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徐志摩自己写下的。也是虚龄二十七岁的徐志摩对着“沉沉的宇宙”的一次扪心自问。

一九二三年，徐志摩写《西湖记》日记，记他在硖石、杭州、上海三个地方的交游。可惜日记很不完整，只记了两个月，但所记之事有细节，而且饶有趣味。相比于他少年时代求学杭州的《府中日记》，这是他青年时代写得比较成熟的日记。此时，离他开笔写新诗已两年多。他新诗的创作虽未走上坦途，也尚未创作出有影响力的诗，但他诗意的笔调，清新俊逸的文字，在日记中已经表露无遗。《西湖记》重细节，文字富有抒情性，完全有别于他以前的流水账。读《西湖记》，我能领受徐志摩从文之初在文字运用上所下的功夫，也很能感觉出他的文学天赋。读完这不算长的日程记录，感知到他交游时随手记录的功力，也着实让人吃惊。

这一年的十月份，胡适在杭养病，因海宁离杭州很近，又有沪杭线相连，徐志摩常坐火车过去陪胡适。加上一个朱经农，他们一道吃酒，一道游湖，一道访友。二十八日，三人在西湖边的杏花村吃饭。此时正是吃蟹的时令，黄酒与螃蟹，是这个季节江南餐桌上的绝配。“我喝了几杯酒。冬笋真好吃。”很奇怪，徐志摩没有感叹螃蟹的好吃，却忍不住赞美冬笋的滋味。或许螃蟹的滋味原本就无须赞美的吧。

晚上八时，志摩开始记这一天的日记，我引其中的一节文字如下：

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

这一天，西湖边杏花村的蟹会似乎是朋友间一次告别的聚会。刚刚吃罢，冬笋的好味道还在唇齿间回味，诗人的忧伤就无端地上来了。但是，此时诗人徐志摩正是青春无敌之际，所交皆一时之俊杰，更难得的是，他的灵魂的窄门此前已由诗神一把撩开，那么，除了世所共知的诗人失恋的伤痛，他还有什么忧伤不能排解的呢？这一年他又摸到了什么样的“伤痕”呢？以至于开始了他从事诗歌生涯以来的这第一次关乎生命本质的追问：

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在地理的意义上，中国现代诗人中，徐志摩是离我最近的一个诗人。他也曾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个诗人。我最初的诗歌生涯确乎跟他有那么一点关联。

我觉得，我热爱邻县的这个诗人，应该是有一个初始的具体日期可查的，但相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時半刻记不得，我也根本找不到当初写在小本子上的日记。但我知道，这个热爱的日期是在的。

还记得跟这个日期有关的一个细节。这一年，大概是一九八五年的暑假吧，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和那时交往频密的老同学徐林松（也是徐姓，不知是否属于海宁徐氏）——刚刚参加完高考，林松家在百桃，在桐乡去往海宁半路的一个小乡。我从石门骑自行车赶去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林松推出他的海狮牌重磅自行车，带着我去逛海宁西山。在无所准备之中，就这样，我迎面碰见了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的半截墓碑矗立在西山半山腰。说半截也许不妥，但下端的一头确实被红卫兵敲掉了，幸好“诗人徐志摩之墓”七个字无损，仍精精神神地矮站在那墓碑上。碑文为海盐张宗祥所书，真是一笔好字。这个年代不多见的好字。

我不知道徐林松为什么知道徐志摩，都是徐姓的缘故吗？或者是吧，反正我压根儿不知道海宁有这么一个跟我的朋友同姓的诗人。再说，诗人这个身份，那时于我也够陌生。我和老同学徐林松在海宁西山徐志摩墓盘桓了小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徐志摩。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一行徐志摩。至于我本人，也还没有开始接触现代诗，更没有开始现代诗的创作。但是，新文学史上一位被遮蔽了三十多年的诗人——徐志摩以他一块坚硬而高耸的墓碑开始强行闯入我的记忆了。

一年以后，我已是湖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大约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我开始读徐志摩。不仅读，而且开始大量抄录徐志摩的诗作，十月二十九日，我的日记中记有这么一段话：

徐志摩的诗像一股清泉轻轻地撩动了我心底的一份诗意，以前，我对他的诗有过一鳞半爪的认识，那仅仅是从现代文学作品选中看到的《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大帅》等不过三四首，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几乎是诗人全部的诗作，能有这样一个全面认识这位历来颇有争议的诗人的机会，我哪能不欢喜。我疯狂地抄录，抄了半天，抄了半夜。

“几乎是诗人的全部诗作”云云，大概那年我读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出版的《徐志摩诗全编》。一年后，我开始为学校的某本油印刊物撰写关于徐志摩诗歌的短论，虽然行文和观点不免幼稚，但这是我此生写下的关于诗歌批评的第一篇文章。

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中秋前一日，我赴海宁一中实习。一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在硖石一位梅姓老师的引荐下，我和当年的一位老朋友一道去硖石东山中学拜访《徐志摩诗全编》的编者顾永棣先生。当日日记有记：

顾身材修长，绛紫边近视眼镜，西装革履，有学者风度。作为老师，他可亲可近；作为学者，他多隽言妙语。

“搞学问应博而精，知识面博，才有深专的可能，而且自身知识面广博，往往会触类旁通。否则，便如一场阵雨，下过之后，表面看来白茫茫一片，但一经太阳照晒，很快就干枯了。”

