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　刘仰东

编者按：

1948年前后，国共两党战场上胜负日见分晓。建立一个天下归心的政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建国方略。此时的香港，还有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各界代表人士。天玄地黄之际，对于一度置身于国共两党间的民主人士来说，面临着政治上的最终抉择：或北上解放区，坚定地与共产党在一起;或割舍对故土刻骨铭心的眷恋，流亡他乡。这种抉择不仅关乎个人命运的变迁，也彰显新政权的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最终，如众星拱辰，民主人士纷纷从香港、从海外北上解放区，走向人民的怀抱。

楔 子

1945年8月，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浸满悲怆和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中国人民是何等地渴望和平！为顺应民意，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等共识。

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前后，已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他们人数不多，但对政局起着重要作用，牵动着所联系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人。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重要步骤。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反复磋商，会议达成五项决议。但政协会议之后的和平太过短暂，协议墨迹未干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国民党军队于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同时，国民党加强对国统区的统治，7月中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周恩来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没有后退，仍在为和平奔波。当听闻国民党军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的讯息后，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不由得发出一声长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是年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民盟斥责国大违背政协决议精神，拒绝参加。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声援中共、民盟的正义立场。民主党派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只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脱离民盟追随国民党。尽管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破坏，但政协精神深入人心。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于1947年七八月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形势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经过一年多的内战，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显露无疑。这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与人民解放战争互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

为挽救困局，国民党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党政改革，进一步强化白色恐怖，加剧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7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體”。随之，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等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大多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秘密前往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斗争。1948年1月1日，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一些进步的文化、教育、产业界人士也纷纷避居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为民主力量聚集之地。

1948年的春天太不寻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蒋家王朝。形势发展太快了，胡乔木形象地说：“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料。”

“五一口号”发布

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军事上节节败退。到了1948年上半年，正如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所指出的：“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中共中央顺势而为，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的发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顺应民意，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垮台的进程，奠定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从此，宏大的协商建国伟业拉开序幕。

5月1日，香港《华商报》全文刊登了“五一口号”。《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的重要阵地，创刊于抗战时期。抗战期间，《华商报》团结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香港和海外同胞的爱国热情作出了积极贡献。“五一口号”第一时间经《华商报》在香港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热议。

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同时，毛泽东给身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与“五一口号”相互呼应，重申了“五一口号”的精神。毛泽东还以协商的态度就目前形势的判断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发起者、参会党派、实施步骤等具体事宜提出建议，对“五一口号”的内容作了补充和说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多党合作、共商建国伟业的政治构想。

毛泽东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信由潘汉年于5月1日当天送到李济深寓所。5月2日，李济深即同沈钧儒一道，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他的寓所聚会，讨论中共“五一口号”。李济深（民革）、何香凝（民革）、沈钧儒（民盟）、章伯钧（民盟）、马叙伦（民进）、王绍鏊（民进）、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农工党）、李章达（救国会）、蔡廷锴（民促）、谭平山（民联）和郭沫若（无党派）等12位民主人士，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与会者商定，立即以联名通电的方式响应“五一口号”，并推举马叙伦起草电文。

5月5日，李济深等12人代表各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出给全国同胞和毛泽东的两个通电，正式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这两个通电是在5月5日发出的，又称“五五”通电。两个通电针对不同对象，表述略有侧重，但对“五一口号”的反应，都使用了“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的措辞。5月6日，“五五”通电在《华商报》刊发后，立即引发了席卷而来的响应浪潮。

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这些声明、宣言形式各异，但基调一致，那就是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产生共鸣并由衷盛赞。他们迫切盼望推翻国民党腐朽政权，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光明的新中国。

中共中央的邀请名单

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热潮中，“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共同期盼。但哪些党派团体有资格参与这一不朽盛事，哪些人有资格成为会议代表，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请什么人来、通过什么方式邀请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需中共中央慎之又慎地统筹考虑。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电报，提出了第一份共29人的邀请名单。名单中的人物，均是各主要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活跃分子。

对于新政协的组成单位和人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非常关心。哪些党派团体及其代表人物能够参加新政协，一开始就成为热议的话题。

6月30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组织关于新政协的讨论时，这个问题仍是焦点之一。从讨论中可见，若要成为新政协代表，“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人民承认”是大家的共识。

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反应，不断调整邀请人选。在平衡各方意见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电示港分局、沪局，第五次提出邀请单位和名单。其中，还提出了邀请原因及对相关人员的邀请顺序。

“兴奋与担心交并”

以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大批已在香港或途经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秘密送往解放区，并非一件易事。中共中央对北上准备工作的要求是“万无一失”。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肩上。1948年8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深感责任重大，随手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兴奋与担心交并”，表达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的心声。

时任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专职委员的罗培元，参与了护送前两批民主人士上船的工作。他晚年在回忆录《无悔的选择》中对方方所写的“兴奋与担心交并”作出如下解释：所谓兴奋，自然指的是组织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就召开新政协征询意见的任务接近完成，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在望;所谓担心，当然是指要护送这么多民主人士北上，旅途上安全可虑，因为那时陆上、空中都沒有通路，只能由香港乘船北上，而这要冒港英政府留难、破坏以及台湾美蒋势力在海、空干扰拦截的风险。

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成员为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潘汉年负责全面工作，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北上人员的准备工作。

潘汉年是中共党内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他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统一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前沿，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曾被中共评价为“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组织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应为其“大功”之一。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兹事体大，香港分局和《华商报》几乎全员出动。在“五人小组”下面，有一个由十来个人组成的秘密工作班子，负责执行具体的接送任务。“五人小组”成员与接送工作班子联系较多的是连贯、夏衍、饶彰风。

在民主党派内部，对于新政协和新政权也有不同认识，甚至分歧很大。有些与中共接触多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赞同中共的意见，并带头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但也有民主人士存在迷惑、茫然、彷徨乃至质疑。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复电民主人士的同时，另电潘汉年等人，要求：“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并专门交代“是为至要”。8月27日，毛泽东又在致香港分局和上海局的电报上嘱咐：“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香港分局和“五人小组”分头拜访了李济深、章伯钧、谭平山等民主人士，做诚恳的解释工作，帮助他们消除顾虑，促使其最终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北上解放区。

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大多是从内地“避难”而去，有些人还拖家带口。若要确保北上顺利，就需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此，香港分局就北上交通及民主人士的生活经费、救济等问题致电中央统战部，提出：民主人士家属及上级干部家属津贴每月七八千元，其中以郭老、彭老、千家驹需三四千元，余各为三四百或一二百而已。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开辟一条特殊的通道

