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洁

广西师范大学

一、 引言

具身文化原型观(embodied cultural prototype)认为，情感概念由人们的身体经验促发，并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因此，范畴的某些普遍结构具有跨文化共性，但范畴原型在不同语言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Kövecses 2000： 14-16)。在各种情感概念中，“愤怒”受到较多学者关注，隐喻也被用于解释“愤怒”情感的概念化过程，如Lakoff & Kövecses(1987)分析了美式英语中的“愤怒”隐喻和转喻，以及原型愤怒情景的组成阶段，试图构建“愤怒”认知模型。亦有学者从跨语言角度进行隐喻对比研究：Kövecsesetal.(2015)比较了英西土匈4种语言的“愤怒”隐喻；Ogarkova & Soriano(2014)对比了英俄西3种语言“身体是愤怒的容器”隐喻；Güldenring(2017)研究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中“愤怒”隐喻与标准的英式英语有何差异。这些研究的结论均支持具身文化原型观，认为跨文化共性是“愤怒”隐喻的主要方面。

国内学者对“愤怒”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对比。林书武(1998)列举了英汉“愤怒”隐喻及其特征；彭懿、白解红(2007)对比了汉英“愤怒”认知模式，揭示了“愤怒”新词反映的新认知模式；鲍志坤(2016)从社会文化角度对英汉“愤怒”隐喻进行了溯源，用哲学和医学理论解释“愤怒”的概念化过程。这些研究在总结英汉隐喻共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隐喻的跨语言差异及文化特征。

综上所述，具身文化原型观虽然对“情感”概念的跨文化共性及差异有一定的解释力，仍需更多跨语言研究的支持，以分辨哪些是情感概念的普遍结构，哪些是不同语言中的范畴原型。关于情感隐喻的跨语言转换，对翻译规律及制约因素的发掘也有待深入。为此，研究选择英语文学巨著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3种经典译本(1)本文中莎士比亚戏剧原文语料均取自《莎士比亚作品解读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08年版。 为使行文简洁，仅标出幕场行号，不再另注。另，本文用 “梁译”或“梁”指梁实秋的译本，用“朱译”或“朱”指朱生豪、范锐的译本，用“卞译”或“卞”指卞之琳的译本。为语料，从隐喻认知角度探索以下问题：1)四大悲剧及译本包含哪些“愤怒”隐喻？原文与译文的隐喻有何异同？2)3种译本对“愤怒”隐喻的翻译方式有哪些？呈现哪些规律？

二、英汉“愤怒”隐喻

英语中存在大量丰富的“愤怒”隐喻，主要包括：1)愤怒是容器中热的液体(A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2)愤怒是火(FIRE)；3)愤怒是精神失常(INSANITY)；4)愤怒是斗争对手(AN OPPONENT IN A STRUGGLE)；5)愤怒是困兽(A CAPTIVE ANIMAL)；6)愤怒是负担(A BURDEN)；7)愤怒行为是具有攻击性的动物行为(AGRRESSIVE ANIMAL BEHAVIOUR)；8)愤怒的原因是非法入侵(TRESPASSING)；9)愤怒的原因是身体困扰(PHYSICAL ANNOYANCE)；10)愤怒是自然力量(A NATURAL FORCE)；11)愤怒的人是运转的机器(A FUNCTIONING MACHINE)；12)愤怒是社会地位更高的上级(A SOCIAL SUPERIOR)(Kövecses 2000: 21)。

根据Kövecsesetal.(2015)对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的统计，美式英语中占前3位的“愤怒”隐喻是：1)容器隐喻：愤怒是容器中的物质(A SUBSTANCE IN A CONTAINER)；愤怒是受压容器中具有冲击力的实体(A FORCEFUL ENTITY IN A PRESSURIZED CONTAINER)；2)愤怒是被拥有的物品(POSSESSED OBJECT)；3)对手隐喻：愤怒是斗争对手(AN OPPOENT IN A STRUGGLE)；愤怒是武器(A WEAPON)。由此可见，容器隐喻作为本体隐喻，在英语“愤怒”概念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而且美式英语更加凸显“对抗”这一概念特征。

