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高鸽

（山西运城学院音乐系，山西·运城，044000）

20世纪50年代开始，民族音乐学家杨匡民先生的民歌研究从提出“三声腔”到“色彩区”之现象探究与理论建构，启迪了我国音乐学界区域音乐研究理念的生发。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区划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除杨匡民先生的研究之外又涌现出苗晶、江明惇、乔建中、王耀华、黄允箴、沈洽、杜亚雄等多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②进入新世纪后，区域音乐研究逐渐升温，研究对象不断拓展，视角也趋于多样，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呈现一派繁荣境况。③在区域音乐的各类研究成果中，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状态的研究是其中开展较早、成果较多的论域。这些成果的研究对象大多涉及的是在较大区域内流布的音乐品种，或者是某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内各类传统音乐的分布问题。在为某种音乐或某一区域内的音乐进行区划时，多数学者都以音乐形态结合地理环境、语言、民族、习俗诸因素作为依据的背景。如果某类传统音乐流布范围较小，语言、民俗甚至地理条件也相对一致，在探究它的空间区域分布状态时，除了分析音乐形态上的共性特征，还可以依据哪些要素作为划分区域的背景？本文试图探究施坚雅市场分析模式对解决此类问题是否有参考价值。

一、施坚雅市场分析模式

2 0 世纪6 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 i l l a i m Skinner）在对中国社会地理空间的研究中，将划分空间的背景聚焦在经济区上。他参考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提出的经济区和层级的概念，主张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以基层市场为中心的统一体，即基层市场共同体。他将中心地类型分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市场类型则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其中与“基层集镇”相对应的“基层市场”为最低层级的市场类型，在此之上的市场层级分别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基层市场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近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1]（P6）关于“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施坚雅指出“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功能。它的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收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去。”中间市场“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一个中间市场所在的居民点称为‘中间集镇’‘中心集镇’也同样如此。”[1]（P7-8）根据施坚雅的分析，只有一小部分中间集镇成为县城或较高层次行政单位的首府，作为县级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往往是中间或中心集镇，后者更为常见。府治常常不是中心集镇就是地方性城市，而大多数省城在上述中心等级中应该属于地方或地区性城市。与中间集镇对应的是中间市场，中心集镇及之上的层级都对应中心市场类型。[1]（P10）

他提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1]（P40）他将建立在集层集镇基础上的范围称为“基层市场社区”。同时强调“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1]（P40）关于此区域的地理范围，经过调查与统计得出“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边缘的村民能够不费力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到6.1公里。”[1]（P44）人们在这个基层市场区域内满足他们主要的需求，而且在此区域内结为姻亲关系，从而围绕着一个基层市场区域形成了一个关系网。不仅如此，基层市场区域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仰网络，比如镇上较大的寺庙所形成的庙会等，更加巩固了这种关系网的联合。由于人们在此范围内不断交流，从而使它还成为一个文化载体，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比如人们在常年不断地联合举办庙会，必然会形成相对一致的民间艺术。[1]（P44-51）那么，传统音乐的区域划分与他以市场分析模式所划分出来的各个等级的区域是否有联系？市场层级可否作为划分传统音乐区域的一个参考因素？

既然，施坚雅将基层市场区域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在这个区域内人们频繁地交流才使得它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区域。对于传统音乐的不同种类而言，民俗音乐应该是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类。而且由于施坚雅理论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之一是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笔者在上文也曾强调本文借鉴施坚雅模式分析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问题，主要用来分析流传范围比较小的传统音乐一类。本文在此主要观察这类传统音乐“类似音乐特质”的区域性有没有呈现出与各个基层市场区域划分相一致的特点。因此暂以河津丧葬锣鼓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

二、河津丧葬锣鼓概况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临猗、万荣、河津、稷山、新绛县等地，丧葬仪式中都有本村的男性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用清锣鼓乐义务为死者送葬的仪式环节。在此区域中，几乎村村都有各自的锣鼓队。流传在河津市的丧葬锣鼓专用于丧葬场合这一要求更为严格，因此笔者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河津市的范围内。

