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刚

材料之于造作，意义非比寻常。比如唐代的铜器艺术，较充裕的铜材曾支撑过它的繁荣，而铜材的日趋紧缺，又把它渐渐拖入了衰颓，铜镜图案的变化即其典型。这些，尚未闻学界说起。

唐代，要讲作品数量，铜镜等生活器具应当最多，而论铜材耗用，则道释造像（图1）又令生活器具无法比肩。那时，道释造像充盈市肆，铸造匠人“口食酒肉，手漫膻腥”①， 买卖双方不计因果，但求善价。这令统治者以为亵渎太甚，故自初唐起，便一再禁断。但做法很近人情：已成之像不必销毁，可转售寺观。②当年，寺庙往往铜像充溢，如长安安邑坊的立法寺虽规模不大，却有“金铜像十万躯”。③并非大寺，佛像就以万计，形体必定不会高大，而唐代的大型佛像也所在多有，如中宗时，释慧云在濮州报成寺铸造的弥勒高一丈八尺，④代宗时，释自觉在镇州大悲寺铸成的大悲菩萨高49尺，⑤它们都是以红铜铸就的。

图1：8世纪鎏金观音铜像，高27.3厘米，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武则天时代，在洛阳的两番铸造最能展现大唐气象。一次是证圣元年（695年）铸成的天枢，一次是神功元年（697年）铸成的九州鼎。

天枢用铜50余万斤，铁130余万斤，做八棱柱体，高约百尺，径12尺，每面五尺，下为铁山，周长170尺。铸铜为蟠龙，麒麟、狮子围绕，顶有直径三丈的腾云承露盘，上立四龙，龙捧高一丈的火珠，武则天钦题“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⑥开元二年（714年）三月，天枢被推倒熔毁铸钱。⑦

九州鼎共用铜560712斤。象征都城的神都鼎（又名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尺，容1800石，其余八鼎各高一丈四尺，容1200石。鼎上装饰为本州的山川形胜和物产等，制图者是左尚方署令曹元廓。本想涂饰黄金千两，幸为姚璹谏止。九州鼎太重太大，铸成后，需移置通天宫，便派宰相、诸王率宿卫兵十余万及大牛、白象才拖拉进去。武则天做了《曳鼎歌》，还令群臣唱和。⑧曳鼎时，有牛、有象、有显贵、有大军，巨兽嘶鸣，还有口号、歌声相伴，那场面一定新奇、壮观。

天枢、九州鼎均已不存。在今存的唐代铜器里，名气最大的是景龙观钟（图2），它铸成于景云二年（711年），又名景云钟。当年，悬挂在长安景龙观的钟楼上，如今，安放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钟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重约6000千克。装饰分做三层18格，格内饰飞天、翔鹤、走狮、腾龙、朱雀、独角独腿牛等，四角辅以祥云。钟身正面有骈体铭文292字，为睿宗皇帝亲撰亲书。⑨此钟音色至今依然清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年钟声”用的就是它的录音。⑩

图2：景龙观钟（景云二年，711年），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重约6000千克，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特别在盛唐，为昭示天朝气象，统治集团对大型器物特有偏爱。除去天枢、九州鼎之外，著名的大型造作还有“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的夹纻大佛，这是宫廷的制作，而僧家居然动过造“千尺像”的念头，事情还闹到了官府。⑪若说铜镜，也有典型。铜镜用以鉴容，一般尺寸不大，但已知古代最大的铜镜也出现在盛唐，它就是那面著名的扬州方丈镜。其背面有金花银叶的桂树图案，正面能令马上的中宗皇帝“人马并在镜中”。中宗对它还特别喜爱，“每骑马自照”。⑫

前文在铺叙大唐铜器艺术的繁荣时，例举的具体作品统统体量巨大，并且，它们大多铸造在玄宗时代之前（唯一的例外是代宗时镇州大悲寺的大悲菩萨像）。之所以对大型器物格外关心，全因为它们耗用材料更多，能够说明当时的铜材还比较充裕，虽然铸天枢的材料还包括了熔毁的百姓农具。⑬

