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南明”概念起于康熙时陈鼎的《东林列传》，至道咸间钱绮著《南明书》时用作书名，但由于清廷的禁锢，“南明”概念在钱书出现之前仅此一见，钱绮《南明书》亦不免于失传。晚清时，革命党人借南明志士以激励排满斗志，南明史受到章太炎、刘师培、柳亚子、朱希祖的重视，开始突显，但随着民国建立，五族共和，因排满的政治功能丧失而趋于沉寂。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文人南渡，南明的历史似乎在重演，南明史再次被激活，迅速成为话题焦点和研究热点，“南明”概念广为流传，南明史学亦得以悖兴。抗战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南明悲情消散，南明史再次处于消歇状态。改革开放后，学术复兴，南明史学在学术自身发展的驱动下恢复生机并加速发展。“南明”概念也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一、新中国“南明史”概念的接受与重新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对“南明”概念的获知和接受，来自于对民国时南明史专家及其南明史成就的习得和继续。然后，新中国学人开始将“南明”概念回溯应用至清人所撰的南明史著作上，并向外扩展至外国人所写的南明史著作中。同时，新中国学者也对“南明”史概念作了新的界定。

首先，新中国学者通过对民国时南明史家及其成果的习得和承认，继承和传播“南明”概念。那些在民国时已获得卓著声誉的南明史家，在新中国得到进一步的认可。朱希祖因为其在南明史的研究及声望，被人称为南明史权威。20世纪60年代，周予同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课时，肯定“朱希祖研究南明史及版本学”的成就。①2007年，李培文在介绍朱希祖及其郦亭藏书时，说他“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于是开始收藏“有关南明的史料、杂著，南明人诗文集等”书，“对南明史籍的收藏”曾有“全国公私第一”之称。朱希祖自编的《郦亭藏书书目》，其中“南明史类”共收入野史、杂著400余种，年谱类“收南明人年谱46种，如再加上集部的南明人别集300种以及方志、政书等类中的包含南明资料的史籍”，其种数超过700种。②2017年，《羊城晚报》编辑胡文辉评述朱希祖著作虽然繁杂，“其中于南明史文献最惮精积力”，并赋诗称赞：“南明文献最能谙，民族精神史笔涵”。③同时期的梁凤莲，推荐《岭南史学名家》一书入选《广州文库》的理由之一，是书中叙述了曾任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的朱希祖等人的事迹。称朱希祖“是南明史的权威”，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等论文。④由于朱希祖在民国时已经确立了南明史研究地位，新中国学者只要提到他，就不得不提他在南明史上的成就，于是“南明”和“南明史”概念也就随之传播开来。民国南明史权威柳亚子的境遇也是如此。1961年3月30日田汉撰《读曹美成藏柳亚子手写诗》时，描写柳亚子在“日寇侵中国，南北皆战垒”时，“避地香港岛，将写南明史”。⑤南炳文在总结南明史时，对柳亚子在民国时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综述南明各方面事迹的史家，以柳亚子成就最引人注目”。抗战时，“他更集中精力研究南明史长达5年之久”，曾写过《南明史纲》《南明史纲历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以及南明人物传记十多篇。他所写的“南明人物传记当时也在刊物上登载了大部分”。⑥谢国桢在民国时研究南明史的地位也得到新中国学人的承认。2010年，胡文辉撰文指出：“南明史学乃成近代以来的显学，如朱希祖之蒐集文献，李光涛之立足档案，钱海岳之纪传体，顾诚之断代史，皆各有劳绩，而尤以谢国桢奠其基础，集其大成。”他甚至指出：“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及。”⑦谢国桢的学生任道斌在《春蚕吐丝至死方尽——悼谢国桢先生》一文中，对谢国桢民国时的南明史成就作了回顾，把南明史视作他的六个学术旨趣的第四个方面加以介绍：“四、南明史研究。从三十年代起，先生就从事南明史料的考订与搜集工作，在积累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成《晚明史话》”，并援用柳亚子的观点，指出其对晚明史籍的考订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⑧朱荫龙的南明史家的地位也被新中国学者所承认。朱荫龙在抗战时，协助柳亚子从事南明史史料的搜集与体例的商定，还关注过南明和尚画家石涛的事迹。对此，有人指出，为了研究石涛的身世，编写《石涛年谱》和《南明史》，“朱荫龙曾千方百计搜集了大量的南明史料和石涛作品的摄影本达500余幅。”⑨还有人称朱荫龙对“南明史素有研究”。⑩通过对民国时南明史研究权威学术地位的承认，“南明”概念得以激活并传播，南明史学也因以确立。

