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平

一、引言

《保傅》是一篇和君主教育有关的文献，在贾谊《新书》《大戴礼记》有记载，且在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以及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均有发现，可见是汉代流传极为广泛的一篇文献。《保傅》最早来源于贾谊的《新书》，后《大戴礼记·保傅》又在《新书·保傅》的基础上，融入了《新书》的《傅职》《胎教》《容经》等篇章。对此已有学者作过较多的阐述。

有学者依据《大戴礼记》避汉宣帝刘询讳，认为此书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至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之间编撰而成，此时戴德为信都王太傅，《大戴礼记》为其担任太傅期间所编的教材。此说较为可信。海昏侯刘贺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62)九月去世，由此可见，海昏侯墓出土的《保傅》在《大戴礼记》成书之前便已编成，处于从《新书·保傅》到《大戴礼记·保傅》的过渡阶段，这就为我们探究《保傅》的生成、流传及编纂过程打开了一个极好的窗口。

二、贾谊《新书·保傅》的生成

历来多有将《新书》视为伪书者，经余嘉锡先生等人的考证，此书为贾谊所著已无疑义。《新书》分为《事势》《连语》和《杂事》三部分，《保傅》属于《连语》的第二篇。因《保傅》与太子、诸侯王的教育有关，学者多认为此篇作于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这并不准确。《保傅》应是贾谊上呈汉文帝众多章奏的一篇，证据如下：其一，《新书·保傅》有“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臣故曰：‘选左右，蚤谕教最急’”等句。如果这一文本的接受者为梁怀王，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这类话显然极不合适，作为诸侯王的梁怀王及其太子不可能承担“天下之命”，这是严重的政治忌讳，贾谊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类话语的接受者只可能是皇帝。其二，班固《汉书·贾谊传》将《保傅》采入《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可见班固也认为它就是贾谊的一篇章奏。

据《汉书·贾谊传》，贾谊在文帝政坛初期相当活跃，“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贾谊在这段时间给文帝上呈了多篇章奏，涉及“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诸多事务，它们大部分被保存在《新书》的《事势》诸篇之中，且有一部分被班固采录，而成《陈政事疏》《谏铸钱疏》《论积贮疏》等篇。

那么，贾谊为什么要给汉文帝上奏《保傅》呢？这与汉初对秦亡的反思有关。汉高祖刘邦曾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反思秦亡的风气在汉文帝朝尤盛，众多官员以秦亡的教训告诫文帝，如张释之曰：“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汉书·贾山传》曰：“孝文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最著名的当然首推贾谊的《过秦论》，该文对秦亡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最后归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保傅》也是贾谊在反思秦亡的风气下所作，但该篇是从秦的太子教育着手，论述秦二世即亡的原因。《保傅》篇首曰：“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长也，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由殷周的长久保国和秦二世即亡的鲜明对比，引出对如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思考。贾谊认为，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便须对太子及早地施行教育，“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这是全篇的主旨。

三、从《新书·保傅》到海昏简《保傅》

贾谊的建议是否被汉文帝采纳，以及《保傅》在汉武帝前的传习情况，因史料所限，无法确知。据《汉书·昭帝纪》，昭帝始元五年(前82)六月颁布诏书：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汉昭帝其时只有十二岁，便通《保傅传》，并将之放在《孝经》《论语》《尚书》之前，可见他对此篇的重视。由此可知，至少汉武帝后期，贾谊的《保傅》已初步经典化，被列为皇子必须熟读的经典之一。

韩巍认为，《保傅》在武帝后期至昭宣时期突然受到重视，或许与“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对诸侯王教育和监督的重视有关。一些儒生学者，包括诸侯王的师傅在内，从当时流传的《贾谊书》中选取与皇子教育相关的材料编成了《保傅》篇。这一说法很有道理。“巫蛊之祸”的惨痛经历，必然激发汉武帝对太子及诸侯王教育问题的重视。因此，昭帝作为武帝的少子，年十二便能通《保傅传》。海昏侯墓出土了《保傅》A、B两种文本，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的墓中也发现了《保傅传》。海昏侯刘贺于宣帝神爵三年(前59)九月乙巳去世，刘修在宣帝五凤三年(前55)去世，可知《保傅》在武、昭、宣时期，已在皇太子和诸侯王之间广为流传。