河津市为县级市，行政区划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隅，吕梁山之南，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河津东迎汾河与稷山县毗邻，西隔黄河与陕西韩城市相望，南有台地与万荣县为邻，北枕吕梁山与临汾乡宁县接壤。目前辖2街道（城区街道、清涧街道），2镇（樊村镇、僧楼镇），5乡（柴家乡、小梁乡、阳村乡、赵家庄乡、下化乡），共计148个行政村。汾河从境内沿东西方向穿过，将河津分为汾南与汾北两大区域，其中柴家乡与小梁乡位于汾河以南，其余城区街道办事处、阳村乡、清涧街道办事处、赵家庄乡、樊村镇、僧楼镇位于汾河以北。汾北北部沿山一带地势较高，河槽一带地势较低，汾北又可再分为河槽与北坡两部分。在河津丧葬锣鼓流行的地域内，方言语片的划分与此地形特征完全吻合。④笔者与当地多位文化工作者访谈时了解到，河津当地的丧葬锣鼓风格特征与此地理形态基本吻合，大致表现为汾南锣鼓典雅柔和、河槽锣鼓活泼轻快、汾北锣鼓奔放热烈的特点。⑤

然而这种笼统的风格描述无法满足我们对当地锣鼓乐音乐本体的深入认识。对于当地丧葬锣鼓形成的准确区域划分还需要对其音乐形态特征进行分析之后才能确定。在河津市各乡镇中，下化乡是唯一的山区乡镇，原隶属于乡宁县，1971年才划归入河津，民俗风情与河津其他村落差异悬殊，不仅丧葬仪式程序与其余乡镇大不相同，只有极个别村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其他乡镇的影响开始学习丧葬锣鼓，而且还只是商业性质的锣鼓队，这与河津多数村子社家锣鼓免费为本村、本社居民服务的性质大不相同，故在本文中未将下化乡纳入丧葬锣鼓的考察范围。在除去下化乡的其余各乡镇的139个村子中丧葬锣鼓的流传情况，经笔者调查，目前有125个村里都有丧葬锣鼓队，笔者共搜集整理了99个村子的锣鼓谱。99个村子的乐谱中有9个村子为新式锣鼓乐曲，其余全部为各村传统锣鼓套曲，除去各村重复版本，共有82个村子的传统锣鼓套曲。[2]本文就是在以上这些乐谱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探寻河津范围内丧葬锣鼓音乐形态所呈现出的区域性分布特征。

三、河津市丧葬锣鼓的区域性分布特征

锣鼓乐无旋律，主要由节奏、音色两部分要素构成。在音乐本体形态方面可参考的因素也比较少，只能考察其节奏、结构、曲牌联缀或锣鼓段连接方式、音色组合模式等手段。

笔者反复比对各村的丧葬锣鼓套曲，发现其音乐形态呈现出的空间分布区域与施坚雅所述基层集市的范围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在此要强调的是，由于音乐在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特殊性，所以这种重合并不是完全吻合，只能说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重合度。另外，由于本文所研究的范围涉及县级市的范围，该市从其市场类型来看，属于中心集镇的层级。在该市范围内没有看到具有明显的中间集镇，其余各乡镇更多呈现出基层集镇的特点。因此，本文在探讨河津市丧葬锣鼓音乐形态的区域性时，将其与河津市所呈现出来的基层集镇与中心集镇两个层级的区域进行对比。

（一）县城一带丧葬锣鼓的流布所呈现出的中心集镇特质

县城为当地经济、文化与行政中心，在此市场层级中位于中心集镇的地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中，县城为此地域范围内文化网络的最高级，辐射范围最大，因此在文化上此地理区域中的文化事象相对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河津丧葬锣鼓的流布特点来看，城区范围内的丧葬锣鼓，在河津市流布范围最广，或者说以城区为中心，丧葬锣鼓的本体形态表现出更大范围的同一性。其中西辛封、西窑头、东窑头、城关、城北、高家湾、吴家关、东庄、邵庄、百底、樊村、北里、贺家庄、郭庄等村丧葬锣鼓套曲的曲牌与节奏形态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以上村落从西辛封至邵庄，包含了城区街道办事处及与其毗邻的阳村乡与清涧街道办事处的部分村庄。后面几个村庄距离县城相对较远，其中樊村为樊村镇政府所在地；北里村位于赵家庄乡，在河津市的最东边与稷山县接壤；贺家庄与郭庄位于僧楼镇以南，同样与稷山县接壤。可见县城（城区街道办事处）一带的锣鼓流传到了汾北的各个乡镇。这种在较大范围的村落中保持相对较高相似性的情况，在河津丧葬锣鼓的流布中显得非常突出。