1947年4月，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陈云回到哈尔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后，向中共中央建议“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并得到同意。此时，国民党军队仍占据着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朝鲜便成为解放区对外联络的重要途径。东北局在朝鲜平壤、罗津等地设立办事处，派朱理治为全权代表。

钱之光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因遭国民党当局迫害转移香港后，周恩来曾电示钱之光、刘昂夫妇前往香港，以加强中共与在港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联系，打通香港和解放区之间的通道。他们原已买好1947年3月初去香港的船票，但2月28日上海办事处被国民党的宪警和特务包围，未能成行。

同年3月7日，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和办事处全部撤回延安，钱之光也回到延安。第二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听完钱之光汇報后，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尽快带人到解放区的沿海口岸，想办法去香港，与香港的杨琳取得联系。杨琳是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的海外经济机构“联和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

钱之光率祝华、徐德明、王华生等人从延安辗转到烟台，再到大连，在天津街靠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办起了中华贸易总公司。钱之光派王华生去平壤，通过朱理治与苏联驻朝鲜大使取得联系，租到两艘载重量均为3000吨左右的苏联轮船。

他们在烟台、大连与香港经办的第一次通商是在这年的11月前后。中华贸易总公司派王华生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押运1000吨东北大豆、黄狼皮、中药材等东北土特产，从朝鲜罗津港出发，驶向香港。同时带到香港的，还有华东局拨付的五百两黄金。当时在香港联和行工作的袁超俊对那次接船的经历记忆深刻。50年后，他在《华润——在大决战中创业》中回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到解放区运来的货物。杨琳、刘恕与我随王华生上了阿尔丹轮，进了船长室，王华生从放海图的柜子里拎出一只老重老重的大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几件经特殊缝制的背心，鼓鼓囊囊的。王华生告诉我们，缝在里面的全是金条。我们相互望着，会心地笑了。”这批黄金与东北局拨出的粮食销售收入经周恩来批示，全部交给香港工委负责财经工作的许涤新，作为香港党组织的特别费用。

这时，联和行已有一架电台，用来与解放区联系。王华生到达香港后，联和行负责电台工作的袁超俊就用这架电台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报告“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航道已打通”的消息。经过几次试航，货船将从解放区运来的粮食和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通过香港联和贸易公司销售后，带回需要的物资和器材，以贸易往来的方式，建立了大连经朝鲜罗津到香港的海上通道。为了与延安直接联系，大连中华贸易公司也架设了电台。

这条贸易通道的开辟，尤其是经销东北粮食及土特产品，扩大了联和贸易公司的业务。一时间，联和贸易公司可谓门庭若市。1947年圣诞节公司聚餐时，时任总经理的杨琳提出，公司发展了，应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据袁超俊回忆，一开始起名“德润”，取自朱德的名和毛泽东的字“润之”，上报后被朱德否掉了。后杨琳提议改为“华润”，“中华”的“华”，“润之”的“润”，也喻意“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华润”这个名字得到了中共中央批准。

“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中央决定邀请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业。周恩来在指示香港分局承担这个重任的同时，计划绕道欧洲走空中通道行不通后，想到了钱之光开辟的这条从大连到香港的贸易通道。

1948年夏，钱之光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让他做好准备，前往香港。8月初，钱之光和几个同事从大连出发去香港，走的正是他亲自打通的航线，但这一路并不能说很顺畅，甚至屡尝惊险，相当于是一次民主人士北上的逆向预演。

钱之光到达香港后，第二天即去了方方在九龙弥敦道180号的寓所，面见方方和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分局接上关系。钱之光向方方和潘汉年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方方和潘汉年表示已收到中央电示。

当时中共党组织通过港工委的不同渠道保持与在港民主人士的联络。每批出发时，如何将散居在不同地点的民主人士从家中接出来、送上船而又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警觉，谁负责联系哪一个民主人士，出现意外情况如何应对，谁负责采购货物、装船，谁勘察地形、设计出海路线，等等，都需缜密筹划。钱之光和方方、潘汉年等人讨论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具体问题并进行了分工：香港工委负责上船之前与民主人士联络、搬运行李、护送上船等任务;钱之光主持的贸易公司负责租赁货船、安排开船时间并派员上船随行护送。联和行（华润公司）的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与了护送工作。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随着形势变化，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中共中央在9月20日拟定了77人的邀请名单，并电告华润：务必将他们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当时，名单上的沈钧儒等4人已经在从香港北上的途中，还有一些人并不在香港，而是在上海、昆明、成都等国统区。比如，黄炎培、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许广平等在上海，洪深在福建，李达在湖南。华润公司的任务是先找到他们，将他们护送到香港，再转而北上。这些人大多生活清贫，个人无力支付辗转的旅费。于是钱之光、杨琳决定，派人到内地，送去路费并作好接应。许广平和她的儿子周海婴就是这样被接到香港的。

“须注意绝对秘密”

解放战争后期的香港，表面看起来好似“世外桃源”，听闻不到内地国共双方鏖战的炮鸣声，实则暗流涌动，各方势力角逐不已。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密探、特务活动越发猖狂。

1946年，军统改称保密局后，设立香港站。民盟等民主党派和很多民主人士转移香港后，自然成为保密局严密监控的对象。“五一口号”发布后，国民党保密局密切关注并收集民盟等党派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将此作为民盟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通过外交部与港英当局进行交涉。

“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信息是公开的。香港警察、国民党特务均知道在港的一大批民主人士一定要赶去赴会，所以自然加大了监视的力度。剧作家杜宣在《潘汉年同志在香港》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当时大家在香港又只是处于半秘密状态，大家的住所都受到特务的监视。例如当时我住的那条街上，马叙伦、金仲华、章乃器、萨空了和邵荃麟等同志都是近邻，在我们街道拐角的电线柱子下，就是一个监视站，无论天晴下雨，总有一个特务站在那儿。因此我们同志的一切外部活动，都在敌人监视之下。”

1948年7月，方方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港英政府在国民党外交压力下，检查新华分社，警告报纸杂志，开始盯梢，香港分局正在布置干部撤退办法。9月1日，香港分局又致电中央说，“近半年来，英、国党不断谈判，但英仍采两面政策，实际上已加紧对我监视，加紧限制我工团，颁布劳工法”。12月15日，方方再致电中央及统战部，汇报说：“香港政府突于真日（11日——作者注）搜查连贯家，并捉去谭天度，拿走我们与民主人士来往的一些文件，我们已由乔木（乔冠华——作者注）致一备忘录于港府与我联络人员，向其提出抗议。”“我们估计港府主要为突击我们如何输走民主人士，找到材料可以借口打击我们，特别是下层组织。”港英当局貌似“中立”而实则带有倾向性的实质从中可窥一斑。

