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丰杰 王航 曾凤

北宋校正医书局(1057～1069)作为中国医学史上首个官方医书整理出版机构，先后校订并刊行《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11部典籍，使这些宝贵的医籍得以流传至今并通行于世，成为传承发展中医学的基础性文献和重要依据，是探索医学相关问题的珍贵资料。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曾通过宋校《千金要方》与保持原著原貌《新雕孙真人千金方》[1]的版本异文，考证出该书采用唐代药用小秤，量值与“百黍为铢制”的汉秤相同[2]。本文将研究资料的范围拓展至宋校《金匮要略》《外台秘要》《千金翼方》等书，结合北宋校正医书局主要成员的知识背景及其整理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方式方法等，对宋校医书的药秤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考证，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汉唐宋医药使用小秤

1.1 汉代确立“百黍为铢制”的重量计算方式

中国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始于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沿用战国(秦)时度量衡法规与制度。后世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至西汉末年度量衡制度已相当完备。班固《汉书·律历》明确记载了汉代权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3]“黍”为一种颗粒略呈椭圆形的谷物，自秦朝起作为量值标准。因汉制100黍=1铢，故汉秤又称“百黍为铢制”，其计量制度为24铢=1两，16两=1斤，30斤=1钧，4钧=1石。从《汉书》“权者”“秤物平施知轻重也”的说明可以看出，汉代重量计算方式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2 唐代医药使用小秤，量值与“百黍为铢制”的汉秤相同

丘光明据《唐六典》《通典》等文献考证，认为唐代继承隋制，权量亦三倍于汉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小秤两套制度，大秤一大两为三小两，用于官方和民间的经济往来以及农业、手工业生产等；小秤与汉秤相同，用于音律、天文、医药、作冠冕礼制服饰等[4]。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大小制互相混用的现象。如《通典》卷六《食货赋税》记高平郡贡白石英五十小两、贡人参三十两，前者注明小两，而后者未注明，可认为就是大两。

1.3 宋代医药承袭唐以来的小秤制度

由于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大小两种药秤，宋代医家格外关注二者的区别，强调使用古方时应小心谨慎。如庞安时在其《伤寒总病论》中反复提示“设有问今之升秤，与古不同。其要以古之三升，准今之一升；古之三两，准今之一两”“按古之三两，准今之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7]。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引王仲弓《伤寒证治论·汤剂》注云：“古方三两，当今一两，三升当今一升。”[8]再如，郭思根据《千金要方》编纂的《千金宝要》，书末附有《千金须知》，强调“三两者，今之一两。三升者，今之一升。”[9]

1.4 神农药秤的提出及其影响

梁朝的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序例》提出另一种特殊轻型的药秤，其文云：“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10]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转引陶氏原文后增加“此则神农之秤也”[11]11七字。可见“神农秤”说起始于陶氏，定名于孙氏。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一·用药分两煮汤生熟法则一十六首》相关引文，与《千金要方》原文基本一致。此后“十黍为一铢”的神农秤为本草学著作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反复引用，北宋校正医书局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也有“陶隐居撰<本草·序录>，一用累黍之法神农旧秤为定，孙思邈从而用之”[11]11的说法。有人据此认为：梁隋唐时期曾通行过一种与“百黍为铢”的汉制相差十倍的神农药秤。日本人丹波元坚即其中代表性的医家，他在《药治通义》卷十《方剂分量》云：“古者以十黍为累，十累为铢，积之为两，为斤。乃是时世通用之权。而如医方，则用其十分之一……言汉制虽有子谷秬黍中者，百黍为一铢之制，方家从来依此十黍为一铢之秤而用之。故《千金》载本说，有此则神农之秤也。今依此为定之言。”[12]

由上述可见，对通行本宋校医书药秤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小秤为主，量值等同于“百黍为铢”的汉制，大秤、小秤并行于世，二者相差三倍；一是特殊轻型的神农秤，每铢重量相当于小秤的1/10。这一分歧造成对《伤寒论》《千金要方》等方书药秤量值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世纪90年代从日本回传国内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为考证此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材料。

2 基于《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考察《千金要方》药秤

《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现存20卷，为成于宋英宗(公元1064～1068年)前的民间首次刻本，北宋校正医书局刊行《备急千金要方》之前，社会上流传的即此新雕本。有学者考证，该版本是尚存于世的《千金要方》古本之一，未经后人校订整理，更为接近孙思邈《千金要方》的原始面貌[13]。

据考察，新雕本存在不少使用大斤、大两、大斗之例。如，卷二《月水不通第二》“疗小腹积聚，虚胀雷鸣，四肢沉重，月经不通方：取高地虎杖根细锉二斛，以水二石，煮取一大斗半”[14]187，“疗月经积聚，闭塞不通，结瘕聚大如缸，欲死方：虎杖根(百斤，去头，暴干)、土瓜根(二升)、牛膝(汁二升)右细挫，以水一斛浸虎杖根一宿，明旦煎取一大斗”[14]188。又如，卷十三《心脏·头面风方第八》：“生发及治头风痒白屑膏方：乌喙(三两)，莽草、石南、细辛、续断、泽泻、皂荚、白术、辛夷、柏叶、白芷(各二两)，防风(一两)，竹叶(半升)，松叶(半升)，猪脂(四升)。右生油三升，猪脂二大两，和煎白芷黄为成，可有二大升。”[14]416从容量单位来看，“煮取一大斗半”“可有二大升”等，分别与斗、升并举；从重量单位来看，例3中有12味药以“两”计量，唯“猪脂二大两”，“两”与“大两”并举。又如卷二十二“乌麻膏，主诸漏恶疮，一十三般丁肿，五色游肿，痈疖毒热，狐刺、蛇毒，狂犬、虫、狼六畜所伤不可识者，二十年漏，金疮中风，皆以此膏贴之，恶脓尽即差，止痛生肌，一贴不换药，惟一日一度拭去膏上脓，再贴之，以至差乃止，方：生乌麻油一斤，黄丹四两，蜡四分，皆大两大升”[14]611-612。这些大量制的用法，显示出孙思邈著书时采用了唐朝通行的大小秤，绝非“神农秤”。