以上这些村锣鼓套曲中的曲牌名以及曲牌联缀顺序大体上相近，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套曲之间相同位置曲牌进行了组合或拆分。比如城北的[上坡]=城关的[上坡]+[牵驴]；高家湾的[走行]=城北的[走行]+[上坡]=城关[走行]+[上坡]+[牵驴]；东庄的[太业]与[小悼雷]相加等同于高家湾的[太业]。第二，套曲中增加或删减了个别曲牌。第三，某同名曲牌在不同村子套曲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第四，一些同名曲牌的节奏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相似度。

还有一些村子尽管其曲牌的节奏形态与城区一带的村子相比看不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但其套曲名称仍然显示出了与城区一带丧葬锣鼓乐套曲之间的联系。比如僧楼镇北午芹村与小张村这两个村子的套曲以“花锣鼓”命名，而城区以西的村子将带有跑锣的丧葬锣鼓称为“花锣鼓”，可见两个地域之间锣鼓乐的联系。而且在北午芹村村民自己整理的锣鼓乐谱的前言中，对该村的锣鼓乐历史有如下说明：

《花锣鼓》原系本县杨家巷锣鼓，早在十八世纪末期流入我村。当时，是位教书先生（杨家巷村人）在我们村教书时，口教口教会了我们村老一辈，流传至今大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现在特有的风格和演奏技巧。⑥

杨家巷位于城区西部，可见以上推断与本村的记载相符。小张村应该属于类似的情形。僧楼镇张吴村崔小牛、崔小元等也曾介绍该村的锣鼓是从城区杨家巷一带所学。⑦

城区一带的锣鼓乐除了流传分布区域较广以外，还表现出套曲中的锣鼓曲牌（或锣鼓段）的风格与节奏形态比其他地方更多样的特点。如不仅有递减类多句体段落⑧为主要结构方式构成的曲牌与锣鼓段，同时穿插一些非递减性结构的曲牌（或锣鼓段），而在其他地区套曲中主要是递减性结构的锣鼓曲牌（或锣鼓段）。另外，城区一带的套曲中非递减性的曲牌或者节奏鲜明，比如与城北[四锤]类似的曲牌；或者以突出某个演奏技巧，比如城北[老虎搬牙][过桥]等。这些特点都使此地域中的套曲显示出更加成熟的一面。

（二）河津丧葬锣鼓在基层集镇一级中体现出的区域性特点

河津县境内，清涧街道办事处以及与清涧毗邻的樊村镇的个别村子由于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导致此区域内丧葬锣鼓的大面积失传，因此只能在目前存留状况较好的汾南柴家乡、小梁乡，汾北城区街道办事处、阳村乡、赵家庄乡、樊村镇、僧楼镇范围内来分析丧葬锣鼓乐在基层集镇一级中所体现出的区域性问题。在以上流传区域中，根据当地丧葬锣鼓的节奏形态、结构特点、音色组合等本体特征来看，可以划分成八个区域，每个区域的共性特质如下。

1.小梁村一带丧葬锣鼓乐的共性特质

该区域地理范围与小梁乡行政区域基本吻合。小梁一带丧葬锣鼓乐的共性特点表现在丧葬仪式中用[单槌子]与[双槌子]两种[路行]。曲牌名因演奏[单槌子]时用单槌敲击大鼓，[双槌子]用双槌敲击而命名。[双槌子]比[单槌子]节奏稍显热烈，因此这一带小停、东梁、小梁、中湖潮、武家堡、马家庄等村都在起灵与迎灵车时用[双槌子]，迎锣鼓时用[单槌子]。也有一些村子的规定恰好相反，如佰王、东湖潮。其实这两种[路行]中[双槌子]（见谱例1）在当地还用于“上庙”场合，此类曲牌在各村节奏基本相同；[单槌子]只能用在丧葬仪式中，也就是说[单槌子]是这一带丧葬仪式专用路行曲牌，而且各村的[单槌子]节奏不尽相同。然而，在汾北，[双槌子]又是此区域内丧葬仪式中专用路行曲牌，除北王堡、北王以外，汾北各村丧葬仪式中只用这一种路行曲牌，节奏也大体一致。

