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蓉［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500］

爱德华·阿尔比的代表剧作之一《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自1962 年在百老汇上演以来，广受观众及评论家好评，曾获1963 年托尼奖、1962—1963 纽约剧评奖，以及1963 年普利策奖提名，后来又成功地被改编成电影，由此可见这部戏剧在美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戏剧围绕着两对夫妇展开，他们之间的语言游戏不仅仅是简单的言语行为，其中更蕴含着主角对自我和他人性别身份的探寻，这背后蕴含着爱德华·阿尔比对20世纪60 年代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运动以及性别身份的思考。

一、“戏拟”与性别虚构

戏剧中两对夫妇在表面上都是所谓“核心家庭”的代表，但如果细细品读四人之间的对话，尤其是乔治和玛莎这对“主人”夫妇，就会发现他们只是在表演自己的性别身份。乔治和玛莎在文本中的性别身份只是表象，正如巴特勒提出的那样，性别主要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性别的二元划分是“强加的”，性别身份具有虚构性和表演性。乔治作为新英格兰新迦太基学院历史系的一名教授，有着体面的工作，妻子玛莎依靠丈夫的薪资生活，照顾着他们的“儿子”，仿佛是幸福的一家三口。但乔治历史教授的这份工作只是表面光鲜，其实并不被他自己以及他的岳父和妻子认可，而玛莎言语粗俗，终日酗酒，就连自己的“儿子”也只是她因为不能正常生育而臆想出来的幻象而已，他们的形象根本就不符合“核心家庭”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

根据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提出的“戏拟”策略，通过故意扮演女性角色，女性使自己处于隐形的状态逐渐“看得见”，她通过像“主体”（男性）一样的言说，把自己置于这种视角来观察问题，让这些带有偏见的观点暴露，使它去神秘化，迫使文本中的男性承认自身逻辑的后果，这样就能从根本上使男性中心理论体系得以瓦解。玛莎在“戏拟”自己的性别角色，乔治在所谓男性的优势地位表象下，实际上也在“戏拟”着自己的性别角色。乔治的男性气质和玛莎的女性气质，其实都是被建构出来的性别角色，而不是他们真正的生理性别，具有虚构性。

从第一幕开始，玛莎就被塑造为相对于男性中心主义来说的一个“缺失（lack）”的女性形象。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从性心理的角度解析了男性生殖器在父权社会具有的权力象征意义和话语的终极意义，是真理、话语、律法的代名词，女性则被定义为“缺少”的一方，游离于男性中心主义之外。在戏剧中，玛莎多次抱怨自己的生活，说：“这不是我所想要的！”这些似乎都表明玛莎是一位不能被满足的女性。同时，相对于乔治和尼克清晰和标准的语言表达，玛莎大多时候的语言表达都是更加支离破碎，没有逻辑，而且多使用俚语和非正式用语，而非标准语言，就连乔治都评价玛莎的语言使用简直是“魔鬼”，语言上的差异让玛莎这种游离于男性中心之外的特征更加明显。除此之外，生育是女性特征非常重要的一点，玛莎虽然无法正常生育孩子，但她通过臆想出儿子这个幻象来表现自己的女性特征，假装自己符合所有贤妻良母的标准，让自己戴着女性身份的面具，表演所谓“女性”。

相对于玛莎来说，乔治在戏剧的前半部分则被塑造为男性中心主义的牺牲品。乔治不是得到父权制认可的成功男人，他只是一个反面例子。乔治为了能够功成名就，利用婚姻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但在和玛莎结婚后，他并没有达到社会对他的期望。他是别人眼中的失败者，更为可悲的是他作为父权制的反面代言人，也用父权社会的男性话语建构自己。乔治默认了自己的失败，明明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他，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认为自己在学院历史系的“泥潭”里沉沦，连曾经引以为傲的小说在被岳父打击后，他也只敢在醉酒后偷偷和尼克分享。儿子作为父权制能够延续的象征，恰恰是乔治在初期最不想面对的话题，因为作为“失败者”的他，似乎连行使男性繁育后代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只能一边挣扎于现实生活中的失败人生，一边靠着“儿子”的幻象自我慰藉，继续表演所谓“男性”。

二、表演与性别颠覆

爱德华·阿尔比在这部戏剧里塑造角色表演性的同时，也在利用这种表演性使角色达到一种颠覆性别的目的。乔治和玛莎戴着性别面具，模仿着关于自己性别的刻板印象，这种看似退步的角色塑造，却是阿尔比通过角色的“戏拟”，让乔治身上的男性特征和玛莎身上的女性特征更加明显，以此为基点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攻击，对女性主义进行预演，使隐于无形之处的性别关系被看见，由此揭示女性主义运动的自身逻辑。

乔治和玛莎的夫妻关系，通过玛莎扮演自己的女性角色，迫使乔治遵循男性主体进行反向言说，把乔治置于这种视角来观察问题，让那些带有偏见的男性中心主义观点自行暴露，使父权制去神秘化，从根本上瓦解男性中心理论体系。玛莎以认同和归属父权制的好女儿形象对乔治的“失败”人生进行嘲讽。玛莎的嘲讽终于让乔治爆发了第一次反击，他以游戏的方式将哈尼父亲的丑事公开说出，揭示出父权制的丑恶一面。玛莎凭着对女性气质的故意模仿和表演，迫使乔治面对自己被父权制掩盖起来的一面，让乔治自己走出从“臣服”父权制到反抗父权制的第一步。她为了让乔治认识到他自己顺从于父权制所付出的代价，以自己的女性形象去勾引尼克，并和尼克调情。最终乔治被玛莎刺激后决定直面儿子这个幻象，并且以戳破幻象为手段对玛莎展开报复。儿子作为父权制得以延续的象征，在此之前一直将乔治和玛莎束缚在父权制的控制之下，现在由乔治以男性身份亲自戳破这个幻象，象征着从内部对父权制的解构。