其时顾永棣的《徐志摩诗全编》出版不久，社会上借此而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徐志摩热。顾先生因此为读者所知晓。日记里难得地记下了顾先生的一句话。交谈中，顾先生还告诉我，西山上的徐志摩墓只是衣冠冢，墓原来在东山，但在“文革”中灰飞烟灭。墓碑是他“文革”后去捡来的，幸好只是敲掉了一个头，字迹无损。此外，他说很快会有两部专著出版，总字数约有四十万字。

顾先生很忙，其实，作为中学老师，我后来总算知道，平时简直没得空。交谈了没多久，顾先生有课要上，交谈不得不终止。

大抵也是意犹未尽吧，三天之后，我独自一人再次去东山中学看望顾先生。此去原想向顾先生借一点徐志摩研究资料的，但他不在校。他的同事告诉我：顾老师请了十天假，不知去向了。这也可以想见当年顾先生的率性。

顾先生是海宁人，小时候见过志摩父亲徐申如。顾徐两家，只隔了一条街，都是海宁的大户，两家还是姻亲，徐志摩出书，徐申如总会送一本给顾家。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人文领域思想僵化保守，徐志摩又是一个被打上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烙印的历史人物，顾先生研究徐志摩，是因家里有志摩的遗著，翻看方便，但那也是要担一点风险的。顾先生说，“说来也奇怪，那时志摩的灵魂像附在我身上似的，我救命似的迫切想要写出他的传来”。可是，我们还远远没有想到，当年，一名中学老师，坚持自己的爱好，业余搞一点学术研究，那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九八八年六月，顾先生撰写的徐志摩传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在序文里毫不犹豫地道出了著书的艰难：

省作协出面给我请创作假四个月，结果用来请假的时间大大超过创作假假期，最后不仅被断绝了生活来源，还承受了不少精神压力。向哪个部门说，哪个部门都有一套规定和理由。自我消失了，我成一只足球，在几个部门间被踢来掷去。

现在已经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顾先生通信的。我手头保存有顾先生寄给我的三封信（其中一封已经丢失了信纸），信封上我的收信地址都是湖州师专，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在校文科大学生跟顾先生通信并请教徐志摩研究问题的。其中最早的一封顾先生回复如下：

邹汉明同志：

廿三日来信收阅。“新月”研究还有不少可开发领域。以往视为“禁区”，故语焉不详。甚至语焉不确。“莫道江头风浪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我愿青年人抢着求真求实态度，去寻觅，去梳理，去研究。

“新月”是个大领域，您可先看《新月诗选》（陈梦家编），先熟悉一些主要诗人，多读，多熟悉之后，再去看平衡文章，否则容易被这些文章定框框。

《徐志摩全集》（香港商务版）虽不全，但一般都有了。我明年可能还有两本书要出版，到时可介绍您。

案头积稿不少，廿多天内还要完成4万字约稿，而杂事、俗事、烦心事偏又多。

要做一点事实在不易。

草草数语，乞恕不恭。

即颂

安好！

顾永棣

87.11.25

这很可能是顾先生第一次给我回信。称呼用“同志”，大可见当年知识分子通信的成例。但此后回信就用“汉明君”了。君是平辈间的称呼吧。但顾先生到底是我的前辈，我给他寄去的信函，都以“永棣老师”称呼。那些年，他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徐志摩研究专家、徐志摩傳记作者和诗歌的编选者，还是一位曾经鼓励了我的长者。

作为一份资料，我索性把顾先生的另一封信也抄录如下：

汉明君：

3月9日来信收阅。书何时出版，尚无消息，估计五月前后一定能见书。我今天已写信给出版社询问，一俟书到，我即邮上，一切我会遵您信上所说办理。您的那一本不要订了，我理应送您。请多提意见。

最近完成六万字小说及二十万字清样，人是疲劳极了，所以我自己放松自己一下，不少应写，应回信件均压着。四月份开始又要着手另一部书稿。

“传”大概国庆前后出版，运香港搞书展。我也自订了一些，湖州若要也可以适量订一些。握手。

顾永棣

88.3.12

这里的“传”即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风流诗人徐志摩》，这个书名，想来不会是顾先生所取，应该是出版社行为，出版社以“风流诗人”招徕读者，也是惯技的一种。但这么一个命名，就让传记的严肃性消解殆尽了。后来我看到顾先生说“这书名我很不满意，但也没办法”，始知我的猜想没错。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在为顾先生感到可惜。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继续从事徐志摩或者说新月派研究，但是，我的诗歌创作却一直未曾中断。我的创作，也渐渐地偏离了徐志摩的气味，甚至变得与徐志摩完全不相容。大约因此，我与顾先生的交往没有持续下去。但我们毕竟同在嘉兴，隔几年参加一次文代会，也总会遇见顾先生，见到，我会走过去向他问好。在我的相册里，还保存着一张我与顾先生的合影，那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刚调来嘉兴工作不久。我大概是应邀去海宁参加一个什么会吧，在当地的一次聚会上偶遇顾先生，留下了唯一的这一张合影。照片里，顾先生站着，面露微笑，他高我半个头。高个子的顾先生穿牛仔裤、夹克衫，休闲的衣着中透出一股精气神。我忽然想到某次会议上合影时顾先生脱口说的一句话：“吾今天是鹤立鸡群……”他说的是自己个子比在场所有人都高，但这话听来却不免得罪人。也许顾先生说过就忘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鹤与鸡的那个区分吧。

