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金光

（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2）

之江大学从1845年创校到1952年解体，回眸其百余年的岁月，1931年向国民政府立案深刻影响其之后的发展。而之江大学立案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准备立案、被迫停办、复校后继续立案。在漫长的立案进程中，政府和美国设立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董事会和该校同学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之江大学立案问题的个案分析，来展现教会大学立案的曲折过程与立案后的影响。

之江大学立案背景分析

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冲击了随西方殖民者而来的基督教，各地纷纷组成反基督同盟，宣传反基督教思想。他们指出“基督教在中国，实是破坏中国的革命运动，消灭青年的反抗思想，和引诱人民亲善外人的有力武器”[1]，号召大家与基督教断绝一切关系，扫除思想障碍。除了反对基督教之外，青年学生认为基督教学校专制、禁止爱国、妨碍个性发展，呼吁反对基督教及其教会学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全国政令渐趋统一，收回教育主权也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自身的发展，教会学校被迫向中国政府注册，纳入中国教育体系之中。

之江大学学生和同学会的推动。之江大学已毕业的学生关心学校的发展，组织之江大学同学会，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要求收回之江大学。校友屠广钧发表收回之江大学宣言，“广钧弱冠曾负笈该校，深知该校积弊，非收回自办，则贻害必及我子孙”，[2]痛切指陈了收回之大的迫切性。该校同学会会员时任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的陈德征指出，之江大学在浙江省办学也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历届的毕业生也有六十次之多，然而所培养造就的学生中贡献于我国者确是少之又少，之大设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为主努力之牧师传道，毕业学生中投身教会者尤多。因此，陈德征认为“收回之大，势所必至”。之江大学在校学生及教职员于1927年4月19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成立接收校务学生部委员会，与教职员会议、董事会、同学会各方面交换意见，以达到学校收归华人自办的目的。

一波三折的立案

立案的准备。之江大学早在1917年就向政府申请立案，在当年召开一次校董会上，同学会的代表指出学校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应向政府申请立案。这项议题尽管当时没有获得通过，但随着支持立案的呼声愈来愈高涨，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在华教会人士看到了立案背后的民意，逐渐转变其拒绝立案的态度。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要求所有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之江大学也开始着手办理立案事宜。

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立案规定，之江大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之江大学原有美国校董会，按照章程改为设立人，并将学校的管理权移交给在华的校董会。新成立的校董会组织中，中国人九人，外国六人，华人占大多数，董事长一席为华人李培恩。关于教会学校浓厚的宗教色彩，之江大学也予以调整。从1927年下学期始，宗教科目作为选修科目，宗教仪式悉听学生自由。之江大学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进行了积极的立案准备，但是由于立案须征得美国设立人的同意，难以在规定的1927年9月完成，因此请求浙教厅暂时立案，浙教厅厅长长蒋梦麟“允该校来呈请求准给予暂时立案办法、俟得美国设立者同意后再行正式立案”[3]。

之江大学的暂时停办。之江大学校董会积极准备立案，向浙江省政府教育厅提交申请，并争取得到美国长老会托事部的同意，而美国方面却在宗教教育方面不肯让步，坚持基督教办学的性质。之江大学只能按照美国设立人的意见请求政府承认学校有自行规定宗教学科及礼仪的权利，而政府坚持立案章程，否决之江大学提出立案的新计划，校董会就在美国设立人和政府之间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但是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立案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获得解决。此时正值国民党二次北伐，之江大学也面临着战争的困扰，部分校舍被毁坏，学校的学生星散，人数锐减，计九十人。外籍教师纷纷撤离杭州，前往上海避难，学校的行政交由中国教职员负责主持,美国差会也减少了日常开支的供应。面临着立案延滞和经费困难的双重压力，1928年7月5日召开的之江大学校董会会议指出：“处此困难之间，实无两全方案，不得已议决宣布，将本大学暂行停止”，[4]停办期间仍着手进行改组与扩充事宜。

之江大学停办的深层原因是美国设立人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宗教教育的矛盾冲突，即“三民主义教育与基督化教育冲突之结果”[5]P610。美国设立人认为本会在中国办学，以实施基督化教育为目的，况且中华民国法令明确规定宗教自由，西方国家中也有允许私立学校自行规定宗教教育的先例。因此，之江大学对于宗教教育活动应有自行规定的权利。而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应以三民主义施教，从前所颁布之教育宗旨自然不能适用，今后的教育应符合三民主义教育理念。美国设立人坚持之大办学基督化教育的理念，而国民政府力主以三民主义兴办教育，双方关于教育理念的冲突，使得之江大学立案中的宗教问题、领导权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被迫停办。