谱例1：

且 且 且且 九九 | 且 且 且且 九九 | 且且 九九 且且九九 | 且且 O且 且 且 当 当 | 且 且 当 当 ‖

注：且=钹、当=锣、九=铙。鼓演奏全部节奏，并做适当加花。本文的小节划分未按西方节拍2/4、3/4等节拍单位进行划分，而是按照演奏停顿为依据做分隔。

[单槌子]节奏相对比较自由，速度慢，情绪悲壮。因篇幅所限，下面仅列举武家堡与小梁村的[单槌子]（见谱例2、3）。

谱例2：武家堡[单槌子]

且 且 且 且 当 O | 且 且 且且 且 | 且 O 当 O 且 当O | 且·且 且·且 且·且 且 | 当 O 且 当 O ‖

谱例3：小梁村[单槌子]

且 - 且 - | 且 且 O 且 且 | 且 且 O 且 O | 且 且 且且 | 当 且且 且 当 | 且 且 当 且‖

这一带各村锣鼓乐还有其他节奏上的共性特点，比如锣鼓段的开头用“九且且 九且 且 | 九且 九且 九且且”的节奏相对较多；在“九且 当 九且 当”之后多连接“且当 O当 当当 当”较多⑨；在锣鼓乐套曲的“头部”段落经常多次重复“且且 且且 当 当 | 且 且 当当”等。

2.柴家村一带锣鼓乐本体的共性特质

这一地理区域也与柴家乡的行政区域基本吻合。在柴家村一带，如北原、吴村、柴家、丁家、庄头、上市等村锣鼓乐的[路行]也通常有两种，而且两种[路行]的节奏特点与小梁乡一带类似。但是在柴家一带与小梁一带[双槌子]节奏相似的路行曲牌一般只用于上庙活动，与丧葬仪式场合严格区分开。也就是说在这一带丧葬仪式中只用与上文所述[单槌子]性质类似的路行曲牌。下面列举丁家村与吴村上寨社丧葬仪式中的[路行]（见谱例4、5）。

谱例4：

且 且且 O且 且 | 且且 当 且 当 | 且 且 且 且且 | 且且 且 当 | 且 且 当 且 当 ‖

谱例5：

且 且 且 且 | 且 且且 且 - | 且 且 当 且 | 当 且 - | 且且且 且 且 | 且 且 且 且且 | 且 且 当 - 当 - ‖

一般来说用于在这一带丧葬仪式中的[路行]大多不突出铙的音色，上庙的[路行]可突出铙的音色，但个别村也有例外，比如庄头村丧葬仪式的[路行]。

柴家村一带各村的节奏共性表现在：各段开始处常用“且且 且 且且 且 |且且 九且 九且 且 ”，尤其在山王、樊家峪、柴家、丁家、下牛等村更突出。

3.城区一带锣鼓乐本体的共性特质

上文中曾介绍过县城为中心市场，辐射范围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最大，但城区同时又是一个基层市场，县城范围内的几个城中村在此范围内频繁交流活动。

城区一带的锣鼓乐传播到了相对较广的区域（包含现城区街道办事处及与其毗邻的阳村乡、清涧街道办事处部分村庄的范围），但在传播到距离中心地较远的地域范围时音乐本体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呈现出以不同的基层集市为中心的区域化的特点。比如在阳村乡、原黄村乡（现被归入城区街道办事处），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此部分主要探讨这些基层集市为中心的区域内所呈现出来的音乐本体的特征，因而此处所指的城区一带的地理范围仅指河津市区及紧邻市区的个别村庄，探讨在此中心地较小的范围内即作为基层市场的范围下音乐本体所展示出来的特征。这一带主要包括城北、城关、高家湾、吴家关、东庄、邵庄等村，其中后两个村行政区域属于赵家庄，但是它与城区紧邻，而且锣鼓乐大体一致，因此将这两个村子包括在内。当然县城中心还有杨家巷、米家关等村，然而由于这些村落目前丧葬锣鼓或已停止活动，或改为新式的锣鼓，无法观察传统锣鼓的流布问题，而上面列举的这几个村子目前传承的还是传统的锣鼓乐，因此暂以几个村为代表探讨在此地理范围内传统锣鼓乐节奏的共性特点。