海昏简《保傅》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刘贺去世前便已形成。据整理者介绍，从竹简形制、每简容字和文字书体，海昏简《保傅》可分为A、B两组。B组见表1。

表1 海昏简《保傅》B组与《大戴礼记》《新书》比勘表

《新书·保傅》与《大戴礼记》完全相同，海昏简《保傅》B组则与《大戴礼记》《新书》均不同。“殷周而始君为天子，累世相授”是对《新书·保傅》“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的概述，传世各本为“秦为天子二世而亡”，海昏简《保傅》B组作“一世而亡”，可见这是一个与《新书》《大戴礼记》均不同的文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本差异？这应与海昏简编者的改造有关。韩巍认为，B组简文虽然残缺较甚，但其内容与《新书·保傅》重合，且没有超出《新书·保傅》之外的内容，可能代表了《保傅》较原始的文本形态。如果此说准确，那么海昏简《保傅》B组是依据《新书·保傅》而改编的一个文本。

海昏简《保傅》A组与B组差异较大，它在《新书·保傅》的基础上，加入了属于《新书·傅职》后半部分、《容经》及《胎教》前半部分的内容。《傅职》共分为两个部分：前者为教育太子的教材，包括《春秋》《礼》《诗》《乐》《语》《故志》《任术》《训典》八种；后者主要讲述天子的各种过失与“三公”“三少”、太史的责任关系。《傅职》后半部分被采入海昏简《保傅》A组，与其讲述保傅之职有关。《容经》的一部分内容也被融入海昏简《保傅》A组，其内容为礼仪规范的教导。《胎教》的前半部分因讲胎教之道，也被海昏简《保傅》A组采入。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从《新书·保傅》到海昏简《保傅》A组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保傅》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融入贾谊的其他篇章，这些内容之所以会被采入，与它们主要论述君主或太子教育有关。

从《新书·保傅》到海昏简《保傅》A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海昏简编者对《保傅》文本的改造。表2反映出海昏简《保傅》A组的一些重要文本特点：首先，第一、二条，海昏简《保傅》A组均作“天子”，而《大戴礼记》《新书》《汉书》均作“太子”。韩巍认为海昏简作“天子”与文意更为相符，《大戴礼记》和《新书》可能是受《汉书》影响，而将“天子”改为“太子”。笔者的意见与之相反，正如前文所说，《新书·保傅》实为贾谊给汉文帝的章奏，旨在劝谏文帝早日选择良傅教育太子，因此章奏自然应以“太子”为论述对象。至于海昏简为什么将“太子”改为“天子”，应与海昏侯刘贺的特殊经历有关。汉昭帝去世后，刘贺被迎至长安继任帝位，虽然只有短短27天，但刘贺身边的太傅等官员，很可能因为刘贺身份的变化而改编了《保傅》，以教育“天子”刘贺。

表2 海昏简《保傅》A组与《大戴礼记》《新书》比勘表

其次，表中第三条，海昏简《保傅》A组和《大戴礼记》均作“故曰”，而《新书》作“臣故曰”，《汉书·贾谊传》同。韩巍认为“故曰”为海昏简和《大戴礼记》引格言、俗谚的套语，《新书》《汉书》将之改为“臣故曰”。笔者的意见与之相反，因《保傅》为贾谊的章奏，“臣故曰”是贾谊向皇帝的“称臣”之语，《大戴礼记》、海昏简《保傅》A组为了淡化《保傅》为章奏的这一背景，将之改为“故曰”。关于这点，有《保傅》文本的内部证据。贾谊在前文其实已提到过“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因此后文自然就可以引出“臣故曰：‘选左右，蚤谕教最急’”。“臣故曰”是贾谊对前文的回应。

