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平

(内蒙古博物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一、阴山山脉与河套平原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阴山山脉，是战国秦汉时期长城防御的重要依托。整个阴山山脉，东起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的交界处，西至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与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的交界处，东西横亘绵延。阴山山脉南麓，在“几”字形黄河的臂弯内外，形成了广袤的河套平原。河套平原可划分为前套平原、后套平原、明安川、鄂尔多斯高原等数个小的地理单元，前套平原又称土默特平原。如果进一步细分的话，前套平原还可区别为呼和浩特平原、包头平原，呼和浩特平原位于大青山山前，包头平原位于乌拉山山前；鄂尔多斯高原则至少包含了五类地貌区，即中西部干燥剥蚀砂质高地、东南部多湖和沙丘分布的凹地平原——毛乌素沙地、北部黄河阶地库布齐沙带、西部桌子山、东部沟谷底薄覆黄土丘陵区。

最晚到秦代，已经产生将阴山山脉分作阴山、阳山两个山系的观念，河南者为阴，河北者为阳。相对于当时后套平原的黄河主河道——北河，阴山在北河以南，阳山在北河以北。从阴山山脉东端点至乌拉山西端一线为阴山，从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坡根底村附近大青山至阴山山脉西端点一线为阳山。历史地理学者辛德勇先生，将阴山称作大青山—乌拉前山山系，将阳山称作大青山—乌拉后山山系[1]。乌拉前山即乌拉山，而乌拉后山则从东到西还可分为多个小的山系，包括大青山、色尔腾山、查石太山、罕乌拉山、小狼山、大狼山、哈鲁乃山、雅布赖山等。

二、战国秦汉长城的分布

在阴山山脉及其以北的漠南草原之上，经实地调查，主要可见东西向分布的四道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线路，由南向北依次命名为阴山长城、阳山长城、汉外长城南线、汉外长城北线(图一)。

图一 河套平原战国秦汉长城分布图①

阴山长城修筑于阴山南麓，东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交界处，西至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西端一带。阴山长城始筑于公元前300年前后，为赵国于武灵王在位期间修筑的“拒胡”长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大将蒙恬修筑“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2]2886的秦始皇长城，对赵武灵王长城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卓资山镇以西部分做了沿用，从卓资山镇向南，秦始皇长城新筑于岱海—黄旗海东西一线。同年，蒙恬又于阳山之上“筑亭障以逐戎人”[3]253，今天在阳山长城沿线偶尔可见秦代的当路塞、烽燧、障城等遗迹。

西汉时期，河套及阴山地区的边疆发展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汉建国至卫青北伐；第二阶段，卫青北伐至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第三阶段，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至汉罢外城；第四阶段，汉罢外城至王莽篡汉。

第一阶段西汉建国至卫青北伐，匈奴强而汉朝弱，在阴山地区，汉王朝“缮治河上塞”[4]369，加筑沿用阴山长城，东起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旗下营镇西侧的察哈少山，西至乌拉山西端。

第二阶段卫青北伐至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自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开始，汉朝大举北伐匈奴，将汉朝的疆域扩展至阳山，“复缮”秦代蒙恬所筑阳山亭障，并沿着这道线路向西，新筑了朔方郡长城。此后，顺着阳山一线向西，又新筑了西河郡长城、北地郡长城等。

第三阶段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至汉罢外城，起始年代为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光禄勋徐自为修筑五原塞外列城。五原塞外列城既有列城带围绕于阳山长城的外侧，起到护卫五原、朔方二郡的作用，亦有汉外长城北线从今大青山北麓起，向西抵达汉代庐朐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北部与蒙古国交界处的洪果尔山)东麓。大约与修筑五原塞外列城同时，继续构筑阳山长城向西南方向的延伸，在阿拉善右旗境内，沿着雅布赖山一线修筑了后来隶属武威郡管辖的长城防线。同时，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开始修筑居延泽长城。在汉外长城北线遭匈奴破坏之后，汉朝为了有效地串联五原塞外列城与居延泽长城，之后又修筑了汉外长城南线与分布于今蒙古国境内的汉外长城，将匈奴彻底驱逐出漠南地区。五原塞外列城与汉外长城南线、北线，由光禄勋徐自为最早主持修筑，合称光禄塞。光禄塞属于西汉外城防线。

第四阶段汉罢外城至王莽篡汉，起始年代为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在西汉王朝的不断打击之下，匈奴威胁减弱，汉罢外城，光禄塞亦在罢省之列，汉朝西北边疆防线退至阳山长城一线。这种状况一直维持至公元8年王莽篡汉。

