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波

内容提要“历史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出现频次比较高的重要范畴。从“历史科学”叙事中的“历史”“科学”等概念以及文本总体的考察来看，它主要指涉的应当是与“意识形态”相对的、带有实证性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知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社会历史领域的各项研究工作和解放全人类的价值旨归，三者及其相关命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依次展开，共同构成了“历史科学”叙事的学科建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叙事对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在指导思想、构建原则、价值旨归等方面具有战略性的启示意义。

“历史科学”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到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频繁出现的重要概念。近年来，“历史科学”概念日益引发学界关注，并生成了不同的解读。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总体把握中，通过他们自身关于“历史科学”话语表达与相关事件的“叙事”来阐明“历史科学”的本真含义及其构建的内在逻辑，不仅对于全面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具有战略性的现实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内在含义与术语革命的文本检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历史科学”的概念，但他们在不同的文本中对于“历史科学”范畴的话语表达、阐释方式又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也引发了理解上的歧见和学术上的争论。马克思曾指出：“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抑或“哲学”的论争以及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科学”的“实证科学”“历史哲学”等不同解读，都是这种歧见的重要表现。显然，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总体把握中，通过其自身的理论研究的叙事来揭示“历史科学”的实质含义，是所有相关研究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首次阐发“历史科学”概念：“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第295页，第526页，第194页。从叙事学的维度来看，这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科学”的一次重要理论阐释，具备话语表达和事件这两个基本构件，包含“历史”“科学”“自然史”“人类史”“意识形态”等相关概念，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叙事的开端。

“历史”是这一概念外延的适用领域的界定。从《形态》中阐释的上半段来看，或许可以将“历史”理解为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历史科学”就是这种统一的整体性科学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一门科学”。但从下半段的阐释来看，他们不谈自然史而专注于人类史，从而使“历史”具有了特定的适用领域，即人类史领域。《形态》对此的解释是：意识形态要么曲解人类史，要么完全撇开人类史。这种界定固然是出于批判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有其深层的理据。在他们看来，自然界固然具有优先地位，但“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从来就是如此的，而是人们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而已。”[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第295页，第526页，第194页。“不过是”的加黑不仅是历史属人本质的阐释，也是对“历史”领域的强调。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也将“历史科学”称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专注的“历史”，从根本上规定了“历史科学”的适用领域，即人类社会历史领域。

“科学”规定着概念内涵的根本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科学”概念，尽管与自然科学精确性意义上的科学概念有所不同，却深受自然科学与大工业所带来的时代变革的影响，其必然会与“独立的哲学”或“意识形态”有着原则上的分野，而具有实证性、经验性的内涵，用《形态》中的话语表达就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对现实的描述”“真正的知识”[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第295页，第526页，第194页。。从“历史科学”的出场语境来看，德国哲学意识形态不仅对正在生成的德国无产阶级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曾经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有过深刻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思想转变的历程中既要清算自身先前的哲学信仰，也要通过“科学”的叙事刺穿意识形态的幻象，正面阐释自身的见解。在《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第295页，第526页，第194页。马克思在此处用“科学从感性出发”来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用“实证科学”“真正的知识”来批驳“意识的空话”“独立的哲学”。而“意识的空话”“独立的哲学”等虚假的意识恰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表征。由此可见，《形态》中的“科学”是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概念，指称的是带有实证性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知识”。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话语表达的梳理，可以推定：“历史科学”指涉的是关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可以被经验所确认的“真正的知识”。《形态》虽然没有对“历史科学”的特定内涵即“人类史”做出明确的解释，但如果根据“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来推定，它应当是《手稿》中的“人的科学”，即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这种在思想剧烈转变时期的话语表达尚存在某些不够明确之处，也引发了学界的论争，但在《形态》所标志的新世界观形成之后，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献对“历史科学”的表述，就逐渐清晰起来。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中，恩格斯在强调他们发现的“原理”对于“历史科学”的革命意义的同时，就曾给“历史科学”一个明确的界定——“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第34页。。在《自然辩证法》中，他直接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并列，明显地用这两种科学分别指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领域的科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历史科学”称为在数学等非生物界的科学、活的有机体科学之外的“第三类科学”，即“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这里不仅阐明了“历史科学”的研究领域即与自然界相对的人类社会，而且进一步阐明了它的“哲学、宗教、艺术”等具体的学科构成。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将“历史科学”界定为“关于社会的科学”[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因此，从文本的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历史科学”指涉的应是由各门具体学科构成的人类社会科学的总称。