最后，海昏简《保傅》A组“故曰”后的“选左右，蚤谕教，万事要”实是海昏简编者对贾谊话的改编。将《新书·保傅》《大戴礼记·保傅》和海昏简《保傅》A组作一对比，可看出明显的演变特征：《大戴礼记》将《新书》的“臣故曰”改为“故曰”，“故曰”后的内容保持不变，其后海昏简《保傅》A组将“选左右，蚤谕教最急”改编为“选左右，蚤谕教，万事要”。正如韩巍所言，海昏简所改形成三个三字短语，句式整齐，且押宵部，形成韵文。由此，我们可以作一推测：《大戴礼记·保傅》的一个早期抄本(此抄本要比海昏简《保傅》A组更早)将“臣故曰”改为“故曰”，但其后所引内容保持不变，海昏简《保傅》A组在《大戴礼记·保傅》的这个早期抄本基础上，将“选左右，蚤谕教最急”改为了韵语“选左右，蚤谕教，万事要”。

四、《新书》与《大戴礼记·保傅》《汉书·贾谊传》的文本关系

海昏简《保傅》A组相比《大戴礼记·保傅》，缺少了《胎教》的后半部分内容，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是在海昏简《保傅》A组的基础上，增加《胎教》后半部分而形成的呢？

这一观点并不能成立：首先，海昏简为出土简牍，残损较为严重，虽然目前并没有见到《胎教》的后半部分，但并不能确保没有。其次，与海昏侯墓时间相近的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保傅传》相比《大戴礼记·保傅》，多出了《连语》两节，这个文本要比《大戴礼记·保傅》复杂，但却在《大戴礼记》之前撰成。由此可见，在戴德编纂《大戴礼记》前，已有多种文本形态的《保傅》在流传，《大戴礼记·保傅》和海昏简《保傅》 A组并不是单线发展关系。最后，虽然《大戴礼记》要迟至元、成之际编成，但此书的多数篇章在此之前早已单篇流传，如《大戴礼记》的《武王践阼》篇，在上博战国简中有极为相近的文本。也就是说，戴德依据的是一个与海昏简《保傅》A组并不一样的《保傅》抄本，从“臣故曰”后引文的改编看，这个抄本要比海昏简《保傅》A组更早。

那么，《大戴礼记·保傅》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与《新书》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将两者进行对比，可发现它们的区别和联系：

其一，《大戴礼记·保傅》改造过《新书》，以使其文本更为齐整和具有普适性，参见表3。

表3 《新书·保傅》与《大戴礼记·保傅》比勘表

正如前文所言，《新书·保傅》实为贾谊的章奏，所以文中有“臣故曰”，《大戴礼记·保傅》将之删为“故曰”，是为了淡化《保傅》原为章奏的背景，而将其改为更具普适性的文本。《新书·傅职》的“古者齐太公之职”“古者鲁周公职之”“古者燕召公职之”“古者史佚职之”等句，均被《大戴礼记·保傅》删去，这显然是有意识地改造文本以模糊此篇的具体背景。此外，《大戴礼记·保傅》将《新书》删削为更为齐整的文本，如“教诲讽诵诗书礼乐之不经不法不古”这一长句被删削，并且“将学趋让，进退即席不以礼”这句被改为“进退节度无礼”，与“升降揖让无容”形成六字的整齐句式。

其二，《大戴礼记·保傅》删削了《新书》的部分文本。如《新书·傅职》从“或称《春秋》”到“非贤者不能行”这一大段内容，为贾谊所引《楚语》及其所加案语。《大戴礼记·保傅》并没有这段内容。又，《新书·胎教》从“太卜曰：‘命云某’”到“悬诸社稷门之左”这一大段文本，主要讲太子出生后所举行的“悬弧之礼”，《大戴礼记·保傅》将其删削。《新书·容经》在被采入《大戴礼记》后，更是被删削掉大部分内容。其他删削之例甚多，不再赘举。总之，《大戴礼记·保傅》为删削、整合《新书》的《保傅》《傅职》《胎教》《容经》等篇而成。