在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对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监控、阻挠和破坏，分批运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每一个方案都需要周密设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滴水不漏。应对风险和不测，首先要做到保密。

北上涉及的名人多、事务杂，要保守秘密并非易事。华润公司负责的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中，就有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朱蕴山、黄炎培等重要人物，保密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漏和松懈。为了保密，要走的人，事前不知道与谁同船，都是各自行动。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再由护送的同志安排其上船。叶圣陶1949年2月26日的日记记录了一些保密情节：“除晨出购物外，竟日未出。以此行略带秘密性，防为人注意。行李以晚六时上轮船，而我等之旅舍又须更换。”随母亲许广平第二批北上的周海婴后来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最令人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适巧在前天或昨天才见过面，甚至一起参加了某位朋友的饯行宴，却谁也不说自己即将离港的计划，这种新奇与诡秘使大家油然又增加一层亲近感，连曾经有过的隔阂也无形中消失，感觉相互已经是‘同志了，可以无话不谈，再无需顾忌戒备什么。”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948年9月12日晚，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启程登船。

沈钧儒、谭平山当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平时蓄有长须，穿长褂;章伯钧、蔡廷锴五十多岁，平时多是西装革履。出行前四人都需更名化装，重新装扮自己的身份。时任《华商报》经理的杨奇后来回忆：“沈钧儒、谭平山胡须甚长，很难收藏，只能扮作老太爷;章伯钧打扮成一个大老板，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蔡廷锴则穿着褐色薯莨绸，足蹬旧布鞋，俨然一个商业运货员。”他们化装后从谭天度的住所步行前往铜锣湾码头，据罗培元回忆：“由我带路，各人各间开几步行走，装作彼此不相识的样子。”

1948年9月13日上午，“波尔塔瓦号”货轮离开香港，驶向北方。

《红色华润》对船上的基本情况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船上的居住情况是：沈钧儒住在大副的房间里，在楼上，大副就睡在沙发上，大副是苏联人，很友好。

章汉夫、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住在一个房间里，是兩个上下铺。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

吃饭的时候，他们五人加两个孩子一起吃，有时候船长和大副会来。他们边吃边聊天儿。

其实，船上还有另外一些人，祝华和徐德明也在船上，他们二人是真正的货物押运员。他们在船上单独起居，表面上不跟民主人士发生联系，只在暗中保护。这是形势所迫，政治任务和贸易任务分离，万一国民党军舰赶来，抓走了沈钧儒、章汉夫等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还有他们两个在，船上的物资就不会受影响。船是苏联的，货是运往朝鲜的，都是合法的。而且，船本身属于客货两用船，船上搭乘的是什么人，有没有共产党，苏联船长可以不负责任。

“波尔塔瓦号”离开香港后，一路向北，最初几天风平浪静，航行顺利。9月16日，船行至台湾海峡附近时，遭遇了强台风。据蔡廷锴描述：“海中无边，所见均属白头大浪，汹涌而来……午后风浪猛于虎将。船吹近澎湖岛，距半米即岩石岸。”这是一个极其危急的时刻，一旦货船触岩，后果难以想象。苏联船主立即动员全船工友投入抢险。杨奇在《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一书中记述：“蔡廷锴奋起参加，和船员一起，分别手持铁条木棍等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终于使货船得以脱险。蔡廷锴同众船员一样，全身湿透，冷得发抖。”蔡廷锴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入夜，风仍未减，我终夜不眠，须与风浪奋斗。至12时，风已稍刹。”到了凌晨，风浪退去，海面恢复了平静，但蔡廷锴因过于兴奋而未能入睡，在船上溜达了半宿，而同伴“均与周公良晤”，至日上三竿，才陆续起来，“神色怡然，口笑颜开”，全然忘了昨天的险况。钱之光事后听说，轮船在遭遇台风的紧急时刻，“当时在船上的几位老先生镇定自若，还像平时一样，做着健身体操”。

《红色华润》还提供了一段来自香港的同期插曲：

那一夜，华润公司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彻夜不眠。钱之光一直在住地走廊里走来走去。西柏坡的中央领导也彻夜未眠，他们担心轮船的安全，一直等电报。据日本报纸记载，那次台风造成2000余人伤亡……华润公司接到“波德瓦尔”（“波尔塔瓦号”——作者注）平安的电报后，马上向中央作了汇报。那天，华润人特别高兴，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表示庆祝，钱之光和杨琳决定：晚餐加一个红烧肉。

“波尔塔瓦号”在海上航行了15天。如此长途的海上旅程，枯燥和乏味可想而知。但船客不甘寂寞，除了“神侃”外，还各显身手，航行中不乏欢声笑语。

先是章汉夫发起一次“紧急会议”，决议成立“十二仙团”，将12位不同年龄段的乘客重新命名，“团内仙的种类有长髯仙、白髯仙、奇仙、怪仙、妖仙、童仙……”长髯仙想必属于船中最年长者沈钧儒，白髯仙是谭平山，章汉夫自领怪仙，童仙自然属于两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蔡廷锴说：“奇形怪状。谈笑风生，无聊苦闷当中已度过几个钟头。”

杨奇还讲了一件趣事：9月18日那一天，适逢中秋节，苏联船主决定杀猪加菜。蔡廷锴、林一元自告奋勇，下厨帮工。他们把苏联人准备抛入大海的猪肚肠捡起，洗得干干净净，红烧出两盘地道的粤菜。大家边吃边赞，甚至还有人请他们传授厨艺。

航行中，“波尔塔瓦号”基本没有遇到人为的有目的的阻挠，这应该归功于香港分局的保密工作。但海上长途旅行，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便和麻烦。9月19日是个风和日丽的晴天，一大早，“日出紫红”的晨景吸引了蔡廷锴，他脱去上衣，在货仓顶惬意地享受了一场日光浴，没想到随后就被来了个“霹雳一声”。祝华奉苏联船主令突然向大家宣布：自本日起，实行用水管制。蔡廷锴在日记中发了几句牢骚：“我们屈指计算航程，只行半数，又无意外发生，此时制水，不合情理。本拟提出抗议，但为息事宁人，唯有忍耐而达目的地。又可谓俗语说：‘渡过海就是神。我们十二人就是神仙了。可惜三日来风平浪静，过日容易，想不到真是好景不长，令我们又不愉快了。”所谓“制水”，从蔡廷锴的描述看，大体是除了吃喝，船上就基本不再供水了。这应该是北上旅行生活中美中不足的一面。

