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嘉欣［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作为“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宠儿”，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享誉全球。2019 年，阿特伍德凭借小说《证言》再度荣膺布克奖。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风靡全球，在《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排名第一。阿特伍德的写作生涯与第二波女权运动重合，女性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在小说《可食用的女人》 致谢中，阿特伍德承认读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 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神秘》。”因此，女性主义是解读阿特伍德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尝试从凯特·米利特的女性主义理论切入，挖掘此小说中的父权压迫与女性抗争的主题。

一、女性主义理论简介

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权运动相伴而生。正如杨金才教授所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史是一部女权运动史。”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兴起于 19 世纪40 年代，以 1848 年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公约为标志。在塞内卡大会上，她们起草了《情感宣言》并宣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对女性持续伤害和掠夺的历史，其直接目标是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此后，争取女性平权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1923 年，妇女党向国会提出了平等权利修正案，主张“男性和女性在美国各地以及受其管辖的每个地方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始于 20世纪60 年代。贝蒂·弗里丹出版的《女性的奥秘》关注公共领域与职场上的女性歧视。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断言性别是文化建构的。本文主要采用凯特·米利特的女性主义理论挖掘小说《证言》中蕴含女性生存的主题。

二、宗教话语污名化女性与女性掌握读写能力

小说中的女性长期遭受父权主义者在宗教上的压迫。小说发生在基列国。这是一个奉行原教旨主义的神权统治国家，信仰对《圣经》的字面解读，严格执行《圣经》中的清规戒律。基列国的女性长期遭受宗教上的不平等对待。通过掌握读写能力，阅读 《圣经》 原文，第二代的基列女性识破了当权者鼓吹的话语体系的荒谬与不可信，获得了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

在父权制社会中，宗教是维护男权统治的手段。凯特·米利特曾言：“父权制有上帝支持。”在基督教中，女人在圣经中被边缘化或侮辱，成为人类一切苦难与悲剧的替罪羊。首先，在创世神话中，女性被描述为比男性天性低劣的物种。上帝首先创造了男性亚当，之后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夏娃。按照时间顺序，男人先于女人。从动机来看，上帝创造男人是为了征服和管理大地，而创造女人只是为了给男人找到有一个助手，为男人排遣孤独。其次，在《圣经》故事里，女性通常是道德堕落和邪恶的象征。凯特·米利特表示,女性是人类遭受苦难，知识和罪恶的根源，仍然是性观念的基础，因为它代表了西方家长制传统中最关键的论点。《圣经》中臭名昭著的女性形象是夏娃。夏娃被描述为人类所有苦难与罪恶的根源。在夏娃的引诱下，亚当违反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希伯来语中的动词“吃”（eat）也可以指性交。《圣经》中的“知道”（know）一词也可指性交。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行为实际上指的是二者发生了性关系。当上帝发现亚当和夏娃触犯了他的禁令，怒不可遏，当即将二人逐出伊甸园。亚当被贬为肉体凡躯，终其一生在土地上勤恳劳作。夏娃则受到诅咒，经受生育之苦，且必须顺从丈夫的意志。从判决的轻重程度看，上帝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女人。亚当的罪行是在女性的唆使下酿成的。女人、性和原罪之间的联系为西方父权制模式提供了神话基础。在《圣经》故事中，女性通常也是道德堕落和一切邪恶的象征。例如，德里拉（Delilah）因出卖情人而臭名昭著。莎乐美因七面纱的舞蹈而导致施洗约翰被处决而受到谴责。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祭司指责耶洗别女王，因为他们相信农业和天气的神灵。在宫殿的激烈斗争中，耶洗别被自己的太监从高高的阳台上扔下，直入下面的石制庭院。她的身体被猎狗吃掉了。波提乏的妻子被贴上了撒谎者或虚假强奸指控者的标签。罗特的妻子是一个罪人，渴望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并希望未来。由于犯罪，她变成了毫无生机的盐柱。此外，宗教习俗也体现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基督教颁布法令，一个人不应该戴帽子之类的东西遮住他的头。由于男人体现了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所以这种行为会使他的头蒙羞。相反，女人必须遮住自己的头，因为她是男人的荣耀。将她的脑袋暴露在大众视野中的行为是她丈夫的耻辱。这就是基督教关于头巾问题的理论。这种宗教仪式彻底表明了妇女的从属地位。