另外，还应对《新书·保傅》和《汉书·贾谊传》所存《陈政事疏》的文本关系作一梳理。《陈政事疏》为班固删削、整合多篇贾谊章奏而成，其中有一段文字与《新书·保傅》极为相近，但也存在一些相异之处，两者相异之处见表4。

表4 《新书·保傅》与《汉书·贾谊传》比勘表

《新书·保傅》仅举“殷周”与“秦”作为对比，而《汉书》则列举了夏、商、周三代。这点区别在全篇是一致的，如《新书》后又言“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而《汉书》为“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这种文本差异的产生会不会是班固改动导致的呢？这种可能性不大，班固确实删削和整合过贾谊的章奏，但史官在史料的基础上添加“夏为天子”这一段文本则不太可能。也就是说，班固所见其实是一个言“三代”的《保傅》文本。

由此，我们可以对《新书》《汉书·贾谊传》、海昏简《保傅》A、B组以及《大戴礼记·保傅》之间的文本关系作一归纳(实线代表两者有直接关系，虚线表示可能有关系)。从贾谊《新书·保傅》到《大戴礼记·保傅》，中间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文本演变过程，它们之间并不是单线演变的，而是多线、平行发展的，参见图1：

图1 《保傅》流传演变图

五、海昏简《保傅》与《大戴礼记》的编纂

历代对《大戴礼记》已有较多讨论：其一，将其视为伪书，如孔颖达《毛诗正义》曰：“《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曰：“此书殆后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绝非戴德本书也。”其后疑古思潮兴起，诸多古书被判为伪书，《大戴礼记》亦在其列，如姚际恒曰：“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大戴记》非本书，乃后人之伪。”其二，认为《大戴礼记》非戴德所作，如洪业《仪礼引得序》：“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王文锦继承此说，认为《大戴礼记》成于东汉礼学家之手。以上两种说法均经不起推敲，已有学者证实：《大戴礼记》非为伪书，且由西汉戴德所撰。

《大戴礼记》为戴德担任信都王刘兴太傅时所编，主要目的是教学。如选用《荀子》的《劝学》篇，劝勉信都王修身治学；以《武王践阼》讲述治国之道；以《文王官人》传授任贤选官之理。《礼察》也是贾谊给汉文帝的章奏，文中有“为人主计者”等句，在《汉书·贾谊传》所存《陈政事疏》中亦有类似词句。戴德将其采入《大戴礼记》，与它被用于教育“人主”施行礼义教化有关，如《礼察》有“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然则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等句，这可能是戴德采用此篇的主要原因。《保傅》被采摭进《大戴礼记》，也与戴德的教学活动有关。《保傅》本就和君主教育有关，后更是在武帝及后期广泛用于皇太子和诸侯王的教育，并形成海昏简《保傅》A、B组，以及中山怀王刘修墓《保傅传》等多种文本形态。因此，戴德在担任信都王太傅时将其采入《大戴礼记》，是自然而然之事。

《大戴礼记》编成后，为与戴圣的《礼记》区分，被称为“大戴学”。《汉书·儒林传》曰：“(后)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后汉书·儒林列传》亦曰：“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可见《大戴礼记》在戴德弟子徐良斿时已立博士传授，成为官方认可的权威文本，并被广泛传习，而海昏简《保傅》A、B组，以及中山怀王刘修墓《保傅传》《汉书·贾谊传》所依据的“三代本”等，则被经典化的《大戴礼记·保傅》所淘汰，陆续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六、由《保傅》看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生成特征

近些年，随着出土文献的持续发现和学术范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早期文本的生成问题，诸如古书的单元、改写、流传、作者等问题，引发了学者持续的研究和讨论。《保傅》的生成、流传和编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从中可看出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生成的三点特征。

