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东

1958年的《星星》诗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诗歌下放”的讨论。从1958年2月起《星星》诗刊就开设了“诗歌下放笔谈”专栏，在全国最早提出“诗歌下放”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诗歌下放”讨论的发起

关于“诗歌下放”，这些年来诗歌界与学术界是有不少研究的。崔西璐说，“《星星》关于‘诗歌下放’的讨论和《处女地》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於可训说，“这些讨论汇合一起，成为1958年有关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一场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争鸣”。他们都看到了《星星》诗刊“诗歌下放”讨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1959年诗刊社编的《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的《编辑说明》中提道，“自1958年春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同时也出现了新民歌的大跃进，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创作高潮。《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对于新民歌和‘五四’以来的新诗作了重要的阐发。《诗刊》曾提出‘开一代诗风’的问题，紧接着《星星》展开了‘诗歌下放’的讨论，《处女地》展开了‘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诗刊》因而开辟了‘新民歌’笔谈”。从这里看，虽然是《红旗》和《诗刊》提出了“开一代诗风”的问题，但在1959年诗刊编辑部的总结中，只是将“开一代诗风”“诗歌下放”“新诗发展问题”这几者混在一起讨论，并没有梳理清楚每次讨论自身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1958年第2期《星星》诗刊发表了赁常彬的《诗要下放》后，就已经开始了“诗歌下放”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