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西区支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 曹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我对百年来党在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领域的勇毅探索和辉煌成就印象深刻，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法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能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完成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时代答卷。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党史并调研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史，使我更坚定了为民服务的初心，增强了金融报国的力量。

第一阶段是对旧中国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的探索。

1921年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形态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民经济主体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是地主剥削农民，生产力是人力和畜力为主。

从农业生产关系看，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的根基是封建地主经济。地主将占有的土地租给（或少量雇佣）农民耕种，通过收取地租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也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导致农业创造的社会财富贫乏，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中国社会最大的农民群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发达国家才能爆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1919年十月革命证明了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革命成功，这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以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使贫苦大众享受幸福生活的探索。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设人民军队”“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理论。相应的，我党的首要工作任务是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变革农村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其一，“平均地权”。不参照苏联实行土地国有制，而是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为农业向合作化、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二，保中农经济。决不侵害中农利益，“中间不动两头平”，这是在农村土地关系变革中保护农村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其三，消除地主经济。总的来说实行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一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实践内容。如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主只要不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也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一份土地。在抗战时期，对地主阶级实行统战政策，只实行减租减息，采用既承认地主剥削、又限制地主剥削的新民主主义二重性政策，鼓励地主经济转向工商业，逐步将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成现代生产力。

以上，均是我党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做出的勇敢探索和正确实践，对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与建设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没有工业体系，缺乏重工业，中国90%的农民仍然生活在物资极其匮乏的艰难困境之中。

为了使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消除贫困，我们党选择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建立工业体系战略”。其要义在于：全体人民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较少地改善民生、更多地增加积累，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系列制度举措也应运而生。

一是实行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作为粮食的唯一经销商，负责农产品的收购、调拨、销售，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缓解了粮食供给无法满足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需求的矛盾。

二是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形成“剪刀差”差额，有利于较快地提高工业积累率，加快工业体系建设形成。

三是实行农民劳动力投入替代国家农业投资。1964年，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最新重大判断，确定实施“三线建设”，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为大幅削减农业投资以满足三线建设对资金的巨额需求。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动因之一，就是鼓励农民增加农民劳动力投入而不是国家投资增加农产品供给。

四是实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立了与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套的户籍管理办法，分设“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这套制度限制了城乡之间甚至农村之间的要素流动，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上述制度，为我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建设独立的工业化体系提供了财政资源。实践证明，“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建立工业体系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实践。在全体人民民生改善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建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业体系。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体人民为国奉献、同甘共苦，维持了社会稳定，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相当数量贫苦农民出卖土地而陷入困境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对中国如何富裕起来的探索。

1980年，我国基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但全国人民仍处于共同贫穷的水平，党又开始了带领人民如何富裕起来的探索。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体系，吸引外国资本、技术、管理，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短短几年内农产品的增产就使国家废除了以粮票为代表的统购统销制度。同时，又有三亿左右的农民从人均1亩左右耕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工商业，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5年，“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2020年，我国实现了在14亿总人口中全部消除我国现行标准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这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战役，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超常规的重大举措，为今后全面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第一，投入强大的政治资源。2015年，中西部22个省区市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发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对口支援，强有力的政治资源投入，是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的集中体现。

第二，投入有力的财政金融资源。8年来，全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金融机构扶贫小企业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以工商银行为例，2016年以来，我行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近1000亿元，通过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精准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20万人，高质量完成了各项金融扶贫任务。

第三，设定“一个都不能少”的考核目标。“一个都不能少”、人均4000元的考核标准简单明了，可核查可度量可比较，它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也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统计误差，使脱贫攻坚的形势焕然一新。

第四，派驻300万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强大的组织措施为脱贫攻坚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保障。

第五，几亿农民转为城镇户口。我国城镇户籍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提升至2020年的45%。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开始破冰，大量农村户籍转为非农户籍，农民工子女开始与城镇居民子女分享公共服务资源，这既是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显著标志，也是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必由之路。

第四阶段是对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探索。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对共同富裕作出新的阐释：“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揭示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深刻蕴含。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进一步指明了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和努力方向。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聚焦“三项任务”发挥着重要的“活水”作用。作为总行在基层任职的干部，我身处北京市海淀区这一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地、科技创新核心区，区域内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604家、独角兽企业48家、上市企业247家，在“面对面”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客户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企业对于金融服务旺盛的需求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渴望。在北京“两区”建设工作方案中，跨境金融创新是“两区”建设金融领域的重要内容，通过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极大地便利市场主体跨境金融活动的开展。我和海淀西区支行的同志们积极地落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境外机构外汇NRA账户结汇、跨境人民币、境内外个人薪酬结售汇等便利化政策，实现了外汇局区块链服务平台税务备案核验场景首发交易，持续提升跨境金融创新服务动能。对于北京市各项金融创新举措，我们对辖内企业客户送教上门、座谈辅导、政策研讨，让跨境金融新政惠及企业、惠及人民，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金融力量。

新时代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历史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目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正在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我相信，党在新时代的探索也一定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