，被删除的文字有时甚至代表了更直接的理论意图和构境。。这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进行共同生产活动时所建立的劳作关系场境，这当然是全部交往关系的真正始基。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仍然集中用了四个bestimmte，由此来标识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时间质性。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仔细讨论过简单协作生产中的工人之间的合作场境构序出的无形力量和共振场境，也说明过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与工人之间形成的共同在场的结合场境力量。当然，这种无形的共同活动场境力量，都是作为资本的力量异化式地在场的。二是生产关系之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交往关系，这一交往关系则生成特定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基础结构。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赋型，就会有什么质性的社会生活交往关系场境，农耕生产关系之上必然产生宗法式的封建经济关系构式，而工业生产关系之上必然塑形出商品-市场经济关系构式。其实，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定义的市民社会Ⅳ，即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构式。三是基础之上的政治关系，即国家。也就是说，复杂的经济关系之上必然会派生出一定的政治力量关系，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控制机器。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完的应该还有这里讨论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第五环节，即全部历史的社会实践关系之上必然赋型出人们一定历史时间中的意识和精神生活关系。在紧接着的一段被删除的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关系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第29页。中译文有改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的，仍然是非物像构境中的关系意识观：观念不是对应于对象性的物质实体到场，而是对应于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非实体性的生产活动和非直观的社会交往关系在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的“经验观察”中发生的感觉塑形和构序，都会是这种作为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背后的特定劳作物相化活动和关系赋型规制的，这些活动和关系都是直观物像实存背后当下发生和“抽身而去”的场境存在。同理，政治和法的观念也不是对应于可见的议会大厦、法院、监狱和其他国家机器，而是这些物性装置背后的不可直观的政治力量关系斗争场境。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被马克思、恩格斯赋型为市民社会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它是作为一定的生产活动关系之上的社会交往活动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当然就是商品-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这个由交往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是全部国家与法和意识形态形态的场境关系基础。这就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Ⅳ的特设性构境。由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个特殊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逻辑塑形和构序之发生，这直接通达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理论构境。然而，也需要指出，这个特定的市民社会Ⅳ在没有经济关系的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残篇中还对关系意识论进行了重要的历史性分析。这是历史认识论的直接体现。第一，意识现象的最初发生，与语言交织在一起，关联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人只是在劳动的共同活动中才获得了对环境的特定赋型关系。他们说：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materiellen Verkehr），与现实生活的〈语言表达〉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以及思想〉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geistige Verkehr）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第29页。中译文有改动。

一开始，意识就不是直接反映到场的物质对象，它的发生直接会是劳动生产物相化活动中物质构序和主体际交往的产物，语言的生成交织于人的现实生活在场和交往情境，最早出现的话语构序场境中的想象和精神构境往往纠缠于感性的物性实践构序和交往关系赋型发生的场境活动。这一情况，在后来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可以看到，在后来的《评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再一次回到了这一主题。

第二，所有观念精神的生产都受到人们的一定生产方式之上的交往关系的制约。意识活动慢慢地从劳动生产物相化的物质构序和主体际交往场境中摆脱出来，关联于更加复杂的社会交往场境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写道：

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将观念〉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而且，人们是受〈那个〉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交往以及【进一[步]】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这里所说的人们〈正因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所以〉，他们受〈他们的[一定的]〉自己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entsprechenden Verkehrs）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赋型（Formationen）——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ganzen Ideologie）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30页。中译文有改动。

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多用了交往概念，这应该是受到赫斯的影响。此时赫斯正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出版筹集经费，我推测，赫斯应该也部分参与了此书的写作和研讨活动。这里的Formation一词是重要的，它并非指交往的形态，而是特指交往活动中的关系场境赋予社会定在的功能性物相化动态结构，所以，它在更多的场境中是处于Formating状态。之后马克思多次使用社会赋型（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概念。显然，我的社会场境存在论中的关系赋型概念与此有密切关联。由此处删除的文字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此处决定了精神交往的交往关系有一个递升的构序层级，即一定的生产物相化构序的物质交往决定着社会关系赋型的交往结构、政治交往结构及意识形态构境。可以体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会Ⅳ主要特指生产交往之上的社会交往关系，这一结构是上层政治交往以及思想观念交往的基础。所以，意识不是对物质对象的直接反映，而是对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的关系性场境的映照。由此，关系意识论的非物像本质被突显出来。在后面的第2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构境意向中，批判施蒂纳唯心主义地理解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3页，第162页。，并且在第3章中再一次强调：“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bestimmte industrielle&Verkehrsverhisse）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3页，第162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连续使用了四个bestimmte（一定的）、五个“关系”和“形式”的构序联结，以突显历史唯物主义有历史时间质性的场境关系特征。并且，这也昭示着历史认识论中认知对象的关系性存在特征。也是在这里，我们直接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后面所说的定义，即人们一定的生产力与相应的交往赋型，正是这种交往关系成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是那个市民社会Ⅳ的基本构境线索。固然，这种意识形态以照相机映像中颠倒的方式呈现出它与交往关系的关联性。马克思的这一照相机成像和视网膜倒影的重要的比喻，实际上已经涉及非物像透视第二层级的批判认识论构境，因为，非物像第一层级的透视主要是直观对象性图景的解构，社会关系以颠倒经济物像呈现出来的批判并非此处历史认识论能够承担的批判任务。后来，这一比喻反复出现在他经济学研究中历史现象学构式对经济拜物教的批判之中，其最典型的表述出现于《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7页。.。马克思、恩格斯说，如果一定时代中意识形态里的“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5]〔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30页。中译文有改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宗教异化背后指认出经济异化，而这里则指出，意识和观念异化被意识形态幻象所取代，用直白的语言来解释，就是宗法式或者商品经济的交往关系决定神学或者市场意识形态伪构境，而意识形态与社会基础发生矛盾，正是因为这种交往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冲突。