基列国在宗教神话和仪式中将女性形象污名化。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基列国也庆祝复活节。在3月21 日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基列人宰杀羔羊，涂复活节彩蛋以飨盛宴。复活节女神是北欧撒克逊人伟大的母亲女神。基列国保留了复活节庆祝活动，但他们拒绝崇拜女神。在基列人眼中，崇拜女神是一种渎神行为。基列国的创始人之一贾德曾说：“上帝的道不是凡人的道，更不是女人的道。”基列女性的服饰规范也是宗教不平等的物质表征。“女性的身体成为战场，更深层权力结构在此场域中相互斗争产生的焦虑铭刻在女性肉体上。”在基列国，女人不再是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而是被抽象为具有单一社会属性的工具。男人可以依据制服的颜色，快速分辨出女人的家庭角色。所有女人外出必须戴帷帽、着及地长袍，不漏一寸肌肤，因为基列国统治者认为任何女性性征都可以激起男人的欲望。同理，基列对女性服饰的长度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五岁以下女孩子的裙子须及膝。成年女性的裙子不短于脚踝上方两英寸。在基列国，女性被污名化为欲望和邪恶的化身。女人应当为男人的道德堕落负责。在基列国创始人天真的假设下，严格的女性着装规范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男人滑入腐败与不道德的深渊。在基列国，妇女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没有能力独自阅读，只能借助权威人士的解读理解宗教教义。根据在学校教宗教的嬷嬷的说法，女性无法独立思考，因为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因为在生理构造上，男性的脑容量比女性的脑容量大。因此，妇女应该待在家里，把政治事务留给男人处理。

通过掌握读写能力，基列国的女性学会独立思考与判断。她们发现基列国当权者宣扬的教义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圣经》原文的任意篡改，从思想上觉醒了。在基列国，可以生育的女性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只能从学校里学到绣花或编织之类的家务劳动。在她们眼中，书只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装饰品。女孩们没有能力阅读纸质版的《圣经》，因此她们只能依赖学校的嬷嬷的阐释。小说中女主人公艾格尼丝加入嬷嬷，获得了读书写字的特权。当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拿起书本并打开封面时，她以为书本是邪恶的，会冒出来自地狱的烈焰。书页上密密麻麻看起来像蚂蚁一样排成一行。此前，艾格尼丝对基列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当艾格尼丝获得独自阅读《圣经》的许可时，她发现学校教授的内容与原始版本大相径庭。从小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在那一刻分崩离析。所谓宗教，只是服务于政权的话语体系。在认清基列国宗教极权虚伪本质后，艾格尼丝选择逃离基列国，将基列的罪恶公之于世。

三、女性的阶级依附性与建立女性独立空间

基列国的女性无法通过社会工作或劳动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不得不仰赖同一阶级的男人。这种阶级隶属关系直接导致女性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基列国，妻子与使女、女儿与继母、嬷嬷之间为了利益钩心斗角，相互攻讦。为团结女性，莉迪亚嬷嬷建立了一个女性独立空间。事实证明，她的大胆尝试是失败的，不能彻底消弭女性之间的斗争。