晚年的顾先生，有一桩事是应该宣讲一下的。旧城改造那会儿，为了给房地产开发商施与恩惠，海宁决定拆去徐志摩祖宅及徐家河埠，顾先生闻听，专门去找了海宁市政府的领导，交谈未果，他直接就拍了桌子，指着对方说：“你拆了，海宁人世世代代骂你。”但家底殷实的海宁到底还是毫不足惜地把徐氏祖宅和河埠头给拆毁了。一介书生，在权力面前何其渺小，但这种渺小中谏言诤言的勇气，海宁人实在不应该忘记。

我早年对徐志摩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顾先生，这也是我这次讲徐志摩必要讲到顾永棣的原因。事实上，不独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凡徐志摩诗歌的爱好者，无不承惠于顾先生。他的《徐志摩诗全编》影响太大了。新时期以来，徐氏诗才得以推广，顾先生实在功莫大焉。更不要说他还写了徐志摩的传记。虽然顾先生所写的关于徐志摩的传记并非国内出版的首部，但是，当年他开笔撰述，放眼学界，也并无一部徐志摩的传记问世。

徐志摩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换算成公历，是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触山遇难，终年三十五岁。一代诗人，走得实在太早了一点。

我们知道，徐志摩有个好父亲徐申如曾是海宁的首富，海宁的第一个火力发电厂以及随后的硖石电灯公司、电话公司均是徐申如创办。徐氏还是双山丝厂的董事长，海宁商会副会长。徐志摩是徐申如继娶的钱慕英女士所生，是徐家的独子，徐志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物质上又丝毫不用他忧虑。他从小受到大家庭特别的关爱，特别是大受祖母的疼爱，这对他的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我们单从他的学业上分析，也可见徐家对他成才的希望。

根据陈从周编撰的《徐志摩年谱》，一九〇〇年，虚龄四岁的徐志摩在徐家的家塾里认了第一个老师孙荫轩（同里庆云桥人）。第二年，又认了第二个老师査桐轸，这位査先生是袁花人，为人落拓不羁，很有点潦倒文人的情状。徐志摩自谓受了他一点影响。一九〇七年，徐志摩十一岁，正式进入西山脚下的开智学堂读书，老师张仲梧，能写一手好古文。两年后毕业，志摩的古文已有很好的成绩。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录下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部分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在古文辞方面的努力。

一九一〇年，徐志摩十四岁。硖石的高小学堂毕业了，准备去上海或杭州这两个就近的大城市读书。他最终选择了杭州。弃沪的原因，是“沪地学校多务名，不若杭州之为实”。还有个原因，上海的学校多在租界，车水马龙的，显得过于热闹，读书容易分心。

徐志摩去大方伯杭州府中读书，曾是托人找了关系的。他的姑丈蒋谨旃托表弟沈钧儒写信给当时府中的监督邵伯。这年春天，徐志摩与表兄沈叔薇一同步入杭州府中求学，开始了习国文、理化、英文、地理、官话等科目。同学中有郁达夫、姜立夫等。郁达夫在徐志摩遇难后有悼文追记这段生活：

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金边近视眼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敏锐地抓住了徐志摩的特征，头大，身子小，高度近视眼。徐志摩天生近视，据说戴上眼镜那天，抬头看到满天的繁星，极度震惊于天空的美丽。他是一个善于发现美的人。这种发现，在他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将会有很多次。

郁达夫观察到了徐志摩爱读小说的习惯。爱读小说，对于作文无异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在徐志摩存世的《府中日记》（一九一一）中，看到他本人关于购买和阅读小说的记载：

2月20日。……三句钟偕沈、张二君出游清河坊，购信封件等，及《新三国》《新西游记》各一。……晚膳后，写另用账及日记一页，阅《新西游记》三册，颇具讽意，此书非无益小说之可比，以有言外旨也。

2月21日。……又看小说句余钟。

2月22日。……晚膳后，阅小说数页及作日记，十时寝。

4月3日。……阅小说《三名刺》一册。

4月18日。……暇时尤多在燕孙病房中看小说。

4月21日。……膳后在病房中阅小说。

4月29日。……阅《鲁滨逊漂流记》数页。

5月5日。……乃向三年生江世澄君借得《小说月报》二册阅，载有各种小说，若《香囊记》则言情也；《汽车盗》则侦探也；《薄幸郎》则哀情也，其中情事颇曲折动目，至膳时始释卷。

6月4日。……终日除看小说外，别无长事。

稍稍一翻，日记中就有那么多读小说的记载，难怪要引起对小说存有极大兴趣的郁达夫的注意了。

徐志摩不仅读小说，还读即时发行的报纸，比如《西湖报》《民立报》《时报》等。在《西湖报》这样的小报上，他就读到他熟悉的蔡连生与其兄在拱宸桥狂嫖，险致流寓无归的荒唐可笑之事。终于想起蔡曾向他借钱的事原来事出有因。《民立报》一九一○年十月十一日创刊于上海，主办者是于右任，这是一份对辛亥革命的发生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报纸。《民立报》多登载时事大事，徐志摩读到它详细记载的中俄交涉一事，谓“势必经大战争后又已”。广东革命家起事，徐志摩也早早地从《民立报》上知晓了。四月三十日日记“事之成败未可知，而我国志士之流血者已不鲜矣”。三天后，徐志摩忽然记下了这么一段话：