三、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的市民社会Ⅳ

第二处关于市民社会Ⅳ的直接讨论，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主手稿的第24页上。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重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表述：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Verkehrsform）即各个不同阶段〈大体上在实践的-观念的层面，即国家〉上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Grundlage der ganzen Geschichte），〈而且将它的实践的-观念的层面〉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又还原到市民社会〉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wirklichen Geschichtsboden）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赋型（Ideenformationen）。[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中译文有改动。

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Ⅳ本质的另一段重要的表述。这可能也会明证，我们上面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会Ⅳ是多么的重要。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突显了它的第一层级非物像透视中的双重解构：透过直观对象性实存的物像，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从“各个不同阶段”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中的构式出发来观察社会生活的场境存在论。它是从非物像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场境关系来解释观念赋型，而不是从对象性物质来解释观念，更不是从观念出发来唯心主义地解释世界。“生产”“过程”“方式”“形式”“相互作用”等关注点，突显了此时历史认识论中认知对象的改变。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个重要的Formation（赋型）概念，并且，不同于上述的交往的赋型，这一次是涉及了意识层面中的Ideenformation（观念赋型）。它突显了精神观念负熵的基础是由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构序筑就的。这当然与我的思想构境中的逻辑赋型一致。很显然，这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不是指资产阶级社会，而是一定的直接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中，特定生产力水平之上人们进行共同社会活动的交往形式。以后，它将会被精确地表述为特定生产关系的总和。这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甚至不是斯密-黑格尔那个具体的需要体系与市场交换中介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Ⅱ，这里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指认，即在斯密和黑格尔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处于决定了政治国家、法律和整个观念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基础。而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它是以特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决定一定时代的政治、法律和观念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交往形式（Verkehrsform）确定为社会定在和历史发展的质性基础。请注意，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其规定为“经济基础”。也是在这个构境意向上，马克思、恩格斯才将市民社会Ⅳ直接指认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需要加以说明的地方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式逻辑中提出这一表述的。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此时还没有看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他们并不知道曾存在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原始部族生活，在那里，也不可能存在政治、法律和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1844—1847年记事笔记》中，看到17世纪马修·黑尔爵士写下的《人类的原始起源》（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1677）[2]〔德〕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笔记》，其中书名为马克思使用的简写。《1844—1847年记事笔记》是我对这一笔记本的命名，MEGA2编辑原来的书名为《汤普逊政治经济学摘要，关于费尔巴哈的笔记》（Extracts From Thompson's Political Economy,Notes on Feuerbach）。Marx&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Ⅳ,Bd.Ⅲ,Berlin:Dietz,1998,S.28.中译文参见孔伟宇、付可桢译稿。一书，但是在此书中，黑尔还没有摩尔根那样重要的发现。正是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出现，使人类原始部族生活的状况第一次呈现出来，这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前期的许多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和政治断言需要做特设说明。这是我们要切记的省思点。

第三处关于市民社会Ⅳ的直接讨论，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主手稿的第68页上写下的札记中。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特意说明了这个特殊的市民社会Ⅳ的内涵：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materiellen Verkehr）。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kommerzielle&industrielle Leben），在那种情况下，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不过，另一方面它对外作为民族希望得到认可，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但是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成熟（entwickelt）起来的；所有时代（allen Zeiten），构成国家以及其他观念论上层建筑（Superstruktur）基础（Basis）的，直接从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gesellschaftliche Organisation）〈却可以同样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却始终由这一名称称呼着。[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中译文有改动。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认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历史发生语境为18世纪，也就是说，这应该是斯密-黑格尔市民社会Ⅱ的特定历史发生时刻。准确地说，这是资产阶级经济生产关系在英法等欧洲国家获得决定性统治地位的时刻，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荷兰、意大利等国。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思想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这是对的，更准确地说，这一概念是脱型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市民社会Ⅰa（政治共同体）的话语构序场境。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随同资产阶级成熟起来的”。乍一听，我们会以为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讨论会进入市民社会Ⅰb（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和市民社会Ⅱ（市场经济关系体）的话语构序场境中，可是，他们却是在说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作为“所有时代，构成国家以及其他观念论上层建筑基础的，直接从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恐怕是教科书体系中，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的最早文献出处。根据我在上面做出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表述，由于历史的原因，的确将市民社会Ⅳ指认为所有时代（allen Zeiten）中的普遍现象，他们用了“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来确证这种特定的基础性的交往关系。这可能会对以后的文本解读产生理解上的双重误认：一是如果贯穿所有时代的市民社会Ⅳ是以商业和工业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为基础，那么，根本不存在商业和工业生活的原始部族生活就将成为例外，严格意义上说，早期奴隶社会中也不可能存在商业和工业生活，这使得普适性的社会基本矛盾无法成立；二是市民社会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直接表现为经济交往关系，在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可以成立的，但作为所有时代“直接从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却不一定都是经济关系和经济交往，这又使这一普适性的阐释话语中出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我认为，市民社会话语构序场境Ⅳ是一个需要小心对待的复杂历史构境。否则，思想混乱将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