从以上四个阶段的西汉西北边疆的长城修筑情况来看，阴山长城使用时间最长，包含了整个西汉时期；阳山长城次之，于二、三、四等三个阶段使用；汉外长城北线、南线仅使用于第三阶段。

具体可由表1、表2体现出来：

表1 长城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使用情况

表2 西汉王朝四个不同时期的长城使用情况

三、赵武灵王长城的防御体系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是晋国在西周受封之初的立国之本。“疆以戎索”一词，既有对待戎狄等民族要因其俗而治的意思，也包含了向戎狄之地扩展疆土的雄心。晋国三分之后，赵国邻北边，在“战国七雄”之中实力相对较弱。为了富国强兵，抗衡诸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位期间，选择戎狄作为突破口，发动了“胡服骑射”的变革。所谓“胡服骑射”，实质上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北方民族的长技，以达到民族融合、增强国力的目的。

当时，河套平原活动的部族有林胡、楼烦等，均已发展到了游牧阶段。公元前300年前后，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2]2885赵国一举将前套平原纳入其统治范围，相对于赵国以前“属阻漳、滏之险”[5]1806修筑的赵南长城，这道长城一般被称为赵北长城，亦称作赵武灵王长城。

调查发现的赵武灵王长城的东端起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与河北省交界处，由此向西北方向延伸，贯穿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的阴山南麓地带，西端止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大沟沟口东侧。乌拉山山峰高耸，为秦王朝首都咸阳的北阙，称作“高阙”，也是《史记》记载的赵武灵王长城的西段所在。

赵武灵王长城墙体在内蒙古境内绵延长达505千米。墙体多为土墙(图二)，仅有长5千米多的石墙，还有15千米多的山险与山险墙。近代以来，阴山山前地区农耕发达，城镇、村庄密集，路网纵横，导致赵武灵王长城墙体损毁严重，消失部分达330千米多，占整个赵武灵王长城墙体的近三分之二。

分布于乌兰察布市境内的赵武灵王长城东段部分，未被后代加筑沿用，所见遗迹较为单纯，沿线不见烽燧，调查的障城可总结出几点分布规律：其一，均倚长城墙体修筑，障城北墙即利用了长城墙体；其二，相邻障城之间的直线距离，大体在5—7千米之间；其三，障城墙体均系土筑，平面形制均大体呈方形或长方形，规模普遍不大，较大障城边长在50米左右，较小障城边长在30米左右。按此障城分布规律估算，整个阴山长城沿线分布的赵国障城数量在90座左右。

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阴山长城沿线未发现烽燧，乌兰察布市以西的阴山长城沿线共调查烽燧126座(图三)。也就是说，时代单纯的赵武灵王长城沿线不见烽燧，而为秦、汉沿用的阴山长城沿线才见有烽燧。由于秦朝国祚短暂，存留遗迹极少，这些烽燧的时代应以汉代为主，两两相望、东西绵延于阴山山前地区。李牧为赵将守边时，常居代、雁门二郡，“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6]2450。赵国利用烽火传递军情，但烽燧并非赵武灵王长城沿线的必备配置。

图三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右旗阴山长城庙湾汉代烽燧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长城，主要构成是近505千米的长城墙体，还有90座左右的障城。经正式考古发掘的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城卜子障城，出土遗物较多；但大部分赵国障城，地表散布遗物普遍较少，有的甚至没有遗物。这种现象表明，赵武灵王长城的防御，虽然修筑了长城墙体、障城，体现了一种全面防御的战略；但由于兵力的不足，在实际中采取的却是一种局部防御，将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长城沿线的若干较大障城之中。

赵国在赵武灵王长城沿线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个边郡，其中云中郡在今内蒙古地区。经考古调查与发掘证实，云中郡旧址为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按照赵国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往往于内地设县，边疆设郡。边郡的职能注重于军事，级别并不比县高，所以边郡之下不辖县。赵国云中、雁门、代郡管辖各自区域内的长城沿线障城，这些障城的军事建制为何种名称，尚难以确定。

