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

2022-02-03汤权扬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1期

摘要：“美拯救世界”是《白痴》的核心理念，而美是人类共同本质的爱，它能消弭个体间的隔绝，聚合起平等的对话空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爱只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纯正的东正教信仰之中，坚定的信仰和对人民的关注是其斯拉夫主义倾向的基础，这种倾向使他在对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扬弃中提出了“土壤”论。从小说中公爵与俄国上层人士有关信仰的论辩切入，可见作者对理性主义的否定和其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在“聚合性因素”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观照下，“美拯救世界”则是作者对其斯拉夫主義社会理想的一种对话性的文学叙事的改造。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斯拉夫主义美拯救世界对话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创作于1867年，他在小说中通过“十全十美的人”a——梅诗金公爵传达了“美拯救世界”的理念。娜斯塔霞的美是“在没有爱情、没有同情的世界上经受了无限痛苦的美”b，它带来了欲望的悲剧；公爵的美——基督的无差别的爱却能拯救世界，而基督实际上就是人类共同本质的实体化象征，即人类精神层面的自由平等追求。公爵“没有选择地爱，用这种爱包容世界”c，这种爱能聚合起互相隔绝的个体，创造平等的对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爱只源于纯正的东正教信仰，而它仅为俄罗斯人民所有。“积极的美的典型，只存在俄国人民身上”d，只要“回到人民根基中，也就同时拥有了东正教信念，拥有了对俄罗斯民族的爱”e。他对信仰的坚守和对人民的关注，就是其斯拉夫主义倾向的基础。这体现在《白痴》中公爵与俄国上层人士有关信仰的论辩上，公爵从批判天主教出发，否定了理性主义，认为俄国要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精神信仰和俄罗斯人民的光芒中复兴。

文学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扬弃之中提出了“土壤”论f，并以此建构其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以真诚广泛的爱的精神团结一致，没有谎言和唯物主义，以个人的宽广胸怀的表率为基础”g，可见爱是他始终的追求。世界因美的缺乏而陷入癫痫之中，“人类成十倍地增加对美的需求”，“丑”则将推动世界通过对人类共同本质的追求来进行自我改造。公爵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世界塑造的共同本质，他的爱追求完全平等的对话。

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不同声音进行平等的对话，实现普遍的权力消解，这便是以“爱与自由”为基本要素h的“聚合性因素”i的体现。他让小说成了“展示个性声音的广场，众多个体的话语在这一广场上进行着异质同构的交流和对话”j。至此，以人类共同本质的爱为交汇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加以文学化的阐释，将其改造为对话性的文学叙事——“美拯救世界”，而这种对话性也被巴赫金从诗学角度在其复调小说理论中发现。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否定

俄国的西化始于17世纪初，随着“混乱时期”k的结束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俄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感受到了全面的差距，发展的渴念推动其向西方学习，直到18世纪，彼得大帝开始了俄国的全面西化。但西方充斥着肉欲而没有“宗教的地位”，俄国人却重视精神的完整。l因此，俄罗斯文化显然对西方文明的闯入感到不适，西方“干瘪的、概念化和唯理主义性质恰恰唤起了俄罗斯文化指向活生生的、合理性和完整性的理想生活”m。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理想生活”的呼唤者，要考察他的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必须经由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公爵与两位俄国上层人士对信仰问题的争论表现了理性之于信仰的危险。争论起于宴会上的“老显贵”和崇英派先生伊万·彼得罗维奇关于公爵养父帕普里谢夫改宗天主教一事的议论。“老显贵”将信仰动摇归因于天主教的传教手段“很见功夫，自成一家”，这种想法显示了其信仰的动摇和对西方的盲目认可，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则觉得“这一切其实无聊得很”，他为天主教所做的辩护是从理性出发的对个人选择权的肯定。n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理性不能介入信仰，因为信仰是“希望和爱”，不是“理性范围的事”。o“老显贵”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不在乎信仰什么，他们只相信理性，他们在仰望西方时迷失了俄国的根——东正教信仰。

