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代 杜 娟

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具有浓郁的通史写作传统，为历朝历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丰富的资鉴资源。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传统通史已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基于历史观的变革，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式通史，成为当时“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以及新式史家的共同目标。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言的。传统通史的代表主要有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等，而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等史学汇辑，亦可看作是传统史学在通史方面所做的努力。19 世纪中叶以降，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不能适应时代之需要，新史学应势而生，无疑是中国新式通史出场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通史的新与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家所秉持的历史意识和史观不同；二是通史的史学功用和目标指向不同；三是通史书写的体裁、内容及范围不同。本质上，时代特征与社会现状规定着史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观，也决定了通史的功用和目标，而历史意识、历史观、史学功用和史学目标又直接规范了通史的体裁、内容及范围。总之，发轫于20 世纪早期的新式通史，孕育于中西学术相互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

一、新式通史编纂动议的提出及其背景分析

1902 年11 月，梁启超提到编纂一部新式中国通史的计划：“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①梁启超：《三十自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10 页。而在此前三个多月，章太炎致信梁启超，同样也提到了编撰一部新式《中国通史》之愿望：“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②章太炎：《与梁启超》，王培军、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61 页。诚然，在新史学发轫之际，最具反思意识的史家都把“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及“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作为新式通史区别于传统通史资鉴的核心功能，而内涵这些全新价值导向的通史编纂亦成为实现新史学的最主要动议。影响20 世纪初新式通史编纂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新式通史编纂动议的提出与19 世纪的西方史学思潮有密切关系。由于深受进化史观的影响，19 世纪的西方史学界包括兰克、米什勒、麦考莱、班克罗夫特等为代表的“经典史学”学派相信存在着一部关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规范叙事总体史，以致欧洲出现了大量以政治现代性、民族国家、理性化和世俗化为导向的通史著作，如亨利·鲁登《德意志民族史》、利奥《意大利诸国史》、约翰·尼斯《瑞士联邦史》、朱理·米什勒《法国史》等。③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141—175 页。随着殖民主义扩张的深入，进化历史观念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在空间维度上则与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接轨，以全球史的视野梳理历史的演进。欧洲史学呈现出“普遍历史”特征，史学研究的注意力从民族国家逐渐扩大到了社会文明、文化演进等领域，试图把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象整理成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因此，19 世纪的欧洲史学家对历史发展抱有某种信念，并在这种信念之下构筑具体的“转型”“发展”和“演进”等具体叙事。④李剑鸣：《世界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经济社会史评论》2012 年第11 期。西方进化史观和普遍历史观念的输入与新史学潮流合拍，导致历史编纂重视中西时间的融合，并深刻影响着历史时代的划分，进而将历史叙述的视角投射到更大的范围。西方史学“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构成中西历史“会通融合”最基本的环节，成为中国史书编纂变革的重要触媒。⑤舒习龙：《历史编纂学“普遍”历史观念的引进与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人文杂志》2016 年第1 期。与此同时，带有明显目的论色彩的进化史观也提高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信心，诸多政治学术精英纷纷投身于推动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历史伟业之中。

其次，新式通史编纂是传统史学遭遇现代性窘境的结果。20 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四夷传”“民族地方史志”和“纪事本末书”等书写范式已不能适应构筑现代国族和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⑥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 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社会》2021 年第1 期。因此新史学必须集民族主义、进化史观的“通史”姿态登场，才能解决“从天下到万国”和“纳四夷入中国”的整体性困局，实现历史研究在时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贯通。而秉持进化史观的新式通史可以用一种清晰明了的线性发展模式阐释中国史学发展和史学功用的前景。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进化论叙事）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明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来描绘历史，这条主线把杂乱无章的人类事件规划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⑦[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4—5 页。进化史观的叙事模式，在合和中西历史、扩大历史叙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演绎出一种全新的历史编纂模式方面，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连贯。以梁启超为例，以往学术界在评判新史学时，关注点大都放在了其史学理论的转移和重构，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即梁启超输入“新史学”的首要目标在于“说明一部通史应当如何做法”。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4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63 页。