今阅报章，悉革命军已败，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是天不使吾汉族伸气也。夫何言，吾唯愿有血性、有义气之同胞，奋其神武，灭彼胡儿，则中国其庶几乎有称雄于世界之一日矣。同胞同胞，曷闻吾言而兴起乎。此国家之大事也。

很有意思，言此大事的却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阅此段，徐志摩热血少年的形象，也跃然而出了。

十四岁的徐志摩很关注时事，就在前一天，他已在报章得知盛宣怀向日本借款一千万，作兴办东三省实业之用。热血少年如此评论此事：

余于此举诚深识盛宣怀之老谋深算苦心孤诣。其毅然而出此举，盖有深意存焉。日本之财政未见充裕，彼欲借款于我，不过见英德美法均有借款，而彼独无，恐为人后，出于好胜之举也。乃盛侍郎不许其与于四国之内，而另立借款，借我一千万。日本人之财政穷矣。倭寇素狡，今乃为盛侍郎所卖，未始非外交之失败。惟吾国所借之巨款，苟能兴办各实业，不致为政府含糊侵吞，则全国人民之幸已。

国家大事，评讲起来头头是道，这是需要见闻与学识的，也需知悉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情况，这一切综合起来，也可知其少年老成，非一般同龄人可比。这种识见，也直接影響到他此后对于苏俄的认识，可谓远超侪辈。

徐志摩入府中读书，因为天性聪明，修完规定的科目，也不费他多少精力，这就是郁达夫眼里“平时那样的不用功”却每次考第一名的由来。不过，他除了读小说，读报纸，与同学吃茶和游玩西湖风景也占去了他相当多的时间。

先说游玩。府中二月十八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开学，二十一日已经约人准备“礼拜日往游西湖”了。果然，二十四日，同学三人“乘湖船往游孤山，访林君之遗迹”。这天游了孤山还不过瘾，又去唐庄，“复至岳坟瞻仰忠臣之遗范”。四天后，袁花查仲坚来杭，志摩陪同重游了西湖宋庄和孤山等处。还游了城隍山。次日，又游西湖，划船去三潭印月。徐志摩在杭读书一年，西湖没少去，主要是姑母、母亲等人自硖石来，他得陪同游赏。

至于吃茶，徐志摩常去的茶室叫悦来阁，其他如车站的光华阁、莅园，还有月中桂、清泰第一楼、仙乐园等，都有吃茶的所在。志摩有时与同学前往，有时是父亲徐申如来杭办事，他作陪随父亲吃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因为一九〇八年沪杭铁路的开通，硖石与杭州之间，来往甚便当，徐申如也常乘火车往杭城办事。《府中日记》记录了徐申如为铁路事到杭州开会的一桩事，事在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徐申如住清泰二馆第十九号的大房间。二十五日夜里，各股东在二舍三层楼开秘密会议至半夜。二十六日，徐申如带着徐志摩乘轿赴会（昭庆寺），徐志摩看到会场上约有一两千人的规模。会议所议事为铁路筹款。就在这次会上，徐申如被推举为四位临时查账员中的一位。这也可见徐申如的行业地位。

徐家是硖石的富商，商业经营是最最重要的事务。徐申如也早早就有培养徐志摩经营商业的想法。七月九日，徐志摩日记记着很有意思的一条信息：

午前父亲命余至商会，所议事为欲设一学童，假时练习管营业之商店，命余辈诸学生执业于其中。啸庐叔等发起，并嘱余作说以解之，谓为提倡商业，开通风气之举。第此事于商业学堂则实有关系，余辈非习商者，则此何为？

父亲有意引导儿子入窥商业之门径，儿子却志不在此。认为“余辈非习商者”，不需要这样的类似于商业见习的安排。可见，徐志摩后来从文，也是心里很早就打定了主意的事。

《府中日记》开篇记录了不少古体诗，这些作品是不是志摩自己所作，目前尚不清楚。但估计以抄录为最多。此外，陈从周收到过志摩儿子徐积锴复印的一些志摩遗作，其中有徐志摩书白话词，据说志摩改写宋词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四年。这很有意思。志摩后来以新诗创作名世，但他最初的文学训练却是古诗和古文。

《府中日记》是最近我才得见的徐志摩早年日记。可惜只记到一九一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在此交代一下这册日记的由来。据陈从周《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所载，这日记是中日恢复正常关系后，日本社会科学友好访华团来访时带给陈先生的。原来，日本侵华期间占领海宁后，当时日本人办的伪《浙江日报》记者冈崎国光随日军到海宁，从徐志摩家里抄走了两本日记，带回了日本。访华团的副团长有幸得到了徐志摩日记，历经岁月的沧桑，《府中日记》幸得完璧归赵，也让我们稍稍得见志摩杭州府中读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四日，二十二岁的徐志摩自上海十六浦码头启行，乘南京号轮赴美留学。那天去上海送行的除了他的父母亲，居然还有他快八十岁的老祖母。志摩从小得祖母隔代的疼爱，这是我们知道的。由此也可见他在家族里受宠爱的程度了。

