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炜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100176）

中国音乐教育专业自20世纪初叶启蒙，历经1949年后沉淀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推进，今日已处在硕果累累的高速发展期。虽成果喜人，但还是不得不说，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模式与方向是我们急需反思并加以深刻探讨的议题。缘何？百年前，萧友梅等诸位先贤在借助西力凤凰涅槃并构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思路指导下，几乎照搬了欧洲音乐专业教育体系，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因此被深深烙刻了西方印记。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不断批评反思，譬如构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发展道路问题，如何重塑当代音乐民族性问题，如何在创作、表演等多个领域建构中国音乐话语体系问题等。建构话语体系是多层面、多方位的，如创作层面需要作曲家提供更多有中国文化内涵并体现中国音乐韵味的作品，研究者要有体现中国理论特色与价值的立体架构，这其中，音乐教育无疑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底层根基，基础无所为，体系难有为。

近年来，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的新文科教育理念对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有着诸多可借鉴之处，尤其是新文科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这种跨学科知识结构融合对音教专业发展有重要启示，尤其是对中国当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更具有重要意义。故在此语境下，重构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倒逼高等音乐教育专业探索教学模式转型，体系化和中国化建设则成为转型重中之重。

首先，对于中国音乐教育模式一词加以简单界定，此概念主要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中以中小学音乐教师为主要培养方向院校的教育模式。不同研究者对音乐教育之界定亦有分歧。笔者认为“中国音乐教育”可有广义和狭义之解，广义看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任何有关音乐学习、承袭的方式与行为，都可视为中国音乐教育。其中无论技术性、文化性或娱乐性等只要有音乐知识和行为的学与授关系存在，都可纳入中国音乐教育的范畴。从这一层面解读，中国音乐教育一词体现了极大的广博性和包容性，如大司乐、梨园等类似学校性质的教育模式，再如个体口传心授的音乐继承方式。狭义中国音乐教育多以学堂乐歌为起始，是因自此时起音乐教育在中国方才真正纳入普及性国民教育序列，音乐以艺术教育形式用于提高国民文化修养之目的，自此，中国院校中以现代教育为模本展开各类音乐技能教学活动者都可称为音乐教育。本文针对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主要教学目的的高等音乐教育专业之教育模式提出转型，希望能推动该专业加快改革，不断完善。

一、逐步推动技术型教育向文化型教育的教育类型转变

当下国内音乐教育院系专业课教学多是钢琴和声乐（西洋唱法或中国唱法）为骨干课，再辅以作曲、试唱练耳和音乐学的相关课程，培养模式在某种程度像是钢琴或声乐专业的简装版。这种以西洋音乐体系主导的技术型体系占据教学核心地位既有社会及文化背景因素，也有教育者对于高等音乐教育目的之理解性偏差和顶层设计误区，有其特殊历史原因。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出现了方向性的转移，“文理的发展失去均衡始于建国之后。中国政府启动全面复制苏联之路，教育也由师欧美转向师苏联”。“与欧美式通才教育以获得知识为目的的‘学术模式’不同，苏联模式则是一种专才教育，它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对教育实行全面把控。”[1]建国后这种专才式培养模式及指引方向涵盖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也不能例外。这种重理工轻文科，重技术轻文化、轻思想的专才培养模式虽然在建国伊始为新中国发展提供了大量专业人才，为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正是这种培养模式直接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文化内涵不足，创新力和系统性不强，教育后续乏力。以此为基点回望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重技术轻文化则比比皆是，直接后果便是民众甚至很多音乐工作者的理念中，音乐教育是一门技术性课程，因此，教育方式多着眼于手段而不是目的。近年来各大学术刊物所发表的该领域研究成果也佐证了以上看法，进而“在学科发展和教育实践中重视技能培养，在音乐教育规律和方法研究上关注和突破有限”造成该学科发展几近停滞。[2]（P28）中小学音乐课堂教育多以培养学生音乐技能为主，文化继承和艺术传播的功能有所忽略，长期以往将对中国音乐基础教育产生较大负面影响。随着当下中国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以及音乐教育专业学科内涵的不断拓展，对音乐教育目的与方式有了新认识、新思路并提出新要求，继而促使我们着手探讨目前这种模式之不足，以逐步解决中国音乐教育专业的方向性偏差。