轮船在航行后期，遭到过一次美国飞机的骚扰。《红色华润》中提到了这件事：“有一天，美国的飞机飞到轮船上空侦察，飞机飞得很低，很久不肯离去。苏联船员拿出苏联国旗，在两个孩子的帮助下，把旗子铺在甲板上，飞机看到苏联国旗，大概也拍了照片，就飞走了。”

经过15天的漫长航行，“波尔塔瓦号”货轮在9月27日上午平安抵达朝鲜罗津港。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专程前来迎接，东北局驻朝鲜全权代表朱理治也到码头迎接。

李富春登上轮船，与远道而来的特殊客人一一行握手礼，这次会面也意味着，中共领导人与民主人士面对面讨论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时刻，即将到来。

当天晚饭后，民主人士一行乘专列出发，前往哈尔滨。

火车在东北平原穿行了两天。时值秋收，土改后的农民正在田间紧张劳作，一派繁忙的场面。这是蔡廷锴隔着车窗的印象。9月29日上午，民主人士一行乘坐的专列抵达目的地——哈尔滨。东北局领导人高岗、陈云、林枫、蔡畅等在火车站迎候。

沈钧儒应该是第一个走出车厢的民主人士，他步下火车时，有人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主人先把客人接到东北局俱乐部，享用茶点后，民主人士一行入住哈尔滨马迭尔宾馆。蔡廷锴说：“招待甚周，无微不至。”蔡廷锴的秘书林一元则有“离巢别燕，久别归来”的感受。

到达哈尔滨后，沈钧儒等在10月2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伫待明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于次日联名回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一场历史大戏的序幕，就此拉开。

“万里赴鹏程”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平安抵达哈尔滨后，方方、潘汉年等香港分局负责人和钱之光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随后启动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第一批明显增多。其中有民进领导人马叙伦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郭沫若，还有沈志远、丘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许宝驹、宦乡、韩练成、许广平及其子周海婴等，一名叫黄振声的国统区学生代表也与他们同船。此外，香港分局统战委书记连贯同船北上，钱之光派华润公司的王华生随船护送。

因为是秘密行動，郭沫若为遮人耳目，行前放出了一个烟幕弹。从1948年8月25日起，郭沫若在《华商报·茶亭副刊》连载《抗日战争回忆录》，每天一篇。本来是随写随发，得到北上的确切日期后，郭沫若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馆，在文末“后记”上落笔为“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两天后，郭沫若离港北上，但《抗日战争回忆录》照常发表，制造自己没有离开香港的假象。《抗日战争回忆录》于12月5日连载完毕，回忆录的“后记”发表时，郭沫若已经进入东北解放区。当时在《华商报》任职的杨奇一语中的：“这件事，表面看来只是日期差别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关系到北上民主人士的安全大事。”

1948年11月23日深夜，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乘坐的“华中号”货轮启航。

据周海婴回忆，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也是分头行动。11月23日傍晚，一辆汽车将许广平母子接走，但这辆车并没有直奔码头，而是绕到九龙的某个工人家中。周海婴对上船经过有一段回忆：

我们在那家陌生人的屋里，一直等到夜色来临，才通知大家分头离开。各自乘坐小汽车向不同方向驶去。母亲和我的车绕着街转到一个小码头，那里已有一条小舢板等候着。连贯换了土布衣裤，俨然工人打扮。招呼我们登上船后，小舢板随即驶离码头，靠到一艘轮船边。我们爬上去，先在大厅休息，同行的人也陆续上来了，晚餐八人一桌，坐满八人便开饭。这船上的桌子很特别，桌沿边都镶有一条木档，我估计那是为防止遇风浪时船身摆动盆碗滑落。

郭沫若则另走一路。当天下午，郭沫若夫妇先到冯裕芳家，再同冯裕芳一起到侯外庐家集合，然后一同前往码头。肖玫（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这样记述郭沫若等人的出行经过：

11月23日，一切准备就绪，行李按约定提前送上货轮。下午，郭沫若、于立群信步如常，去民盟港九支部主任委员冯裕芳的寓中做客。冯裕芳将和郭沫若同船离港……冯老家里养了一池金鱼，平时没少博得朋友们的称赞。今天观赏着金鱼的郭沫若，却心生别样的感触：“平生作金鱼，惯供人玩味。今夕变蛟龙，破空且飞去。”冯老年事高，血压也高，郭沫若夫妇陪着他一起去侯外庐家集合。天黑后，郭沫若告别于立群，和冯老、侯外庐乘小船出海，登上一艘挂着挪威国旗的轮船。

冯裕芳当时已年近七旬，体弱多病，但强撑病体毅然与郭沫若等同路北上。到沈阳后不久，冯裕芳不幸病故，是唯一一个没能看到新政协和新中国到来的北上民主人士。

“华中轮”航行至台湾海峡时，也遭遇了强台风。好在船长经验丰富，沉着指挥轮船航行，有惊无险地闯过了这一关。事后周海婴听船长说，其实最危险的还不是风浪：“他说如果那晚的风力再增强一级，这船必须靠岸躲避，硬顶是绝对顶不住的。而这时我们的船正行驶在台湾岛的边缘，即是说只能靠拢到‘虎口上去。幸而半夜过后，台风转移，风浪逐渐减弱，船才得以恢复正常航行，否则结局会怎样，谁也难以预测。”此类不可预知也无法防范的风险，正是北上秘密行动中最大的隐患。“华中轮”幸运地躲了过去，其他批次北上的民主人士也幸运地没有再摊上。

“华中轮”的乘客中不乏能诗者，在郭沫若的提议下，“华中轮”上办起一个“波浪壁报”，“以俾诗词传阅”。在10天的航行中，不断有新的诗作张贴在“波浪壁报”上。马叙伦、丘哲等也不甘落后，三人频频唱和，构成了这趟旅程中的一道景致。

在民主人士北上的若干重要批次中，这是唯一没有人留下日记的一批，但郭沫若一路写了几十首诗，也不失为一种历史记录。而记录这次旅行的，除了郭沫若等人的诗歌，还有周海婴用照相机拍摄的系列照片。周海婴晚年曾从中选出近百张图片，举办了一个专题摄影展。这些摄影作品中有不少摄于“华中轮”上，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丘哲、陈其尤、侯外庐、沈志远等民主人士都留下了身影。登陆后，“华中轮”的乘客还拍了一张“全家福”。周海婴当时不过是一个18岁的摄影爱好者，他可能想不到，到了晚年，他的这些当初也许是随意拍摄的照片，成了记录一段重要历史进程的珍贵史料。

