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梅

（广州新华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人的类本质的一致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共同体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形态，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曾给予过不同的解释。“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其核心指向却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1]。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坚持美德论的思想，将哲学的研究内容从自然哲学转向社会伦理和人类自身的研究上，开创了古希腊哲学对人类伦理的思考。苏格拉底的思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很深的影响。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对人类伦理的关怀精神，在城邦需要的基础上，探索了人类对“善”的共同体追求的理想模式，确立了共同体的精神支柱。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共同体理论，认为共同体和个人的关系是“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赫也从不同的侧面考虑过人的命运。康德主张，人类结合成一种完美世界的公民状态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主张建立世界联盟，并主张借助法律和合同规范，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未来给予了深刻的思考。他从精神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构筑世界史和世界帝国的构想。由于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对立，德国古典哲学家费马哈试图通过“类”的抽象人类，实现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他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类属性，人是类动物，“哲学最高和最后的原则，因此就是人与人的统一”。[2]

马克思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命运，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作为终极价值追求。他把共同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共同体”“虛幻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体只能依靠集体力量生存，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然、血缘共同体保证着人类的延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物”为基础的“虛幻共同体”时代，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商品、资本等发挥着主导作用，人的价值变弱了。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只有经历了“物”的共同体时代，才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从而过渡到“人”的共同体即“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一致，个人实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交流的范围和规模空前扩大，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高度融合，许多世界性的问题不断发生。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万物一体”等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顺势提出了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导下解决世界问题的基本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建共同的美丽家园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实践之路

中国制度优势凸显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永远和人民想在一起，站一起工作、干在一起[3]。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坚持全国一局的战略思想，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对照世界其他国家，这是唯一的。中国抗疫斗争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精神、中国的力量和中国的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的方案和实践途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面对疫情大考，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心人民，以人民为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整合全国人民的参与力度，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疫情的蔓延。用十多天时间建立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了16座方舱医院，开辟了600多个集中隔离点。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疗人员奔赴前线，争分夺秒抢救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患者的医疗救治费用保障，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决不能因费用问题耽误患者救治。”正是以医疗治疗的需求为价值导向，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作为突出任务，不计成本，竭尽全力，才有效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坚持统一指挥、全民参与的战略方针。当今社会，交通四通八达，人与人的交流频繁，为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战胜疫情，不是某个地区、组织可以单独完成的，而是要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应对。习近平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从疫情开始，党中央就及时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领导小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政府机构、军队、医院、学校、慈善机构、企业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共战疫情。全国人民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居家隔离，戴口罩，讲卫生，防止病毒蔓延。正是举全国人民的力量，才及时扭转局面，确保社会稳定，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及时将政策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加快企业复工复产，全面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安全发展。

深化疫病国际合作。严重的传染病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呼吁“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强调“制定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并就抗疫宏观政策协调及时作出必要的机制性沟通和安排”。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和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各国的利益高度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局面。对抗新冠病毒，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单独面对，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抛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丢掉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团结合作团结一心抗疫，才能保证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主动通报疫情，在自身防疫控制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在资金、人力、物力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大力支持了世界防疫控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社会多次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国际环境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携手处理诸如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必然选择；从国内发展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健康发展的需要。“只有在共同体内，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经济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还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体都无法脱离群体独自发展。只有在有组织的群体保护下，个体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考验着人类的团结协作能力，“甩锅”嫁祸、诬陷欺骗、“自扫门前雪”等行为，只会削弱人类抗击灾难的整体力量。世界各国只有遵循共同体的理念，团结协作，才能应对诸如生物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才能有效维护全球的共同治理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是世界健康发展的需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对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今世界的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上建立的，长期以来，强权政治和霸权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体系下，“弱者”被剥夺了话语权，主流社会所推崇的“普世观”成为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普遍法则。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克服了自然地理的阻隔，不论距离多远，信息传输都在瞬息之间，交换也变得简单高效，“世界工厂”“地球村”的世界历史进程已凸显端倪，未来世界必将是一个广泛联系交往的世界，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5]。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倒逼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构建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秩序成为必然。只有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享发展成果，共担风险挑战，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提供了思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博弈加剧，产业变革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深。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上其他国家独自发展，未来世界必将是一个广泛联系交往的世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顺应时代潮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结合起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跨国问题、全球性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超越地域狭隘，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为追求的必然选择，凝聚了世界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应携手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