技术型教育模式有其特定历史意义，亦不能一概否定，时至今天仍有相适应范围。中国“音教”专业大发展、大普及是在1949年后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在专业人才非常稀缺的状况下所采取的对应措施。在当时，音乐教育院系亦有为社会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技术型人才培养成为当时甚至当下某些专业音乐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首要任务。这种教学模式对音乐教育启蒙和人才积累初期有合理性，对音乐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不少学生毕业后在培养小学音乐教师的中等师范工作，为音乐技能较浅的初学者传授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这些中师音乐教师也曾是地方音乐教育的中坚力量。

随社会和经济发展，音乐教育专业的对象和目的已发生很大变化，中等师范类学校几乎都已取消或转型，“音教”毕业生开始直接面对中小学音乐教育，因而教育模式转型也须提上日程。不仅如此，当下音乐教育院系学生的音乐技术能力已今非昔比，自幼学习音乐者早不是20世纪80年代时的凤毛麟角，而是呈现普及态势，文化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学生入学伊始（其）专业技术素养已令人相当满意。如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学生在入学考试时，钢琴演奏能力大多能达到车尔尼740或更高程度，再经过四年训练，其专业技术能力会更出色，完全能应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专业技术需要。

由此引出前面曾设置的问题，我们所培养的“音教”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工作是什么？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一个合格的音乐教育者不单是音乐技能的传授者，同时应该是音乐文化传承者，还是音乐艺术审美的引导者，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既然如此，“音教”专业培养目标和主要能力仍然锁定于钢琴或声乐为主导是否合适呢？

当下社会适龄儿童学习音乐主要有三种目的与路径：1.普及型教育，中小学课堂音乐教育为代表，以普及音乐知识，提高学生素质和培养兴趣为主旨；2.提高型教育，如学校、少年宫的乐队、合唱队等社团活动，在提高学生音乐素质同时，专业性和目的性更加明确，有天赋的学生会进入专业音乐学习；3.专业型教育，有的孩子从小开始音乐技能学习，学校业余音乐教育对他们而言过于简单，业余时间的专业性音乐学习是他们走向音乐殿堂之重要一环。

当下“音教”专业教学模式所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更多指向第3种即专业型教育，部分兼顾类型1和2。就“音教”专业人才需要而言，我们培养目标应该锁定类型1即普及型教育，为中小学课堂音乐教学培养专业教师，同时可兼顾类型2和3。“音教”专业学生虽应具备出色的专业技术能力，能胜任专业型音乐教育的教学工作，但为中小学普及型音乐教育培养合格的音乐教育人才应该是当下“音教”专业的首要目标。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中小学音乐教师的要求已不仅仅停留在唱歌等简单的音乐欣赏和技术性活动。他们应该肩负传播与传承中国民族音乐、让学生了解世界音乐文化的责任，同时培育学生欣赏音乐的韵律美和文化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格调，方是真正意义的全面提高学生艺术素养，这样教学内容和文化责任就对“音教”专业的培养对象提出来新要求。

虽然技术型教学模式曾在中国音乐教育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也有其难以回避的短板，就是极易形成重技能而轻文化的导向。不少“音教”专业学生对相关音乐文化学习不能认真对待，学生思想有过关即可的60分万岁论和文化无用论的认识偏颇。当下高校音乐教育院系学生日常学习大约有三种状态：1.专业技术型学习，以专业技术能力为主导的学习模式，强调专业技术的重要性，但目前过于强化专业技术，出现唯专业技术论倾向；2.专业知识型学习，专业技能学习同时学习与音乐文化相关知识，例如音乐学和作曲类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再如校园音乐社团包括合唱队、管乐队等组织与训练；3.文化型学习，很多学生到研究生阶段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目前看，“音教”专业学生对于专业技术学习比较重视，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自觉性不够，上课听听、课下不看、书籍不读、临考突击、过关就万岁的状态不少，文化型学习则是少数同学的自发性学习。试问这样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走向教书育人的第一线，能够指望他们给学生带来多少知识，带来多少艺术熏陶，又能够带来多少综合素质的提高。当然，这一切不是轻视和取缔技术，而是在有较好专业技术能力作保障的今天，不应再以技术为唯一认定标准，而要逐步形成技术学习和音乐知识及文化学习并重的格局。这一转型过程中，从事技术型教育者应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知识是促使音乐表现力得到深层提高的重要力量，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矛盾。因此，技术型教育模式向文化型教育模式转变是“音教”专业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艺术型教育和职业型教育双重并举的重要保证。

