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虹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10620）

在传统社会里，个体通过同心圆式的家国一体社会结构逐渐完成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换，而现代国家建立的理论假设是：每个个体存在的初始状态是彼此分离、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当这些“原子”进入到社会时，传统的乡约、礼法制度、家族训诫等都失去了效用，个体依据契约精神形成陌生人的联合体，法治成为处理现代主体间关系的恒常准则。

如何重构现代主体间关系，完成从传统礼法社会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变，是近代以来横亘在国人眼前的实践难题。梁启超以“新民”说尝试改造传统儒家的群己观，通过引入权利观念，将个体权利伸张与国家意识的养成相关联，“原子”式的个体呼之欲出。新文化运动以国民思想改造为目的，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塑造了代表现代个体生存状态的“新青年”形象，极大地推进了传统主体间关系的转型，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推行和新兴城市崛起，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主体间交往形态初见端倪。

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主体交往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点，通过血缘宗亲等既存关系的多重组合，形成同心圆式的家国一体社会网络，并以伦理纲常为准则规范主体间交往形态。

首先，人伦关系是传统主体交往的基础。传统社会，作为个体社会关系的原点，家庭不仅承担繁衍后代的任务，也是个体完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起始阶段。儒家认为，家庭生活是个体的原初状态，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爱是人性（“仁爱”）的自然流露，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人性至善最原始质朴的表现。不仅如此，建立在血缘宗亲关系上的天然等级序列为个体社会交往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可以帮助个体顺利完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换，换言之，在主体交往中，如果人人都能以“孝悌”之心对待他人，则主体间交往呈现和谐有序的理想状态。

其次，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是传统主体交往的基本模式。尽管个体可以参照家庭关系进行主体交往，然而社会并非个体原生家庭的简单叠加。如何以家庭为原点，顺利完成社会身份转换？和墨子提倡的不分等级贵贱亲疏的“兼爱”不同，儒家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强调“爱有差等”：仁爱因对象不同而表现不同，同样地，人们的地位有高下尊卑，义务有大小不同，每个人依据他在血缘关系中的位置及序列，相应地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表现为一个由内向外，由亲到疏层层外推的社会交往模式。费孝通先生形象地比喻为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借助差序格局，个体得以建立主体交往关系网，顺利完成从家庭到社会的身份过渡。

第三，长者为尊，士为先导是传统主体交往的核心理念。从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出发，主体间交往不仅表现为长者为尊，也表现为传统社会“士”阶层负有“教化子民”的特殊义务与责任。孔子就认为，由于现实的个体大部分都受限于私欲，耽于享乐，需要教化和引导，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遵从“仁”的原则，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些少数人就被推举出来做社会管理者，不仅管理具体的社会事务，最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化，引导普通民众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概而言之，在传统社会里，主体间交往始终处于血缘宗亲关系网中，传统交往形态中既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也不存在现代社会的主体交往关系，《桃花源记》中的众生交往样态只是农耕时代国人的梦想而已。

梁启超的“新民”说

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同时伴随着国民性改造运动，前者从政治角度关注中国政治结构的变革；后者从文化角度对国人的生存样态进行反思。身处强敌环伺的时代格局中，国人逐渐意识到，没有一个全新的“人”，即使已输入西方先进的技术与制度，中国还是不能改变积弱败北的劣势。重构传统主体间关系，完成从传统礼法社会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

梁启超的《新民说》突破了传统束缚，初步设想了现代国家要求的主体间性基本内涵。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塑造了一个崇尚自由、平等，懂得自尊，捍卫天赋权利，具有公德心和进取心等等品质的“新民”形象，初步构建了现代主体间关系的轮廓，受到时人的推崇。

从进化论角度出发，梁启超以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能群，群体可以将松散的个人凝聚成强大的力量，国家就是最大的群体。梁启超批评了传统“天下”观念，认为当今世界，所谓“天下大同”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代世界格局正是各为其国争利的时代，各民族皆以自存为根本，中国要图存保种，必须在国民中培养新的国家观念，否定传统的忠君和大一统思想。

梁启超接着指出，现代国家意识的养成和个体的权利意识的培养密切相关。梁启超将国家观念和个体权利意识的关系比做大树与树根，个体具有明确的权利意识，才能懂得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国权。他呼吁要唤醒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培养民众自由独立的人格，使每一个人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懂得个体自由的可贵。

