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产业集聚；环境污染；门槛效应；集聚水平

中图分类号F4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02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04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工业在总量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1年我国制造业总量占全球的19.8%，位居世界第一，并已形成大量的产业集聚，且集聚水平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例如水土流失严重、沙尘暴频发、耕地土壤退化加剧、雾霾天气剧增等。面对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环境保护，但是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我国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在持续增加，2011年，我国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674 509.3亿标m3，比2004年增加了1.84倍，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30.87亿t，比2004年增加了4.4%，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28亿t，比2004年增加了1.69倍。但是，与全国层面不同的是，有些地区随着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却在下降，例如，重庆市在产业集聚水平提高的时期，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4年的64.1万t下降到2011年的53.1万t，工业废水则由2004年的83 031万t下降到2011年的33 954万t。从逻辑上看，由于污染物排放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而上述两个不同的现象却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即产业集聚是加剧还是改善环境污染呢？基于此，本文将探究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模型，为正确认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利用我国2004-2011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客观评价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这将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为改善我国环境污染这一系统工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1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发展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研究环境污染问题，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Grossman 和 Krueger[1]于1991年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将逐渐加剧，当经济发展突破某一“转折点”时，环境污染状况将得到改善，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如Dasgupta et al.[2]。而Chichilnisky[3]等学者就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这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验证这一假说是否成立，如List和Co[4]、Eskeland 和Harrison[5]。而环境污染作为产业集聚的一种负外部性效应，由于其效应小于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使得学术界对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关注较少，而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逐渐成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已取得一定的研究进展，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观点：

一是产业集聚将加剧地区环境污染。Virkanen[6]实证分析认为芬兰南部产业集聚是导致芬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重要因素；Frank[7]运用欧盟200个城市的数据分析，认为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相关性；Verhoef和Nijkamp[8]采用空间均衡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工业分布引起集聚区的环境污染；Ren等[9]运用上海1947-1996年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导致上海水体总体质量下降；张可和豆建民[10]认为产业集聚通过产出规模、结构以及效率等效应作用于环境污染，产出规模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且我国集聚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城市，其污染总量也更高。张可和汪东芳[11]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我国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且环境污染将反向抑制经济集聚。

杨仁发：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2期

二是产业集聚将改善地区环境污染。陈建军和胡晨光[12]运用长三角地区数据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将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优化区域发展环境；Zeng和Zhao[13]通过构建2×2空间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污染避难所”效应减小。李勇刚和张鹏[14]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但存在区域差异性，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在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李顺毅和王双进[15]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将降低我国工业污染的排放，使得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在研究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发现，FDI将促进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进而将改善东道国的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