二、引导双重音乐体系里由西方主导型向中西并重型的教育内涵转变

自学堂乐歌起，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就已逐步倾向西方，对此已有共识。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国立音乐院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开启新视野的同时，中国“音教”专业便在欧洲音乐理论、听觉习惯与训练方式、器乐和歌唱及审美理念为核心的西方音乐体系下得以构建。中国音乐内容及文化内涵的学习和实践没有被充分重视，某些时候甚至成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配角。

提出推动向中西并重的转变并不是谋求放弃西方音乐，进行纯中国音乐思维与内容的教育，而是希望在当下中国“音教”体系中，逐渐要把“根文化”作为主要内容之一。音乐课堂教育中，西方音乐确实在音乐记录及复原、乐器使用的便利程度等多方面优于中国传统音乐。以钢琴为例，在视唱练耳练习中音准的稳定性，课堂教学的便利性，合唱或各类演出伴奏时的应用等方面，它无疑拥有其它乐器难以比肩的优势，中国乐器很难取代。因此，完全解构当下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是不可取的，试图将西方音乐的经典音乐作品、优秀教育方式与手段、便捷音乐技术知识剥离出当下专业音乐教育更是办不到的，这些已和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紧密联系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共同体。虽然不要剥离或剔除西方音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内容就成为我国“音教”专业的主要内容，有时甚至是唯一内容。这不但违背了中国先贤借西方音乐体系实现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和飞跃的初衷，也偏离了中国“音教”专业的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承担起中国文化在新时期发展中所赋予音乐教育专业的重要使命和新内涵。

故此需在音乐教育内容与内涵方面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研讨教学内容的设计与构成，增加中国音乐文化的结构比。例如增设中国文化内容相关课程或相关讲座，专业课程设置增加中国音乐知识课程，除有传统音乐、中国古代、近现代与当代音乐史等理论课程之外，更要在钢琴、声乐、视唱练耳等专业必修课中逐步增加民族音乐作品。从响应国家恢复、传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顺应新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新需求出发，可明确增加中国古诗词歌曲作品相关内容，包括独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古诗词歌曲可谓是基于传统文化的诗意表达，其言辞精美优雅，其艺术审美品格高远，音调旋律典雅细腻，是打通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培育未来教育者“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多年以来，在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方琼教授为代表的众多音乐家大力推动下，古诗词歌曲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取积极的反响，在音乐教育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3]（P20-125）古诗词歌曲能有效提升音教专业学子的文化素养，充分感悟中华文化之博大情怀，解析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中华文化传承提供助力。

当然，应该坚持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既学习并掌握世界优秀音乐知识，同时不断深入理解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特质，方能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专业。

三、有步骤将教育者转变为传统音乐传习和继承者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质的学习和了解是中国音乐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这一转变更是显得尤为紧迫。中国GDP已位居世界次席，但中国力量崛起更多表现在经济层面，文化和思想领域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委，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重视不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在高等院校从教多年，学生无论在专业的传统音乐概论，还是业余的民族音乐赏析方面的知识着实让人不满意。经常接触民间音乐或自小学过民乐的同学，接受力及学习主动性比接触传统音乐较少的同学好很多，这与中小学音乐课堂教育中传统音乐教学内容缺乏和教师相关能力不足有莫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基础音乐教学有所缺失。如前所述，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教育者为提高学生音乐技术能力，更多预设了过多的技术性内容，教学中将音乐教育定位在提高技术能力，而不是文化传播，尤其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当前少儿及青少年所处的社会音乐文化环境更多充斥着欧美音乐风格的流行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相对较少。因此，中小学课堂教育中加强普及传统音乐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错过少儿这一文化汲取的黄金时间，他们审美和听觉习惯一旦定型，则很难再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兴趣。所以，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应该尽快提上日程，在高等音乐教育中给予强化，若将自己传统文化都丧失殆尽，那我们在世界文化体系还有什么，用什么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再让传统音乐在幼儿及少儿阶段的学习中失语，争取到他们，方能争取到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明天。