关于汉语中的“愤怒”隐喻，黄祖江(2002)随机抽取英汉对照读物中的“愤怒”表达式，提取出6个“愤怒”隐喻。其使用频次依次为：1)愤怒是气；2)愤怒是火；3)愤怒是人体的异常现象；4)愤怒是容器中的气或液体的热；5)愤怒是自然力；6)愤怒是危险的动物。这些隐喻大多与英语一致，但居于首位的“愤怒是气”显然是汉语独特的典型隐喻。

在对比英汉“愤怒”隐喻时，Kövecses(2000: 146-151)指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结构是容器(CONTAINER)，即将人体看作容器，愤怒是容器中的物质；而英语典型隐喻是“愤怒是容器中热的液体”，汉语典型隐喻是“愤怒是人体中流动的气”，气存在于身体各个部位，并且不具备热的特征。Yu(1998)认为，“愤怒是热”最具普遍性，但英语有两种形态：固态的“火”和液态的“热的液体”。汉语也有两种形态：固态的“火”和气态的“热的气体”。总之，英汉“愤怒”概念的基本结构是容器和热，但汉语容器隐喻涉及更多身体器官；英汉虽都有固态“火”的热隐喻，但英语的典型隐喻是“液体”，而汉语的典型隐喻是“气”。

三、四大悲剧的“愤怒”隐喻

在四大悲剧中，描写人物愤怒情感的段落有60余处。其中，表达“愤怒”的词语有：anger、angry、angerly、fury、furious、rage、enrage、 wrath、 indignation、 exasperate、 incense、chafe、provoke、gall、wrangle等，共涉及8个“愤怒”隐喻(下页表1)。根据隐喻在语言中的规约化程度，可分为常规隐喻和新奇隐喻。其中，常规隐喻的出现频次依次为：1)热隐喻：愤怒是火(FIRE)；愤怒是热(HEAT)；愤怒是血(BLOOD)；愤怒是胆汁(CHOLER)；2)容器隐喻：愤怒是脾中的物质(A SUBSTANCE IN SPLEEN)；愤怒是心中的物质(A SUBSTANCE IN HEART)。热隐喻和容器隐喻的高频出现，印证了Kövecses(2000)和Yu(1998)的观点。另外两个新奇隐喻仅在《李尔王》中出现1次，它们分别是：愤怒是运动的物体(A MOVING OBJECT)；愤怒是特权(A PRIVILEGE)。

表1 四大悲剧中的“愤怒”隐喻

在莎剧中，出现最多的热隐喻是“愤怒是火”和“愤怒是热”。如：李尔用“火/热”形容女婿康华尔公爵暴躁易怒的性格，“Fiery? ThefieryDuke, tell thehotDuke that...”(KingLear,2.2.293)。位居其次的热隐喻是液态的“血”和“胆汁”，具有典型的英语文化特征。根据西方体液说，血引发急躁性格，黄胆汁使人易怒(鲍志坤2016)。如：奥本尼谴责高纳里尔的罪恶，用“血”喻指自己愤怒之极，恨不得将她撕碎泄愤，“To let these hands obey myblood, /They are apt enough to dislocate and tear/Thy flesh and bones.”(KingLear,4.2.65-67)；伊阿古用“在胆汁中”形容凯西奥在其影响下突然发怒，“he’s rash and very suddenin choler...”(Othello,2.1.270)。

位居热隐喻之后的是容器隐喻“愤怒是脾中的物质”和“愤怒是心中的物质”。如：伊阿古诬陷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有私情，用言语刺激奥瑟罗不要意气用事，受制于“脾”，“patience, /Or I shall say you’re all in allin spleen/And nothing of a man.”(Othello,4.1.88-90)；马尔康劝麦克德夫化“心中”的悲痛为愤怒，为惨遭麦克白杀戮的妻儿复仇，“let grief/Convert to anger; blunt notthe heart, enrage it.”(Macbeth,4.3.228-229)。

两个新奇隐喻“愤怒是运动的物体”和“愤怒是特权”仅在《李尔王》中出现1次。爱德蒙劝说爱德伽暂避一时，等父亲“愤怒的速度减慢”再做打算，“I pray you have a continent/forbearance tillthe speedof his ragegoes slower;”(KingLear,1.2.164-165)；肯特将“愤怒是特权”作为自己殴打奥斯华德的理由，“Yes, sir, but anger hatha privilege.”(KingLear,2.2.68)。