(一)早期经典文本的层累形成

顾颉刚最早以“层累说”研究中国古史，并将之用于古书的辨伪。余嘉锡根据自身阅读古书的体会，撰成《古书通例》一书，并提出“古书单篇别行”等重要的概念，即“篇”是中国早期文本流传的主要单位，而不是书。徐建委进一步指出，中国早期文本的最小单元是“章”而不是“篇”，这就将中国早期文本的研究聚焦到“章”这个层次，富有启发意义。上述学者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章到篇，从篇到卷，从卷到书，中国早期多数经典文本均存在一个层累形成的过程。所谓“层累形成”，是指这些文本大多不是一次性生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时期内，后期文本逐渐叠加、融合，甚至被改造进早期文本中，形成一种累积性的特征。

以往学者多关注“书”这一层面的层累形成过程。以《左传》为例，王和指出，《左传》的核心文本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事笔记，其二为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各种传闻传说，《左传》编撰者对这两类材料作了整合，以使其糅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左传》有大量后人附益的内容，如解经语、“君子曰”、预言等，它们在《左传》流传的过程中，被不同知识背景的人逐渐地添加进《左传》中。无独有偶，徐建委依据苏州博物馆藏余昧剑铭文判断《左传》中“季札观乐”的故事实为后人补述。总之，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下，《左传》为层累形成应无疑义。

《保傅》的生成、流传和编纂过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篇”层累形成的样本。《保傅》最早由贾谊撰作，但当它流传开来之后，这一文本已不归贾谊所控制，而是成为一种“公用”的文本。在流传和抄写的过程中，此篇逐渐被扩充，先后加入《新书》的《傅职》《胎教》《容经》《连语》等篇的部分内容。我们无法确切探究该篇文本扩充的起点以及由谁完成，也许是由当时传授《保傅》的太子太傅或诸侯王太傅完成的，他们从贾谊著作中选取了与君主教育有关的内容，持续地叠加在《保傅》的早期文本上，并在其彻底定型之前，形成多种形态的《保傅》文本，这便是“篇”的层累形成。

除去《保傅》和《左传》外，《诗经》《尚书》《史记》《老子》《庄子》等大量的早期经典均存在层累形成的过程，有些文本较早就固定下来，如《诗经》《尚书》及《春秋》三传，有些则要到西汉刘向校书时才定型，如《荀子》《庄子》等，这与古书的经典化程度有密切关系。理解早期文本层累形成的特点，对于我们研究早期经典文本的生成问题有较好的启发：首先，应将研究视角集中在“章”这一单位，章相对于篇，较少受到改动；其次，应尽可能分析古书的文本层次，在此基础上探究各文本层次的史料来源及其累积特征；最后，应探究文本生成的历时性过程及其背后的历史社会背景。

(二)早期经典文本的改造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中国早期经典文本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这就造成不同的抄本之间存在大量的文本歧异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有多种，归纳起来有二。

一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如传抄过程中的讹误脱衍等问题，在抄本时代非常普遍。此外，部分文本还存在稿本和正本现象。如《史记·三王世家》褚少孙曰：“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所谓“真草诏书”是指汉武帝“封三王策”的草稿，除此之外，《三王世家》还记载了“封三王策”的正本，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汉人上书一般会先打草稿，草稿修改而成定稿，如《汉书·师丹传》：“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出土汉简也有较多例证，如《敦煌汉简》89B：“正月戊辰移德草。”这些稿本和正本如果分别流传，那便会造成文本的显著区别。

二是主观的改造。如《保傅》本为贾谊的章奏，海昏简《保傅》因其拥有者刘贺曾为天子的关系，将《新书·保傅》的“太子”改为“天子”，将“臣故曰”改为“故曰”，“臣故曰”后的内容也被改造成韵语。这种文本改造现象在早期文本的生成过程中并不鲜见，小到个别字词的改动，大到篇章的删削和整合，在文本还未固定的手抄本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以《缁衣》为例，此篇在郭店简、上博简和《礼记》中均有，三者虽然内容大致相当，但在部分字句、篇章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郜同麟比较了三者的文本异同，指出《礼记·缁衣》相较郭店简和上博简，有以下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外在形式的改善，《礼记·缁衣》通过增减虚词，使句式更为整齐划一；二是儒家思想的增强，如郭店简和上博简均作“好美如好《缁衣》”，而《礼记》作“好贤如《缁衣》”，“美”被改为“贤”，是汉代经师“尚贤”思想的体现。刘笑敢对《老子》的出土本和传世本作了细致比对，指出《老子》在流传的过程中存在“改善型歧变”现象，即各个文本或版次的编校者受一些共同的理解和原则所支配，有逐步改善原本的意愿。如此，《老子》文本在西汉及之前一直处于被改造的过程中。