其次，新中国学者将“南明史”概念回溯既往并外展异域。由于继承了民国时的“南明”概念，学者们开始回溯前史，将清人记录弘光至永历时的许多史书都贴上“南明史”的标签。清末凌雪所撰之《南天痕》，周一平称其为“纪传体南明史。以南明正朔纪年，惟改本纪为纪略，以避时讳。表彰南明忠义，贬斥奸幸”。1983年，阙勋吾在介绍《明通鉴》时直接称该书“将南明史纳入明史体系，使明史首尾完备”。李昭恂等人称《南疆逸史》“是纪传体的南明史”，又称《爝火录》是“编年体南明史，以清代年号纪年，附南明年号”。颜其中在为《石匮书后集》撰写条目时指出该书“记载崇祯朝及南明史事”。《小腆纪传》和《小腆纪年》两书，也被贴上了“南明史”的标签。袁英光称：“《小腆纪传》，书名。纪传体南明史。”谓此书与《小腆纪年》“一以年经，一以人纬，两书并行，对南明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又述《小腆纪年附考》为“编年体南明史。起崇祯十七年，迄永历三十七年”，作者徐鼒“参考南明史书六十二种”。以上各例有个基本特点，就是上述清代史籍多被各种词典、手册贴上“南明史”的标签。词典或手册是成熟知识的聚合，说明“南明”已被视为成熟词汇。比词典和手册更为学术化的是史学史论著。很多中国史学史著述都将明末清初的史籍贴上了“南明史”的标签。刘节在其《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南明史以温睿临《南疆佚史》为最佳。”又称夏燮《明通鉴》“其书有《附记》六卷，专记南明史迹”。冯尔康在《清史史料学》中述称“《四朝成仁录》，是南明史专著”。姜胜利在《清代私家明史学的兴衰及其背景》一文中将南明史籍的撰述作为私家明史学之一种加以讨论，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中期忠义史学与后期新兴的南明史研究热的交替和过渡阶段”。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称夏燮的《明通鉴》附编“记南明事”。新中国史学工作者还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和鲁监国时的史事，称为“南明史”。1988年，吴枫称《残明宰辅年表》的作者傅以礼“素留心南明史事”。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称戴名世著作《孑遗录》《与余生书》，“论南明史事，说：‘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粤，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云云”。钱茂伟在《浙东史学研究述评》一书中，述邵廷采“关注明史，尤其是南明史，留住、重现南明史，是邵廷采的历史使命所在”，特别指出他“熟悉南明史”。王河等人在叙述全祖望生平时，特别指出他“尤精史学，研治宋末和南明史事”，而在全祖望的著作、文集和同时代人对他学术活动的描述中，从未出现过“南明”字眼。这显然今人将习用的“南明”标签倒贴到清代人的身上。

除了将时间回溯至清代，给明清之际史籍和史事上贴上“南明”标签外，新中国学者还将“南明”概念及其贴标签手法应用到外国的汉学译著中，形成概念的外展。当代中国学者，在叙述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史实时，直接用“南明”和“南明史”来指称。康志杰叙述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来华传教，遇见清兵入关，“在述说清军占领南京前的战斗中，卫匡国这样写道：河对岸是中国军队(指南明军队)，中国军队人数众多，只要他们一脱下鞋子就可以筑成一座巨大的屏障，使所有的鞑靼骑兵(清军)都不能越过”。显然，卫匡国用的概念是“中国军队”，而康志杰直接用“南明军队”作了解释。她还指出，在《鞑靼战纪》中，“卫匡国以形象生动的笔墨，揭露了清军的残暴和南明官僚的腐败，以热烈而崇敬的心情讴歌南明史可法、瞿式耜等人的忠诚爱国”。这里的南明概念，是康志杰用中国人易于理解的词汇来对应卫匡国书中的中国官僚和中国军队。对于外国人所写涉及明末清初的史学著作，新中国学者直接将其翻译成“南明”一词。如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中，专立一小节《南明海军的威胁》，描述道：“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