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术语的革命：它批判的对象就是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的、以不涉及现实的德国哲学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它所要构建的社会科学的总体是刺穿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也是以各门具体学科的形式呈现的、能为无产阶级所掌握的改造世界的根本工具。因此，要准确把握“历史科学”的内涵及其术语革命，就既不能仅从实证科学也不能只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理解，而必须对其进行总体性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层面的理解。

首先，从文本生成的历史境遇来看，这种术语革命表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在社会历史领域，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批判、构建总体性“科学”的努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一方面，自然科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大工业相互促进，也取得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辉煌成就。“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第34页。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就使社会历史领域的知识要获得存在的权利，就必须为自身的合法性做“科学”的证明。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领域，自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包括“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却以颠倒了思想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哲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思想、政治纲领、历史编纂学、文学等各领域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幻象。“历史科学”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双重历史语境下提出的，它既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的时代回应，也是对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和指引无产阶级实践的总体性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

其次，从文本的写作历程来看，这种整体性科学的学科建构不仅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总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理论学说紧密相连。为了解决由物质利益引发的理论困难，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在此期间，他就有过进行各学科层面批判以及整体性科学层面批判的考虑，即“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第254页，第531页。。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并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用“现已达到的成果本身”来表述他们在哲学、国民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研究的总体性成果，但为了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决定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然后再写几部独立的著作，在那些著作里，我们——当然是各自单独地——将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态度”[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第254页，第531页。。《形态》不仅提出了“历史科学”概念，而且阐明了其批判对象和特定的内涵。在此后的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将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成果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解剖，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病理学分析，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和理论变革，社会主义学说也由此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而大体完成了“关于社会的科学”的整体建构。

最后，从文本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概念指涉的绝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哲学，而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形态》的文本阐释对于理解历史科学的内涵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由于《形态》首次从正面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学者据此对“历史科学”做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哲学的理解。如果仅以《形态》为依据来理解“历史科学”的内涵，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哲学的理解无疑具有合法性。但从文本的总体来看，这种理解不仅会与《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历史科学”学科层面的阐释相抵牾，而且仅是哲学层面的变革，就“术语的革命”而言也不够彻底。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针对包括“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总体幻象，马克思、恩格斯先后通过法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一系列批判和“历史科学”的叙事，不仅实现了世界观层面的变革，而且深入“实际的生活过程”，并在学科层面构建起了涵盖各门具体科学的总体性的“历史科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彻底颠覆了“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引发了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性的革命性变革。

二、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叙事的学科建构逻辑

近代英法等国的革命、德国四分五裂的现实、内外战争的灾难等多种因素的叠加，直接激发了德国的浪漫主义历史研究，也形成了18世纪晚期以来德国注重历史研究的传统。马克思曾对德国人的历史研究热情评价道，“在所有民族中，德国人是最具有，而且几乎是惟一具有历史观念的”[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这种历史研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构建出一个理性主宰的世界历史进程。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基于黑格尔哲学围绕世界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而相互批判，施蒂纳又以“唯一者”压倒了“自我意识”。费尔巴哈虽然直截了当地将唯物主义推上哲学的王座，但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又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对此批判道：“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第254页，第531页。这种颠倒了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德国哲学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散播开来，而且在德国无产阶级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为清算自身先前的哲学信仰，也为刺穿意识形态的幻象，引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时不仅要对德国哲学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也要正面阐释他们的基本理论，从而也开始了他们“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叙事。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科学”是“一门科学”，即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科学。“一般地说，统一性问题是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也是世界观意义上的真理性认识的前提。”[1]《侯惠勤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因此，“历史科学”叙事首先就要阐明世界观的问题。要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就必须解决共时态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的世界统一性问题和历时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统一性问题。而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没能真正解决这种“统一性”问题。恩格斯指出：“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第544页，第544页，第526页，第526页。黑格尔虽然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以“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辩证逻辑证成了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但只能在与人们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纯粹思维领域展开论证。费尔巴哈虽然直截了当地把唯物主义推上王座，但他将感性客体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物，当然也无法描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则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旧唯物主义的感性存在提升为感性活动，由此着眼于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活动。这种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在解释原则上实现的变革就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第544页，第544页，第526页，第526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据这样的世界观才从根本上颠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并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层面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第544页，第544页，第526页，第526页。“当马克思把其哲学的出发点转向实践、转向生产劳动时，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统一问题就不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历史的真实。”[5]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这就使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被清除出去，科学地解决了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和自由等对立问题，从而形成了最为完备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发，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历史科学”叙事或“现实的历史叙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观，更应从世界观的层面去把握。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6]《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6页。列宁对于“历史”的强调意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在前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后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7]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马克思、恩格斯叙事中的“历史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其具有世界观层面的科学性，即这门科学是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之上的。