周海婴后来一直从事与无线电相关的职业，这也是他年轻时的爱好。“华中轮”上恰好有一台“国际”牌收音机，摆弄这台收音机就成了周海婴的日常工作。诸多民主人士也经常围在收音机旁，随着周海婴的摆弄，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周海婴晚年有一段回忆：

每天由我开机，把频率对准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它的开始曲很容易辨别，是一首《兄妹开荒》，只要听见“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就找对了……新华台的电力小，讯号不强却极清晰，句句可闻。每日的新闻发播时间，大家准会自动聚拢来听。由于每天都听到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大家都显得那么欢欣鼓舞，有的还计算着什么时候过长江，几年可以解放全中国。

“华中轮”于1948年12月3日在安东（今丹东）大东沟附近抛锚，次日登陆。经辽宁省政协考证，登陆点应为旧浪头港上端二道沟。民主人士在抛锚地换乘小船在此靠岸。当时沈阳已解放，东北局机关也从哈尔滨迁至沈阳，辽宁省主席刘澜波及有关负责人前往丹东迎接民主人士。他们告诉客人，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不必去哈尔滨了，可以直接前往沈阳待命。

民主人士一行登陆后，在丹东“兵分两路”。翦伯赞、韩练成、宦乡和连贯四人前往大连，与胡绳会合，然后跨海经山东前往华北解放区。郭沫若、马叙伦等“大队人马”则乘汽车前往沈阳。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安抵解放區后，远在香港的罗培元负责登门向各位民主人士的亲属报平安。通报到陈其尤家时，陈夫人正在病中。罗培元后来回忆：“当分局要我把这好消息分头上门告诉他们的家人时，陈其尤夫人患病躺在沙发上，听到好消息，马上坐起，连说好消息使她的病都好了。”如此心态和体态的反弹，可见民主人士北上，家人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郭沫若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沈阳时，沈钧儒等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以及朱学范、李德全、王绍鏊等还在从哈尔滨去沈阳的路上，李济深等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仍没有离开香港。因而郭沫若一行是最早到达沈阳的民主人士。不久，沈钧儒一行和李济深一行相继来到沈阳，从而形成了一个三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在沈阳铁路宾馆重逢相聚的热闹局面。

一个焦点人物

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也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政治人物。他的何去何从，必然对时局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那么，李济深是否愿意北上，何时北上，如何北上，都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和一再提到的事情。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就致函李济深、沈钧儒，与他们商量召开新政协的一些具体事宜。这封信是潘汉年登门送到李济深公馆的。此后，从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电文指示和措辞可见，在中共中央邀请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中，李济深是重中之重的人物，也是难以替代的人物。

国民党当局也没少在李济深身上打算盘。他们虽然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但肯定不愿意看到李济深去解放区，必定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插进来一手，想利用李济深的地位和影响与中共抗衡周旋，而且先于国共两党付诸行动。

宋子文1947年10月出任广东省主席后，也开始打李济深的主意。宋子文派办实业起家的立法委员刘航琛到香港游说，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所谓“和平统一大同盟”的组织。宋子文希望通过李济深，疏通其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并联络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州建立新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李济深为了试探宋子文，提出先在广东释放政治犯，以示和谈的诚意。宋子文口头答应可以考虑，回到广东后却没了下文。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也想到了李济深。白崇禧曾派黄绍竑携亲笔信到香港，“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当黄绍竑在1949年年初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及大笔钱款飞抵香港时，李济深已于数日前动身北上。

面对接二连三别有用心的游说，李济深始终未为所动，一一拒绝，坚守了一个民主人士应该坚守的立场。同时也表明，李济深虽已去职，但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军政人物，他的何去何从，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李济深为什么推迟行期

李济深1885年出生在广西苍梧县一个富农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进入梧州中西学堂读书。18岁后，他进入黄埔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大学等军校学习，毕业后留于保定陆军大学任教。1920年后，李济深出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等职。1926年，李济深任北伐军总参谋长，留守广东，并兼任广东省主席。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李济深曾追随蒋介石，在广州进行所谓“清党”活动。南昌起义时，李济深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奉命堵截起义军。1929年，李济深一度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失去人身自由。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得自由，从此走上反蒋的道路。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不久，福建事变失败，李济深逃亡香港，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在此期间，李济深利用第三、第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张发奎、薛岳都曾是其部下的便利，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后蒋介石撤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调李济深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被李济深拒绝。此后李济深仍留在桂林进行抗日民主活动。抗战胜利后，李济深与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等发起成立国民党民主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李济深是较早到达香港的民主人士。1947年2月23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在三北轮船公司老板虞顺懋的帮助下，乘坐“永生号”班轮悄悄离开上海转赴香港。2月26日，李济深抵达香港，此后一直居住在罗便臣道92号的一幢三层小楼里。李济深抵达香港后，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对时局意见》，在国统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蒋介石恼羞成怒，第三次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并对他登报通缉。李济深对此一笑置之：“我所需要的不是一块招牌，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李济深当选主席。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作为民革主席，多次牵头组织响应“五一口号”的活动，如召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到寓所座谈，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寓所召开讨论新政协的“双周座谈会”，等等。此外，李济深还以个人名义对外界发表看法，认为新政协会议将为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奠定基础。1948年9月7日，李济深在《华商报》发表《目前时局观感》，他在最后一段用三个惊叹号坚定地表示：“我们有必胜的信心！我们认定任何花样，都说明美蒋之‘心劳日拙！但我们仍愿意向全国人民指出美蒋的阴谋而加紧我们结束卖国独裁政权的努力！”

1948年夏秋间，香港分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电示，开始筹划组织运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秘密行动，李济深参与了这个行动计划的一些前期工作，有两次北上预备会都是在李家召开的。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人选、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的确定，他了如指掌。李济深本该早日成行，然而他却没有出现在第一批甚至第二批北上人士的名单中，行期一再推迟。

李济深没有先期北上的原因之一，是他自身尚在犹疑和观望。尽管李济深深得中共中央的看重和信任，但他心里清楚，他与其他一些曾经或未曾加入中共的著名民主人士有所不同，甚至与一些国民党政权中的大员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民主人士中的头面人物，包括蔡廷鍇等，都与中共领导人有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接触，哪怕只是一面之缘。李济深则不仅没有和任何中共领导人有过任何来往，甚至对以往那些对不起共产党的历史“前科”，也很难彻底释怀。因而李济深不可能像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等人那样，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观察和认识，从而产生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崇敬，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做到说走就走。

民主人士同属一个阵营，但他们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中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等方面，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异议，但对于成立一个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是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一度各持己见。