然而，最晚在开元中叶，唐朝的铜源已成大问题。政府铸钱已经材料不足，对民间铸造铜器，就要严加管制。开元十七年（729年）九月，因“泉货益少，布币颇轻”，玄宗禁断私卖铜、锡，并重申旧命，禁私铸铜器。⑭在作者的闻见里，这是今存唐代最早的禁铜令。从大历七年（772年）开始，又禁官府、民间铸造铜器，或许因为鉴容乃生活必需、鉴容工具的材料又无可替代，故仅对铜镜网开一面。⑮

禁断私卖材料、私铸器物，尽管国家政令威严，但“兴贩之徒”仍敢熔钱铸器，追逐暴利。贞元九年（793年）正月，便有朝臣“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一年半过去，德宗皇帝又推“新政”：不再禁卖、禁铸，但限制价格，令原本每斤千余文的铜器售价不得超过160文。同时，严惩熔钱铸器，要“以盗铸钱罪论”。强压价格的办法当然难收成效，于是，再改为禁。元和元年（806年），因为铜钱不足，禁断格外决绝，不唯禁卖、禁铸，甚至禁止使用铜器。⑯

在现存的文献里，保存下的中晚唐禁铜政令已经很多，当年颁布的一定更多，以致来华的日本僧人甚至记录，帝王的禁铜敕命“六年一度，例而有之”。⑰内容相同的政令居然频频颁布，只能说明监管的无力。而奸商熔钱铸器的风气，到文宗时代依然盛行。于是，开成三年（838年），大臣主张“禁铜之令，必在严峻”。⑱

禁令频颁，密度还在加大，说明唐朝的铜材越发紧缺。对于铜器艺术，铜材的紧缺影响巨大，不但使作品数量减少、大型器物罕见，还会令作品转向粗陋。随着禁令的颁布，作品数量减少、大型器物罕见能够“立竿见影”，但作品转向粗陋却要经历渐进的过程，即“艺术惯性”使作品不会随着铜材的紧缺而迅即粗陋。

由于其他铜器品类的资料现存较少，而铜镜实物颇丰，且时代分布更理想，故关于唐代铜器由盛入衰，将以唐镜为例，略做解说。

艺术史上，唐代铜镜声名赫赫，正是图案的精美玉成了唐镜的辉煌。图案精美当然与设计优秀、制作精良关联，但效果的呈现还要取决于镜材。唐人曾对镜材下过大气力，特别在玄宗时代（712～756年），为皇帝庆寿的扬州镜甚至享“百炼”之誉。⑲反复熔炼意在去除杂质，熔炼越多，去除越多，获得镜材也越少。虽获得较少，却能因镜材的清纯，而令镜身光润，图案细腻，美感增加（图3）。不过，德宗时代（779～805年）以后，镜材清纯的铜镜数量、比例大减，图案美感普遍下降（图4）。这应当与铜材紧缺有关，让反复熔炼而后铸造已经成为历史。

图3：盛唐双鸾衔绶纹葵花镜，直径24.2厘米，洛阳磁涧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4：晚唐日月贞明八卦镜，直径25厘米，洛阳博物馆藏

反复熔炼之外，曾令唐镜耗铜颇多的，还有镜身的厚重。厚重的镜身除去可以增添庄穆雍容之感，还能使镜背图案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铸出的浮雕式装饰可高可低（图5），甚至能令鸟兽的腿“透空”（图6），以层次的丰富使艺术表现力更强。如果镜身较薄，高浮雕的装饰便无法表现，只得做层次较少的浅浮雕，表现力大受限制（图7）。甚至以阳线、阴刻表现图案，⑳艺术表现力更低。与镜材清纯的情形相似，镜身厚重的唐镜也基本出现在德宗时代以前。㉑