最后，历史观的更新使得时人希望通过编纂新式通史满足新的社会需求。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其近代化转型已经进入了深度层面，时人在政治观上已经确信西方国家制度远比中国传统帝制优越。在哲学观上，进化论已经广泛传播，并主导了国人的历史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进入到迫切需要以叙述人类社会进化取代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相应地，作为新史学重要议题的历史编纂如何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激发和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新史学的重要考量。基于此，中国新史学在20 世纪初的具体情境中，试图借鉴西方史学的主流模式，通过编纂宏大叙事的新式通史为中国的历史演进和现代转型提供合理解释。新式通史的这种功能，“怀着把所有的人类历史视作某种单一的历史观念，把过去和将来在前后一致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构造，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的构造”②[美]多萝西·罗丝：《美国历史著作中的宏大叙事：从浪漫到不确定》，《美国历史评论》1995 年第3 期。。而20 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及其新式通史编纂实践的根本意涵就在于这种历史和政治的构造，旨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塑造。

二、新式通史区别于传统通史的主要特征

经章太炎、梁启超等知识先驱倡导，在“史学革命”的旗帜下，编纂新式通史的动议迅速铺开并成为20 世纪早期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观。据王家范统计，新式中国通史自清末发轫至抗战爆发，至少有26部通史性著作问世。③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 年第6 期。其中影响较大的通史著作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曾鲲化《中国历史》（1904）、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1906）、陈黼宸《中国通史》（1913）、吕思勉《白话国史本》（1923）、王桐龄《中国史》（1926）等。相对于传统通史著作，这些新式通史主要在历史观、体裁和内容方面体现出新式通史之“新义”，并且实现了与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有效关联。

（一）史观之“新”

新式通史的历史观之“新”，主要是以全新的进化史观为主导来进行新式通史编纂。19 世纪末，随着中国中心观的丧失，在国际视野的参照下，疆域、民族和国家等近代意识开始萌生，史学编纂已酝酿着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阶段的过渡，④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人文杂志》2016 年第2 期。并且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以今文经学为媒介，逐渐与进化史观相衔接。20 世纪初，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实证性基础之上的进化史观，超越了中国古代的复古史观、循环史观、神意史观以及公羊变易史观，彻底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实现了史学自立，成为史家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论指导。梁启超最先将进化史观引入历史编纂中，在其看来，“史界革命”必须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因此，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了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⑤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501—505 页。

基于进化史观的普及及其历史阐释的显著优势，20 世纪初诸多通史著作纷纷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来重新阐释中国历史进程。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开篇即论述人类的起源，阐述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进化之原理，以进化论和因果律为指导，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系统地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三大阶段，又再细分为八个阶段，对于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生产、民族、社会、文化等做了主线清晰而又内容饱满的论述。①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3 页。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也指出：“夫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原、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批评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②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1 页。吕思勉的《白话国史本》则更为明确地以“说明社会进化现象”为编纂主旨。在该书序言中，吕思勉指出：“（新式通史）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因此吕思勉对历史的定义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③吕思勉：《白话国史本》（第1 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序列”，第2 页。

综合来看，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式中国通史与传统通史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传统通史编纂主要以朝廷、帝王将相等个人为叙述对象，记载一家一姓之兴荣得失。就本质而言，传统历史编纂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新式通史以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为叙述对象，并阐释社会进化发展之历程；其二，传统通史编纂注重书法褒贬及正统辩护，而新式通史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探寻人类社会发展之公理公例，为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求得生计；其三，传统史学编纂主要以叙事为中心，为帝王提供资治通鉴，而新式通史则以问题为中心，实现史学经世救国目的。

在20 世纪初的艰难时局中，秉持进化史观的新式通史编纂，改变了达尔文“演化论”（evolution）的本意，赋予本属发生学意义的“演化”转变为具有目的论内涵的“进化”，使时人坚定了中华民族能够朝着一个至善至美的终极目的不断进步的信心，进而激发国人的自强意识，唤起对群体能动性的广泛关注。通过进化史观，史家深刻意识到，只有唤起国民的群体能动性，将民众导向为民族国家未来服务的终极目标，才能挽救民族国家于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也正是借助于进化史观，新式通史才能够超越传统儒家的仁学政治思想范式，特别是有关资治通鉴的价值导向，内涵了“政治整合、大众参与和民族国家等近代政治社会范畴的内容，促使中国的思想主流从儒家道德理想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一个有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的政治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④[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53 页。。