四、3种译本的“愤怒”隐喻

在翻译四大悲剧60余处描写愤怒的段落时，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译本共使用“愤怒是气”“愤怒是脾气”等12个“愤怒”隐喻(下页表2)。在3个译本中，出现频次最多的“愤怒”隐喻依次为：1)热隐喻：愤怒是气；愤怒是火；愤怒是脾气；2)容器隐喻：愤怒是心中的物质；3)愤怒是雷霆。这与Kövecses(2000)、Yu(1998)、黄祖江(2002)的研究结论大致相符，即“气”和“火”是汉语热隐喻的主要形式。但与前人研究的差异在于，气的主要器官是“脾”，并非广泛存在于人体各处。另外，因进入成语“大发雷霆”，隐喻“愤怒是雷霆”在汉语中也具有一定的规约性。

表2 3种译本的“愤怒”隐喻

通过与莎剧进行对比，发现译文与原文的“愤怒”隐喻存在较多差异：1)“愤怒”隐喻在汉语中的使用频次较高，译本隐喻的出现频次多于原文。在四大悲剧中，“愤怒”隐喻约8个，出现频次24次，3个译本仅梁译与原文一致，朱译、卞译都超出许多。2)译本的高频隐喻与原文不符。莎剧出现最多的是热隐喻“愤怒是火”“愤怒是热”“愤怒是胆汁”“愤怒是血”，译本出现最多的是热隐喻“愤怒是气”“愤怒是火”“愤怒是脾气”。在这些隐喻中，仅有“愤怒是火”是两者的共性隐喻，其他隐喻均有差异。3)译文有时将两个源域组合，体现汉语双音节构词的影响。除“脾气”“肝火”这类容器与热的组合之外，还有“血气”“热气”“火气”等不同形式热的组合。

除了与莎剧原文不符之外，3种译本的“愤怒”隐喻也呈现不同特点。情感概念在同一社会文化内部并不相同，因人而异呈现个体差异，也会随着社会影响或时代变迁而变化(Kövecses 2000： 172-173)。具体而言，朱译“愤怒”隐喻的使用频次较高，出现最多的是热隐喻“愤怒是气”“愤怒是火”，均为汉语典型隐喻。梁译隐喻的使用频次与原文相近，出现最多的是热的气态“愤怒是气”，以及容器与气的组合“愤怒是脾气”，属于汉语典型隐喻。卞译隐喻的使用频次及种类最多，情况也最为复杂。除“愤怒是气”“愤怒是火”外，常用隐喻还包括“脾气”“肝火”“雷霆”“血”。

五、“愤怒”隐喻的翻译

(一)翻译方式

3种译本对“愤怒”隐喻的翻译均朝向汉语概念系统，呈现一致的归化倾向。如表3所示，在翻译热隐喻“愤怒是热”“愤怒是胆汁”和容器隐喻“愤怒是脾中的物质”时，译本通常将原文隐喻替换为汉语隐喻“愤怒是气”“愤怒是脾气”“愤怒是雷霆”；在翻译热隐喻“愤怒是火”“愤怒是血”和容器隐喻“愤怒是心中的物质”时，译本有时保留原文隐喻，有时也将其替换为汉语典型隐喻“愤怒是气”；而在翻译新奇隐喻“愤怒是运动的物体”“愤怒是特权”时，译本则不保留原文隐喻，将其替换为汉语典型隐喻“愤怒是气”。

表3 3种译本对“愤怒”隐喻的翻译方式

1)保留原文隐喻

在翻译英汉共性隐喻“愤怒是火”时，3种译本通常保留原文隐喻。如：

“I have a speecho’firethat fain would blaze/But that this folly drowns it”(Hamlet, 4.7.188-189)。朱译：“我有一段炎炎欲焚的烈火般的话”(莎士比亚 2008b： 123)；梁译：“我有一篇烈火似的言辞”(莎士比亚 1997： 128)；卞译：“我有一嘴的火焰”(莎士比亚 1988： 154)。但有时，译本也为原文隐喻添加汉语隐喻“愤怒是脾气”等。如：“You know thefieryquality of the Duke...”(KingLear, 2.4.281)。朱：“您知道公爵的火性”(莎士比亚 2008c： 60)；梁：“你是知道公爵的暴躁脾气的”(莎士比亚 2001b： 109)；卞：“你知道公爵有那种火爆脾气”(莎士比亚 1988： 408)。