《白痴》中列别杰夫讲述了一个吃了六十个人而最终向教会自首的罪犯的故事，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比车碾火烧，甚至比二十年的习惯更强大”。与现实刑罚相比，更让人敬畏的是信仰。但现在，这种力量正在弱化，理性主张个人权利，却阻隔了灵魂。俄国正处于“火轮和铁路的时代”，铁路的无生命性和机械化是理性主义的工具性的典型物质表现，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结合不断提升人的物质欲望，精神惩罚的威慑萎缩了。在理性祛魅的时代，人类欲望的力量“几乎无限制地增长”，而“害怕尘世及永生的惩罚的力量却在成百倍地下降”。人民丧失了“灵性生活的完整性”，个体间出现了普遍的隔绝。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抽象的逻辑不适用于人类”p，就像地下室人所说的，“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q。他以精神的整体性发现理性的局限，批判“建立在功利主义及合理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启蒙和解放方案，指出人的极其复杂性和有限性”，他不相信理性能创造出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由此，他指出西方不存在博爱，因为他们只有“强调自我保护、自我追求，自我的自决的原则”。理性偏离了自律，导致个体间出现普遍隔绝，“一切都四分五裂……成了个体了”r。真正的博爱是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只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信仰之中，而它呼唤的是所有人保持灵魂的平等，聚合在包容一切的教会之中，实现精神层面的真正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的否定也体现在他对暴力革命的反对之中，他认为只有在理性的魅惑下，人们才会相信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整体利益的功利主义妄论。他希望所有人都能“走到一起，相互理解，像兄弟般地团结起来”，达成“美好的团结”。他对暴力革命的反对与斯拉夫派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既远离保守主义的盲目片面性，又远离革命的无道德性及危险的自我信念”——相契合。他相信革命“是一种革新，是一种新生，它需要的不是斧头，而是使世界新生的思想”。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倾向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的俄国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存在两大阵营——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前者主张俄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者坚持走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反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不认可西方派，亦不完全同意斯拉夫派的所有观点，但他具有基本的斯拉夫主义倾向，这源于他的东正教信仰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关注。

首先是对东正教信仰的坚守。斯拉夫派认为爱是人之“幸福、良善、力量和向往”的源泉，爱能使“自我完善”并接近人的共同本质。因此，只有精神信仰才可以“把被唯理主义搞得七零八落、各不相容的人的精神”团结到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将指引西方盲目的”丧失了本质的人类，他将欧洲的不幸视为可悲的无知，归责于理性主义。

信仰在《白痴》中是问题的焦点，“老显贵”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对待信仰的动摇揭开了公爵斯拉夫主义式的有关信仰的论辩的序幕。公爵认定天主教是比无神论还可恶的信仰，因为无神论仅从存在性方面上否定了信仰，但天主教“宣扬的是被歪曲了的基督，是被他们诬蔑和败坏了名誉的基督”，它对信仰本身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也就是说，背弃了向人类共同本质迈进的步伐，沉湎于现实世俗的罪恶。公爵在此抨击的是天主教的世俗教会，它与政权勾结，用信仰换取金钱和权力。由此，公爵指出正是民众对天主教的憎恨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快速发展，它们试图替代天主教已丧失的道德权威，树起新神——革命。而公爵认为能缓解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渴念的只有东正教信仰，因为他们从小“接受东正教的熏陶”，他们对真理的领会远超知识分子，正是信仰“在苦难时刻拯救了人民”s。所以只有东正教信仰能建构俄罗斯人民强大的民族自信，“唯有俄国的思想”能使全人类面目一新、起死回生。只有如此，俄国才能带领世界逃离剑与暴力的泥淖，走向人类共同本质的爱。

其次是对俄罗斯人民的关注。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生活根本因素的保持者”是人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觉得，“农民，东正教罗斯——这几个字实际上是我们的根基”。他坚信不同于彼得改革的“源于人民的精神并具有人民特点的”俄国发展新形式是世界性的“高度泛人类的”活动，而“互相敌视的思想将在俄罗斯民族身上趋于和解”。所以他的斯拉夫主义理想是摒弃理性主义，以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爱追求人类的精神团结。

因此，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人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具备了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他对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进行了扬弃，形成了“土壤”论。“土壤”除了原先的含义t外，还有新的意义，即“社会政治生活中特有的精神道德积淀”。也就是说，只有在俄罗斯人民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沉淀。知识分子应当亲近人民，弥合其間的鸿沟，谋求各阶层基于信仰的统一，走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同时，在对君主和人民关系的认知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倾向也是明显的。他认为“宪法体现君主对人民，人民对君主的互相的爱……我们国家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爱（斯拉夫派首先发现）”。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拉夫派共同支持的专制制度是与横行霸道的独裁体制、暴政相对立的，是一种人民不愿操心政权，而将之交予一人管理的制度。这种专制政权不含特权因素，掌握政权的君主担负而不是享有人民的责任，而地方杜马和教会将予以限制。不是法律联结了君主和人民，“而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君主的爱”。真正能够维持国家并恢复伟大罗斯的俄罗斯人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拉夫派看来拥有绝对的非政治性，他们不会为了政治权利而斗争，而是将自己应得的和应给予的都归结为身外之物，而在本质上追求精神自足。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作为一种对话性的文学叙事的改造——“美拯救世界”

梅诗金公爵认为罗马天主教、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等使人类渐渐远离了人类的共同本质，面对如何拯救世界的质问，他的答案是“美拯救世界”。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的交汇点在于理解美即是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爱。他在《白痴》中揭示了美与爱的同质：“美好的事物俯拾皆是”，只需要看看那个“小孩”“天上的彩霞”“地上的青草”“那双望着您并且爱着您的眼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理想中的“真诚广泛的爱”便是公爵独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公爵身上寄托了最终理想，但这却将他引向“那位超越时间、永不改变者”。公爵是对“道成肉身”的文学阐释，作为“完完全全美好的人”，他的智慧是“爱的流露和洞察人心”。这意味着公爵被赋予了人类共同本质的神性。