再次，“南明史”概念已经下沉并通俗化。“南明史”概念不仅被新中国学界所接受，而且还被通俗化，应用到通俗史学、通俗小说和电玩游戏之中，为社会大众所接受。1955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胡山源开始撰写《南明演义》，于1985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96年，图文并茂的《中华画史》称《明史》对“南明史事或讳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南明”概念还出现在博物馆的文物解说词中，向游客传播。如云南博物馆在介绍馆藏官印时，称其“是极其珍贵的南明史物证”。以上是将南明概念应用到通俗史学中的例子。“南明”的概念也被应用到通俗文学中。李传瑞专门创作了一部名为《南明英烈传》的小说。“南明”概念甚至应用到电子游戏软件中。由贲郎赵统、天涯思君不可忘、红豆醉相思等人制作的一款新的架空MOD游戏，原名《南明英雄录》，最终定名《南明英杰传》。清代偶一提及、民国逐渐传开的“南明”概念，在新中国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相关各个领域，甚至通俗文化领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

在传播南明概念的同时，新中国学者还对“南明史”概念作了重新界定。针对民国时南明史主流专家朱希祖、柳亚子、钱海岳等人提出的以南明弘光、隆武和永历政权相续相承为主线的“南明”史概念，新中国学者另辟蹊径，以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及其余部孙可望、李定国、李来亨等的联明抗清为线索，重新界定南明史。顾诚在《南明史·序论》中界定了“南明”的时间断限：“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对南明史的断限作了辨析，指出“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他解释这样做是“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他坚持南明史不能完全以帝统来衡量，“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对于南明史的下限，他“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对于“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的做法，他不持反对立场，但自己不予遵从，“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同时，顾诚也界定了南明概念的地域范围：“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不过，他也指出南明史不仅限于南方，“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

针对顾诚对“南明史”概念和相关体系的界定，李治亭则提出不同意见：“南明史，如同一代王朝史，顾名思义，就是南明诸政权自身兴亡史。南明诸政权如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政权的兴起，及其相互关系与覆亡，才是南明史真正的‘主线’”。而顾诚的《南明史》“却将这一‘主线’改为农民军余部、郑成功等‘抗清斗争’。这种假南明之名而实写农民军及各族人民‘抗清斗争’能称为南明史吗？”作为清史专家，李治亭对顾诚概念的不满，主要是认为顾诚的相关认识切割了清史的完整性。正如有学者在描述庄廷鑨辑补朱国桢未完成的一部《明史》书稿时，称“把清军入关以后的一段历史不算做清史，仍以南明为正统，叫做南明史”。李治亭对此种做法持保留态度。

不过，顾诚对“南明史”概念的重新界定，却成为新中国南明史的主旋律。此前谢国桢《南明史略》、南炳文《南明史》都是以农民军及其余部的联明抗清为主线。这一概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事实上，顾诚的南明史概念来自民国时左翼史家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他们在关于南明史的论战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阶级分析为方法，以腐败无能的南明政府影射国民党政府，以英勇抗清的李自成等农民军隐喻延安的共产党人。新中国建立后，南明史的这一概念从政治论战引入学术研究，便出现了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南炳文的《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

当然，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学者对南明史有了更为包容的看法，作了更全面的界定。如李培文指出：“南明原是指明亡后至清康熙三年，明宗室在南方为延续明统相继建立的几个地方政权。南明史的范围相当广泛，还包括李自成政权、清军入关、郑成功和各地抗清运动。”这个界定，既包含了民国时朱希祖、柳亚子等人的南明史概念，又包含了顾诚等人的概念，还兼顾了像李治亭这一类清史学者的意愿。

二、旧南明史家的新成就与新中国南明史学的增长

与“南明”史概念传播相伴随的是新中国南明史学的不断发展。此间南明史学的发展包括两个部分，二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旧南明史家(主要指史实派)在新中国继续取得的学术成就，一是新中国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南明史家做出的学术贡献。