图5：盛唐瑞兽葡萄纹方镜，纵横17.1厘米，缘厚1.6厘米，重1945克，奈良正仓院南仓藏

图6：盛唐鸟兽葡萄纹镜局部（侧视），直径21.2厘米，私人藏

图7：中晚唐四花纹镜，直径21.3厘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寄藏

以玄宗朝为代表的8世纪是中国铜镜艺术的高峰，而后便渐渐衰颓，这早是学人的共识，学人也乐于追索衰颓的缘由。我以为，缘由或有种种，而铜材紧缺应当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自然，铜材紧缺令艺术受损的不止铜镜，还包括了唐代所有的铜器。

注释：

①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3《断书经及铸佛像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8页）：“……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狎之心斯起。……自今以后，州县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开元二年七月。”

② 太宗：《断卖佛像敕》（董诰等：《全唐文》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42页中栏）：“佛道形象，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竞来买购，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只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违反经教，并宜禁约。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象卖鬻，其见成之像，亦不得销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徒众酬其价值。仍仰所在州县官司检校，敕到后十日内使尽。”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上·安邑坊立法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1页）：“初，居人张频宅也。……因舍宅为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皆满。”

④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6《唐今东京相国寺慧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8-659页）：“神龙二年丙午，往濮州属县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举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时，施者委输，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櫜籥，程巧工，一铸而成，相好奇特。”

⑤《宋高僧传》卷26《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第657页）：“觉始入法以来，学诸佛因中誓愿，其数亦四十九也。其一愿身长随大悲菩萨，次愿造大悲像寺。及乎发言响应，檀越臻萃，用赤金鼓铸成，举高四十九尺，梵相端严，眼臂全具。”

⑥ 司 马 光 ：《 资 治 通 鉴 》 卷 205《 唐 纪二十一·天册万岁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2-6503页）：“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刘肃：《大唐新语》卷8《文章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6页）：“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按《太平广记》卷240《李峤》即录此条，但做“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按《太平广记》卷236录《大唐新语》，作“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

⑦《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开元二年》（第6699页）：“（三月）毁天枢，发匠熔其铁钱，历月不尽。”

⑧《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第6517页）：“夏，四月，九州鼎成，徙置通天宫。”《旧唐书》卷22《礼仪志二》（第867-868页）：“ （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州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败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

⑨ 马骥：《唐景龙观钟》，《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 博物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

⑩ 杜廼松：《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青铜器综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第36-37页。

⑪ 详见拙著《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⑫ 张鷟：《朝野佥载》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页）：“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⑬《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延载元年》（第6496页）：“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功纪德，黜唐颂周，以姚璹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⑭ 《唐大诏令集》卷112《禁铸造铜器诏》（第582页）：“今天下泉货益少，布币颇轻，欲使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有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开元十七年九月。”

⑮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6000页上栏）：“ （大历）七年十二月，禁天下新铸造铜器，唯镜得铸。其器，旧者听用之，不得货鬻。将广钱货，资国用也。”

⑯ 王溥：《唐会要》卷89《泉货》（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28页）：“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值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十年六月敕，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以盗铸钱罪论。元和元年二月，以钱少，禁用铜器。”

⑰ 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白化文等校注本，第61页）：“ （开成三年）十一月二日……有敕断铜，不许天下买卖。说六年一度，例而有之。恐天下百姓一向做铜器，无铜铸钱，所以禁断矣。”

⑱ 《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第6005页下栏）：“ （开成三年）六月，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宰臣杨嗣复曰：‘此已多年，但且禁铜，不可广变法，广变法即必扰人。’李珏曰：‘今请加炉铸钱，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铜为器。当今，以铜为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敕不曾下经年，而州县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见之为常。今自淮而南，至于江岭，鼓铸铜器，列而为肆，州县不禁，市井之人，逐锥刀之利，以一缗范为他器，鬻之，集利不啻数倍。是则禁铜之令，必在严峻，斯其要也。’”

⑲ 关于“百炼”，唐人还另有说法。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扬州江心镜》（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4页）：“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但是，六七十炼已经很多，因为在传说中，供御宣德炉的铜材最多也不过十二炼。

⑳ 关于纯以阳线、阴线装饰的铜镜出现于9世纪，见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24-327页。

㉑ 周欣、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文物》，1979年第7期，第5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