玛莎和尼克的主客关系，通过玛莎扮演自己的女性角色，承认并且接受当前话语机制下女性的从属地位，模仿尼克这样一位男性中心主义的代表角色作为主体时的再现方式，迫使他承认父权制自身逻辑的后果。玛莎以附庸男性的女性特质为糖衣炮弹，诱惑尼克上钩，之后一步步瓦解尼克的男性中心地位。玛莎刚开始以父亲的权势和自己的身体来引诱尼克，把自己塑造为男性使用和交换的“商品”。正如伊利格瑞指出的那样，女性作为商品，其价值是在交换过程中确定的，这一交换过程是从一个男人转到另一个男人，有时从一群男人转到另一群男人。玛莎的存在对于尼克来说似乎只有玛莎在用自己的身体和尼克进行权力交换时才有意义，而玛莎在引诱尼克上钩后不满意尼克的表现，戏谑地称呼他为“家庭妇男”，并无情戳穿他虽然对待事业有野心，却也要靠裙带关系上位。这时玛莎反客为主，以附庸于男性且具有性交易商品价值的女性形象对尼克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的代表者进行了最无情的嘲讽。

三、“戏拟”表演下的性别困境

“戏拟”策略对于玛莎来说是对抗男性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抗争方式，在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时候，带着一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悲壮。在戏剧中，玛莎始终沉浸在儿子这个幻象中来扮演自己的女性角色，由此来解构男性中心主义，因为如果女性主义理论想要成功地挑战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绝不可能从外在的立场来做到这一点。玛莎只有从内而外“戏拟”自己的女性角色，才能实现从内部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理论体系。但直到最后乔治将儿子的幻象无情戳破，玛莎痛苦不已，甚至于无法接受，她没有任何胜利后的庆幸，有的只是无尽的痛苦。作为一名母亲，玛莎身上的女性特质决定了她无法完全脱离以儿子这个幻象为代表，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想象界，理智地摒弃自己的“儿子”。她一直在假装自己是一名母亲，但在“戏拟”的过程中，玛莎其实早就是戏中人了，不可能全身而退。阿尔比这样安排玛莎“戏拟”后的结局，似乎在告诉观众，玛莎并没有实现女性主义运动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与其说是玛莎通过“戏拟”策略来实现女性主义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反抗，不如说是阿尔比通过“戏拟”的角色塑造手法来表现被性别对立禁锢住的女性主义，由此将问题抛给了观众，陷入了男女二元对立困境的女性主义真的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和解放吗？20世纪60 年代正值第二波激进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高峰期，当时颠覆男权、抹杀差别、女权至上等理论观念，导致形形色色的性别解放行动，造成诸多社会及家庭矛盾冲突与对抗，集中的就是两性矛盾激化及政治化，女权运动遭到男性群体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进一步放大了性别对立与社会对抗。阿尔比通过巧妙的手法，用性别表演的方式先是向观众展现了“戏拟”策略如何一步步实现女性主义运动的目的——瓦解以男性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父权制，最后自然而然地推演出玛莎又是如何在极端性别对立的情况下，沦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受害者。

戏剧的最后，玛莎实现了对父权制的瓦解，作为胜利者的她却陷入了悲伤和迷失，似是而非的摇摆结尾表现出阿尔比对女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性别困境产生了无尽的焦虑和迷茫。似乎玛莎在“戏拟”女性之后，不仅仅是深受女性身份本身的桎梏之苦，更在这种性别的虚幻表演里迷失了男性和女性的界限。本来应该作为女性主义反抗男性中心主义有力武器的“戏拟”策略，让玛莎从一开始坚决的男女对立走向了性别迷失的泥潭，以至于戏剧的结尾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模糊状态，是胜利又不是胜利。《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一首萦绕在戏剧中的怪异的歌曲，一直到结尾乔治都还唱起它。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这首歌谣从开始贯穿至结尾，是阿尔比问观众，更是问自己，到底是谁在害怕女性主义。

四、结语

阿尔比通过“戏拟”策略来塑造角色的性别表演过程，让他们戴上各自的性别面具，表演自己的性别特质，成为服从于父权制的伪装者，然后展现作为女性的玛莎如何利用以乔治和尼克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义者的逻辑从内部展开对父权制的瓦解。这是玛莎对抗男权中心理论体系的胜利，但作为胜利的一方，她的结局却是陷于性别困境带来的痛苦和迷茫。这不仅仅是剧中人的迷失，更体现出阿尔比意识到了女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性别困境，并产生了对于性别身份的焦虑。也许正如伊利格瑞提醒的那样：“记住继续生活和创造世界是我们的任务。但是，只有通过把世界两半的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两半就是男人和女人。”作为男性“他者”的女性如果完全和男性产生性别撕裂，也会将自己拖入毁灭的深渊，如何实现女性与男性和谐共生，最终走向真正的平等自由，是新时代语境下所有人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