战国秦汉时期，云中主要指今天的呼和浩特平原。而战国时期大约今天的包头平原，被称作“九原”，归属云中郡管辖。由于“九原”一名屡见于赵国拓边的史籍记载中，有时与云中并列，有的学者便认为赵国曾设置九原郡，这样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赵国的疆域范围“西至云中、九原”[5]1811的记载，应理解为西至云中、九原这两个地方，而不应该径直理解为西至云中郡、九原郡。赵国于云中郡之下并未设县，九原之地归属云中郡管辖，但是否建有名为九原的城邑尚无法得知。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这里的榆中，指今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沿黄平原地区。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曾与楼烦王会于西河，并从楼烦王处借兵。西河主要指南流黄河西岸一带。赵国北进阴山，略地是一个目的，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试图从云中、九原地区南下攻秦。公元前295年，赵国发生沙丘宫变，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宫。终赵之世，赵国只在南流黄河西岸建立了几个军事据点，并没有实现对榆中、西河的完全控制。

赵国的北进，迫使林胡、楼烦退出云中、九原，或移牧于鄂尔多斯高原、后套平原、明安川一带，或北遁漠南草原。而部分归附于赵国的戎狄骑兵，则直接加入了赵国的对外战争。通过长城的修筑，赵国有效地抵御了北方游牧部族。但在与秦国的争衡中，自赵武灵王之后，赵国则步步走向失利。公元前260年，秦赵发生长平之战，纸上谈兵的赵国统帅赵括被秦国名将白起击败，赵军伤亡达45万之多，赵国自此一蹶不振。

自公元前272年开始，秦国通过修筑长城，逐步顺着西河北上。战国末年，秦国自西河、榆中出兵攻占赵国的云中、雁门等地，前套平原转入了秦国的控制之中。

四、秦长城的真实面貌

关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修长城之事，《史记》描述甚为详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3]253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2]2886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7]2566

由以上记载可知，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开始，秦朝加筑沿用了阴山长城，并于北假中之北的阳山之上新筑了亭障。以前的观点，多认为阳山长城的主体是秦长城。但在对阴山长城、阳山长城的深入调查中，却发现秦代遗迹极为罕见。阴山长城以战国、汉代遗迹为主，阳山长城以汉代遗迹为主，二者之中只个别可见秦代遗迹。

如阳山长城最靠东的两座障城，由南向北依次为冯家窑1号障城、冯家窑2号障城，二者相距约400米。冯家窑1号障城位于阳山长城墙体西侧50米处宽阔的山间平地上，主障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35米，墙体为黄土夯筑而成，南墙中部开门。主障东侧、南侧建有关厢，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45米；关厢夯筑墙体较为低矮，残高约1.5米。地表散布绳纹陶片、板瓦较多，其中板瓦内腹多饰菱格纹。冯家窑1号障城为典型的汉代障城。

冯家窑2号障城东邻阳山长城墙体，平面呈方形，边长约50米。墙体为黄土夯筑而成，南墙中部设门。障城内散布较多绳纹陶片，不见板瓦。障城北侧有一道长约240米的东西向当路塞墙体，对山顶的南北向通道形成封堵之势，并对该障城起到保卫作用。初步推断，冯家窑2号障城为秦代所筑，与其北侧的当路塞共同构成了秦朝修筑于这一山顶通道区域的防御体。到汉代，新筑了冯家窑1号障城及其东侧的阳山长城墙体、烽燧等后，便废弃了冯家窑2号障城及其当路塞(图四)。

图四 冯家窑1号障城与冯家窑2号障城相对位置航拍照片(上为南)

秦朝本身修筑长城的时间很短，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开始，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9年)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长城的修筑工程也就停止了。秦始皇用兵匈奴、修筑长城，历史确有其事，但无奈秦朝国祚短暂，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宏伟的长城工程。司马迁身处汉武帝时代，受宫刑摧残，无法在《史记》中对当今皇上的穷兵黩武之举加以贬斥，只能借古讽今。历史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史记》之中记载的秦始皇与汉武帝的相似之处很多，包括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并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8]这样的结论。

相比于秦始皇，汉武帝用兵匈奴、大修长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史记》之中却绝不见汉代“筑长城”这样的字样，用的多是“起塞”等表述。西汉“起塞以来百有余年”[9]3804，通过常年不间断的经营，才真正在北疆地区第一次修筑成型了东西绵延不断的万里长城，很多区域形成了南北并行的数条长城线路。以前，历史与考古工作者将阳山长城认定为秦长城，实在是受《史记》误导所致。