（二）体裁之“新”

20 世纪初新式通史的另一个“新义”是体裁之新。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等诸多体裁。⑤刘永祥：《20 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人文杂志》2012 年第1 期。但这些传统史书体裁在面对19 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转型，已然不能承担起应有功能。因此，章太炎、梁启超等沿着章学诚历史编纂改革的主张，继续探索适应新史学需求的史书新体裁。梁启超基于“新史学”的理论标准，以能否反映历史进化大势及社会整体情状并发挥教育功能为标准，对中国历史上诸多史书体裁的优劣提出了系统的评价。对于编年体，梁启超认为存在“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1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6 页。之缺陷；对于纪传体，梁启超也一分为二地进行了客观评价：“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1 集），第273 页。梁启超认为，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因此“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1 集），第274 页。。但梁启超也指出了纪事本末体的不足：“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重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4 集），第85 页。针对此，梁启超以崭新的史学理念辨析传统史书体裁优劣，综合了传统史书体裁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形式，创造出“载记”“年表”“志略”“列传”等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体裁。②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体裁的变化意味着历史事实的重组，体现的是史家对历史事实、进程和价值的理解、把握及评判。恰如白寿彝所言：“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与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23 页。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徐继畬、黄遵宪、王韬等人对典志体史书体裁的改造，在内容和格局上都实现了跨越和突破。到20 世纪初，诸多新式通史著作除了注意采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及杂糅了其他传统体裁之外，还普遍采用了章节体的形式，以突出通史的逻辑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融合了中国传统体裁和西方章节体的新式通史，既能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因事立题、分门别类地进行叙述，又注意综合通贯、纵横联系，增强各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了传统史书“殆无有系统”的弊病。④白云：《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史学史研究》2011 年第1 期。新体裁打破了传统王朝分期的模式，将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清晰展现出来，完整地呈现整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和总趋势，并可以推演未来的走向，因此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重塑人们历史观念等方面发挥着传统体裁所无法比拟的作用。⑤刘永祥：《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概说》。

史书体裁的变更与创新，反映的是史家史识的变化，正如陈黻宸所言：“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⑥陈黻宸：《陈黻宸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561 页。可见，新式通史的体裁创新实践，反映的是史家对传统史学史识的摒弃以及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创新，深刻体现了20 世纪早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自觉意识。杜维运对中西史学体裁的评判很好地印证了新式通史体裁更新之必要：“西方史学家长于分析，精于综合，凡所论述，皆能建立体系，自称其所，喋喋数十万言不休。中国史家则往往将其理论，寓于简约文字之中，寥寥数语，隐约其义，读者遂难尽明其真义所在。以西方史学理论的剖析明辨，济中国史学理论的简约隐晦，会通之道，尽在于此。”⑦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197 页。故此，体裁的更新是史家欲达到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提高认识历史和阐释历史的效度之表现，因为新式体裁的叙述结构包括内容的时空转变，使得人们意识到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和发展的体系。只有通过体裁的更新，才能完整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效提高大众对通史著作的理解。新式通史对体裁全新的创造与实践，生动地反映了史家希望能够写出一部面向普通大众的、能够完整囊括中华民族发展与中国国家演化的中国通史之期望。就此而言，新式通史体裁的创造与转化，从历史叙述模式、问题意识彰显、历史观重塑和扩大史书受众群体的维度，切实提高了通史著作的体系性、通俗性及思想启蒙的效果，有效促进了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三）内容之“新”

新式通史在内容上也与传统通史迥然有别，其最明显的“新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重新厘定新式通史编纂的内容，替代了传统通史重点关注帝王将相的单一面向；二是从民族史角度阐述中国历史发展之轨迹成为诸多新式通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史问题，正是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工具。