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丧葬锣鼓乐的共性特质表现为：套曲结构以间插三次“过渡句”将套曲分为四个部分；与城北[牵驴]相似的曲牌成为该区域的特性曲牌，在其他区域较少见；大鼓演奏技巧相对成熟，几乎各段都有不同的演奏技巧；以城北村的曲牌名为例，[上坡][太业][慢川][四锤][三闪][过桥][老虎搬牙][牵驴][指路][紧川]（城北[三闪]在套曲中位于[指路]之后，笔者在此列举的是综合了各村的共性规律。）这样的联缀方式形成此区域内锣鼓曲牌的主要特点。

4.太阳村一带锣鼓乐本体的共性特质

太阳村为阳村乡乡政府所在地，该区域包含太阳村、永安、西窑头、东窑头、西辛封、太阳堡等村。其中西窑头、东窑头、东窑头属于城区街道办事处、西辛封属于清涧街道办事处，但是这几个村子与阳村乡毗邻，而且锣鼓乐之间共性更大。

由于该区域与县城距离较近，因此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与县城丧葬锣鼓乐大致相同的特点，但流传到此区域中已经出现了如下变化：城区用过渡句将套曲分为四部分的结构特征在此区域内除东窑头与西窑头外，其他村子套曲中这一特点已不明显，过渡句已经化身为某个曲牌中的“帽”，不再重复演奏多次；几乎都没有[牵驴]（太阳堡除外）这一曲牌；县城中心曲牌联缀中与城北[慢川]（各村的曲牌名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城北的曲牌名，暂以它为基准，下文也同样如此，不再重复介绍）相似的位置，在此区域内则多为[紧川]类曲牌，这可能是因为两个曲牌非常相似，在流传的过程中造成的变化；此区域中随着距离城区的路程越远，本体的变化进一步加大，比如太阳村、永安村[太业][三闪]与城北相比较都少了第一部分，其中[三闪]第二部分的节奏形态与城北[三闪]（见谱例6）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以太阳村的[三闪]（见谱例7）与城北[三闪]对比如下：

谱例6：

‖：且且 且且 且且 且且 | 且且 且且 且且 且 | 当当 当 ：‖ 且且 且且 且且 且且 | 且且 且且 且且 且 | 当当 当 当 | 当当 O当 当当 当 |当当 当 当当 当 | 当当 当当 当当 当 | 当 当 当 当 | 当 当当 O当 当 当 ‖

‖：当 当 O当 | 当当 当当 O当 ：‖：九 九 O九 |当当 当当 O当 ：‖ 当 当 当 当 | 当当 当当 当 当 | 九当O当 当当 ‖

谱例7：

‖：且 且 且 | 当当 O当 当 ：‖且 且 且 | 当当 O当当 | 当 当 当 当 | 当当 当当 当当 当 | 且当 且 当当 当 ‖

城北[三闪]第二段第三拍因休止所形成的类似秧歌的节奏，在此已经变化为无休止的四分音符节奏，从而使节奏已经失去了跳跃的特点，同时变化了乐器音色。

5.黄村一带锣鼓乐的共性特质

马家庄、樊家坡、黄村、修村、郭村、西王等村原隶属于黄村乡，现归为城区街道办事处。尽管在此地理范围内各村的套曲中也能找到与县城中心各村套曲中相对较多的相同曲牌，然而也出现了变化，而且比阳村乡一带变化更大：出现了较多短小的曲牌；县城一带固定出现在开始部分的[上坡]流传至此，不仅改变了曲牌名，而且大多取消了原第一个乐句，直接从第二个乐句开始；原在县城一带套曲中位于“头部”的[太业]，在此区域中与其类似的曲牌大多出现了扩充较多的情况；与阳村乡一带相同，也将“过渡句”变化为某曲牌前面的“帽”，而不是反复多次的“过渡”性质；各村多在与城北类似的[太业][老虎搬牙][过桥][指路][紧川]等曲牌的基础上，各自插入其他曲牌。如马家村插入了[小光楞][三陕][老故事]等；樊家坡插入[刹锣鼓]；修村插入[刹锣鼓][品边]等；西王插入[次鼓]同时还将[指路][缠穗子]等。