徐志摩在轮船上用文言文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洋洋洒洒，其热血的情状，怎么说都不过分。这也是他一到新大陆，即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与同居四人订立如下章程的缘由。他们订立的章程，日记残叶记载如下：六事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志摩严格地反省自己的性格弱点：生平病一懒字。于是决心要在新大陆“杀懒虫、灭懒气为第一桩要事”。这还真有一点他老师梁任公所谓的少年中国的血气在。而就在临行前不久，他正式拜入新会梁启超先生门下。

他到美国后，进入卡拉克大学学习社会学。第二年上半年“习银行及社会学”。这是陈从周年谱上的记载。但韩石山撰《徐志摩传》，引用曾查过学校记录的梁锡华的说法，说徐志摩进的是历史系而不是社会学系或银行系。姑存此说。

徐志摩有《留美日记》一集存世，日记记一九一九年留美事，虽只一年（且未全），也方便我们考察他这一年的行状。

我们知道，出于早年对于诗歌韵律的试验，《府中日记》的前面志摩或抄录或自作有不少旧体诗。《留美日记》几无这方面的著录。但是，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上，忽然见到有这样两首旧体诗：

东风已出新梢绿，三日大雪寒惨督。

彤云擘絮天地愁，雅鸟噤声万象局。

炉火不温兼无酒，壮士雄心遭冷酷。

冬逝春来新大陆，不见梅花不见竹。

不见梅花魂不安，何处严青填嶰谷。

最是银沙泻月夜，一蕊不赏天涯日。

抱寒握火自迷离，邓尉淇园神回复。

季节轮回，触景生情，诗写的当然是孤悬海外的游子的孤独。第一首似乎少了两句。第二首完整，也见作者的神采。因有“新大陆”语，这首可判定为志摩所作的吧。

四月二十六日日记，志摩记了这么两个好句：“无言便是别时泪，小坐强于别后书。”是想写一首旧体而来不及完篇吗？细味《留美日记》，前四个月多有未记阙如之处，即使记了日记，也极为简略，如同未记。这段时间，或许跟初入美国大学而功课紧张有关。据志摩的朋友李济的说法，志摩初到美国，英语不佳，不得不刻苦努力。忙于补习英语而忘了记日记，似乎勉强也可以成为一个理由。

到了该年的五月份，志摩突然笔头勤快起来，日记也渐渐丰富起来。这其中的转折是他看到纽约的中文报纸和《益世报》上关于梁任公的报道。志摩显然看到了“广东电王王正廷，电阻任命梁任公为媾和委员。旧国会以梁亲日，已将梁产充公”的谣传。学生开始为老师抱不平。连续两天，他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记录此事。他这一团闷气，真是愤愤何似！

这是五四运动前夕发生的事。五四运动发生时，徐志摩在美国，不与闻，但一个热血青年，不可能不关注母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大事。一个多月后的六月二十二日，徐志摩来美九个月后参加夏令会，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于国内局势的看法：

五月四日以来全国蜂起情事。国内学生已结有极坚固、极致密之全國学生联合会，专诚援盾外交，鼓吹民气，一面提倡国货抵制敌货。吾属在美同学要当有所表示，此职任所在不容含糊过去也。

不少徐志摩的传记作者都认为，志摩的政治热情，到美国后有增无减。韩石山《徐志摩传》还写到了他参加国防会与吴宓结识的事。吴宓回忆：

我和志摩初识。一日，有克拉克大学的两位中国学生，来加入国防会；其中一位李济（济之），另一位便是徐章垿，字志摩。照例签名注册之后，大家便畅谈国事和外交政治等。以后还会见过几次，所谈仍不出此范围。（吴宓：《徐志摩与雪莱》）

关于国防会，《留美日记》偶有记载。志摩留美期间除了参与政治活动，还充分发挥他的性格特长，开始与很多留学生交往。这些人中有李济、洪煨莲、蒋廷黻、聂其英等。李济后来成为人类学家，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洪煨莲即洪业，后来以研究杜甫出名。此人有异相，志摩说他“身体颀削得很，面孔狭长，广额，涂眶，钝口，两腮就剩一片精皮”志摩还注意到他“清悴的肤色，炯炯的目光，生辣的声音”，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很有辩士的气概”。他们不仅频繁地通信，还互相走访，“同出散步江滨，看影戏，吃中国饭”。（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日记）蒋廷黻是历史学家，后从政，一九四五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至于聂其英，此人也大有来历，是曾国藩最小女儿的儿子，也就是说，此人是曾文正公的外甥。其兄聂其杰（云台），是著名的实业家，热心教育事业，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志摩说“到纽约后常去伊家。后来伊动身归国，我也帮些小忙”。可见两人交往不一般。

以上我拣选了几个稍稍知道的人说了一说。事实上，徐志摩补记十月五日日记，就他认识的人物，除了上面四位，他还一口气提到了黄勤、林志煌、鲍明钤、庄泽宜（后面作庄泽宣，未能确认）、徐允中、朱斌魁、汪懋祖、王风华、施济元、James晏，等等。这还不包括日记每天收发的与他有通信关系的一大片朋友。这也可见徐志摩广泛的交际能力了。