3 基于宋校医书文本考察宋臣校书使用药秤

检宋校各书，标明使用大量制的方剂不在少数，如上述《千金要方》新雕本卷四虎杖煎“取高地虎杖根细锉二斛，以水二石，煮取一大斗半”，宋校本作“取高地虎杖根，细剉二斛，以水二石五斗，煮取一大斗半”[11]62；新雕本卷二十三乌麻膏“生乌麻油一升，黄丹、蜡四分，皆大两大升”，宋校本作“生乌麻油一斤，黄丹四两，蜡四分，皆大两大升。”[11]399考宋校《千金翼方》，使用大斤大两多集中在飞炼卷，如《飞炼研煮五石及和草药服疗第二》中“烧白石英方：白石英一大两”[15]258，“石英和磁石浸酒服方：白石英五大两，泽州者；磁石五大两”[15]258，“白石英和金银人参煮服方：白石英五大两；金十大两，上熟者，生者毒；银四大两，人参二大两”[15]258。

较之《千金》两书，宋校《外台秘要》中标注大量制药秤的更为多见[16]1030，如卷三十七“钟乳论”有金十大两、银四大两、白石英五大两、白石英三大斤等。此外在容量单位上，《外台秘要》升、大升、小升混用现象颇多，如“煮取一升汁”“下水三大升”“受可一小升”，显然都是以往大小制的残留。

此外，在宋校吴迁本《金匮要略》中存有一例大秤的用法，见于《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三卷》，其文作“治妇人六十二种风，兼主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方：红蓝花一大两。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强半，顿服，不止，再服(小字注：疑非仲景方)。”[17]宋人校语显示出对该方的来源持有怀疑，但未涉及“一大两”“一大升”的药秤，从另一方面表明《金匮要略》其他方剂使用小秤。

以上例证都反映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对所校医书采用了唐小秤，也印证了宋代医用度量衡大小制并存的事实。

4 基于北宋校正医书局组织架构、思想理念、校书方法等考察宋校医书药秤

范家伟[18]指出，北宋校正医书局改变了既往医家校医书的惯例，整个过程由儒臣主导，医家仅是“入局只应”等待询问。主校者林亿等在所校各书序文中反复强调自己是以儒者的身份整理医书，如《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云：“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艺文志》称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知国之政哉。”[19]可见宋臣认为此项工作并非单纯的“图书事业”，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宋臣在《校正〈千金翼方〉表》中自述“臣以为晋有人欲刊正《周易》及诸药方，与祖讷论。祖云：辨释经典，纵有异同，不足以伤风教。至于汤药，小小不达，则后人受弊不少。是医方不可以轻议也”[15]1，表明他们对于医书的特殊性也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态度严谨认真，当是宋人校书的首要原则。

在上述理念的统领下，宋臣校书首先“请内府之秘书，探道藏之别录，公私众本，搜访几遍”[11]3，通过比较不同的版本，“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11]3，“编次类聚”[11]3，确定医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其次，对“文义犹或疑阻”[11]3之处，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20]3，即记载所校医书原始文献的“《素问》《九墟》《灵枢》《甲乙》《太素》《巢源》、诸家本草、前古脉书、《金匮玉函》《肘后备急》、谢士秦《删繁方》、刘涓子《鬼遗方论》”[11]3等，“叙而考证焉”[20]3，然后做出判断取舍。第三，对“尚有所阙”[11]3之处，“溯流以讨源”[11]3，“据经为断，去取非私”[21]2。第四，“有所阙疑，以待来哲”[16]24。需要指出的是，宋人在《脉经》《甲乙经》序文中说明，校正此两书分别“考以《素问》《九墟》《灵枢》《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并《千金方》及《翼》说脉之篇以校之”[21]12“令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经》《千金方》及《翼》《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19]2，可知他们不仅采用相同的参考资料，并且是用同一批书互相校勘，所引文献的内容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这些文字充分说明宋人整理医书时资料丰富全面，态度审慎，过程规范，综合使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其所确定的文本内容皆应有据可循，因此他们对药秤问题的处理应该是深思熟虑、综合考量的结果。

5 结论

宋臣对药秤的直接说明见于《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其文云“则今之此书(指《备急千金要方》)，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世之妄者，乃为古今之人大小有异，所以古人服药剂多，无稽之言，莫此为甚。今之用药，定以三两为今一两、三升为今一升”[11]4；(汤液煎煮用水)“率定以二十古两，水一小斗”[11]4。从中可以看出，宋臣所见《千金要方》各版本均使用的是“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的大小秤；对不明古今药秤的差异、认为古人服药量大于今人的说法是“无稽之言”；说明整理该书是采用大小秤，“定以三两为今一两、三升为今一升”；汤液煎煮确定20小两、1小斗水的比例。结合《校正〈千金翼方〉后序》“至于合药生熟之宜，炮炙之制，分两升斗之剂，并载〈千金·凡例〉中，此不著云尔”[15]362的自述，参考其主校者林亿自始至终参与校书工作、负责统稿的史实[22]，可以推知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各书均采用小制药秤，其量值等同于“百黍为铢制”的汉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