18 世纪至20 世纪初，西方史学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史学形态，其著述重点是以民族或国家为历史叙事的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为主要线索，对构成民族国家的全民及其各种活动进行整体叙述。①王佳晴、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导论”，第5 页。因此20 世纪初的史学先驱，无不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合法性的唯一表达形式。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将历史研究及新式通史编纂对象的重点从帝王将相转换成国家与国民，以勘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②梁启超：《中国史绪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 集），第310 页。，并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③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 集），第503—504 页。。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人群”，其实就是中国国家的全体国民。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及其编纂新式通史的动议，并不是为统治者提供具体的“资鉴”，而是通过历史知识的普及，启蒙国民的国家意识，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实现史学救国之目标。自此以后，新式通史编纂无不以民族、国家来统摄朝代。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就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因而就必须通过新式通史“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④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上卷），第3 页。吕思勉也在《白话国史本》中明确指出了新式通史的意义所在：“诸君研究历史，愿着眼我邦建国之体制，历代学术之隆替，武备之张，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与退化，实业之发达与衰退，风俗之变迁，与夫伟人贤哲之事迹，以激发国民之爱国心，团结其合群力，以与世界列强竞争于此大舞台上，是则著者之所厚望也。”⑤王同龄：《中国史》（第1 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25 页。新式通史的民族国家内容转向，使得史书编纂能够真正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问题。正如杜赞奇所言：“20 世纪初在非西方世界出现的现代历史书写，常常先播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种子，然后逐渐灌输对民族国家之爱和对民族敌人之恨，并创造出在新世界里为国家服务的公民。”⑥[美]杜赞奇：《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张颂仁主编：《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82 页。

20 世纪初，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传入中国并迅速成为救亡图存的新学理，而新史学则充当了这种学理阐释的急先锋，因此新式通史表现出对民族史的高度重视。史家的共同理想是对民族历史进行解剖，使之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相呼应。梁启超在其关于一部完整中国通史的构想中，将民族史问题放在了通史之首要部分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1 集），第261 页。，在梁启超看来，民族史是一部完整的新式通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的起源与演变等“元问题”。与此同时，在20 世纪初“旧邦新造”的历史进程中，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国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中至关重要的议题，民族问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皆促使新式通史无一例外地将民族史问题纳入编纂内容，以期从历史深处揭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指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故此，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诸多关于民族史的重要论述，如《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分类》《中华民族之研究》等。毫无例外，此一时期诸多新式通史著作也将民族史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撰述，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将中国的种族起源问题放在开篇进行论述，而种族问题也成为其历史分期的重要凭据。⑧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4—6 页。吕思勉的《白话国史本》在开篇也指出了民族问题对于国家历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它最初的民族。……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它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⑨吕思勉：《白话国史本》（第1 册），第1 页。王桐龄也指出：“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⑩王同龄：《中国史》（第1 册），“自序”，第13 页。其《中国史》一书就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融合作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种对民族史的重视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逐渐使得国人形成了“中华一体”的认知共识。①史金波、关志国：《中国近代民族史学史刍议》，《云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1 期。

正是通过对民族史的研究，梁启超才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工具，20 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政治学术工程才得以展开。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的推进，史家对中华民族的关注更为突出。1923 年，顾颉刚在自述其治史动机时指出，“我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想得到解决，且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纂中国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衰老抑或尚在少壮？②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99 页。”虽然顾颉刚终其一生未完成通史编纂的夙愿，但其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观点，则有效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思想论争，③郑师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思想争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 年第1 期。明显印证了新式通史史家共同的心理情结所在。

三、新式通史编纂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意义呈现

前文已述，新式通史所秉持的进化史观、所依托的体裁创新以及所包含的内容转变，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自觉。然而对新式通史文本的分析还不足以回答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故此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新式通史编纂所表现的史观、体裁及内容更新背后的深层思想逻辑，才可以进一步明晰新式通史编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内在关联。

（一）新式通史的史识重构：从“朝代史”到“国史”