志摩与人交游，信奉一个“诚”字。就在该年的五月二十四日，他曾在日记中写下“做人”的原则：庄严——制仪。整肃——行事。信实——存心。他认为“诚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这是他初到美国确立的处世之道。而待人以诚，是他一生行事的准则。八月十二日的日记上，他對自己信奉的这个“诚”字也有所思考：

我心中有些迟疑，年来经验，使得我疑心至诚未足以感人。我一副单纯的肝肠，憨直的脾气，无畏的精神，信理的决心，自以为至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自己出言行事，既然可以俯仰无愧，则人之为妄，自不可掩。

……

……我彻底地一想，还是抱定我素来的见解，丝毫不可摇动。有时做事不能圆满，非关于手段之如何，而终在于诚之未至。惟诚能成，不诚未有能成也。……无刻不翼翼谨慎，诚以为本……。

徐志摩对这个“诚”字还做了另外的解释：“我一向信心，是在‘合群’，按中国情形，我们留学生，都是将来的先锋领袖。但是最后的成功，是在通力合作。”徐志摩有精英思想，也是有大格局的人。年纪轻轻，又出生在富家，居然很早就有了这“通力合作”的想法，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志摩还指出了嫉妒心这种“恶性”，认为要克服它，就需要这个“至诚”。“照我看来，只有诚心，赶得去恶性。所以我的大志，就在：（一）光大自己的诚心，克制恶性；（二）用我的诚心，感动人家的诚心来克制恶性；（三）然后可以合群大成。”他当然知道实行的不易，也不是没有消极的思考，尤其在想到这第二关难过的时候。

据此，我们觉得，志摩回国之后，无论交友，还是任事，都是抱定了这个以诚为本，待人以诚的“做人”原则的。他曾是新月派的核心，朋友们围绕的一个中心，这与他的这个思想是分不开的。

志摩是很感性的一个人，从他的《留美日记》看，他不乏理性，也很有思辨的能力。对于自己的性格，他当然有所知悉的。他就说他有点痴，故曾调侃自己“志摩你不免太痴了，看破点儿吧”。那时他已经结婚，似乎尚未享受爱情的折磨，但他从同学朱霖孤悬海外抱着一张相好女郎的照片当众狂吻一顿的行事上，也早早地体会到了这种折磨。八月一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句话：“胡适之说：‘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的，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真有心得之言。情关真正难过，谁也跳不出圈子去。”这可真是一语成谶。没有多少时间，徐志摩自己就陷入了与林徽因后来又与陆小曼前后两场爱情的巨大漩涡里去了，诗人几乎被淹了个半死。

在讲《西湖记》之前，有一段关于徐志摩的“百宝箱”公案需要交代一下。

一九二五年，徐志摩陆小曼的恋情引发舆论，成为京沪知识界日常闲谈的焦点，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该年三月，徐志摩决定取道西伯利亚旅游，准备去印度见泰戈尔。他大概也想借长途旅游松一松沮丧而绷紧的心情吧。临行前，他将一只装有日记、文稿、书信的小皮箱托付给了凌叔华。并告诉她，此行若有意外，那就请她将来为他写一部传记。

徐志摩一向有记日记的习惯。在《留美日记》七月十日中，有一段话很可以见出他对于日记这个文体的认识：

日记竟一荒永荒真不应该。人之异于禽兽，以其有智慧，能思想，思想最空淼，亦最奇妙。综前映后，层出不穷。然非讨切记述以寻其线索，而理其源流，则罔为无所归宿，精金宝石，一等烟云，有足惜也。唯学问少所臻诣，思路必不纯洁，故难于著专篇而宜于著随笔，日记有百利而无一弊。奈何以懒而废，不智不勇，思之憬然。

这是对他自己荒疏于记日记的反思，事实是，经过这一天的反思之后，第二天他就勤勉于记日记了。据说托付给凌淑华的“百宝箱”里就有两本最重要的英文日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英伦与林徽因的恋爱日记（即《康桥日记》），还有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徐志摩回到北京，赶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苦追求林徽因而不得的失恋日记（即《雪池时代日记》）。后来，据说日记为林徽因请求胡适之向凌叔华索取后销毁。如此，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大约是不存于人世了。

胡适之当年的日记中曾记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但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凌叔华写给陈从周的长信中辩实，这是不实之词。

其实两册日记也没那么重要，里面不过记录了他离美赴英伦巧遇林徽因而谈情说爱的幼稚情事，不读大家也猜得出来。当然，志摩的生活也就此被硬生生地剜去了一段很肉感的内容。跳过这两册只有凌叔华、胡适之等少数人读过的日记，接下来，才是我们将要谈到的《西湖记》。此时，已是一九二三年。我们将回到那年的十月二十八日，这一天，也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然——徐志摩的灵魂深处突然蹦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重大的现代性问题：“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志摩正当青春逼人的时期，突然开始追问生命的本质，必有其内心的挣扎。

一九二三年，对于二十七岁的徐志摩来说，“死亡”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

他的爱情其实早已死了，死于前两年。面对老师梁启超“兹事（爱情）盖可遇而不可求”的规劝，他却犟头说：“我将于茫茫人海访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茫茫”二字，极可以看出此事之虚无，事情一虚无化，也就不得不归结于命运。何况现在，他又碰到了另一种实实在在的死。