民国时期的南明史专家，分为两派，一派主要从事搜集史料和纂述史实，其编纂体例不是纪传体就是史考体，属于南明史研究中的史实派，代表人物是朱希祖、柳亚子、钱海岳和谢国桢；另一派是在南明史论战中涌现出的史观派，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史实派除朱希祖于1944年去世外，柳亚子、钱海岳、谢国桢等都仍然健在，并继续推进南明史的研究。史实派史家除了其往日的成就屡被提起而引起南明概念传播外，还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直接扩大了“南明”概念及南明史学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强度。

柳亚子在1949年后仍然坚持南明史的研究和宣传。新中国建立前夕，他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南明史、中华民国史等。1949年6月1日，毛泽东回信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当然，这并未能阻止柳亚子研究南明史的愿望。他在5月23日给钱杏邨的信中说“弟则决心此次将南明史搞好，一俟桂林好友朱琴可(荫龙)见来北平后，便可筹备起来，唯地点在平抑在沪，尚未决定”。1950年，柳亚子期待的国史馆未能成立，而中央文史馆开始筹备。柳亚子给朱荫龙的信中说：“中央将有文史馆之创，尚在拟议中……史料项上，拟分地志、南明史、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各组。弟兼史料征纂委员会主任，再兼南明史小组组长。”当他听说无锡钱海岳已撰成《南明史稿》本纪、志、表、列传共120卷，200多万字后，十分高兴，赴无锡约见钱海岳，拟请其参加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还将钱著抄了一份作为参考。他自称：“盖亚子参加文史馆，其用意即在出版《南明史》”，是“为责任与义务而来，非为权利而来”。但中央文史馆最后成为一个荣誉性、统战性的机构，而非研究性的机构，所以他的上述打算皆未实现。文史馆员中只有罗介丘等个别人按照柳亚子的意图继续进行南明史的研究。

无锡人钱海岳(1901—1968)在民国时一直从事南明史的撰写。但因他不善宣传，故人们知之甚少。1949年后，他先后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江苏省博物馆和南京图书馆任职，当选为民革苏州市委员、政协江苏省委员。1956年，他被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聘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人员和南明史授课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钱海岳受到严重冲击，但对南明史的研究和写作一直痴心不改。有人回忆：“南图南明史研究专家钱海岳，根据馆藏南明典籍，编写了《南明史》，并和洪焕椿教授等，共同编选《南明史参考资料》近百种，北京中华书局原定负责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作罢。”他一生的学术结晶《南明史》，在1944年便已完成初稿100卷。1949年以来，继续修改和增补。2006年其《南明史》遗著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共14册，120卷，300余万字，属纪传体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起崇祯十七年五月，迄永历三十七年。南明虽偏安割据，但史料芜杂，头绪纷繁，人事错综，颇为难治。钱海岳倾40余年之力，参阅3400余种图书资料，钩沉梳理，考订辨析，将南明史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人物等写入书中，成为南明史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巨著。

钱海岳除了潜心研究《南明史》外，还走上大学课堂讲授南明史。1961年1月31日，郭影秋在给陈向平的信中明确告知：“大西、大顺军史料搜辑工作，拟请钱海岳先生担任指导。他从本学期起，兼任我校南明史教员”。又说：“钱海岳先生的讲稿及周部同志的《中国农民起义史》稿，都拟请他们整理出版。周村同志也是我历史系兼课教师”。可见，从这年起，时年61岁的钱海岳开始在南京大学讲授南明史。据燮赓《钱海岳》一文述：“以治南明史蜚声史学界的学者郭影秋出长南京大学，钱找到了知音。郭聘请他到该校历史系讲授南明史”。秦凯在《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称：“在郭校长的关怀和帮助下，1962年组建明清史研究室，作为系一级的小型科研集体，并从这年起招收了第一届明清史研究生。当时该校历史系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有陈恭禄、胡允恭、王拭、洪焕椿等人。此外，在南京学术部门工作的明清史学者，还有钱海岳、朱偰等人，在业务上取得了协作。”刘桂秋据此将钱海岳在南京大学讲授《南明史》系于1962年，说：“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之邀，钱海岳到该校历史系讲授南明史”。其实，据上述郭影秋的信知得，1961年钱海岳就已兼任南京大学“南明史教员”。第二年，钱海岳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主持召开的“李定国和郑成功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递交《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一文。