“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在积极响应的同时，对即将成立的联合政府的构想，仍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乃至对寻求美国支持抱有幻想。当然李济深很快就转变了政治立场，用北上解放区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此外，李济深推迟北上行期，还因为一些具体事情需要处理和安顿。首先就是家事。当时战争的进程、新政协召开的日程尚未完全明朗。蔡廷锴找林一元征询北上意见时，也说有可能在解放区停留四五年。那么，李济深一旦独自北上，家里会留下一大摊子不能不顾的事情。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和李筱薇回忆：

两个孩子远在美国求学，不能归来照顾亲人;时任岭南农学院院长的大儿子因李济深反蒋而遭监禁;抗日时送去参军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杭州空军军官学校就读，已被国民党扣押当人质，另一个在成都幼年空军学校就读的也已被监视，这些远在外的亲人使他日夜挂念。而且，当时李济深夫人因生活劳累及思念一双在外的儿子重病住院，肝癌已到晚期，腹部已出现腹水，他北上就是生离死别。

及至李济深终于决定动身北上后，家事依然是他的一个后顾之忧。李济深在香港与原配周月卿、第二位夫人双秀清及多个子女共同生活，日常开支并不宽裕。李筱桐回忆：

我们家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难，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阳台上都是人，我和我妈妈睡，三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里睡上下铺，就为了把最大的房间给我爸，要留一个靠海的最好的房间作为客厅。有一次，在这房间里，父亲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我父亲上身穿得挺不错的，可是脚上穿的鞋，大脚趾都露出来了。《时代周刊》就把露着大脚趾的照片登出来了，这张相片美国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国的哥哥也看到了。

杨奇回忆说：“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早点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程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后来，李济深的家属于1949年9月从香港抵达天津塘沽，此时双秀清已病故。李筱桐回忆：“上岸的时候父亲看着我们都戴黑纱，人群里我最小，当时我看起来就像三四岁的孩子，其实我已经6岁了。父亲特别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泪纵横，我从来也没见过父亲眼睛充满泪水……”

家事之外，李济深在香港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活动。此事起自1946年年初，李济深曾将其每年出租房屋所得的1亿元租金拿出来作为活动经费。民革成立后，李济深认为，策反工作也是民革应起到的特殊作用之一，“民革应努力争取这些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军政人员，让他们转而为人民服务”。“五一口号”发布后，在随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香港“新政协运动”中，民革还不忘在1948年6月发布一份《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呼吁他们立即脱离蒋介石集团，投到人民的阵营中来。李济深的女儿回忆：“他在港的两年，曾发出无数的亲笔信（有的写在白绸条上），给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其他方式接触的人，为数更多。”收到他密信的人中，包括国民党政权中的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程潜等。李济深赞同中共中央组织民主人士北上的决策，同时又认为，军事策反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也是推动和促进新政协召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必要和重要的工作。因而尽管中共中央一再催促他北上，他都以“瓦解蒋军工作为重”“在国民党将领纷纷与他联系之际……期待有所作为”等为由推迟行期。大量事实表明，李济深和民革所做的策反工作，确实收到了实效。

李济深的这些策反活动，引起了蒋介石政权的忌恨，并伺机报复，以致他在香港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不仅中共中央多次催促李济深北上，民革的一些领导人也劝他早日离开香港，何香凝就曾对他说“还是早走得好”。何香凝还告诉李济深，周恩来对他在桂林主政时对中共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这也从侧面起到了打消李济深某些顾虑的作用。当然在李济深周围，劝阻他北上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有人向他进言：“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

到了1948年冬天，不论战争形势还是个人处境，都促使着李济深北上。李济深的女儿回忆：“1948年底，李济深决定结束他在香港的活动，接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邀请，离港北上。”

圣诞节上演“金蝉脱壳”

李济深的北上，无疑是整个北上行动中的一场重头戏。

当时的李济深，正处于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双管”监控下，安全出走的难度要大于此前北上的所有民主人士。事实上，沈钧儒等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抵达哈尔滨后，香港的媒体即刊登出相关消息，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李济深北上的敏感度。国民党保密局和港英当局都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视，国民党当局甚至打算派特务在香港暗杀李济深。

李济深决定北上后，如何安全地送他离港，是中共香港分局和“五人小组”面对的一个难题。李济深在罗便臣道的寓所位于香港中环半山区，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华人买办黄翠微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房，派多名特工人员守在那里，24小时轮流值班，名为“保护”，实则是对其进行严密监视。李济深的女儿回忆：“在我们家的周围，随时都有港英当局的警察，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监视。在我家楼对面的一个旧库里，国民党的特务时时刻刻监视我们。在门口，有香港雇佣的印度籍警察走来走去。”“五人小组”根据李家的情况和出行时间，经过反复研究，为李济深设计了一个利用圣诞节“金蝉脱壳”的出走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便是时任《华商报》经理的杨奇。

李济深出走前三天，即1948年12月23日，“五人小组”成员潘汉年和饶彰风约杨奇到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的寰翠阁咖啡厅碰面。饶彰风向杨奇详细介绍了接送方案，并要杨奇牢记时间、地点和程序。潘汉年则再三叮嘱杨奇：不能有任何闪失。杨奇晚年在撰写回忆文章和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参与护送李济深上船的经过。2017年4月，已95岁高龄的杨奇老人在广州又一次向笔者讲述了他亲历并执行李济深出走计划的整个过程。

杨奇接受任务后，花120港元买了一件英国制造的“燕子”牌“干湿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采购货物的“小开”，出入乘坐“的士”，还时不时从后窗留意有无小车跟踪。

1948年圣诞节，香港按惯例放假三天。12月24日平安夜，杨奇赶到跑马地凤辉台一位朋友家里。此前“五人小组”成员饶彰风以及吴荻舟等已将李济深离开香港时所要带的行李（两个皮箱），暂存在这位朋友家。杨奇从朋友家取走这两个皮箱，当作自己的行李，带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两天后，即12月26日，香港太平山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晚上，李济深在寓所大宴宾客。罗便臣道92号李公馆灯火通明，热闹异常，宾主谈笑甚欢，一切都与李济深平时的习惯无异。此时的李济深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这一切，都被李宅对面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也就放松警惕，安心享用自己的晚餐去了。特工们没有料到，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去洗手间，随即悄悄出了家门，步行至距寓所20米远的地方时，杨奇乘坐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轿车刚好依照约定时间到达。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寓所。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早已在此等候，与李济深同船北上的民革成员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均已到达，何香凝老人和陈此生也来送行。这时，为李济深饯行的晚宴才真正开始，大家济济一堂，纵论时局，展望国是。