除去文本在历史性流传中的改动外，当一个文本被整合进另一个文本时，它可能会经历更大程度的改造，最典型者是史书对史料的采录和改造。如《史记》采用了大量的先秦秦汉史料，《五帝本纪》对《尚书》的引用和改造，将佶屈聱牙的《尚书》改造为更容易理解的西汉言语；《晋世家》《楚世家》等大量采用和改造《左传》，以体现春秋列侯的兴衰；《孔子世家》则整合了《论语》《左传》等文献，以塑造“至圣”的孔子形象。《汉书》对其所采摭的西汉文章也作了大量的删削和改造工作，尤其是对汉人的文书，诸如皇帝的制诏和臣民的章奏，有的删去格式套语，有的仅载文书的部分内容，有的将数篇文书整合为一篇，如贾山的《至言》和贾谊的《陈政事疏》等。

(三)早期文本的经典化

经典化是中国早期文本生成过程的一个典型特征。所谓经典化，是指某一文本被广泛接受和传习，甚至经权力的认定而成为国家的权威经典。从文本的生成角度看，则主要表现为文本的定型，即文本的字句不再有大幅度的变动，文本的章节顺序和结构基本保持不变。扬·阿斯曼这样描述经典形成的特征：“卡农(经典)形成的关键步骤是关闭大门，所谓关闭大门就是在卡农与伪经、原始文献与注释性文献之间划一条具有决定性界限，被称为卡农的文本不能被补写和改写，这是它与传统流之间最具决定性的差别。”中国早期经典的形成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本关闭的过程，《诗经》《尚书》《春秋》《周易》等经典在汉代被奉为“五经”后，其核心文本的字句和结构已不再有大幅度的变动。

经典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经典文本对其他各类抄本的淘汰。以《保傅》为例，当它被戴德编纂进《大戴礼记》后，随着《大戴礼记》的经典化，海昏简《保傅》A、B组，以及定县中山王刘修墓《保傅传》这些与《大戴礼记·保傅》有较大差异的抄本便被逐渐淘汰，这种现象在中国早期文本的流传过程中非常普遍。如《诗经》在汉代有众多传习者，有名者有齐、鲁、韩、毛四家，《毛诗》相比于其他三家在西汉并没有被立于学官，影响自然不及其他三家，但随着郑玄为《毛诗》作笺，《毛诗》盛行，而其他三家先后亡佚。《论语》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论语》齐、鲁、古三个系统，古《论语》共二十一篇，班固注曰：“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论语》二十二篇，班固注曰：“多《问王》《知道》。”海昏侯墓中有出土。《鲁论语》二十篇，以张禹所传为代表。张禹为汉成帝师傅，封侯拜相，地位极为崇高，他所传《论语》被称为“张侯《论》”，大行于世，其他各家因此而渐至失传。《文子》也有这样一个经典化过程，李锐指出，当某一版本的《文子》被封为《通玄真经》，并有默希子为之作注之后，其他的《文子》传本便逐渐消失、散佚了。

理解了中国早期文本的经典化特点，我们便会对今传经典文本保持更为清醒的认识，它们只是众多早期抄本的一种，其生成和定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仅要研究经典文本本身，还要研究文本的经典化现象，即某一抄本如何取代其他众多抄本并成为经典的过程。

① 参见(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223.关于“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断句的问题，前人有不同说法，参见张沛林.西汉经典的“传”“受”与“通”“明”——汉昭帝始元五年六月诏书疑义辨正[J].史志学刊，2019(2)：26-29.本文以张沛林的断句为准。

② 参见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3；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90；李锐.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M].中西书局，2017：215-228；刘跃进、程苏东主编.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M].中华书局，2017：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