在民国史实派的南明史家中，谢国桢的转变最大。他原本从事于晚明和南明史籍的搜集与考订，于1933年撰成《晚明史籍考》。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南明史实的基础上引入唯物史观，一跃而成为史观派南明史专家。1949年冬，谢国桢从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结业，分配至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从事明清史的教学与科研，“南明史的研究是先生课余的又一项科研题目”。谢国桢于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这部书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从明季社会背景入手，在叙述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时，不断以人民和农民军为着眼点，如用了“人民扶持下南明弘光王朝的建立”“大江南北的义师”“冀鲁豫义军的兴起”“荆襄十三家军英雄抗战的经过”“全国人民继续不断地展开反清运动”等标题。“因此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变革政治史。”《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谢国桢便被郭沫若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谢国桢在从事史观引领的《南明史略》撰写的同时还对其旧作《晚明史籍考》进行修改和增补，于20世纪60年代撰成《增订晚明史籍考》。有学者认为“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及”。可见他在从事史观分析和研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史实派重视史料考订的本色。

三、新南明史家及其史学的强势崛起

在旧南明史家继续推进“南明”概念传播和南明史学延续的同时，新南明史家继承了史观派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观念，以下层人民的革命为主线，取代以南明诸帝为主线的南明史体系，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南明史专著和论文，形成了南明史教学和研究的基地，使南明史获得了断代史的地位，并将南明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郭影秋、南炳文和顾诚等人是其代表人物。

郭影秋(1909—1985)是改革开放前组织南明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作为老革命、老干部的郭影秋拥有良好的素质和独到的资源。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郭影秋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1963年)时，开始组织南明史研究的团队，并亲自从事南明史的研究。郭影秋组织团队以南京大学历史系为基地。著名明史专家梁方仲于1960年4月23日参观访问南京大学时，当时“党委负责人”向参访者介绍了历史系的情况，其中提到了“专门化：农民战争史、元史、南明史等”。以党委负责人而专门提到历史系，而且提到历史系的专门化课程中有南明史，则说明此人可能就是郭影秋。看来，在郭影秋的领导下，已在南大历史系建立了南明史研究的基地。在基地建立的同时，郭影秋开始建立南明史研究的学术团队。他招揽人才最突出的事例，便是前述对著名南明专家钱海岳的聘请。此外，胡允恭(1902—1991)也被延纳南明史研究的团队中。胡允恭于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后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后，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1年被停止党籍。次年调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潜心研究南明史和日本史”。另有材料说胡允恭“调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数十年来，他一直苦心钻研史学，对日本史、南明史下过苦功……他的有关南明史著作，在史学上极有价值”。郭影秋入主南京大学后，庇护了已被打倒的胡允恭，将他纳入南明史研究的团队中，使其有条件从事科研工作。胡允恭著有《明末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史稿》等书以及论文多篇。胡允恭在教授之余还向外传播南明及南明史概念。据方庆延讲，胡允恭与方父有金兰之宜，因此20世纪50年代末，方庆延以“右派”废退归来，“时胡老执教南大，不时赐函鼓励指教，并赐古本南明史籍约百卷促我研究”。除了钱海岳、胡允恭外，南明史研究团队还包括陈恭禄、王拭、洪焕椿、朱偰等人。钱海岳和洪焕椿等人一起编选了《南明史参考资料》近百种。

