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林

顾颉刚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而1949年以前他个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现存档案，顾先生最初是以一个出版者的身份与中华书局联系合作事宜的。1943年10月，顾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因商务印书馆印刷拖延，至有“愆期达一年之久”者，顾先生遂与毁约，即交中华书局印行，发行七千余份，“誉声载道”，顾先生非常高兴，感谢中华书局“改善之力”，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后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学术期刊。

顾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当顾先生将工作计划并历年积稿交给历史所所长尹达时，尹达评之为“大而无当”，在顾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种“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顾先生进京的第二天，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商谈《史记三家注》点校事;可以说自此之后，顾先生业务上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华书局休戚与共。

1955年6月11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邀顾先生加入民进，第二年顾先生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与历史所所长尹达、民进中央秘书长徐伯昕商定：“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负责，工资归历史所发给。”像顾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终身的学者，业务是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见顾先生与中华书局关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顾先生因结肠手术，在《预立遗嘱》里表示：“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四十五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完成了顾先生的遗愿，践行了一个学术文化出版机构的使命。

进京后第一任务：总校《资治通鉴》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范文澜组织专家在一两年内整理出版。标点《资治通鉴》工作委员会，以范文澜、吴晗、黄松龄、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为委员，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

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中，范文澜曾敦请顾先生主持标点工作，因为顾先生年事最长，且曾从事过《史记》点校。顾先生表示，此事非范老亲自主持不可，自己则可校阅书稿。后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先生任总校对。

之后，样稿陆续交来，顾先生开始审阅，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后顾先生提出，以委员会所定十个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个人的总校而言，则绝对不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或添请校对人员。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先生分任校阅工作。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顾先生到怀仁堂应宴，日记记载：“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间不能改变。”不管怎么说，《资治通鉴》还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务。

整理《史记》及“二十四史”总其成

1954年8月23 日，即顾先生抵京后的次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登门拜访，约请整理《史记三家注》。顾先生“大喜过望”，因为顾先生“发愿整理《史记》已历三十年”。10月5日，拟《整理史记计划》交姚绍华。由于当时顾先生承担了《资治通鉴》的校阅任务，所以顾先生就请北大同学贺次君到北图校勘《史记》的不同版本，并从中华书局预支的稿费中供给他生活费。

《资治通鉴》出版后，顾先生即着手《史记》的点校。由于顾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则过于求细”，所以推延了出书计划，迟至1958年8月才将《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交到中华书局。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要求标点前四史。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金灿然、张思俊等召开标点前四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后将此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批示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9月15日，宋云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还没有摘“右派”帽）到中华书局上班。10月，开始审阅顾先生标点本《史记》，发现有不少点错或标错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灿然的召集下，顧先生“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会议决定：由宋云彬另觅一金陵本，并在顾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完工后连同顾先生的标点本送聂崇岐看一遍，作为定稿发排。该书于1959年9月出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书。10月2日，顾先生到中华书局访副总编辑傅彬然，“看新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傅告之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

1971年4月7日，由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与原学部留守组军代表、出版口及中华书局有关同志，共同到干面胡同顾先生家，向顾先生传达周总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是夜，顾先生“未成眠，计划工作人员名单”，后作《整理国史计划书》。

但是顾先生因为身体状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白寿彝负责。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宋史》出版（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虽然说这套整理本是现今最为通行的版本，但是顾先生从出版之初就表示还要重新点校，对很多史的校勘记被删除非常不满，指出：“只要用事实说话，不多说空话，就不能说是繁琐考证。”顾先生曾说：“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事业发展的长路上，自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同时也应该推动后人更比自己迈进一步。”

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

翻译《尚书》为现代语，是顾先生“五四运动”后所发之宏愿，几十年从未忘却，只因生活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1958年年底，《史记》标点完成。自1959年始，历史所派给顾先生的工作任务就是整理《尚书》，而领导任务则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萧项平主持。1月31 日，中华书局要求顾先生停止所有其他图书的整理，务必将《尚书今译》于9月交稿，为的是10月出版，可以向国庆节献礼。

6月25 日，顾先生就《尚书今译》的具体工作计划，给金灿然、萧项平等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详细说明了《尚书》整理的困难以及《尚书今译》书稿完成的具体计划，并希望中华书局可以配给自己两个人：一个是高级助手，可以代为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一个是低级助手，代为抄录资料、誊抄稿件以及缮写钢板蜡纸。信末附录为整理《尚书》拟联系之46位专家名单，涉及研究版本、声韵、文字、训诂、语法、历史、地理、天文、经学、子学各领域。因为在顾先生设想中，早已有一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即“《尚书》学十书”。当然，中华书局希望顾先生“作出最详尽的解释和最妥当的翻译”，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对于顾先生而言，也“喜欢把材料搜得多，问题钻得深”，因为“外國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有钻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经书设有专室研究，我若轻易下笔，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错落在他们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势必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负党的厚望”。

1959年7月8日，中华书局金灿然、姚绍华亲自到顾先生家商谈《尚书今译》事，顾先生日记记曰：“今日金灿然同志来，态度甚好，允配给助手二人，帮助抄写，搜集资料及学习整理工作，此殊解决我心事。”从这一天开始，顾先生恢复了循序渐进的《尚书》整理工作。11月，中华书局派尹受来帮助顾先生任抄写。

是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刘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顾先生遂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调刘来京为高级助手。为此，中华书局等部门频繁申请、联系，直至1962年11月22日，刘来京报到。顾先生日记：“刘起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可见当时调一人之难，亦可见中华书局对为顾先生配助手事之重视。

是年9月，中华书局特设一间办公室，为顾先生专力从事《尚书》工作之用。“文革”兴起，此项工作被迫停顿，幸好所有资料未有散失。

1975年9月20日，顾先生日记：“起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划，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10月21日，顾先生改刘起《尚书今译》计划书。至此，《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逝世。刘起独立担负《尚书》整理工作。刘起积三十年之心力，耗二十年焚膏继晷之功，至1999年10月终于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这部煌煌巨帙，并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实现了顾先生“最后才下手去作”的“《尚书》全书的考定”工作。

（摘自中华书局《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二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