由个体的权利意识和自由观念，梁启超又导出了现代法治理念。梁启超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自治是自我克制、自我负责的表现，是借秩序而求自由，借法律而伸权利，因而自治是高度自由的体现。梁启超以为，中国人向来缺乏自治精神，做事自由散漫，彰德治而贬法治，和现代民主精神相差很远，因而身为当代之国民，要求一身之自治，要求一群之自治，以法律为准绳，其天赋权利才能得到伸展。

通过引入进化论思想，明确现代国家内涵，重新界定个体的原初状态和主体间关系准则，梁启超塑造的“新民”形象否定了传统社会里个体从家庭生活自然过渡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从而个体身份的转换进程出现了断裂。然而，正是在这种断裂中，现代意义上的原子式个体已经呼之欲出了。

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形象

自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以来，塑造新的国民形象逐渐成为热点话题。1915年陈独秀在其创建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将近代中国面临危难的根源归咎于传统思想观念，号召国人与传统决裂，做全面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新青年”，“新青年”形象成为当时启蒙思想家着力刻画的个体影像。

“新青年”形象首先是从解构传统社会结构及其附着的主体间关系开始的。陈独秀以进化论为武器，以近代西方价值观为标杆，判定延续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传统忠孝思想培养的是唯唯诺诺的奴才；法先王的历史观致使封建专制延续了千年之久；礼让退隐的习俗使国人懦弱不堪，不思进取，安于现状；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远离世界发展潮流。他为此大声疾呼：“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陈独秀的一番话道出了当时锐意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吴虞、鲁迅、胡适、蔡元培等著名学者，虽然在言辞表述上有所差别，但都奉行不破不立原则，对中华传统持决绝的否定态度，曾经代表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字、民风民俗现在都被冠以落后愚昧的称呼，受到肆意鞭挞。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文章中，文人墨客所描绘的田园诗歌般美好的乡村透着丑陋和狰狞；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阿Q”、拿革命党人的血来治儿子肺病的华老栓代表着传统价值观塑造的畸形变态的个体。曹禺的《家》《春》《秋》堪称解构传统家庭和家族的典范。在“新青年”们的眼里，个体所赖以依存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然腐朽不堪、分崩离析。

其次，“新青年”形象是在废墟上崛起的舶来品，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个体首先要求绝对的个性自由，胡适翻译了美国作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他盛赞书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为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独立不惜解除婚约，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离家出走的勇敢行为，一时之间“娜拉”和“娜拉出走”成为青年人效仿的偶像。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个性自由常常和政治理念相关联，表现为争取和保障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但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个性自由更多的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现实状态的关照，表现为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后随性而为的刻意之举。

第三，有别于儒家“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引入人道主义思想，试图构建一个突破阶级隔阂、身份平等的社会关系网。他们一方面借助人道主义思想批判传统人性论，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自由的压制，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宣传博爱思想，希望用无差别的博爱思想来重构主体交往形态，改变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无数青年人与原生家庭脱离关系，要求婚姻自主，追求男女平等，并走入工厂、农村，开展平民化运动。虽然没有使“平等”成为现实，但深刻影响了一代人，平等意识从此烙印在国人的心中。

最后，作为保障个性自由的外部条件，“德先生”（民主）被推举到形上之域，成为现代化的主要表征，使得这一本来在古典自由主义辞典中纯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属性，因而泛化为改造传统社会结构、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被看作打破传统主体交往形态，构建平等交往关系的政治保障，学者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思想，呼吁国人关心社会公共生活，参与国家事务；主张实施民主制度，以法律为手段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

从提出新民说到塑造“新青年”形象，近代以来国人的努力极大地推进了传统主体间关系的转型，自由、平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和重视，激发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热情，为随后渐次展开的社会革命做了思想铺垫。然而，通过否弃传统、脱离原生家庭的方式，完成个体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换，隐含着自我认同的割裂，实际上加剧了个体多重身份转换之间的矛盾，以致在后来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能够看到“新青年”们内心的挣扎和彷徨，这也是近代主体间关系构建进程中留给后来者的待解难题。

注释

[1]梁启超，新民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02-103页。

[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