如果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教育环境，那么女性在父权制中的地位极有可能引起混淆。例如，女教授或女官员的地位要比贫穷的男性工人高。但是性别作为阶级的替代制度，为男性工人提供了男子气概和自尊心。如果受到冒犯，他可能会采取欺凌、猥亵或恶意评论来维护性别优越性。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压迫是最根本的压迫形式。女性被划为低于男性的阶级。”在性别等级制度中，女人通常在经济上依赖其家庭中的男性权威。作为回报，女人通常向男性权威提供无偿家务。这项服务为父权制社会中严格的阶级制度提供了缓冲，因为工人阶级的男性在家中也可以享受与较高阶级类似的休闲时光。凯特·米利特认为,父权制中阶级的主要影响之一是挑起女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家庭主妇可能会羡慕职业女性的自由以及她拥有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职业女性可能渴望获得家庭主妇所享有的安全和休闲。得益于双重标准，男人可以在家庭主妇和职场女性之间周旋，安然无恙。为从同一男性供养者处争夺有限的资源，女人们互相敌对，相互攻击。由于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女性以所属阶级男性的经济收入为生，女人倾向于将自己寄托在统治者的繁荣上。因此，作为寄生者，女人不太可能通过激进的革命来争取自己的解放和自由。

小说中的使女与妻子、女儿与继母、嬷嬷们都因女性对所属阶级男性的依附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首先，在基列国，化学物质和核泄漏引发的环境污染导致大规模的不孕症。没有生育能力的妻子被迫雇用使女代孕。如果使女成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则妻子会给使女一些物质上的回报。使女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但荣耀和名誉皆归于妻子。使女社会地位低下，不得通过正门进入家中，在妻子面前须行跪礼。在幼女中，长大后成为使女是可耻的。如果使女生下健康的婴儿，妻子就会夺走孩子，将使女赶出家门。使女通常对这种性剥削非常不满，暗地里嫉妒妻子坐享其成。妻子艳羡使女拥有生育能力，也怨恨使女分走丈夫的宠爱。二者势如水火。其次，为了掌握男性提供的更多资源，继母和女儿是竞争对手。艾格尼丝的母亲去世后，她的父亲娶了寡妇宝拉。宝拉故意散布阿格尼丝的生母是使女的谣言，对阿格尼丝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宝拉还坚持未成年的艾格尼丝独自去看牙医。没有女佣的陪伴和保护，艾格尼丝遭到了牙医的猥亵。尽管艾格尼丝尚未到婚龄，宝拉还是强迫艾格尼丝定亲，以便尽早将艾格尼丝赶出家门。艾格尼丝的同班同学之一贝卡也遭受了养母的虐待。她名义上的母亲会以她的出生来对付她：为什么她如此害怕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而她的使女母亲没有这种恐惧？最后，嬷嬷们为了获得更高的职权互相攻击。为了赢得男性当权者贾德的青睐，获得更多权力，嬷嬷们绞尽脑汁构陷对方。告密、监视、窃听、栽赃陷害是她们的常用手段。一天，莉迪亚嬷嬷在维达拉嬷嬷的陪同下走上了咖啡馆。维达拉嬷嬷向伊丽莎白嬷嬷提供了情报。据说伊丽莎白嬷嬷在莉迪亚嬷嬷雕像的脚下放了橘子和鸡蛋，以诽谤莉迪亚嬷嬷制造偶像崇拜。维达拉嬷嬷确认她曾见过伊丽莎白嬷嬷。维达拉嬷嬷恳请莉迪亚嬷嬷采取预防措施。谈话之后，莉迪亚嬷嬷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她在雕像周围安装了几个针孔摄像头，然后等待结果。令她惊讶的是，是维达拉嬷嬷而不是伊丽莎白嬷嬷将供品放在雕像的脚下。在监视的第四天，正好黎明破晓时，维达拉嬷嬷戴着手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鸡蛋，一个橙子和一个小的塑料婴儿。她环顾四周以确保没有人在看，然后将这些祭品放在雕像的脚下，以引起当局的注意。结果令人惊讶。维达拉告诉莉迪亚嬷嬷伊丽莎白嬷嬷正试图将她罪名成立之后，她本人就是对莉迪亚嬷嬷作证的真正罪犯。每天在嬷嬷之间也发生类似的情节。她们的男性上级争取更多权力的竞争很激烈，但回报却很小。在基列国，嬷嬷是男性领袖的影子。一旦她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贾德司令将获得荣誉。嬷嬷们则隐身幕后，成为贾德司令的影子。总之，性别作为阶级的种姓制度，导致妇女在经济上依赖同一阶级的男人。这些依附于同一个男性供养人的女性倾向于互相争斗并陷入冲突。

