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洋（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中国海洋考古是一个令人期待的领域。从材料类型看，有沉船材料、海岸材料和文献材料三个主要类型。在沉船发掘材料中，信仰活动材料和信仰图像材料是重点，因为是首次发掘，沉船材料常常被特别关注。在海岸材料中，神庙遗存材料和碑刻遗存材料是重点，因为一般是开放的存在状态，有些已为人所熟知，获取也比较方便，有些则需要采取考古方法来获得。在文献材料中，中国传统文脉提供了学术优势，这方面的材料特别丰富。在中国海洋考古研究成果中，宗教美术是一个特殊的内容：一方面，遗存数量比较大，对应的研究成果也多；另一方面，宗教信仰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应的宗教美术遗存认识不可或缺。因此，在中国海洋考古研究方向下，宗教美术将成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一个空间巨大的研究领域。

一、中国海洋考古成果梳理

中国海洋考古的活动主要分布在远洋航线和海岸线各地，成果主要有直接的考古报告和间接的考古材料两种类型，这样的组合与其他领域的考古成果相比较有着自己的特色。

第一，遗存的数量分布。

中国海洋考古成果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也有一些远洋沉船方面的考古成果，目前宗教美术遗存有100余处，对应的研究材料有数百篇。

总体来看，海洋考古中的宗教美术遗存主要分布在航线、港口及周边地区，研究成果也围绕这些遗存分布展开。从现有考古成果看，有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期（1949-1965），这一时期主要依附于其他考古活动，基本上没有独立的考古成果；第二阶段是停滞期（1966-1977），这一时期有了一些重要的遗存发现，不过见于考古报告的遗存点数量非常少，整体的活动几乎没有；第三阶段是初建期（1978-1999），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了学术活跃，同时考古成果也明显增加，尤其是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活动开始启动之后，考古材料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一时期见于考古报告的遗产点数量已有二十多处；第四阶段是繁荣期（2000-至今），海洋考古活动越来越活跃，成果丰富，见于考古报告的遗产点数量达到数十处，海洋考古表现出繁荣之势。

第二，遗存成果呈现的路径。

中国海洋考古中遗存成果的呈现，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直接的考古报告，二是间接的考古材料。从现有成果看，后者的比例要大于前者。

1.直接的考古报告

这方面的研究有20篇左右，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考古成果，这些成果是中国海洋考古中的主干内容，价值连城。比如，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1975年发表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描述了沉船上发现的重要宗教美术现象：这些“保寿孔”在排列方式上，上半部分类似于北斗星形，下半部分类似于月形，似乎象征着“七星伴月”，这是我国古代传统造船中的一种习惯。具体描述如下：

龙骨两端接合处均挖有“保寿孔”（即“压胜孔”)，横剖面各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共挖有7个小圆孔，径2.5、深2.8厘米。前“保寿孔”的每个小圆孔各放置铁钱1枚，表面残存有叶纹。后“保寿孔”则放置13枚铜钱，有“祥符元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皇宋通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等北宋钱；中间均挖一长方形孔，内似放置实物，但已朽碎难辨；下部各挖有一个大圆孔，径11、深2厘米，孔内均放置铜镜1面，一面直径10.2、厚0.17厘米，重79克。另一面直径10、厚0.15厘米，重31.5克。均无柄，无钮，正面光滑，背面似饰有花纹，边缘有环状隆起线条。[1]

2.间接的考古材料

间接的考古材料数量很大，通过相关文献和田野考察而获得，这是一项重要的考古活动，发现的遗存材料也很珍贵。比如陈汉初发表的 《“南澳一号”与“汕头器”》一文中，对“汕头器”有了详细描述，使我们对这一宗教美术现象有了深入了解。具体描述如下：

“汕头器”，是从汕头出口的。在汕头港，瓷器要搬上搬下，难免要打碎，这些“碎饶”，做成嵌瓷，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装饰艺术。嵌瓷，全称潮州嵌瓷，创始于明代，盛行于清代和民国时期。这种古代潮州特有的建筑装饰艺术，广泛应用于潮州民居、祠堂、庙宇的装饰，还传播到港澳台地区和泰国、东南亚一带，特别是潮人侨居地。台湾有不少庙宇、民居的嵌瓷是普宁县的“金龙司”制作的。金龙司，即何翔云（1880-1953年），本名金龙。台湾人称何翔云为“金龙司”，作品落款“翔云”或“雨池氏”。他制作的嵌瓷作品匠心独运，在屋脊上设计、制作嵌瓷锦图，栩栩如生，特别是他创作的屋脊嵌瓷“双凤朝牡丹”自成一体。潮汕的多处庙宇、祠堂和大型民间建筑的装饰多出自他们师徒之手。如汕头李氏宗祠、林家祠，普宁县流沙镇的“引祖祠”、果陇的“东祖”、湖寨的“郑氏界公祠”等。[2]