五、汉长城防御体系的构成

整个西汉时期，阴山长城一直是云中郡、五原郡的主防线。

西汉早期，五原郡尚未设立，阴山长城归属云中郡管辖。从公元前127年开始，阴山长城自东向西分别归属云中郡(治云中县，旧址为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五原郡(治九原县，旧址为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管辖，这种情形一直维持至西汉末年。西汉王朝边郡的军事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包括郡太守、部都尉、候官、部、燧等五级建制。云中郡、五原郡在郡太守之下，分别设置有东、中、西三个部都尉。云中郡东部都尉(治陶林县，旧址为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塔利古城)、中部都尉(治北舆县，旧址为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古城)与五原郡东部都尉(治稒阳县，旧址为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大城西古城)、中部都尉(治原高城，旧址为今包头市九原区哈德门沟古城)、西部都尉(治田辟城，旧址为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庙沟口障城)，自东向西驻守于阴山长城沿线的县城或障城之中，管辖设置于长城沿线的候官、部、燧等。只有云中郡西部都尉驻守于桢陵县(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管辖南流黄河东岸一线的军事防御。

从五原郡向西进入后套平原，在汉代为朔方郡辖区。朔方郡的主防线为阳山长城，始筑于公元前127年，其延伸线路大体东起自乌拉特前旗与乌拉特中旗交界处的扎拉格河，西至磴口县与阿拉善左旗交界处的查斯沟。

那么，从扎拉格河向东直至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坡根底村东侧的阳山长城，西汉时期是何种管理状况呢？从分布地域上来看，这一段长城自东向西分别归属云中郡、五原郡管辖，但并非二郡的主防线，是与阴山长城有所差异的一种军事管理体制。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云中郡辖11县，五原郡辖16县[10]1619-1620。这些县治，结合《水经注》等的记载考证，除五原郡河目县位于明安川汉长城南侧、黄河北河南流段(今堰塞为乌梁素海)东岸之外，其他均位于阴山长城之南。也就是说，阴山长城、明安川汉长城之北至云中郡、五原郡管辖的阳山长城之间的这一片区域，西汉并未设县管理。这一未设县的区域，大致以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壕赖山-马鞍山南北一线为界，以东为云中郡辖区，以西为五原郡辖区，相关史料分别称作云中塞、五原塞。

关于云中塞的记载，仅于《汉书》中见有一条。《汉书·匈奴传》记载，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9]3823而关于五原塞的记载，《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均有见到。《史记》《汉书》对五原塞的记载，集中于两件事情，一件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修筑五原塞外列城，另一件是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呴犂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2]2916。

《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11]201。

《汉书·宣帝纪》记载：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12]270。

通过分析以上史料，大体可知，五原塞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位于阴山长城及明安川汉长城以北、阳山长城以南、壕赖山—马鞍山以西、黄河北河南流段以东；此一区域之北的阳山长城，构成五原塞的边防线(图五)。阳山汉长城与阴山汉长城一样，也是由长城墙体、烽燧、障城等要素构成，障城一般为候官治所，烽燧为部、燧治所，形成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体系。五原塞既然归属五原郡，那么它必然服从五原郡太守的管辖；五原郡太守与五原塞长城沿线的候官之间，还应有都尉一级管理者，但并非《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部都尉，而应是城都尉，其级别大体等同于部都尉。

图五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广申隆段五原塞汉长城

城都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在五原塞汉长城的沿线，调查有两座规模较大的汉代古城，分别为碾坊古城、增隆昌古城，其中后者为北魏加筑沿用(图六)；两座古城的规模一致，均为边长315米的方城。碾坊古城位于固阳县昆都仑河上游一带，增隆昌古城位于乌拉特前旗小佘太川北端，两座古城一东一西，掌控着五原塞汉长城。这两座军事性城邑，各驻守有一位都尉，即城都尉，均归属五原郡太守直接管领。云中塞的管理方式，同于五原塞。

图六 增隆昌古城平面图

云中塞、五原塞的辖区，自秦代以来有“北假中”之名，汉代称作北假，五原塞辖区又称作五原北假。西汉时期，在北假中设置有北假田官，是管理军事屯田的官员，以供应军需。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罢北假田官。《汉书·食货志》记载此事曰：“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13]1142罢北假田官的理由是“毋与民争利”，说明北假田官管理的军事屯田与老百姓争利；此时北假中应已有平民百姓开垦种植，但具体是何种民事管理机构，尚无法确定。王莽时，曾一度恢复北假中的军事屯田。据《汉书·王莽传》，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14]4125。王莽时的田禾将军，与西汉时的北假田官，性质是一样的。

在固阳县金山镇梅令山的山前平地之上，分布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汉代遗址。遗址东距梅令山村约2千米，西临昆都仑河，面积近10万平方米。遗址之上遍布汉代陶片、瓦片等，个别陶片之上可见“万石”文字戳记，还采集有五铢钱、铁锅残片等。以前的调查，或认为是一座汉代古城遗址，但一直没有发现明显的城墙遗迹。初步推断，该遗址应是一处与北假田官有关的大型屯田遗址。