晚上9点过后，杨奇这个“小老板”起身向主人告辞，先行回到六國饭店打点一切。杨奇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便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行李搬到他雇用的小汽船上。同时，他又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照约定的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彰风借用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等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此时，由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三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杨奇和周而复便引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阶走上小汽船，朝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李济深一行上了“阿尔丹号”货轮，看到章乃器、茅盾、邓初民、施复亮等十多人已由其他护送人员陪同先行到来，甚为快慰。船长和海员们都非常热情，李济深、朱蕴山等被安顿在船长卧室，其余人士也分别住进船上条件较好的海员房间。

李济深的“金蝉脱壳”计划中还有一个环节，杨奇没有提到，但它与李济深12月26日晚上的秘密出走形成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链条。李济深为转移港英当局的注意力，事先约请港英政府的华人买办黄翠微于27日到自己的寓所吃饭。李济深把请客的时间定在27日晚上，黄翠微自然不会想到他在此前离开香港。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金后来回忆：

27日傍晚，黄翠微携夫人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作为礼物来赴宴。父亲的三个密友舒宗鎏、叶少华、吕方子受邀出席宴会，表面上是陪同赴宴的客人。然而，父亲早已不在家，他已于前一天晚上午夜时分登上了苏联货轮。在父亲的寓所里，黄翠微被告知父亲去看牙医了。到了晚上6点钟，父亲还没有出现。到了晚上7点钟，当然，父亲还是没有出现。叶少华和舒宗鎏说父亲可能还有别的事要做，他们最好还是开始就餐吧。到了晚上8点钟，黄翠微满怀疑惑，焦虑地离开了。

李济深在当天日记中所记，与杨奇后来的回忆大体吻合：“晚上到邓文钊家晚膳。十时，分车各行。陈此生与月卿同车回家。我则同行人到六国饭店附近上小电艇，驶开‘昂船舟附近，海面上一货船，为苏联船，到时已有章乃器、茅盾、彭老（即彭泽民——作者注）、邓老（即邓初民——作者注）、施复亮、洪深等先生在船上矣。”

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也是李济深一行北上的当事人和知情者。他晚年在回忆中提到一个李济深和杨奇都未曾讲到的细节：

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是易于惹人注目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要上的苏联货船。上船后，李济深看到船上的熟人很多，有点惊异。我们特地把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阿尔丹号”货轮的乘客照例化装并改变了身份。钱之光回忆：“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生意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大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李济深也在日记中写道：“晚上为避检查，十二人当作货主，七老人，二女人，坐于靠近机器房之一房间。”

李济深上船后“坐了一夜，不寝”。这一宿他“三次出船傍，望罗便臣道的家，依稀莫辨，不无惆怅”。李济深这种含有离愁的心态多时挥之不去，开船的第二天，他还“二度梦家”。

从钱之光的回忆可见，中共方面对此次秘密行动的周密布置，并不限于李济深本人的“金蝉脱壳”。事实上，在李济深之外，组织者还对通过其他路线上船的民主人士同样做了缜密安排。整个行动过程确如潘汉年向杨奇再三强调的那样——没有出现任何闪失。所有参与这个秘密行动的人，都为李济深一行能否顺利出行捏了一把汗。当时的“五人小组”成员夏衍后来回忆，他们整整一晚上都十分紧张地在一家旅馆守着一部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舟中杂谈与杂记

1948年12月27日一早，“阿尔丹号”货轮离开香港。李济深记下了出行时的情景：“晨七时领港人上船，又紧张了一度。船出口自西南经玛丽医院西南行，并认出廖恩德之家焉。一直俟出尽口，不见有山，始得外出舷行。”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人数上超过了前两批。

船上的民主人士多为年纪在五六十岁以上的名流，因而打发时间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各自讲一段自己的经历。李济深理所当然地被推举打头阵，他便“将粤军第一师及国民党改组后与蒋3月20日事变一切，杂说了一顿”。此后，他还介绍了自己求学、从军、北伐、反蒋等方面的经历。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朱蕴山、李民欣、茅盾也讲了各自值得一说的经历。李济深在日记中都一一作了笔录。

船上多位民主人士的杂谈，若还原并流传至今，都是珍贵的文史资料，足以填补某些学术研究的空白。可惜李济深所记过于简略，他们所谈及的史料没有被完整地记录并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阿尔丹号”货船驶过舟山群岛时，即将迎来1949年元旦。12月31日夜，船上聚餐“守岁”。李济深记：“31日晚10时后聚餐。将各人所有食物取出，请船主及船员一律同席。菜有鱼子、腊鸭、牛肉、沙律、饺子、水果等，甚盛也。”

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李济深应茅盾请求，在他的那本手册上写下这样一段新年献词：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茅盾说：“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船抵大连港

李济深的秘密离港，在香港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他走后没几天，消息传到香港，立刻引起香港各界的反应。香港当局的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样交代？”香港《大公报》1949年1月4日登了这么一则消息：“美联社香港3日讯：据可靠人士告本报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开新政協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钱之光回忆说：“李离港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人家去找他，问他对蒋总统元旦文告有什么批评。于是香港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事情又很不凑巧，这趟船航行不太顺利。启航后的第十天，船还没有到大连。我们都十分着急，通过苏联办事机构，才知道船到青岛海面时遇到逆风，加上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六浬（海里旧称——编者注）。一连几天，我们焦急不安，直到轮船过了青岛海域才放心。”

经过12天的航行，“阿尔丹号”货轮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港。

李济深一行在大连停留了三天，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后乘专列前往沈阳，在沈阳铁路宾馆与沈钧儒、郭沫若等前两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重逢。李济深到达沈阳后，拜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看望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并与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等民革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从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比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毛泽东、周恩来当晚即复电李济深：“先生来电诵悉，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

至此，从香港北上的前三批民主人士共聚沈阳铁路宾馆，开始了一段并肩为新政协和新中国呐喊、努力、奔走的难忘时光。

“知北游”

1949年2月28日，香港的气温在24℃上下，是一个暖洋洋的春日。当天中午，又一批民主人士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离开香港，驶向北方。

“华中轮”并不是第一次送民主人士北上。三个月前，它曾将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十余人载往东北解放区。但此行与那一次比，乘客人数翻了近一倍，而且海陆并举，登陆后又走了十多天，显得更热闹，更有滋有味，更具戏剧性。乘客叶圣陶在开船次日的晚会上出了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一篇名。另一位乘客宋云彬猜中谜底，是为《知北游》。叶圣陶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知，盖指知识分子之简称也。”