6.赵家庄一带锣鼓乐的共性特质

赵家庄乡伏伯、官庄、南辛兴、北辛兴、南里等村，以赵家庄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基层集镇。由于赵家庄村在20世纪90年代改学了僧楼镇北王堡的锣鼓乐，因此该村原传统锣鼓乐的特点不得而知。在此区域中，锣鼓乐的共性特点表现在：几乎都有与伏伯村[一四锤]类似的曲牌，此曲牌还流传到与此地邻近的黄村以及僧楼镇一些村，而在此范围内每个村的套曲中都有该曲牌，因此可以判断该曲牌为这个区域内的共性曲牌；乐队中大多加入了勾鼓。

7.樊村一带锣鼓乐的共性特质

该区域主要包括樊村镇为中心的寺庄、芦庄、南方平、常好、北方平、北王堡、马家堡、李家堡等村。此区域范围内锣鼓乐呈现出来的共同特质为：经常在递减类锣鼓段或锣鼓曲牌的主体部分加入较长的“帽”；大多都有与北王堡[三纽]类似的曲牌；以递减类为主体的曲牌与锣鼓段在套曲占多数；多数套曲的开始都以与北王堡类似的[集锣滚鼓]开始。与以上赵家庄的情况类似，这个区域以樊村这个集镇为中心，然而该镇的行政中心樊村流传的却是从县城所学的锣鼓套曲，在此只是将樊村作为一个经济中心来看待。

8.北坡一带锣鼓乐的共性特质

位于北坡的固镇、古垛、张家巷、魏家院、侯家庄、琵琶垣等村的丧葬锣鼓乐套曲也显现出一定的共性特点。该区域的集市以僧楼镇治所所在地李家堡为中心。以上各村中固镇在行政归属上属于樊村镇，但从音乐形态所显示出的特点来看，与以僧楼镇为中心的北坡一带更为接近。

该区域内锣鼓乐最大的特点表现在配器方法的不同上，在这些村落中钹与锣常为一个声部，铙与勾锣、手鼓等乐器为一个声部，而在其他地区丧葬锣鼓大多为铙钹一个声部，锣为一个声部。由于钹与铙本身音色相对比较接近，都有高、亮的特点，所以这样的配器特点突出这两种乐器，使该区域内的锣鼓乐展现出热烈、狂放的特点。除此之外，该区域内锣鼓乐的结构不如其他区域明确，各村之间在节奏或曲牌联缀方面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共性特点，这可能也是由于它是距离中心集镇距离最远的原因所致。

四、施坚雅市场分析模式对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状态研究的启示

尽管本文没有将所有的村落囊括在内，但由上文各村传统锣鼓套曲中所展现出来的共性“音乐特质”而显示的区域来看，各个区域的地域范围多数都显示出与基层集镇市场区域大体一致的特点。位于城区一带的锣鼓乐明显传播更远，辐射范围更大，又充分显示出作为上一级中心集镇在音乐文化上所具有的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强调的是目前乡或镇的治所往往设在集镇，所以基层市场的范围与县以下的行政区域相重合的情况又比较常见。但是必须看到其中个别村庄丧葬仪式形态共性特质超越行政区域更靠近集镇市场区域。比如东庄、邵庄行政区域属于赵家庄，但是它与城区紧邻，乡民的经济活动主要在城区基层市场内，因此这两个村音乐形态与城区基层市场这一范围内其余村庄的共性特质更为明显。樊村镇范围内大多村庄的丧葬锣鼓与县城内几个村庄的锣鼓乐相同，充分显示出临近县城的基层市场范围内的人们由于距离中心市场较近，从而选择中心市场的特点。