在组织和领导南明史研究团队的同时，郭影秋也亲自开展南明名将李定国的研究。1959年7月14日，他给时在上海任出版社副社长的陈向平写信，讲述自己在南明史研究上的进展：“李定国稿，经校补，可得十五万字，十七、八日可发出。惟因心情乱，序言尚未写出，少缓即补寄”。1963年2月，郭影秋从南京前往北京办事，还在惦记搜集南明史料。3月25日，他在给陈向平的信中说：“关于南明史资料的整理问题，我和中宣部理论处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表示支持；也写了一信给灿然同志，尚未接到复信。”当他已接到调往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调令后，仍然心系南明史料。1963年4月12日，在给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副总编辑的陈向平的另一封信中说：“我的工作已决定调北京人民大学。虽非所愿，亦不愿多提，目前书物已装箱，听命北上。南明史料整理工作，照常做。我为李定国论文集写了一篇代序，稿必请你过目一下，不要闹大笑话就行了”。郭影秋对南明史研究痴心不改。有人指出：“在担负学校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郭影秋身体力行，深入教学与研究第一线，一方面给本科生讲授南明史专题、带研究生指导论文；另一方面研究清史，出版了《李定国纪年》，成为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其实，郭影秋撰写《李定国纪年》并不是“另一方面研究清史”的结果，而本身就是在从事南明史的研究。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南明史研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南京大学郭影秋团队之上的话，那么这之后，南明史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南开大学南炳文、北京师范大学顾诚等专家在《南明史》专著的撰写之上。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的南炳文(1942—)，是继谢国桢1957年出版《南明史略》之后，又一个发表《南明史》专著的学者。他于1992年出版了《南明史》一书。该书原为作者与汤纲合著的《明史》(下)之一部分。《明史》前有1981年10月郑天挺写的序，说明此前南炳文已经写成了南明史的相关部分。此后，南炳文将《明史》中南明史部分扩充为《南明史》后出版。全书共分五章，在叙述南明诸王朝兴衰的同时，贯穿着农民起义军的主线，如第一章“初期南明史”下面的三节中，除第一节讲弘光政权外，第二、三节分别讲述退出北京后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第二章的标题就是“浙东、福建政权，农民军开始拥明抗清”，在讲述永历政权时，贯穿着大西军余部占据云南及失败，大顺军余部西山十三家的最后阶段等。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专章叙述了“南明时期的对外关系”，包括乞师日本、遗民东渡、郑成功父子的海外贸易和南明诸政权与西方传教士等内容。除了《南明史》专著外，勤奋的南炳文还发表了一系列南明史研究论文。1990年他与吴彦玲合撰《清朝政策比南明弘光政权的高明之处》一文。进入21世纪后，又接连发表《周鹤芝的姓名及其乞师日本》《南明首次乞师日本将领之姓名考》《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两种表现》《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六种表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瞿式耜七篇奏疏抄写时代考》《史镜之作用——评〈弘光政权研究〉》等文。上述诸文分别发表在《历史教学》《明史研究》《史学月刊》《南开学报》《日本研究论集》《中国历史文物》和《中国图书评论》等期刊上。

继南炳文之后，顾诚(1934—2003)也出版了《南明史》专著。顾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生前只出版过两部专著，一是《明末农民战争史》，另一部就是1997年出版的《南明史》一书。顾诚自1982年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后，就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写了一半，由于兴趣转移到卫所研究，故暂时停辍，直到1986年以后，才重拾旧稿，于1990年以前写完了《南明史》初稿。经过反复增删修改后，终于交付出版。《南明史》是顾诚十余年磨一剑的著作，全书77万字，记载了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陷北京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败亡为止的历史过程。顾诚的《南明史》与谢国桢的《南明史略》和南炳文的《南明史》一样，都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为指导，打破以南明诸帝为主线的王朝体系，代之以农民战争和反清斗争的历史主线。作书共分32章，在揭露南明诸王朝腐朽无能的同时，热情讴歌农民起义军，特别是对他们“联明抗清”行动给予高度认可。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农民军和人民抗清事迹，如“李自成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大顺军联明抗清”“大西军的经营云南”“大西军的联明抗清”“夔东基地的覆灭”等等。该书的起迄与南明王朝的兴亡时间也不一致，起于李自成攻克北京，迄于李自成余部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的失败。顾诚《南明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史料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集，直接引用的地方志达237部之多，引用书目更是多达579种。扎实的史料功夫，有助于对许多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厘清。如顾诚对长达十八年(1646—1663)的南明韩王“定武”年号，进行认真考订，指出“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王”，否定了查继佐《罪惟录》据不可靠传闻在南明史中增添的韩王定武政权。