第三，考古成果具有多文物点特征。

海洋考古的考古活动常常是对一个特定海域展开持续性的发掘活动，因此一份考古报告中常常会记录几个文物点的发掘成果，这是海洋考古中需要注意的材料特征。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的《2006～2010年度浙江沿海水下考古调查简报》，记录了水下文物点有7个之多，此外还有2个水下遗存点。具体如下：

（1）水下文物点

宁波市象山港桐照水下文物点

宁波市象山港洪星海塘水下文物点

宁波市象山港民丰江口水下文物点

宁波市象山县渔山坟碑礁水下文物点

宁波市象山县石浦港三门口水下文物点

温州市洞头县北小门水下文物点

温州市苍南县炎亭湾水下文物点

（2）其他水下遗存

舟山市嵊泗县北鼎星水下遗存

舟山市嵊泗县白节山水下遗存[3]

第四，海捞瓷材料的特别关注。

就目前的考古成果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海捞瓷方面考古成果。在中国的海洋考古领域，许多工作都是刚刚起步，唯有一个例外，就是海运沉船中的瓷器研究。西方学者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瓷器从海路运往欧洲的历史，成果丰硕，中国学者亦对这个领域关注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在海捞瓷方面有很大的投入和收获。比如，“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的发现。1996年，海南省琼海市潭门的渔民在西沙群岛华光礁环礁内缘潜水捕鱼时发现了这条沉船，这是中国学术界在远洋海域发现的第一艘古代沉船。沉船上瓷器数量极大，相关报道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描述：根据统计，出水的考古材料中有7000余件基本完整，只需进行陶瓷器去除表面凝结物和脱盐的处理，另外还有2000余件残破的陶瓷器，在去除表面凝结物、脱盐之外，还需要进行粘接补全等工作。[4]这条沉船中瓷器出水近万件，是了解南宋瓷器工艺、审美特征的绝好材料。远洋船只载量大，出土瓷器等货物多，这是海捞瓷的一个突出优势。

海捞瓷的具体考古活动外，中国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也已有许多成果，比如提出了“陶瓷之路”的学科视角：在传统的古代海外贸易中，中国瓷器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又可称“陶瓷之路”。唐王朝时期，中国瓷器已与丝绸同时输往国外，之后日趋频繁。明清两代，中国瓷器的外销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仅继续输往亚非各国，而且还开始销往欧洲。中国瓷器的主要产地，如景德镇、德化、广州等地的瓷器生产，也可以与欧洲市场产生联系。[5]（图1）

图1 广东汕头市“南澳一号”明代沉船出土青花瓷器

二、海洋考古材料的类型

在考古学领域，海洋考古最初是一项针对海洋水面以下遗存而进行的考古活动，需要依赖专门设备，后来涉及范围增加，许多考古活动与陆地考古活动有了叠加的地方，海洋考古的材料范围由此而有了延伸，这样的发展方向下，大大增加了海洋考古的材料类型。我们从材料类型来认识海洋考古成果，也是对宗教美术面貌的一个多维度梳理。

海洋考古在理论方面的进步，也会增加考古材料的类型，比如“海洋文化景观”和“船舶作为象征”两个理论观点。“海洋文化景观”由英国学者Christer Westerdahl比较早地提出，他认为：在完整的航线网络中，海洋文化景观应当包括沿岸相关的港口、避风港，同时也应当包括因人类活动而出现的相关的建筑和其他水下及陆地的所有遗迹。我们认为，海洋文化景观的提出，使得海洋考古方面的研究可以超越水下考古而有了海岸环境和航海线路等方面的种种考古活动和相关考虑。“船舶作为象征”由英国学者John Adams提出，他的着眼点是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他的观点是：在人类海洋活动中，船只这个载体可以完整描述一个特定时期内的相关社会情况，其中包括涉及的意识形态、科技发展水平、原料、环境、经济、传统和文化特征、目的用途等，从这些材料出发可以引入水上交通工具的研究维度，引导学者关注水上交通工具所反映的海洋文化。我们认为，船舶作为象征观点的提出，使得沉船考古活动有了综合性的理论考量，文化遗产价值获得了全面的认识，一个具体的沉船发掘活动就可以成为海洋文化的研究领域。[6]这两个理论观点的提出，使海洋考古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具体梳理海洋考古的材料类型，我们有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沉船发掘方面的材料。