在翻译另一共性隐喻“愤怒是心中的物质”时，3种译本也常常保留原文隐喻，有时还添加“愤怒是火”,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如：“let grief/Convert to anger; blunt notthe heart, enrage it”(Macbeth, 4.3. 228-229)。朱：“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莎士比亚 2008d： 104)；梁：“别麻木了你的心，要激动它”(莎士比亚 2001c： 155)；卞：“别把心挫钝，激起它发火”(莎士比亚1988： 603)。但是，译文有时并不译出原文隐喻，而将其替换为汉语典型隐喻“愤怒是气”。如下例中的梁译：“For’t would have anger’d anyheartalive/To hear the men deny’t”(Macbeth, 3.6.15-16)。朱：“谁都会怒从心起的”(莎士比亚 2008d： 75)；梁：“任谁听了都要生气的”(莎士比亚 2001c： 113)；卞：“谁都会怒从心起动一手的”(莎士比亚 1988： 576)。

除此之外，3种译本还通常保留原文隐喻“愤怒是血”。“血”是热的液态形式，具有典型的英语文化特征，但汉语也有“血气方刚”之类的成语，因此该隐喻在汉语中具有一定的规约性。在翻译时，译本有时保留原文隐喻，有时按汉语表达习惯使用“血气”的源域组合，有时则将其替换为或者添加“愤怒是气”“愤怒是火”。如：“Mybloodbegins my safer guides to rule/And passion, having my best judgement collied,/Assays to lead the way”(Othello, 2.3.201-203)。朱：“我现在可再也遏制不住我的怒气了”(莎士比亚 2008a： 53)，“我的血气蒙蔽了清明的理性”；梁：“我的怒气简直按捺不住了，我的情感遮暗了我的理性”(莎士比亚 2001a： 95)；卞：“我的血性开始不听控制了，我的怒火迷糊了我的理智”(莎士比亚 1988： 247)。

2)替换为汉语隐喻

热隐喻“愤怒是热”在莎剧中使用频次较高，但汉语很难直译为“热”。因此，3种译本常将其替换为“愤怒是气”“愤怒是火”，有时还添加汉语独特隐喻“愤怒是雷霆”。如：“forbear his presence until some/little time hath qualified theheatof his displeasure;/which at this instant soragethin him...”(KingLear, 1.2.159-161)。朱：“等他的怒气平息下来再说，现在他正在大发雷霆”(莎士比亚 2008c： 22)；梁：“等以后过一些时候他的怒气就会消减的，现在他的怒气正盛”(莎士比亚 2001b： 47)；卞：“等到过一些时候他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再说，此刻他正在大发雷霆”(莎士比亚 1988： 368)。

另一热隐喻“愤怒是胆汁”也是莎剧中的高频隐喻，并具有英语文化特征。因直译生硬，3种译本常将其替换为汉语对等隐喻“愤怒是脾气”“愤怒是肝火”。如：“for for me to put him to his/purgation would perhaps plunge him into morecholer”(Hamlet, 3.2. 298-299)。朱：“恐怕反而更会激动他的脾气的”(莎士比亚 2008b： 83)；梁：“更要使他发怒了”(莎士比亚 1997： 86)；卞：“反而更加激动了他的肝火”(莎士比亚 1988： 103)。比较而言，梁译将原文隐喻“愤怒是胆汁”直白地译为“发怒”，译味明显不足，而朱译“脾气”和卞译“肝火”均为汉语独特隐喻，能够更好地对应原文隐喻的文化独特性，实现隐喻文化特征的对等。