新中国学者顺应并推动了自民国以来南明史断代史化的趋势。1931年蔡元培还只是有“编纂南明史及南明史的专题研究”这样的表述，把南明史仅视为一种专题研究。1944年朱偰在纪念文章中，已经将朱希祖的南明史研究，置于“断代史”之下。新中国建立后，南明史作为断代史已被广泛接受。郭影秋在南京大学将“南明史”与农民战争史和元史作为“专门化”的史学，已将南明史视为断代史。1957年，已有图书馆对“南明史”图书进行了专门分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图书馆的古籍目录，就在“明史”与“清史”之间，专列了一个“南明史”类，下列《南明野史》《季明封爵表》《小腆纪年》《南天痕》《南疆绎史》《摭遗》《恤谥考》《明季南都殉难记》《海东逸史》《所知录》等书。这显然也是将南明史视作断代史。在海峡对岸，1955年3月，台湾大学教授方豪(1910—1980)在《民国以来的历史学》中，也将南明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看待，将之与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史、元史等并举，特别是与明史和清史并列：“王崇武、吴晗、李晋华之于明史，朱希祖、朱倓、谢国桢之于南明史，萧一山之于清史……或著专书，或撰论文，皆卓然可观”。正是在两岸中国学者共同认可南明史为一断代史的背景下，南明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除了上述谢国桢、郭影秋、南炳文、顾诚诸大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南明史的教学和研究还在全国不少地方得到展开，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著名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在厦门大学读书时，读了老师陈孔立关于明清史、郑成功研究等论文后，受到鼓励，开始“研究郑成功，研究南明史”。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2年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郑成功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郑成功与南明宗室的关系》。1958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李兴盛，“对南明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与谢国桢建立了书信联系。1963年他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南明史与中国农民战争史”。《天津日报》高级编辑罗文华自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读高中时，“就迷上了南明史”，在紧张的备战高考之余，“找来一些与南明史有关的图书杂志”，看得“津津有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迷上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发表了研究该剧男主人公侯方域的论文，这自然“与我对南明史的爱好有很大关系”。为了研究《桃花扇》，他阅读了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的明末清初的正史野史和诗集文集，“重点是南明”。1986年，他还利用暑期实习的机会，到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搜寻南明遗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工作之余“依然研究南明史”，读得比较多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黄裳先生有关明末清初的历史随笔。当他在“爱好南明史二十多年后”，读到张传伦的《柳如是与绛云峰》一书时“立即就被吸引住了”。有些人是读到南明史著作后喜欢上南明历史的。影评人廖伟棠称“自从十年前读南明史，便一直为永历帝流亡朝廷在缅甸那段凄凉岁月所迷，此后就关注缅甸华人史以及号称永历朝廷后裔的果敢人”。1951年出生、毕业于广州师院历史系文博大专班的广东揭阳人孙淑彦，1984年调入揭阳县博物馆，在工作中“治版本学、地方史、南明史”。

新中国南明研究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和以后。通过“中国知网”等论文数据库的检索，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南明史成果少，似仅有马少侨的《论南明永历政府在武岗山的溃败》(《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12期)、柳义南的《评谢国桢著“南明史略”》(《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朱永嘉的《论南明抗清运动中各阶段的动向》(《新建设》1962年10月号)、吴乾就的《论南明时的“联明抗清”斗争》(《学术研究》1962年第11期)等数篇。而改革开放之后，南明史的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果大量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关于这方面的成果，有期刊论文581篇，博士学位论文19篇，硕士学位论文117篇。有些年轻学者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南明史研究方向，如淮北师范大学吴航博士，不仅发表南明史研究的系列论文，还出版了《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专著。大量年轻学子的加入，给南明史研究队伍添加了新鲜血液，给这一领域带来了无限生机。

除了大学和科研单位外，学会也起到了推进南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中国明史学会召开过两次与南明有关的会议，一次是2015年在贵州安龙召开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是2018年在江苏盐城召开的“孔尚任与盐城——孔尚任与盐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都编纂和出版了论文集。关于安龙南明史会议，彭勇曾撰《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予以全面介绍。这次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南明史”为题召开的学术会议，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 周予同原著：《中国经学史讲义》(外二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④广州图书馆编：《阅读广州：“广州文库”入选书目》，广州图书馆2017年，第32页。

⑤田汉著，屠岸、方育德编：《田汉全集》第12卷《诗词》，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⑥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⑨魏华龄：《桂林抗战文化综论》第六辑《考证与书评》，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6页。

⑩董运来：《〈清人别集总目〉误收举隅》，《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古籍研究》，总第61卷，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