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科学”叙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将其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第544页，第544页，第526页，第526页。，因此，还必须将其运用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第544页，第544页，第526页，第526页。。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过程进行考察就成了马克思研究工作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物质的生活关系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而要实现对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的解剖，就要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精神体现和观念表达，都在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做论证。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揭露及在此基础上的道义谴责，而是以“历史科学”叙事的方式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阐明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这段论述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科学”叙事的话语表达，也在这种叙事之中蕴含学科建构的内在逻辑。对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变革的“科学”建构，由于“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变革在整个“历史科学”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因此必须以“科学”的范式来把握其要改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不仅要将这种生产方式作为科学的对象，而且要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进行研究。《资本论》是这种研究工作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科学”叙事的结晶。有学者对此指出：“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生活世界形成、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叙事经典。”[2]程广云：《〈资本论〉的叙事和逻辑——巨型文本的阅读和创作》，《现代哲学》2018年第2期。

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价值目标和理论主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叙事的价值旨归。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第45—46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政党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未来理想社会建构原则等细节和联系的“历史科学”叙事，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未来理想社会实现的条件和历史进程等基本问题。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第45—46页。具体来说，对社会主义这门科学的进一步探讨所形成的“理论原理”，都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也是两位思想巨匠对于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话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科学”。当然，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还没来得及对社会历史各个具体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形式”进行系统的科学阐释，而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一些相应的阐释，留下了重要的可供发掘和运用的思想资源。

总的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科学”叙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各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是这种叙事的具体呈现，解放全人类是其根本的价值旨归，三者及其相关命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依次展开，共同构成了“历史科学”叙事的学科建构逻辑。

三、“历史科学”叙事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并在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实践活动的研究中生成的，是涵盖社会历史领域各个具体学科在内的、整体的“关于社会的科学”。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8页，第11页，第11页。。从概念演进谱系来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恰恰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叙事及其展现的学科构建逻辑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具有战略性的启示意义。

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使“历史”成为“科学”的话语表达和理论阐释的过程中，首先就要为其理论叙事确立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换言之，只有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思想理论、知识体系，才能成为科学。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保持自身的客观真理性，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8页，第11页，第11页。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无疑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制约并能动地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内在地决定了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居于理论基础地位，发挥着为社会历史领域各种理论研究和具体学科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的重要功能，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开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保持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的客观真理性，从而达到理论上的彻底和完备。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在某些领域、某些具体学科中依然存在各种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以及失语、失声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缺失，必然导致理想信仰的动摇、理论自觉和政治信念的不坚定，也就必然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及其相关学科建设中出现上述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习近平曾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相关。”[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8页，第11页，第11页。这是由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8页，第11页，第11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是决定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及其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根本问题。

其次，从构建的原则来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与“现实的历史”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才能成为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具体实际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实存层面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其中最大的实际。“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第5—6页，第12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总会不断涌现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的实践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概括新实践，提出新观念，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新成果。二是思想观念层面的中华文化的实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制约并随之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即思想文化传承本身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曾以哲学学科为例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中华民族具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历史底蕴和深厚基础，更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文化层面的特有实际和优势。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展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优势，并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精神指引。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最后，从价值旨归来看，必须坚持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理想，解决好为什么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学说的科学性，而且在于其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叙事的整个进程都是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交融在一起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第5—6页，第12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概念一脉相承，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叙事在新时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也必然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价值旨归的。在新时代的历史发展方位下，这一价值旨归集中表现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第5—6页，第12页。这是由党的宗旨、国家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当代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能不能创造出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最根本的就在于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离开广大的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解放全人类的远大价值理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叙事一脉相承，二者在指导思想、构建原则、价值旨归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同时，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及其“历史科学”叙事不是教条，而只是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出富有民族性、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的内容，形成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