一月九日，他热爱并见过一面、也有过不死的二十分钟灵魂交流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死于法国芳丹卜罗（即枫丹白露），年仅三十四岁。一个月后，他作《曼殊斐儿》一文哀悼。三月十一日，又作诗《哀曼殊斐儿》，回顾他与曼殊斐儿“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志摩自谓“此日我怅望云天，泪下点点”。这是真的。但他是有感于自己的恋爱经历吧，不然不会写出这么一句：“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但此诗的结句“问何时能勘破生死之门”才是我们最终想说一说的。

死亡才刚刚开始。转眼到了八月十一日，志摩陪老师梁启超去北戴河避暑。十八日接获“祖母病危速回”的四等电报，当晚就收拾行装，赶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车到天津。志摩乘上了津浦快车，可半路因水发冲坏了轨道，火车开不过去，停了十二个多小时。然后，他又转乘沪宁车、沪杭车，终于在二十二日的中午抵达硖石老家。总算老祖母还屏着一口气。八月二十七日，爱他宠他的祖母何太夫人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志摩《我祖母之死》对老太太之死有着详细的描述：

到了八月二十七那天，离她起病的第十一天，医生吩咐脉象大大地变了，叫我们当心，这十一天内每天她只咽入很困难的几滴稀薄的米汤，现在她的面上的光泽也不如早几天了，她的目眶更陷落了，她的口部的肌肉也更宽弛了，她右手的动作也减少了，即使拿起了扇子也不再能很自然的扇动了——她的大限的确已经到了。但是到晚饭后，反是没有什么显象。同时一家人着了忙，准备寿衣的、准备冥银的、准备香灯等等的。我从里走出外，又从外走进里，只见匆忙的脚步与严肃的面容。这时病人的大动脉已经微细的不可辨，虽则呼吸还不至怎样的急促。这时一门的骨肉已经齐集在病房里，等候那不可避免的时刻。到了十时光景，我和我的父亲正坐在房的那一头一张床上，忽然听得一个哭叫的声音说——“大家快来看呀，老太太的眼睛张大了！”这尖锐的喊声，仿佛是一大桶的冰水浇在我的身上，我所有的毛管一齐竖了起来，我们踉跄地奔到了床前，挤进了人丛。果然，老太太的眼睛张大了，张得很大了！这是我一生从不曾见过，也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眼见的神奇（恕罪我的描写！）不但是两眼，面容也是绝对的神变了（transfigured），她原来皱缩的面上，发出一种鲜润的彩泽，仿佛半淤的血脉，又一度充满了生命的精液，她的口，她的两颊，也都回复了异样的丰润；同时她的呼吸渐渐的上升，急进的短促，现在已经几乎脱离了气管，只在鼻孔里脆响地呼出了。但是最神奇不过的是一双眼睛！她的瞳孔早已失去了收敛性，呆钝地放大了。但是最后那几秒钟！不但眼眶是充分地张开了，不但黑白分明，瞳孔锐利的紧敛了，并且放射着一种不可形容，不可信的辉光，我只能称他为“生命最集中的灵光”！这时候床前只是一片的哭声，子媳唤着娘，孙子唤着祖母，婢仆争喊着老太太，几个稚龄的曾孙，也跟着狂叫太太……但老太太最后的开眼，仿佛是与她亲爱的骨肉，作无言的诀别，我们都在号泣的送终，她也安慰了，她放心地去了。在几秒时内，死的黑影已经移上了老人的面部，遏灭了生命的异彩，她最后的呼气，正似水泡破裂，电光杳灭，菩提的一响，生命呼出了窍，什么都止息了。

志摩曾说“出生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他曾经历过祖父的死，但那时他只有六岁，尚在髫龄，现在不同了，他留洋，从文，又经历了人生，他对于死亡的体会自然完全不一样了。他留洋的经历更使得他的眼界不同于硖石镇上他的同时代人。所以，我们在《我的祖母之死》中会读到这样的句子：“体即是用，离了体即没有用。灵魂是宗教家的大谎，人的身体一死什么都完了。”

他是回到家五天之后祖母才过世的，故他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并体会祖母死亡的全过程。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见的死之实在，也是第一次旧法丧礼的经验”。（志摩八月三十日致胡适信）事实上，文章也非常详细地记下了祖母弥留之际的种种情状。死亡在诗人面前，一点儿都不神秘，它就这样直接地摊开在他的面前。志摩虽然是孙辈，丧事不需要他处理，自有他那位能干的父亲以及他的伯伯处理，但当他提笔撰写这篇悼念长文时，他不仅仅是在处理一个死亡的主题，他几乎也在直接地处理着死亡。经历如此悲伤的家事，是不可能不触及他的心灵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发出这样的探询，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吗？

一九二三年对于志摩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可惜他的《西湖记》只记了九月和十月，但就是这两个月也还记不完整。不过，其中有些关于祖母之死的琐事或仍可以说一说，比如，为祖母何太夫人讣闻上不加一个“继”字，硖石镇上开始议论纷纷，而其中已招志摩烦厌的他的姑丈显然是一个坚持“继”字的人物。原来，志摩祖父徐星匏先后娶孙、何二氏，孙氏为原配，何氏为继室。世俗认为“若然不加‘继’字，直是蔑视孙太夫人”（此句见于志摩日记中）。为此，志摩不仅将此事记入日记，还专门致信胡适，一边于八月三十日索求胡适关于丧制的旧文来读，一边于九月四日还专此请问这个“继”字的来历：