甲午之后，在时人的认知理念中，传统“天下观”已彻底让位于现代国家观。与此同时，“国史”观念也被引进，实现了进化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并以国家意识为主导的历史叙事激发了史识重构运动，进而深刻影响了史家的“史识”认知。④舒习龙：《“史识”新变催生近现代史法的革新》，《青海社会科学》2017 年第6 期。在此背景下，章太炎指出，通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从远古至近代，包含所有朝代；二是通史应包含制度、心理、社会及宗教的发展。显然，章太炎理想的通史，就是要打破“朝代史”范式。几乎同时，梁启超也尝试面向世界历史来界定中国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近世三个阶段。梁启超的这种努力，实质是为了给中国历史寻找一个新的认定：由于中国已不是天下的中心，中国历史就不能被理解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但梁启超并不甘于将中国简单地理解为被西方“统治”的“国家”之一，因此他并没有将中国历史与某个西方国家作对比，而是与整个西方历史作参照来重新厘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显然，梁启超对通史的理解远比“国别史”要深刻。⑤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358 页。在1902 年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在指出传统史学“四蔽二病”的缺陷后，开始从“国史”的视角来探寻中国历史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理想”，新史学也实现了从“朝代史”向“国史”的创造性转化，而这种“国史新造”的主要实践途径就是新式通史编纂。

紧随梁章之后，“国粹史学”进一步实践了从“朝代史”向“国史”的范式转移。“国粹”一词借自日本19 世纪末反西化思潮的本土化运动，其意指每个国家都有的无法被别国复制的特殊精神。与日本不同，中国学者一开始就把“国粹”限定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领域中，他们认为，“国家，首当经史”。尤其是在章太炎那里，所谓“国粹”，其实就是“国史”。《国粹学报》的旗号也明确标榜“保种、爱国、存学”⑥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5 期。。国粹派认为，要实现保种爱国的目标，在史学上非倡导“国史”不可。国粹史学的代表人物邓实就指出，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必须完全取代“朝代史”，用“上世”“中世”“近世”等分期概念可以表达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在其看来，“朝代史”应该被限定在狭义的政治史范围并让位于“国史”，而“国史”的概念应包括民族史、思想史、教育史、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等诸多内容。⑦胡逢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 年第5 期。这种对“国史”的界定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是一脉相承的，亦即国史应该是综合政治史及政治史之外的所有内容以反映一个国家历史变迁的“通史”。

经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国粹史学家的创造性转化之后，原先作为传统史学重要范畴的“朝代史”，就彻底转向了具有全新意涵的“国史”，且这种经由史识重构而催生出的“国史”，被赋予了全新的政治意涵和史学意义。在政治意涵层面，“国史”被理解为养成国民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概念工具”。在历史观念与意识层面，“国史”一方面成为在时间上贯通古今的“通史”，其内容包括人群、社会、民族之进化历程；另一方面则运用新的历史观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公理公例”，把“国史”从“国别史”的一般意义提升到类似于“一般史”或“普遍史”的层面。①李科翔、王东：《化旧识为新知——20 世纪初叶的“国史”观念与中国通史编纂》，《历史教学问题》2017 年第3 期。“国史”的这种政治意涵和史学意义，几乎成为20 世纪早期所有新式中国通史所遵循的共同规范。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就指出，其书旨在“调查历代国家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现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②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内容重点》，《中国历史》（上卷），第3 页。。此外，曾鲲化在全书中一直用“国史氏曰”的方式对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评论，其欲化朝代史为国史的努力一目了然。如果结合20 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及发展来看，经由史识重构所激发的“国史”编纂进程，与同样从新史学而催生的“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和推广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新式通史编纂通过“国史重塑”和“国魂塑造”，用全新的历史观和国家意识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呈现了从古至今的中华民族历史变迁之全貌，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历史理解的基本观念共识，进而有效提高了社会大众对历史中国的认知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信心，成为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思想观念基础。

（二）新式通史的功能转变：从“资鉴”到“救亡”