与之前各批北上的阵容相比，“知北游”一行是相对“庞大”的一队。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历次载运北上之人，以此次为最多。”宋云彬后来在一次船中座谈会上担任记录，将同行者一一列名：“出席者陈叔通、王芸生、马寅初、包达三、傅彬然、张絅伯、赵超构、柳亚子、徐铸成、曹禺、郑佩宜、郑振铎、郭绣莹、冯光灌、叶圣陶、邓裕志、胡墨林、刘尊棋、沈体兰、张志让，吴全衡及余凡22人。”

“华中轮”上乘客年纪参差，名气不一，职业各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社会身份——民主人士及其家眷，唯一例外者即吴全衡。宋云彬在日记中用逗号将她与其他乘客作区别，不是没有缘由的。吴全衡系胡绳夫人，也是这条船上唯一的中共党员，负有护送和照管民主人士的职责。

与前几批相同，“知北游”众人也是秘密出行。自2月27日下午起，“华中轮”的乘客分批登船。因“华中轮”系货船，行事需隐秘，为避免麻烦，且遮人耳目，所有乘客都乔装打扮了一番。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柳亚子等年长者扮作商人，女士扮作搭客，其余乘客则以船员身份上船，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张志让等虽年过半百，也概不例外。宋云彬扮作庶务员，张志让扮作副会计员，郑振铎和傅彬然扮作押货员，叶圣陶、曹禺、刘尊棋扮作管舱员，徐铸成等人也都扮作各种名目的船员。一行人中，平时除了叶圣陶和宋云彬穿长衫外，男客一律西装革履，此时身份一变，穿着也得跟着变化。“庶务员”宋云彬仍穿长衫，其他“船员”一概中式对襟“短打扮”，不免显得有几分滑稽。宋云彬在日记中写道：“彼等皆改服短装，殊不相称。”叶圣陶也记：“此时皆改装，相视而笑。”

“华中轮”在海上航行了6天。有关这6天的海上旅行，从几位乘客的日记或回忆文字中，能看到不少有意思的实况记录，大家的心情也以悠然、愉悦为基调。

徐铸成晚年在回忆录及其他文章中多次提到“知北游”，可见这是一次给他带来人生转折的旅程。他这样描述“华中轮”：“这艘大约不过两千吨排水量的货轮，舱位不过三四十个，而且只有一个等级;在卧铺上层，有一个可摆四五个圆桌的餐厅和一个不大的甲板。这是我们临时小集体的活动中心。”开船后，喝酒、搓麻、下棋、打扑克、赋诗、拍照，各种“忙活”都在第一时间启动。叶圣陶、宋云彬、郑振铎等素享“能饮”之名，又是几十年的酒友，此时自然更不能闲着。叶圣陶甚至还担心酒带少了，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

此行大可纪念，而航行须五六日，亦云长途。全系熟人，如乘专轮，尤为不易得。开行历一小时，传言已出香港水警巡查之区域，可以不必戒备。于是登楼而观之。餐厅颇宽敞，其上层为吸烟室与燕坐间。午餐晚餐四菜一汤，尚可口。余等皆饮洋酒少许，恐所携不多，不够消费。

从开船的第二天起，“华中轮”上每天开一场晚会，不拘形式、不拘内容，恰如叶圣陶所言：“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因同舟者不乏自民初以来的各界名流，晚会上的述往和漫谈颇引人入胜，至今听上去仍不失“诱惑力”，像柳亚子聞所未闻的“陈叔老讲古，述民元议和秘史”。叶圣陶则记下更多的话题，如“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陈叔老谈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老谈民初革命”“家宝（曹禺）则谈戏剧而推及其他”“包达老谈上海掌故”“云彬谈民十六后，杨皙子（即杨度——作者注）曾赞助中共”……可惜的是，日记作者对这些话题仅仅一笔带过，没能给后人留下实质性的史料。倒是报人徐铸成凭着敏感的职业嗅觉，在与几位长者的闲聊中积攒了不少“料”，例如包达三所谈亲历蒋介石刺杀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等事，后来陆续写进《旧闻杂记》一书。

1949年3月5日下午，“华中轮”在烟台靠岸。3月18日上午10点，“知北游”一行经过近20天的海陆兼程，抵达北上目的地——北平。

热闹的“宝通号”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彻底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走向。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并作出判断：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3月25日，中共中央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进入北平，擘画开国大业。北平和谈破裂后，人民军队一举攻下南京。在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香港，仍在继续着北上行动，不过海路上已是一路歌声。

全面内战爆发后，除了大量民主人士避居香港，还有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前往香港。香港三联书店成立于1948年10月，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合并而成。三联书店成立不久，就接到任务：通过商业关系，租一条船护送留港的大批文化人士北上。三联工作人员曹健飞接受委派，负责筹办这件事情。他租了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宝通号”油轮，另购买了200多张帆布床。

1949年3月21日，25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达德学院的学生，由冯乃超带领，乘“宝通号”向着北方出发了。这是北上各批次中人数最多的一批。

搭乘“宝通号”的各界人士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二是应邀到北平参加全国妇女代表会议的7位代表，三是香港达德学院的52名学生，四是部分民主人士的家属，包括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等人的子女们。除了领队冯乃超外，三联书店派曹健飞和郑树惠随船照料。

“宝通号”驶离港口后，乘客们便各显身手，施展才艺。三联书店的郑树惠曾在东江纵队《前进报》学过油印，就由他刻蜡纸，办起了一张《宝通报》。《宝通报》通过收听电台广播，既刊发一些即时战况，也刊登一些诸如“请曾昭抡博士演讲原子能科学”的广告。船上消息闭塞，《宝通报》自然大受欢迎。船过山东海域时，大家从广播里收听到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消息。黄鼎臣对此记忆犹新：“全船立刻沸腾起来，大家恨不得马上到达党中央的身边。当时虽然风浪还大，船还颠簸，还要防备敌人袭击，但大家的情绪高昂，欢笑声、祝贺声不绝于耳。”《宝通报》不仅出了墙报，还请经济学家狄超白作报告，讲解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在冯乃超的建议下，船上举办了多场文艺晚会。丁聪拍摄的一组图片，留下了晚会场景的生动资料。黎国荃拉小提琴、狄超白唱京戏、臧克家朗诵新作，史东山、张瑞芳等业内人士自然也都表演了节目，达德学院的学生还集体表演了舞蹈。张瑞芳似乎忘记了自己患有肺病，在这条船上学会了跳秧歌和集体舞，学唱《白毛女》《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3月25日，“宝通号”航行至山东半岛海面。山东是诗人臧克家的家乡，他激情澎湃，创作并朗诵了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