复校与立案。停办一年后，随着浙江时局的稳定，之江大学也开始准备复校。之江大学同学会为母校复校出力甚多，发起复校运动，开会讨论应付方针，筹商复校办法，组织复校委员会，得到了各处之江毕业同学的赞同。1929年5月11日，之江大学同学会召开第十三届年会，会议对母校复校问题提出多项重要议案：“一、责成李培恩君赴京敦促朱经农就校长职；二、推举吴文蔚等人为复校委员会；三、推举董事和候补董事；四、选举总会职员；五、选举协助母校经济委员会”。[6]在同学会极力催促下，校董会议决于1929年秋重行开学，举定朱经农为校长，李培恩为副校长。校长朱经农由于教育部事务繁忙，一时难以就任，校董会聘请李培恩为代理校长。1929年9月14日，之江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浙江省政府政要人士均到场参加，场面颇极一时之盛。

之江大学复校后，积极办理移交手续，筹备立案。首先，完善相关学科，在文理建筑三科外，增设商科，李培恩兼任商科主任，复校后各科课程按照相关章程办理，党义及军事训练等科，亦切实实行，调整后的课程体系更为丰富，涵盖中文、历史、英文、政治、哲学、生物、化学等系科；其次，宗教方面，由于复校后之江大学的课程仍趋重于宗教化，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宣告罢课，之江大学遂不再强迫学生做礼拜；最后，改组内部组织，之江大学原设立人为美国北长老会差会与南长老会差会合作的托事部，按照国民政府立案规定设立人须为华人团体。因此，董事会与美教会接洽，改中华基督教总会为设立人，分设文理两科，先以文理学院立案，改定校名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为立案做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31年7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据该厅呈报派员视察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现办情形，核与私立学校规程第二十三条，尚无不合，应即准予立案”。[7]至此，之江大学历时四年之久的立案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立案的影响

之江大学立案对其影响深远，其发展也进入“中兴时期”。

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之江大学最初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其首要的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立案后，其办学宗旨为“遵照国民政府所规定之教育方针，用基督博爱、牺牲、服务等精神，造就道德化、学术化及实用化之人才，以供给社会之需要”[8]P38。办学理念从最初的为基督教宣教办学，转变为用基督教的精神办学。之江大学已不像初创时期那样以传播宗教内容为主，而是以教书育人、传播知识为主。尽管还是有宗教组织与活动，这是它作为一所教会学校所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的是，之江大学的宗教色彩却在逐渐减弱。

国人主持学校行政事务。立案前，之江大学由美国北长老会华中差会和南长老会华中差会联合选派的代表组成的校董会以及校长负责管理。按照政府的立案要求，教会大学的校长一职须由中国人担任。1931年，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差会托事部将学校移交给中华基督教总会执行委员会，组织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新董事会，聘李培恩为校长，从这以后就由中国人自己来主持学校的校务行政。李培恩是之大的第六任校长，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1931-1949）。在李培恩校长主持学校事务下，之江大学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之江大学在其发展的初期，经费主要来自于教会的资助和美国方面的捐赠。向政府立案后，其经费来源也渐趋多样。之江大学向教育部立案成功后，取得了向教育部申请经费支持的资格。除了政府对学校的资助，私人捐助的数量也很多。近代著名的报业家史量才，资助学校大量经费，捐建体育办公楼、经济学馆。之江大学同学会为母校的发展也是尽心尽力，促成之江大学成功复校，同学会还募捐二万元为母校图书馆建筑费用。

与中国社会广泛联系。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后，它已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组成部分，之江大学也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九一八”事变后，之江大学的学生爱国热情高涨，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扩大宣传，筹募助黑军饷。抗战期间，之江大学有些进步学生去新四军参与抗日根据地江淮大学的筹办工作。为了满足国家复兴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之江大学还开设了许多有关建筑工程、机械工程方面的应用型课程，培养了一批当时社会上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学系特别注重乡村教育。

之江大学立案的过程一波三折，其背后更是多种力量博弈互动的结果，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差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在之大校董会和同学会的积极运动下，之江大学的立案得以最终完成。之大是众多教会大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立案之后之江大学更贴近中国社会，成为国民政府教育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