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外商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建立门槛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阶段的环境规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外商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着绿色技术创新。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门槛效应

本文索引：钱银利.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论，2022（03）：-116.

中圖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2）02（a）--03

1 文献综述

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种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环境保护为目标，包括节能、减少污染排放环境管理等方面。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对生产企业的活动进行约束，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来激励或倒逼生产企业提高科技水平和污染控制能力。

波特（1995）[1]认为企业会在环境倒逼的作用下进行技术革新，环境规制显著正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张旭、王宇（2017）[2]构建了系统动力模型，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但是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是非线性关系，胡雪萍、陶静（2018）[3]运用SYS-GMM方法证明了环境规制以一种“U”型动态影响着绿色技术创新。刘章生等（2018）[4]基于GML指数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N型”关系。

综上所述，有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基于此，本文从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出发，深入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对探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实际意义。

2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环境污染是一种消极的外部性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既存在正面的“创新补偿效应”，又存在负面的“遵循成本效应”。

2.1 创新补偿效应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随着环境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强，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进行技术创新，二是进行污染治理。美国学者波特认为，环境规制具有一定的创新补偿效应，企业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合理的环境规制作用下，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资源配置和生产管理效率，减少环境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从当前来看，我国执行严格的环境规章制度，对企业污染物排放制定标准，使得企业生产和污染治理的成本上升。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主动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改善生产工艺。

2.2 遵循成本效应

“遵循成本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必然导致治理和控制污染的成本上升，这一部分成本会挤占企业资源。为了将污染物排放降到国家标准以内，企业需要在生产选址、绿色原材料等方面进行资金投入。在管理方面，企业需要培养污染治理的专业人才，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学习，从而提高了管理费用。另外，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企业为获取有关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知识信息需要加大资金投入。这一系列的环保支出势必会增大企业的资金压力，挤占了投入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从而阻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目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和定义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借鉴贾军等（2017）[5]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方法，用绿色专利数量来表示绿色技术创新程度。为衡量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实际效果，本文用绿色专利授权数量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3.1.2 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环境治理角度来构造衡量标准，目前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尚无定论，本文借鉴郭捷、杨立成（2020）[6]的研究方法，将“工业三废”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调整系数来赋予各项指标不同的权重，其中调整系数为各市单位生产总值的污染物排放量与全省单位生产总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之比，最后将各项指标加权平均后得到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以此来度量环境规制程度。

3.1.3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领域其他学者的研究，外商投资（OFDI）用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在华直接投资总额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R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表示。

3.2 数据来源

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指标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环境规制相关指标数据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和《浙江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年鉴》，外商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指标数据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

3.3 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Hansen（1999）[7]的门槛模型思想，将环境规制设置为门槛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来检验两者之间的门槛效应，构建如下的门槛模型：

（1）

其中， Ln（GTIit）代表绿色技术创新的对数值， Ln（ERit）代表环境规制强度的对数值，I为示性函数，η为待估算的门槛值， Ln（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对数值， λ、 ρ为待估计参数， μi为个体效应， εit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门槛检验

在不确定门槛个数的情况下，依次对模型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环境规制的单一门槛和三重门槛均不显著，而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第一个门槛值为0.0252，95%，置信区间为[0.0190，0.0267]，第二个门槛估计值为0.0345，95%，置信区间为[0.0324，0.0416]。因此可以判断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最终选择双重门槛模型。

4.2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在双重门槛效应下，基于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当门槛值低于0.0252时，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0.2725，即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时，会使得绿色技术创新减少0.2725%。表明在低强度环境规制下，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将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中而不是进行技术创新，此时“遵循成本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当门槛值在0.0252和0.0345之间时，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0.0124，符号方向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急剧下降，而促进作用增加，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中强度环境规制下，企业不得不进行技术革新来弥补环境成本，此时“创新补偿效应”开始起作用。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可能是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既没有引起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足够重视，又挤占掉一部分进行创新的资金，所以总体上来看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门槛值高于0.0345时，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2674，说明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就控制变量而言，外商投资在5%的水平上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说明外商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提供所需的资源，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5 结语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临界值。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起主要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临界值持续增强时，“创新补偿效应”的存在促使企业不得不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当环境规制强度跨国第二个临界值继续增加时，企业污染治理的成本也会增加，会迅速挤占进行技术创新的资金，从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此外，外商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在不同的程度促进着绿色技术创新。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强度过低时，不足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但是过高的环境规制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因此环境规制强度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充分考虑到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环境特征，以免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二是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能力越强。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保护，要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同时要加快绿色技术成果的转化，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三是加强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提高对外开放强度、加强对外合作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经验，从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引进技术先进的外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参考文献

[1]Michael E Porter， Claas van der Linde.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4）.

[2]张旭，王宇.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17）：111-119.

[3]胡雪萍，陶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30个省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44-53.

[4]刘章生，宋德勇，刘桂海.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J].商业研究，2018（4）：111-119.

[5]贾军，魏洁云，王悦.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差异分析：基于异质性东道国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6）： 81-90.

[6]郭捷，杨立成.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10）：37-44.

[7]Bruce E. Hansen.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 （2）.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Zhejiang Provinc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QIAN Yinli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ak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s the control variable， establishes a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varying degre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eshold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