在翻译容器隐喻“愤怒是脾中的物质”时，3种译本只有梁译使用“脾气”与之对应，朱译、卞译均将其替换为“愤怒是火”“愤怒是气”以及“愤怒是肝火”。如：“marry, patience, /Or I shall say you’re all in all inspleen”(Othello, 4.1.88-89)。朱：“否则我就要说您一味意气用事”(莎士比亚 2008a： 98)；梁：“否则我只好说你是暴躁脾气”(莎士比亚 2001a： 173)；卞：“否则我要说你是肝火太旺了”(莎士比亚 1988： 294)。可见，“愤怒是火”“愤怒是气”在汉语中规约化程度较高，在翻译方式选择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李尔王》中的两个新奇隐喻“愤怒是运动的物体”“愤怒是特权”因规约化程度不高，可以直译为比喻辞格，但3种译本通常将其替换为或者添加“愤怒是气”“愤怒是火”，即用汉语常规隐喻翻译原文新奇隐喻。如：“I pray you have a continent/forbearance tillthe speedof his ragegoes slower”(KingLear, 1.2. 164-165)。朱：“不要碰在他的火性上”(莎士比亚 2008c： 23)；梁：“等他的怒气渐渐弛缓”(莎士比亚 2001b：47)；卞：“等到过一些时候他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再说”(莎士比亚 1988： 368)。在3个译本中，仅有梁译用“弛缓”保留原文隐喻，各个译本均添加“愤怒是火”“愤怒是气”。又如：“Yes, sir, but anger hatha privilege”(KingLear, 2.2. 68)。朱：“可是我实在气愤不过，也就顾不得了”(莎士比亚 2008c： 52)；梁：“但是怒气忍不住不发”(莎士比亚 2001b： 98)；卞：“可是气愤该享有一点受包涵的特权”(莎士比亚1988： 398)。仅有卞译保留原文隐喻译为“特权”，并添加“愤怒是气”保持译文流畅，而朱译、梁译虽然通俗易懂，却未译出原文隐喻的修辞效果。

(二)规律总结

1)隐喻规约程度的影响

总体而言，3种译本对“愤怒”隐喻的翻译均朝向汉语概念系统，以归化策略为主。这表明，译文更多地受到隐喻规约化程度的影响。如：在翻译英汉共性隐喻“愤怒是脾中的物质”时，译本有时舍弃与之对应的 “愤怒是脾气”，而选择汉语中规约化程度更高的“愤怒是气”“愤怒是火”；在翻译英语液态的热隐喻“愤怒是血”时，因“血”在汉语中具有一定的规约性，而往往保留原文隐喻。

此前研究大多认为，隐喻翻译方式的选择应基于跨文化差异。若目标语中有相同隐喻，译文应保留原文隐喻；若目标语中无相同隐喻，译文可酌情做出3种选择：移植原文隐喻、替换为目标语隐喻、进行直白解释(张蓊荟2009；肖坤学2013；朱晓敏、曾国秀2013；胡壮麟2019)。但是，3种译本的隐喻翻译与此观点并不一致。无论原文隐喻是否为英汉共性隐喻，译文均可能将其替换为汉语中规约化程度较高的“愤怒是气”“愤怒是火”。尽管此前朱译归化、梁译异化的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如：朱译常用汉语隐喻替换原文隐喻，而梁译常保留原文隐喻，不惜牺牲译文流畅性(刘翼斌 2011)。但是，在翻译“愤怒”隐喻时，梁译并未表现出对原文一贯的忠实，而是更多地朝向汉语概念系统，将英语的独特隐喻“愤怒是胆汁”替换为“愤怒是脾气”；将新奇隐喻“愤怒是运动的物体”“愤怒是特权”译为“愤怒是气”。

本研究认为，3种译本“愤怒”隐喻翻译的归化倾向，首先应与情感隐喻在概念系统中的地位有关。情感隐喻与人们的身体经验联系紧密，在语言和认知中具有较高的规约性。若不考虑隐喻在目标语中的规约化程度，强行移植原文隐喻，可能导致译文晦涩生硬。翻译作品只有读者接受才能实现自身价值(陈刚2006)，因此将原文隐喻替换为目标语中规约化程度更高的典型隐喻，有利于保持译文的流畅性和可理解性。其次，归化策略有其内在的认知基础，它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自身认知系统制约而做出的自然选择(周晶、何元建2010)。在表达认知中基础的情感概念时，译者受母语概念系统的影响，往往自动选择汉语隐喻构建译文表达方式。