从某种程度而言，探究各类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态，也是这类音乐的“活动范围”，在此过程中人的活动范围不可忽略，甚至有些时候人的活动范围决定了音乐的“活动范围”与共性“音乐特质”的范围。在施坚雅看来，中国乡民的社会领域，不是以村落的圈子限制的，而是以基层市场区域为界限的。基层市场区域才是中国乡民社会生活的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因此，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借鉴施坚雅市场分析模式，主要观察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与传统音乐传播及形态变化规律性之间是否有联系。

必须要说明的是，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在传统到现代的改革变迁过程中，无论市场社区，还是传统音乐也都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传统中国集镇向现代贸易中心地变革”[1]（P93）。“在现代化过程中交易活动会从基层市场转移到高层次市场去。”[1]（P96）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民间音乐的交流范围自然也就逐渐加大。这些对丧葬锣鼓都造成了影响。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外地锣鼓乐的引入。一方面是直接将原有的传统锣鼓套曲换成当下比较流行的外地锣鼓乐作品。其中临汾的威风锣鼓最为普遍，不少村都在外地请锣鼓教练，学习威风锣鼓曲目，替代了原有的在他们看来已经过时的传统锣鼓套曲；另一方面就是将外地锣鼓乐因素融入原有锣鼓乐套曲中。目前河津丧葬锣鼓中出现的外地锣鼓乐素材主要来自盐湖区的关公锣鼓、新绛县绛州鼓乐以及与河津隔黄河相望的陕西韩城锣鼓。这两方面的特点使得河津丧葬锣鼓的分布在上文所呈现的区域性特点之上也有一定的“一地异色、异地近色”的空间格局状态。⑩

当然，地理、语言、民俗等因素始终是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状况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并非要将市场作为划分传统音乐文化区域的唯一法则，它仅仅是影响传统音乐分布状态的因素之一。在此借鉴施坚雅的市场分析模式目的仅是想指出施坚雅的市场分析模式也可以观察在较小范围（以县为单位）流布的传统音乐（尤其是民俗音乐）空间分布研究中的一个参考项，希望能为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注释：

①杨匡民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三声腔”以及民歌“色彩区”的研究无正式发表，主要在其中南音专（武汉音乐学院前身）任教时的校内油印教材《湖北民歌介绍·湖北民歌的结构》中。详参周耘《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先觉——杨匡民先生民歌研究之学术贡献》，《黄钟》2020年第2期，第27页。

②杨匡民《湖北民歌的地方音调简介——湖北民歌音调的地方特色问题探索》，《音乐研究》1980年第3期；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江明惇《试论江南民歌的地方色彩》，《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的色彩划分》，《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杨匡民《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1期；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黄允箴《汉族人口的历史迁徙与南方汉族民歌的色彩格局》，《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载刘靖之《民族音乐研究》第2辑，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0年，第65-87页；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乔建中《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2期。

③关于新世纪中国区域音乐的研究现状，详参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音乐研究》2011年第3期。

④河津市的下化乡一带因在山区，而且由于该乡原本并不属于河津市，直到1971年才划归河津市，该地理区域内民俗语言与河津市其他地理区域均表现出极大的不同，而且该区域内无丧葬锣鼓流传，因此下化乡不属于本文的调查范围。

⑤河津市群众文化馆馆长闫恩员、办公室主任李杰，原河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罗乐，原河津市文化局副研究员原艺文都曾为笔者介绍过当地丧葬锣鼓的此类风格区划。

⑥此内容为笔者收集到北午芹的锣鼓谱中记录的文字。

⑦2015年11月11日在张吴村与崔小牛、崔小元访谈记录。

⑧递减类多句体段落是指在锣鼓段或锣鼓曲牌中，各乐句内的拍数呈依次递减的关系。此类结构在河津丧葬锣鼓中非常普遍。

⑨由于当地锣鼓乐在“且且 当 且且 当”之后如何连接体现出不同模式特点，因此将其作为当地本体的一个特征来看待。

⑩“一地异色、异地近色”是由黄允箴先生在《汉族人口的历史迁徙与南方汉族民歌的色彩格局》（载《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一文中对于南方汉族民歌色彩格局特点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