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晴 周鸿昊 艾沙江·塔依尔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 100083）

近年来，随着自然灾害、公共事件等的频发，特别是在此次新冠疫情，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媒体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在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重要。随着媒体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信息界限得到明显打破，普通民众广泛利用新兴媒体在国际发言。习近平指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所以在国家层面，改良传统、新兴媒体以应对国际传播突发事件，助推国家形象迈上新台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十分重要。但是，从已有的有关国际传播的文献来看，国际突发事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论文在检索国际传播的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国际突发事件的特点出发，论述了媒体改良的的原因和改良路径两方面，对我国目前关于媒体改良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并提出进一步的反思与展望。

媒体改良应对国际传播突发事件的研究现状

相关概念界定。对于媒体和国际传播的文献综述。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媒体（media）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edius”，音译为媒介，意为两者之间。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它是指人借助用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载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认为，传播力是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程雪峰和张斌认为，大众媒介不仅仅是推动全球化的一种工具，大众媒介本身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媒介全球化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动应该是全球性的而非只局限于本地范围内的认识及其活动过程[1]。由此可见，媒介与传播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同学者对国际传播的界定也有一定差别。程雪峰和张斌认为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随着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1]。不同学者对于国际传播都进行了不同领域的研究。美国传播学者弗里德利克在国际传播方面认为，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由川流不停的信息所连接起来的多重有机体。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经典传播理念昭示，如今人们生活在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密集而又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社会中，传播成为以国家进行互通，甚至是较量的重要手段。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主张，宣传是个人或集团有意识地表达意见的行动，旨在影响人们的心理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国际传播受众方面，美国学者约瑟夫·克拉珀提出，受众一般只注意那些与自己的欣赏习惯、观点相符合的或相一致的内容，对不符合的消息则加以回避或拒绝。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其逻辑基础是受个人的时间空间限制，绝大多数的公众，只能通过新闻媒体来了解外部世界。因此，人的态度和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的理解，而变成对媒体提供甚至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2]。

总之，国际传播以主流媒体为主导，以外国政府和公众为对象，以影响外部公众态度、推进本国外交工作为目的，社会各界普遍参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国情和理念。

对于突发事件的文献综述。在已有的对于突发事件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定义方面，根据中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有学者认为，突发事件管理也称为危机管理、紧急状态管理，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杨建顺指出应对突发事件是指有关组织、国家乃至国际机构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或者紧急事态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重大冲击和损害，而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

在突发事件的特点方面，张明红，佘廉，耿波认为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危害性、复杂性等特点，使得应急决策者面临决策时间紧迫、信息资源有限和心理压力大等困境[3]。杜萍萍、王梁认为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力，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一直是各国媒体竞争的重点，也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焦点之一[4]。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方面，杨志军从频次、诱因、时域、地域、传播方式、以及影响程度进行概括[5]。伏绍宏,张义佼从政府管理研究上、社会动员研究以及法制保障研究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公共危机的应对，如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律的构建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城市公共危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突发事件的现状与对策，而应用于国际突发事件的案例和研究很少，以媒体改良为视角促进国际突发事件的解决的研究更少。

国内有关媒体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原因分析

国内主要原因

话语体系未从“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国外受众语言”。我们过去的宣传，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话语体系基本是沿用了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符号系统，往往是口号式的、三点式的、排比式的、说教式的政治话语，甚至大话、空话、套话颇多。而这些话语符号，与时代、公众、生活脱节，形式僵化、语言死板、内容空洞、言语无味，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接受疲劳，心生厌烦。

国际原因

冷战思维影响。所谓“冷战思维”，就是在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界、思想界分析国际形势、观察国际事务特有的思维模式或认识框架。其主要特征：以实用主义为冷战思维的哲学基础，强调大国间具有战略利益上的对抗性，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利用经济往来、金融流通、信息渗透、政治与文化影响等诸多手段实施冷战思维下的全球战略。

西方国家掌握着当今世界话语权。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TCL、环球、日本广播公司世界九大传媒集团，控制了全球50家传媒公司和95%的世界传媒市场。而我国尚未产生世界级的新闻传媒集团。就通讯社而言，西方四大国际通讯社发稿量占国际新闻量的80%，而美国的美联社和合众社又占这80%中的80%以上。电视网络中，全世界300多套卫星电视节目中，美国就占了一半以上。在互联网的信息中，来自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英文信息占90%以上。高度成熟的美国本土价值观与文化信息借全球访问量最多的100个网站有94%设在美国。全球7240万个网站中，美国占73.4%。在网络信息资源中，英文信息约占90%。

关于媒体改良媒体改良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对策路径

宏观层面。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国家应积极进行媒体战略重组，尽快建设若干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各类民间基金会直接资助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推动官办网络国际传播媒体的合并重组，使其走向由量到质的转变。其一，逐步放开商业门户网站的采访权。目前，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绝大多数商业门户网站属于“二类资质”网站，该类网站有权转载但无权采访。然而，搜狐、新浪、网易等国内主流商业门户网站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不亚于传统主流媒体的专业化程度，同时，在媒体影响力上也不亚于以传统媒体为依托的“一类资质”网站。因此，如果逐步放开新闻采访权，则能激活商业门户网站在内容报道上的灵活性，进一步提升我国网络内容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其二，鼓励商业门户网站和网络社交平台加速国际化进程。如设立专项基金，对开设外文频道的商业门户网站或网络社交平台进行补贴；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对民办国际传播网站进行系统化的引导和支持，推动民办国际传播网站与世界主流网络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竞争。

微观层面。积极借助海外和境外主流视频平台及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应积极主动地在YouTube等主流视频平台以及Facebook、Line、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抢占舆论和中华文化的制高点。语言是信息交流的重要介质，世界范围的沟 通更需要一种统一的语言来支配。从目前的国际 局势来看，英语热仍然是一股方兴未艾的潮流。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媒体视角的研究在经历了多年仅仅着眼于媒体本身的研究后，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少媒体与突发事件相联系的研究，但是还是集中在国内突发事件上，在近几年，才出现了对于国际突发事件的媒体改良研究，在国外突发事件的研究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探索。由传统的传播理论研究开始向国内外典型的国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案例相结合，正经历着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我国目前积极主动参与到改良的媒体并不多，实际推广程度还较低。尽管有些学术研究指出部分国内媒体通过改良取得了较理想的成果，但主要还是主流媒体，新兴媒体还未有完全成功助攻主流媒体应对国际突发事件的实际成功案例，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未得到足够的发掘。因此，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该给予新兴媒体更多的主动性，在实际的理论应用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优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