此外，Yanetal.(2010)通过对英汉情感隐喻“FEAR”的研究发现，只有当原文隐喻在目标语中规约化程度较高时，译本才倾向于保留原文隐喻，否则更有可能将其替换为目标语中规约化程度较高的对等隐喻，或不含隐喻的直白表达。刘法公(2007)对喻体意象翻译的研究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翻译不仅要保持喻体意象一致，还要保持喻体共知性一致，即喻体须为读者共知的事物，在目标语中规约性较高。译者若仅关注喻体意象的对应，而忽略喻体在目标语中的共知性，会令读者感到费解。以上研究表明，在概念隐喻的跨语言转换中，隐喻的文化差异和规约化程度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由于情感隐喻在语言和认知中具有高度的规约性，翻译应更多地考虑原文隐喻在目标语中的规约化程度，及其对译文可理解性的影响，因此导致译文趋向目标语概念系统。

2)认知等效的实现方式

Zhang (2013)基于对英汉“愤怒”隐喻的研究，提出隐喻翻译的认知对等假设，认为翻译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读者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对等。因此，应尽量直译保留两种语言的共性隐喻，归化、异化和删除则是在共性隐喻缺失时，实现认知对等的次要翻译方式。本研究却表明，3种译本在翻译英汉共性隐喻“愤怒是火”“愤怒是心中的物质”时，虽多数保留原文隐喻，但有时仍选择“次要”的归化策略，替换为或者添加汉语典型隐喻“愤怒是气”。值得注意的是，共性隐喻在两种语言中的规约性未必完全一致，因此直译并非实现认知对等的唯一途径，有时译本可能使用目标语中规约化程度更高的隐喻取而代之。当“愤怒”隐喻的规约性与文化特征发生竞争时，隐喻规约化程度对翻译的影响可能超过跨文化共性。

与认知对等假设有所不同，金胜昔、林正军(2015)提出“认知等效”的观点，认为译者应结合译文读者的识解方式，将原文意义复制至译文，达到和原文读者最大相似的体验效果。实现认知等效可通过以下两种路径：一是将原文的识解方式最大程度地复制至译文，寻求译文与原文识解维度的最大关联；二是尽可能地通过译文读者的识解方式构建译文，寻求译文与原文识解维度的最佳关联。若将翻译策略与这两种路径相对应，显然，异化有利于实现最大关联，归化有利于实现最佳关联，而翻译应在两者之间寻求适当平衡，从而达到认知等效目的。在翻译“愤怒”隐喻时，由于情感隐喻的规约性较强，若想保留原文隐喻寻求最大关联，可能影响译文的流畅性及可理解性，而选择用汉语读者的识解方式构建译文，寻求最佳关联，则更有利于实现认知等效。

事实上，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及其相应的异化与归化策略，可以相互调和而非截然对立。3种译本对“愤怒”隐喻的翻译虽以归化为主，但有时也通过异化保留原文隐喻，如通常保留英语的独特隐喻“愤怒是血”。有时，译本还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在保留原文隐喻的同时，使用与之对等的汉语隐喻。受汉语双音节构词的影响，两个源域的组合也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翻译英汉共性隐喻“愤怒是火”时，卞译有1处添加“愤怒是气”，译为“火气”；翻译英语独特隐喻“愤怒是血”时，朱译、梁译各有两处译为“血气”；翻译新奇隐喻“愤怒是特权”时，卞译保留原文隐喻，同时添加“愤怒是气”。可见，归化与异化并非在两种语言或文化取向中择一而终，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和谐共存(郭建中1998；陈言2002；贾文波2004)。归化与异化的结合应成为实现认知等效的现实路径，即通过协调译文与原文识解维度的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六、结语

具身文化原型观认为情感概念具有跨文化的普遍结构，但范畴原型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差异。在情感隐喻的跨语言转换过程中，翻译应尽量保留共性结构还是替换为目标语中的典型隐喻，目前尚无定论。对3种莎译本“愤怒”隐喻的翻译研究发现，热隐喻和容器隐喻是英汉两种语言的普遍性结构。其中，英汉共性隐喻是“愤怒是火”，而英汉典型隐喻分别是“愤怒是热的液体”“愤怒是气”。尽管朱、梁、卞3种译本各具特色，但对“愤怒”隐喻的翻译均呈归化倾向。原因在于，情感概念在语言和认知中具有较高的规约性，隐喻的规约化程度对翻译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采取归化策略有助于提高译文的流畅性及可理解性，通过译文与原文识解维度的最佳关联，实现隐喻翻译的认知等效。因此，翻译方式及策略的选择，不仅取决于隐喻的跨文化差异及译者的文化取向，还应考虑原文隐喻在目标语中的规约化程度对译文可理解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