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农场读完小学和中学的。因赶上“文化大革命”，我在小学待了七年，但正经读书只有四年。中学学制调整，三年半高中就毕业了。当时读书无用论很盛行，很多同学都不大努力，我算是比较用心、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中学毕业，我去了一个叫作巴达尔湖的偏远农场，先是务农，后被选出来教书。从教小学到教中学，后来还做了中学的教导主任。农场很小，中学一共只有七八位老师，一些毕业于师范专科，一些是老三届高中生。因没人愿意教化学，我比较年轻，又新来乍到，就被指定为化学教师。上中学时学的化学很浅，但赶鸭子上架，只好从头学起。好在收集了几本旧高中教科书，其中还有些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记得当时做过制备溴的实验。由于没有实验室，只能在办公桌上做准备实验。实验倒很简单，溴也顺利制备出来，但泄露的溴把正在办公室备课的老师都熏跑了。1977年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参加高考，班上的几个学生考上了大专，我更幸运一些，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大学像是一扇窗，让我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和无涯的学术。77级同学的阅历很丰富，有近三十岁的老三届，也有十三四岁的早熟少年。尽管只有少数是志愿选择化学的，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废，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都非常努力。我的大学生活紧张而平实。由于入学前就是党员，我被任命为班级团支部书记，但却很少参加热火朝天的校园活动。本科毕业之后，师从我国固体化学的先驱苏勉曾先生继续深造。在读博士期间，还被指定为化学系84级本科级班主任，与五个读硕士的班主任一起，兼职做学生工作。

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出国做了五年博士后。先是在德国的马普固体研究所，后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和Ames国家实验室。在这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从固体材料转向新型固体化合物的合成与结构。1993年回国，我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从事无机固体材料的合成、结构和性质方面的研究，1995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我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喜欢北大自由的学术环境。如果不是后来担任了行政管理工作，我大概会专心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学者。我的实验室在1994年就用化学方法制备了MoS2单分子层，当时还试图制备单分子层石墨，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石墨烯，但学生中途出国以及实验条件和管理工作等原因，这项研究没有继续下去。

北大百年校庆之后，我担任了化学学院的院长。当时的一件重要工作是教师岗位聘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因涉及教师切身利益，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化学学院的岗位聘任做的比较好，既坚持了聘任原则，也很平稳顺利。在前后几任院长的努力下，化学学院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学术管理体系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如学者主导的各类委员会、PI和学术小组、学术和教学评价机制等等。而且，在青年副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博士论文评价和本科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也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做了一些有益探索。

2001年，我被任命为校长助理，协助迟惠生常务副校长工作，2002年担任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和教务长。2010年任重庆大学校长，2013年任浙江大学校长，2015年又回到北大担任校长至2018年退休。

如果从担任院长算起，我整整做了20年的学校管理工作。这是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经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为几所学校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一直以为，大学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只要把学术队伍、体制机制等基础打好理顺，学校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进步。在北大，2003年提出“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交叉学科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的发展理念，这一建设方针一直坚持至今，推动了北大的学术发展，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在重庆大学，我们明确要“成为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发展愿景，将“学科调整、队伍建设、教育体系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四项基础性任务，试图使学校走上更加注重内涵、更加注重长远、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浙江大学工作时间比较短，但也在教师预聘制体系、文科和理科发展思路方面做了一些事情。

大学管理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责任重大的职业，我很感谢上级组织、师生和同事们的信任和帮助，为能够为中国教育事业做一些微薄贡献而感到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