史学的功能是史学生命力的根源所系，也是考察史学的根本性问题。纵观中国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史学功能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从“鉴戒资治”向“救亡图存”的转变。相应地，20 世纪早期新式通史自然也就将救亡图存作为其重要的编纂目标，即通过对全体国民进行史观和史识的通识教育，培养国民意识，凝聚国民精神，团结国民力量，铸成一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了史学的鉴戒功能。《尚书·周书》反复重申的“殷鉴”立场，如《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等。春秋战国时期，在鉴戒观念的基础之上，褒贬意识又对历史内容的书写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孔子改写鲁国史书，“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③刘勰著，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史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79 页。，褒贬历史人物的春秋笔法成为史学垂训功能的又一传统。肇始于孔子的这种褒贬风格，被后世史家确立为历史编纂的基本原则，与先秦时期史学的鉴戒功能相结合，实现了史学“申褒贬之微旨，为劝戒之大法”的基本功能。此后，史学经世思想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整体而言，传统史学的鉴戒观念重在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及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以作为指导统治者处世行事和治理方略的根本原则。与之相表里的褒贬取向，则以评价人物善恶成就为中心，规范帝王的言行为宗旨。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褒贬善恶”，实际上都包含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和目的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鉴戒和褒贬观念的交织，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经世史学的早期内核。

至19 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史学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与时代和社会的关联度，传统史学的功能也逐渐由“资鉴垂训”转向了“救亡图存”。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知识先驱，一方面继承传统史学的“资鉴”功能，另一方面更为关注中外典章制度、政教习俗、边政海务等现实问题，使得史学的经世功能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实现了史学功能从纵向的“取鉴王朝兴衰”到横向的“求知识与世界，采万国之良法”之价值取向变化。①徐松巍：《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 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史学月刊》2002 年第1 期。而且这种变化又为史学注入了反对外欺、救亡图存的新内涵，使得史学开始具备了世界眼光和近代意义。到20 世纪初，民族危机愈发深重，史学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联系更为紧密，传统的资鉴教化功能彻底让位于救亡图存，并由此而发展为强调自主独立的民族主义，转向了国民意识培育的教育功能。

从具体路径来看，新式通史的“救亡图存”功能主要是通过“民史”的倡导而实现的，即在新式通史中突出“民史”来达到塑造国民国家意识、凝聚国民精神、团结国民力量的目的。②魏衍华：《从“资治”到“育民”——20 世纪中国通史教育功能的转变》，《社科纵横》2013 年第4 期。对此，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③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 集），第497 页。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只有转向对国家和国民的关注，才能达至国民之团结、文明之日进和民族主义之发达，最终实现史学的救亡功能。在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之后，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了史学与国家救亡的关系：“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④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 集），第501 页。章太炎也认为史学的兴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存亡：“历史的用处，不在办事。只有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⑤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术的发达》，《教育今语杂志》（第1 册），1910 年。曾鲲化在其《中国历史》中也明确地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⑥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历史之要质》，《中国历史》（上卷），第3 页。可见，通过功能转向实现塑造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凝聚国民精神，团结国民力量的作用，是新式通史在20 世纪早期回应时代与社会之急剧变化和迫切要求的重要标志。而这种功能转向在中国社会变革之际，对国人的思想启蒙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自觉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除了各种族类群体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过程，还经历了一个传统人口形态经由人口国民化而演变为国民，以及国民在“中华民族”的称谓下凝聚为共同体的过程。⑦周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路径》，《学术界》2020 年第8 期。而人口国民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民意识的觉醒，基于救亡图存的“民史”倡导以及新式通史编纂对“民史”的偏重，对于塑造国民意识、凝聚国民精神以及团结国民力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对20 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直接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新式通史的终极愿景：历史书写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历史知识的生产者或历史编纂的主体，在欧洲主要是宗教组织，在中国则主要是知识官僚阶层。民族国家出现后，历史知识生产的国家在场，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法国大革命之后，历史书写成为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重要文化工具。这种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通过国家主导的标准化国民教育进行系统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进而在根本上推动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⑧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2 期。因此，历史这时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了，而是背负了塑造国族和建构国家等崇高的使命。诚如杜赞奇所言：“正在兴起的民族接受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的辩证过程，（能够）制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共同体。”⑨[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导论”，第3 页。可见，在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兴起之后，新式历史的书写就成为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表现之一。换言之，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轫，就其根源来说，就是为了回应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欧洲各国都从国家的观点来重新撰写历史，把国家说成是民族和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自然形式。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被政府接过去，刻意宣其……民族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⑩[荷兰]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赵复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第459 页。