教学手段和方法有感性认知和理论学习。感性认知以学唱民歌、戏曲等民间音乐唱段等加强民族音调记忆，了解民族音乐风格与地域特点。有条件的院校还可开设民族乐器选修课，这既可帮学生加快掌握和熟悉民族音乐，也可让学生毕业后就能介入学校民乐团等社团活动，专业学习和工作需求实现无缝对接。这一点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音乐教育体系中早已非常成熟，并应该成为教师资格考核的重要内容。“音乐大学学生如果选择音乐教师为职业，应选修师范类科目方能取得教师资格证，由于要对于所有小学生进行传统音乐教育，因此音乐大学西洋音乐专业生也要具备一定国乐基础，目前，大部分音乐大学里已设置了国乐课，进行传统音乐教育。”[4]（P61）周边如日本、印尼等地对传统音乐的保护也是可圈可点，他们对传统民间音乐的有效保护与发展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理论学习是让学生在感性认知基础上对传统音乐有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在“有什么、是什么”之上还要了解“为什么”。不仅如此，加强和预先制定相应考核方案及教学效果考评，方能真正有效推动相关知识学习。如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自2013年起研究生入学考试用“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取代以往史论考试，明确了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为中国音乐工作者，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应是重要任务之一，中国专业音乐工作者对民族音乐一无所知的话，不仅是个体不合格，也是音乐教育的体系偏差。

四、将同质化培养模式转变为统一标准基础上突出地域性和特色性的教学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模式和教学内容呈现出高度同质化，钢琴、声乐为主干课，加以视唱练耳和一些音乐学、作曲类相关课程构成音乐专业课全部。因此可以看到，国内同专业的教生配比、课程安排与设置、教学内容都是大体相仿的教学模式。在第三个转变中突出了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之同时，也应考虑依托不同地域、不同院校的文化特点，逐步加强地方特色，在提高质量之同时突出地域风格特色。积极研究当地文化并立足于地方传统音乐，培育地方音乐传承者的角色定位和危机意识。我们欣赏并学唱中华民族共有的民族音乐财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民间音乐丰富，不可能将所有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和样态都让全体中小学生所掌握。

因此不同院校应更多与当地传统音乐相结合。如福建泉州师范的“南音专业”、内蒙古师大的“长调”教学都是倚重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特色，挖掘民间音乐宝库，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传承结合，不但有效保护、宣传了地方文化，同时也办出了自己的教学特色。泉州师范学院2003年设立了南音专业，首次将中国民间乐种引入高校本科专业中，专门培养既有音乐理论基础，又懂得泉州南音演唱演奏的人才，培养懂南音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更好的让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再如北京的京剧进课堂，山东的“五音戏”进校园等等，都是民族音乐的地方特色教育。

高等音乐教育专业应依托地方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将地方民间音乐纳入到专业教学体系中，了解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发展和概况同时，熟悉本地区民间音乐特色。这些毕业生补充到中小学音乐课堂教育第一线后，将极大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和传播，对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并引导中小学生了解喜欢中国民族音乐将有积极作用，定会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结 语

提出加快推动中国音乐教育专业模式转型的同时，还要看到由于当下部分院校学生专业起点低，技术能力差，技术型教育模式还将长期存在于高等音乐教育体系，因为这是学生毕业时具备相对合格技术能力的基本保证。虽然如此，高等音乐教育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应从更高层面认识到提高学生音乐知识和文化修养的紧迫性，树立文化型教育和加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理念，要预防现代音乐教育越普及就对我国民族文化伤害越大的悖论，若真如此，将何颜以对？美育不但表现在技术和实践领域，更体现在感知和文化层面。当下教育形式的多元化、教育内涵的多层化以及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对音乐教师提出新任务和更高要求，需要他们有敏锐、开阔的视野，能充分理解、认识自己所担负的文化责任。这些不但是中小学音乐教师的责任，更是高等音乐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任重，故需披荆斩棘，道远，方知征途漫漫。只有厘清问题，明确前进方向，方能引导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专业走上良性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