由以上分析可见，西汉时期的五原塞，至少设置有两个归属五原郡太守管辖的城都尉，城都尉之下管辖若干候官、部、燧，布列于五原塞汉长城沿线；设置有北假田官，管理军事屯田，以助军粮。西汉时期的云中塞、五原塞长城，相对于云中郡、五原郡管辖的主防线阴山长城，构成了向北的第二道防御线。

从五原塞再向北的光禄塞，包括汉外长城南线、北线，则是第三道、第四道防御线。光禄塞是一个纯军事性的边防区，初建时由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守，后来也是设若干城都尉管领。《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条“稒阳”下注曰：“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10]1620这五座城邑，应该是光禄塞沿线的中心军事城邑。

六、昭君出塞

在西汉王朝持续不断的打击之下，匈奴退居于漠北，势力大损，内乱不断，对汉王朝已难以构成威胁。在此种情形之下，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罢省了外城防御。此后，匈奴内部发生了分裂，在与郅支单于争权中失利的呼韩邪单于主动内附，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赴长安觐见汉宣帝，愿驻牧于光禄塞下，为汉朝保卫边疆。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发兵，诛杀了避居于康居的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惊，提出了与汉朝和亲、做皇帝女婿的请求。从西汉前期的汉匈结为昆弟到匈奴自愿做汉朝女婿，匈奴单于与汉朝皇帝之间的关系变化很大。西汉前期嫁于匈奴单于的名义上是公主，实际上是家人子、宗室女。与呼韩邪单于的和亲，直接赐予的是良家子、待诏掖庭王昭君。何谓待诏掖庭？应劭注释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15]297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赴长安，迎娶王昭君。王昭君为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被汉元帝直接封为单于阏氏，号宁胡阏氏。汉朝改元“竟宁”，边境安宁也。《汉书·匈奴传》对这一事件的记叙也很详细，但侧重在是否“罢边备塞吏卒”的讨论上。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后，又主动上书愿为汉朝守边，“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9]3803。很多汉朝大臣认为可以罢边塞，将边防交于呼韩邪单于守卫。此时，郎中侯应提出了十条理由反对罢边塞，主旨是，长城是汉朝防御匈奴的国防大计，如果轻易交于匈奴人，稍有不测，国家便会出现危险。汉元帝认为侯应言之有理，回绝了呼韩邪单于罢边塞的提议。

或认为，昭君出塞换得汉匈和平四十余年。实际上，西汉晚期的汉匈和平关系，是完全靠西汉王朝用武力打出来的。昭君出塞对汉匈和平有一定的促进，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汉匈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硬实力，汉王朝以强盛的国力实现了对匈奴的绝对压制。当然，今天将昭君出塞视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余论

公元前300年前后，战国赵武灵王长城沿着阴山南麓，修筑至乌拉山西端；公元前214年，秦朝大将蒙恬越过阴山，占领北假中，将亭障修筑至北假中北侧的阳山之上；公元前127年，西汉大将卫青占领了后套平原，设置了朔方郡，在加筑蒙恬所筑阳山亭障的同时，向西在阳山之上修筑了朔方郡长城。从战国到秦代、西汉时期，对今天阴山山脉及河套平原的统治，有着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东汉时期，南匈奴、乌桓等部族大量南下，归附于东汉王朝。东汉因势利导，一改西汉大修长城的做法，而是利用这些部族布列于沿边郡县，让他们为汉朝守边。东汉王朝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等官职，管理这些部族。这些部族平时游牧，战时随汉朝军队出征，经常性地接受朝廷的赏赐。东汉王朝以这种与北方民族的军事联盟政策，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长城防御体系。

修筑长城的优势，是可以利用长城开展全面防御。战国秦汉时期，通过长城扩展了能够有效控制的领土，尤其是西汉王朝，不断开疆拓土，长城防线持续向北拓展，将匈奴驱逐至大漠以北。战国秦汉长城，本质上均属于积极进攻的长城。

注 释：

① 图一由马登云先生绘制。底图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内部用图)中“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部分，审图号：蒙S(2007)019号，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印刷，2007年，第58—59页、80—81页、266—267页、290—291页；并参考有关考古简报、报告改绘而成。

② 图二至图六，由苗润华、李恩瑞、丹达尔、赵栩田提供。下文不一一注明，在此对图片提供者致以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