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敏

在故乡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家家户户门外都摆放着一溜大瓮，有的口朝上，有的底朝上，还有的躺在地上，瓮口长着郁郁葱葱的草与蒲公英之类的小花儿，乍一看，花花草草像是从瓮里跑出来的，给古老的大街增添了许多情趣。

记事起，瓮就是家里用来装粮食的大器皿，分家时，瓮不容易分公平。那时生活贫乏，妯娌们最容易在分瓮上纠结，要么觉得自家分到的瓮小了，要么覺得自家分到的瓮有裂痕，真是难为了老人。为了让孩子们高兴，老两口多是把瓮都分出去，只给自己的小日子留下两三只瓦罐。我小时候跟着奶奶爷爷去别人家串门，老屋子空旷得很，除了热火炕和圈椅、八仙桌，最吸引人的就是桌子下的瓦罐了。识字的人在瓦罐上用粉笔写上“白面”“玉米面”之类的字样，至于大瓮真的没有。年轻人的房舍里倒是有大瓮，大瓮上要么放着笸箩，要么放着盛饺子的篓，去伙伴家玩，踮着脚尖儿去篓里拿干粮吃是常事。

麦收前，庄稼人就忙了，磨镰刀，缝布袋，大瓮也被收拾干净等着装麦子。麦子晒干后，再趁一个干热的午后把麦子背到瓮里，说是这样收起来的麦子不生虫。收完麦子，人们见面就聊起家里有多少麦子，没人说斤，都是说几瓮，有的说四瓮，有的说不到两瓮，怎么差那么多？于是到家里看，原来瓮的大小不一样，有的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现成的陶瓮，有的是用洋灰抹的大瓮。

那年月，挤挤挨挨、下不去脚的人家算好过人家，时常听人说起谁家日子好过，一定是这样形容的：瓮占了大半个屋子，桌子下的蔓菁山药堆成了山。瓮里有粮食，这心就踏实，庄稼人过日子是看着瓮里的粮食过的，瓮里的粮食下降得太快了，大人就心慌，叮嘱孩子们少吃点，因为距离收获的时节还早，若实在沉不住气，就背上麦子去换玉米，细粮变成粗粮，馍馍变成饼子，日子就维持下来了。

很少有人家把瓮放另外屋子里，都是人与瓮在一间屋里，热火炕边放着柜子，柜子挨着瓮，人守着粮食与衣物生活。半夜醒来一睁眼就看到这些东西，就能接着做好梦，若不在一个屋里，定要去别屋看看才安心。那年月偷东西的人多，总有日子过不去的人家想法度日，日子穷到揭不开锅时，就真的顾不上尊严了。

上世纪80年代分地以后，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粮食打得多了，抹瓮的反而少了，每年麦收过后把家里的瓮装满麦子算着账够吃了就不再存放，街上有收麦子的来就让人家拉走，有时觉得每斤再多一分钱就满意了，人家不提价也不赌气，能卖就赶紧卖了，这样家里显得清静。

瓮不再是庄稼人的主心骨之后就明显受到了冷落，似乎与粮食的多少无关了，秋天的玉米打了就堆在房顶，也不走入瓮那道程序，少留点儿够吃了就行，别的全部卖掉。小麦也是，就算不卖，也都装了塑料袋，一袋一袋堆得四四方方成垛。

随着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庄稼人对瓮的感情逐渐淡了，最明显的就是为吃水方便，用上了水管后，水瓮自然就废弃了。粮食瓮的废弃过程也很有戏剧性，生活好了，屋里的家具自然多了，柜子、电视、饭桌、屋里一摆，自然就把瓮赶了出去。先是赶到院子里，院子里种花树，铺瓷砖小路，建花圃，就把瓮赶到了门口。瓮装着庄稼人复杂的情感，有日子的苦，有老辈人的心愿，所以也不能扔到村南沟里，也没有谁故意损坏它，就让它站在门外，出来进去的还天天相见。

生活真的是好了，庄稼人坐在门外闲聊幸福生活，聊着聊着就说到了瓮。瓮和酒一样是话题引子，一说瓮，他们话匣子就打开了，有人说当初仅因一个瓮和老人闹了别扭，诸如此类话题，归根结底都是日子穷造成的。物质上穷了，精神也贫瘠，脱贫后，精神素质也提升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和谐了。

生活的丰富体现在各个方面，一个瓮承载着太多东西。如今，村落闲置的瓮是很多人的乡愁，它教人们珍惜生活，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