为了谋求女性内部的和谐团结，莉迪亚嬷嬷向男性当权者争取到只有女性的独立空间。虽然女性独立空间无法赋予女性真正的主体地位，但是这一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女性独立空间是指由女性担任所有角色的一种社会形式。作为男权统治的受害者，莉迪亚嬷嬷致力于建构女性领导权，并在父权制下建立起了一个仅由女性组成的社区以便为女性提供庇佑。凭借出色的法官经验，莉迪亚嬷嬷被选为独立女性空间的领导者。在性别区隔制度中，女人与男性在社会空间上区隔开。在商讨会议上，莉迪亚嬷嬷设法为女性争取到自治权，男性不得随意干涉女性事务。当然，女性群体的领袖必须定期向基列国的男性领导人汇报工作成果。在这样一个女性独立空间中，莉迪亚享有最高行政权。女子学校的每个教室后墙都悬挂着莉迪亚嬷嬷的画像，彰显着莉迪亚无可匹敌的威望与权力。建立女性独立空间排除了男性行政权的干涉，给予女性独立行政权。女性领导人崇拜进一步巩固女性的领导权。然而，通过女性独立空间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尝试是一厢情愿的。在故事结尾，贾德司令为首的男性领导人闯入女性空间，摧毁相关档案，破坏了男女分治的政治生态。在这一独立女性空间中，女性领导层之间、使女与妻子、女儿与继母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这一尝试是失败的。

四、暴力统治手段与法庭作伪证

暴力是父权统治的重要手段。基列国的男权统治者通过体罚和性暴力欺凌女性。莉迪亚嬷嬷为首的女性则通过法律进行回击。

父权制的发展史同时是一部女性受难史。父权制社会中，男权统治者通过暴力手段控制女性。不借助于暴力手段，父权统治将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父权制社会的暴力主要体现在法律和性暴力中。大多数父权制社会通过法律制度使暴力制度化。例如，在《旧约》中，通奸的刑罚是石刑。即使在现代沙特阿拉伯，通奸者仍被处以石刑。霍桑的小说《红字》也记录了19 世纪新英格兰对通奸事件的处理方式。触犯通奸罪的主人公白兰在广场审判中险些被处以绞刑。巩固父权制统治的另一暴力手段是性暴力。在所有形式的性暴力中，强奸是最严重的一种形式。当代官方登记在案的强奸案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强奸事件的女性受害者往往承受着难以言表的道德羞耻感与心理创伤。少部分有勇气站出来指证罪犯的受害者常遭遇荡妇羞辱，受到社会舆论的二次伤害。传统上，强奸被定义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犯下的罪行，因为女人就像奴隶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士兵强奸北方女人，借此侮辱北方军队。