这种赋予人神性的理念源于东正教在圣父、圣子、圣灵问题上对“等级从属说”的坚持，即认为圣父是唯一的源泉。正如爱任纽所说，“神的儿子成为人子，好叫人得以成为神的儿子”u。“神的儿子”便是说耶稣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这般对神子的下降意味着对人的地位的提升，所有人便都成为神子，以无差别的爱联结彼此。阿塔那修曾说，“道成肉身”是让人意识到神“教人成圣的使命……他成为人，好叫我们成为神”v。换句话说，就是看到神的人性和人的神性，这宣扬了人的价值，传递了人神平等的意味。

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中的无差别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中努力创造平等的对话叙事，这就是巴赫金以诗学视野在其复调小说理论中提出的对话性原则，而“美拯救世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的一种对话性的文学叙事的改造。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是有“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些意识是能自主进行平等对话的主体。所以使复调得以形成并稳固的是对话性原则，人物“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w。他们都有思想性，这使其有能力在小说中进行平等对话。对话的目的是“排除任何单一的教条主义的严肃性，不让任何一种观点，不让生活和思想中的任何一个极端，得以绝对化”。换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图创造的是无条件平等，发声是个体的基本权利，但任何个体的声音不得超越、支配、凌驾于他者。

应当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性受到东正教神学的“聚合性因素”的影响。简单来说，“聚合性因素”就是“以‘爱’的终极原则取代绝对主体的权力，从而将人类引向整体复活”x。“聚合”的统一需要借助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爱来维系。同时，这种统一之中还有自由，这是平等的体现。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只有自由“能保持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相对优点”y。因此，爱与自由便是聚合性的两个基本因素。

由此可见，“美拯救世界”是对话的，而无论是斯拉夫主义倾向抑或是向信仰靠拢都是独白的。公爵为什么不说信仰拯救世界呢？原因便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聚合性因素”影响下的对话性的坚持，他对任何妄言能够拯救世界的单一真理持否定的态度。即使是他所信仰的宗教，其话语体系也有征服性的独白因素，因为对上帝——人类共同本质的信仰与否之中便存在强制的不对等。尤其是世俗教会的形成，更是带来了强烈的排他性和残酷的权力争斗。然而，只有东正教的独白话语是比较柔和的，因为其宣扬的是基于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爱，这就是他在《白痴》中所说的美。美不是强制的、独白的，是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到同一个审美空间中来。这样的审美空间便是能最终实现人类共同本质的空间，也就是原初意义上的“教会”。正如王志耕所说，教会“首先应在‘永久可能性’上体现出来，‘聚合’不是具体地点的聚会，而是精神的凝聚与意志的统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对话性原则的原因，便是避免让信仰成为绝对话语，而以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而生的“美”拯救世界。

四、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相信人类的共同本质“是信仰，是美，是善；真理是理性，是认识，是丑，是恶”z。他选择了美，摒弃了丑恶。《白痴》中“美拯救世界”的理念完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社会理想的一种对话性文学叙事的改造，而美，即人类共同本质的无差别的爱，则是融汇陀思妥耶夫斯基各项思想的核心。他对理性主义的否定源于他对信仰的坚守，这信仰在根本上宣扬爱，而他坚信只有俄罗斯人民拥有纯正的东正教信仰，爱的因素也就涂抹于人民之上了。因此，爱亦贯穿于他以信仰和对人民的关注为基础的斯拉夫主义倾向之中。爱的平等意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世界中构筑起了对话性的原则，个体的人终于不仅在与个体的关系之中寻到了平等对话的真谛，而且团结于共同的信仰之下，真正走向无差别的爱的平等联结。

a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苏〕尤·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徐昌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35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俄〕波诺马廖娃：《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张变革、冯华英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刘季新、李鸿简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e 何云波：《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罗斯文化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f “土壤”论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在坚守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积极与人民亲近，弥合其间的鸿沟，谋求各阶层基于宗教信仰的统一，以此走上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g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下）》，张羽、张有福译，见陈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585页。

h 王志耕：《“聚合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i 按照王志耕对“聚合性因素”的解释，它“就是以‘爱’的终极原则取代绝对主体的权力，从而将人类引向整体复活”（王志耕：《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同意义》，《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3期）。

j 杨砚：《东正教信仰中的复调诗学——〈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神学解读》，《基督教思想评论》2013年第16期。

k 俄国“混乱时期”指的是从1598年留里克王朝终结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正式建立之间俄国历史上的过渡时期。

l 〔苏〕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丁履桂、郭镛森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