适之：我忘了请教你一件事，现在专诚请问。我这回故世的祖母，是先祖的继配，我的伯父与父亲都是她生的；原配孙氏只生一个先伯，不满十岁就死了，也没有替他立后，所以这次讣闻上出面的就是伯父与我父。照这里的俗例，讣上是称“显继妣”的，但我们狠（很）怀疑这个“继”字，因为以亲生子而称“继妣”，情理上都似乎说不过去。这原没有多大研究的价直（值），我意思径称“先妣”就是了，但本地不少拘执成例的人难免要说闲话，所以我的伯父与父亲叫我专诚写信来问问你的博学鸿儒，究竟怎样称呼妥当些，请你就给我回信。

限于手头资料的阙如，未见胡适的回信文字。但胡适显然是回了信的。九月七日志摩又寄发胡适信函，有“信到。感谢得狠（很）。二十世纪浪漫派的徐志摩，回到了迷信打墙，陋俗铺地，微生虫当资养料的老家里，真是身不由做主，什么主意都没有了”这样的话。

按照本地的丧制，须得七七四十九天，葬礼方算告一段落。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志摩有较长的时间逗留在海宁老家。

海宁在钱塘江北面，以一线江潮为世所知。所谓八月十八海宁潮，壮观天下无，那确实是大自然的奇观。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志摩邀请了一帮朋友来海宁观潮，其中有国民党元老、教育总长马君武，有陶行知、胡适之和他的表妹曹佩声，也有朱经农，此公曾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这一年，他应王云五之邀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朱氏后来从政，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常务次长。还有一个人物更是大名鼎鼎，他就是汪精卫。一九一八年，志摩乘南京号轮赴美时与他同船，两人那时就认识。志摩在日记里对汪精卫如此着笔：“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这当然是叛国之前的革命志士汪精卫，头上顶着“引刀成一诀，不负少年头”的光环。志摩笔下的汪精卫“酒量极好，他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但汪精卫到底不是江南人，自有他的短处，如他不会吃蟹。日记记，“楼外楼吃蟹，精卫大外行”。汪的旧体诗做得极好，他们两个因此还谈论了诗歌，志摩说：“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狭，他说他很知道新诗的好处，但他自己因为不曾感悟到新诗应有的新音节，所以不曾尝试。”志摩是人精，早在留美期间即有“通力合作”的愿想，平日里，他就是喜歡轧大淘。他对顶着光环的汪精卫很佩服，这一点就远不如老江湖的马君武了。十一日在汪精卫缺席的一次宴席上，志摩记下了马君武对于汪的评价：“君武大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对于已经明白近代历史来龙去脉的人来说，读到这里，能不悚然一惊？世人不得不佩服马君武的远见卓识。

《西湖记》最可奇怪的是记了一次郭沫若（十月十一日）。场面之尴尬，近一百年后的我读来，仍会觉出那气氛的凝固，我辈简直要暗暗地为座中人各担一份心事：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期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

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洁，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启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这是两个阵营的大人物尚未撕破脸皮之前的一次会面。郭沫若大概意识到自己日常境况的尴尬，又无迎客的准备，故有这样的表情。志摩这一段日记，描写场面，那是真经了心了，寥寥数语，当时的气氛毕剥如在目前。而胡适之也真够厉害的，一眼就看出了郭沫若之所以表现狂叛的原委。不过，第二天，郭沫若回访徐志摩，气氛就缓和了不少。从后面的日记可知，郭沫若十三日宴请了胡适志摩他们，十五日，胡适回请。席间因胡适“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借着酒兴“抱而吻之”，在郭沫若，那是做得出来的。

《西湖记》中，多有记录志摩结交的大人物，胡适就不说了，志摩“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十月十三日日记）他们两个的关系，非比寻常，简直就是一只裤子脚管里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见到瞿秋白和陈独秀的身影。他对秋白运笔甚简，只一句“秋白亦来，彼肺病已证实，而旦夕劳作不能休，可悯”。想有其不便言说之处。而对于陈仲甫，他的笔头明显就活泛起来了：

昨夜散席后，又与适之去亚东书局小坐。有人上楼，穿蜡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行路甚捷，帽檐下卷——颇似捕房三等侦探。适之起立为介绍，则仲甫也。彼坐我对面，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画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西湖记》十月十六日日记）

日记名《西湖记》，当然必有游赏西湖的内容。但是，徐志摩自有徐志摩别具一格的审美。自从十四岁上来杭城读书，他其实没少来西湖玩，不过他却这么说：“三潭印月——我不爱什么九曲，也不爱什么三潭，我爱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这是日记快要结束的十月二十一日所记，篇幅够长，不似随记，倒像精心思虑在写随笔文章。志摩端的一笔好文字。

既然志摩见了尚未倒塌、确乎如老衲的雷峰塔“便不要性命”，那我们最后不妨抄录一首他的《月下雷峰影片》（按，徐志摩至少作有三首有关雷峰塔的诗），毕竟，志摩是诗人，那么我们就用他作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的诗来结束这次讲座吧。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粼——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創一个完全的梦境！

很多年以后雷峰塔和徐志摩，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梦境。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