基列国是典型的父权制国家，统治者妄图使用暴力手段控制女性的思想和身体。基列国的领导人否认美国原有的宪法，从而否认了女性的全部公民身份，并掠夺了女性的财产。在基列国出现之前，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是，在雅各之子袭击国会并建立基列国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基列成立初期，临时政府通过了新法律，要求女性的钱现在必须属于男性的近亲。这些新法律否认妇女拥有财产所有权，妇女的银行卡和信用卡已被取消。他们的钱被切断了。结果，一分钱都没有的妇女无法逃离基列国。在学校里，常见的体罚措施是殴打、石刑、强奸、拔指甲、拔除内脏和剥夺睡眠。不听话的女孩会受到体罚。例如，一个不听话的女孩会被独自一人锁在地窖里，只给她提供面包和水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当她禁闭期满，被放出来后，往往失去表达与沟通的能力。这些严酷刑罚的发明者也认为它们是严厉和可怕的。在观看石刑之前，贾德指挥官必须用咖啡和朗姆酒缓解恐惧。在基列成立之初，莉迪亚嬷嬷也遭到类似的虐待。在禁闭营内，她们作为人的尊严与体面荡然无存，甚至连最基本的清水和面包也无法获得。看守甚至要求禁闭营里的女人自相残杀，以此作为获得自由的投名状。此外，基列国的女性也深受性暴力之苦，即使是出身高贵的女孩子也不能幸免。基列高级军官的女儿艾格尼丝和顶级牙医的女儿贝卡都受到恋童癖医生格罗夫猥亵，甚至侵犯。艾格尼丝在例行健康检查中受到格罗夫医生的性骚扰。贝卡则从幼年时期起，长期受到道貌岸然的恋童癖父亲格罗夫的侵犯。格罗夫甚至用宗教教义恐吓贝卡，称上帝赋予他对贝卡的统治权，因此贝卡不能反抗他作为父亲的权威。在基列国的法律体系中，淫亵行为的责任在于女人，而罪犯则免于受到任何惩罚甚至责备。结果，女人不得不通过谋杀等非法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

基列国的女人不受法律制度保护，因此遇到男性的暴力压迫，她们无法适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根据基列国的法律规定，女性不享有独立完整的公民权，四名成年女性的公民权相当于一个男人的公民权。在法庭上，未成年女孩的证言几乎无效。在基列国，女人的处境与美国南部奴隶制下的黑人奴隶非常相似。根据法律，在路易斯安那州以外的所有南部州，奴隶是其所有者的个人财产。奴隶主对他的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力。奴隶没有宪法权，他们无法在法庭上针对白人作证。同样的，基列国的女人在法律上几乎是隐形的。因此，在基列国，女性的证词几乎不会对被告产生负面影响。在面对侮辱和不公正待遇时，基列国的女性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非法律途径维权。在小说《证言》中，基列国的牙医格罗夫长期亵渎幼女。莉迪亚嬷嬷曾经是为争取女性权益而战的正义者，有义务为这些可怜的女孩维护正义。她知道，在法庭上，这些年轻受害者的证词几乎没有价值，因此，她必须采用一个方案。于是伊丽莎白嬷嬷与格罗夫医生约会，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伊丽莎白嬷嬷从牙医的椅子上爬出来，扯开衣服，并对格罗夫医生试图强奸她的行为大喊大叫。格罗夫博士的助手威廉先生见证了这一幕。之后莉迪亚嬷嬷要求伊丽莎白嬷嬷提起对格罗夫博士的起诉，联合格罗夫医生的助手威廉在法庭上作伪证。作为宗教极权主义政权，基列国尊重神职人员，嬷嬷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格罗夫博士企图强奸嬷嬷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因此，基列国的每个人都对格罗夫博士大加斥责。威廉先生在法庭上作证反对牙医格罗夫。格罗夫博士不能承认他没有得罪伊丽莎白嬷嬷，因为他是恋童癖，只对未成年女孩感兴趣，对成年女性不感兴趣。最终，格罗夫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虽然格罗夫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罪名并不是猥亵幼女，而是亵渎宗教人士。因此，这次反击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五、结语

小说《证言》全方位揭露了基列国男权统治者利用宗教、阶级、暴力压迫女性的罪行，以及女性不屈不挠的抗争。在访谈中，阿特伍德警示读者，基列国女性遭受的非人虐待皆取材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不是耸人听闻。当下社会，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中仍然会受到性别歧视。当代女性应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修正不合理的性别偏见。在美国霸权主义抬头的当下，阿特伍德以神权统治国家基列作为故事背景，也意在“向我们警告了长期而危险的美国清教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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