立足于20 世纪早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中国史家迅速承接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民族主义特质。在1901 年的《中国史学绪论》中，梁启超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①梁启超：《中国史绪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 集），第315 页。，已经预示了20 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民族主义取向。在新史学看来，以史学促进民族主义意味着从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将取代帝王将相成为解释历史的新纲要，“而且也将是建构一个新的可以被称为国家的、世界中的中国最有效的知识工具”②汤芸：《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王铭铭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第134—135 页。。因此，20 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产生，其目标不仅仅限于实现史学本身的转型，其深层意义与“欧洲前辈”一样，试图通过史学阐发民族主义，并以此为导向，将这种民族主义史学注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肌理之中，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打造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稳固基石。可见，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建构，其本质并不局限于历史研究本身，而是通过史学理论阐发来申明他的政治理论主张，即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制新国家的愿景。③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3 期。

基于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为了清除国内各民族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分歧与张力问题，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应运而生。新史学的国家主义倾向，主要通过新式通史对国族意识的唤醒和国族建构的尝试来实现。这种尝试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中国“正确的自我称谓”的探索，二是在新史学意识的激励下，着手重新建构中国的过去。④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皇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 年第28 期。就前者而言，经过梁启超等知识先驱的史学探索，在中国正确的自我称谓方面，分别明确了“中国”的国家指称和“中华民族”的国族指称；就后者而言，重建中国历史的努力肇始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及其新式通史编纂的构想。尽管梁启超并未实现新式通史编纂之宏愿，但却被夏曾佑、曾鲲化、刘师培、吕思勉、王同龄、顾颉刚、傅斯年、吕振羽、范文澜等史家所接续和深化。且诸多新式通史著作，无不围绕“重构中国历史”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新式通史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关联，诚如国粹史家邓实所言：“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⑤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 年第2 期。可见，“新史学”及其新式通史编纂动议的终极愿景，就是要透过史学的浇灌来塑造现代“国民”，并借由现代“国民”来建构现代“国家”。

检视近代以来思想和政治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凸显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国家，需要“中华民族”作为其主体和前提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与稳固最终需要现代国家理论及制度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是作为现代中国国家的政治民族基础被定位的，中国现代国家则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依托被定格的。而“中华民族”与中国现代国家的相互建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成成果，它需要政治驱动力和学理解释力将其正当化与合理化。⑥任剑涛：《从“民族国家”理解“中华民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这里抛开政治驱动力不说，单从学理解释力方面而论，20 世纪早期的新式通史编纂，正是对二者互构过程进行学理阐释的努力。有鉴于此，既然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将终极愿景锁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那么就必然需要同时关注中国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体问题。因为现代建国的起点，最根本的工作并非国家组织机构的创设，而是对原有族群建制的政治转换和学理阐释，并以这种转换和阐释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集群基础。因此，新式通史对于国民、民族、国家的关注以及“开启民智、鼓舞民气、助爱国心之发达”等史学功用，其终极愿景无不导向国族塑造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四、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自觉的，这种自觉受到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一个理论拟制和政治实践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工程。而20 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及其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实践，以全新的历史观、体裁、内容以及史识重构、功能转向、史学终极愿景等维度，对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启蒙无疑是中华民族理论拟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式通史编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理论拟制之间的关系，恰如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及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哲学命题的意涵那样，深刻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也是当代人思想的体现；①宋霁、朱慧博：《作为精神存在的历史：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沿》2008 年第7 期。历史研究的真实意义是历史学家在思考历史时，突出了当事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反思行为，其重点在于重新思考当事人在其中进行思想活动的历史②张作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语境分析与内涵再探》，《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2 期。。就此而言，20 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绝不仅仅是对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和历史书写的简单重构，其根本指向或是他们历史研究的终极隐喻，其实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等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关怀，是“史学救国”的生动体现。新式通史编纂的这种理论关怀，霍布斯鲍姆有非常贴切的论述：“历史编纂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如影随形。……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在永恒的外表下，作为客观的观察者和分析者置身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我们都陷入到了我们时代和位置的设定之中。”③[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3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