沉船发掘是海洋考古的主要方向，其中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材料显示出了珍贵面貌。

1.信仰活动材料

沉船发掘材料中，信仰活动引人注目，与陆上考古不同，这些材料取之不易，所以学者们都给予深入的发掘。比如，齐东方发表的《“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对黑石号沉船上的“江心镜”做了全面的研究，材料考释非常严谨。他认为：考古工作者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一枚表面上看并不精美的铜镜，但这枚铜镜却是考古学家曾经苦心寻找而始终没有发现的宝贝——“江心镜”。之后，从冶炼过程、宫廷使用、《异闻录》记载的形状、打捞后的形状、唐人的特殊之处等方面展开讨论。最后，还专门讨论了祭祀内容：

铜镜常常输出海外，但如果是道教进行法事活动的专用镜，为什么还会向外流通呢？其实铜镜广泛地被用于各种祭祀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四年五月二日）“日没之时，于舶上祭天神地祗，亦官私绢，绞缬、镜等奉上于船上住吉大神。”这里讲述的是唐代出海远航用镜祭祀，“黑石号”沉船上的“江心镜”莫非也曾被用于此？[7]

2.信仰图像材料

沉船发掘材料中，信仰图像的材料集中在瓷器上，即海捞瓷，这方面成果很多。一般而言，瓷器上的图像以装饰图案为主，也有少量的雕塑作品。海捞瓷考古成果中，装饰图案材料最多，这些材料画面不是很大，但可以从图案的题材和工艺上看出宗教信仰的主题。中国海洋考古成果中，海捞瓷数量最大，所以装饰图案材料成为一个重要的认识路径。

沉船中的雕塑作品也是一类重要的出水材料，不过数量不大，由此而显得非常珍贵。比如，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的《广东汕头市“南澳一号”明代沉船》，出水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在本次发掘出水的遗物中,陶器数量位居第二,共计140件。陶器种类有罐、瓮、壶、罐盖等,其中罐132件、罐盖4件、瓮3件、壶1件。瓮以贴塑龙纹龙系、龙纹虎系和酱釉刻花装饰为主。[8]

3.一些特别材料

沉船发掘材料中，一些出水材料经过辨析，常常会有很好的发现，成为海洋考古中的特别材料。比如，黑石号沉船中，学者们经过细致梳理，获得了许多发现。

李怡然发表的《“黑石号”货物装载地点探究》，对黑石号沉船中的佛教纹饰有一些新的发现：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很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贡具，是典型的佛教器物。该船另发现两件带有“卍”字符号的器物，一件是绘有钟形图案的长沙窑瓷碗，另一件是“卍”字符金碟。“卍”字符是典型的佛教符号，在佛教中指佛祖的心印。同时，在“黑石号”出水瓷器中发现了大量莲花纹饰的瓷碗以及一件双鱼壶。双鱼和莲花均为藏传佛教八宝之一，而藏传佛教也正是大乘佛教的一支。摩竭纹也是具有佛教色彩的典型纹饰，早在犍陀罗佛教雕刻中已经出现，在古印度的雕塑、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亦不乏该类纹饰。[9]

第二，海岸材料。

沉船材料之外，海岸材料是海洋考古材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岸材料一般是一个开放的存在状态，有些已经为人所熟知，获取比较方便，有些则需要采取考古方法来获得。

1.神庙遗存材料

传统文化中，海洋活动都伴随着对应的海洋信仰活动，人们通过一些祭祀活动而期望得到海洋神灵的庇护，有一个安全的旅程，这些活动的载体就是神庙建筑。也因此，神庙建筑的遗存就成为一类非常普遍的海岸材料。比如，海南岛的海南冼夫人、妈祖信仰活动等，今人就可以通过神庙遗址来认识。王元林、邓敏锐《明清时期海南岛的妈祖信仰》这方面有一个专门的统计：明清时期，琼州府13州县普遍建有妈祖庙。从相关材料看，海南岛全岛建有妈祖庙47座，其中有4座是元代所建，其他43座都是建于明清时期。[10]

2.碑刻遗存材料

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保留了大量的社会信息，石刻题署就具有明确的社会意义。碑刻与相关的题署“镂之金石，传之久远”，[11]参与者众，既有官方，也有民间，几乎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各代沿革，是一项非常丰富而又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同时，碑刻相对而言容易保存，许多久远的材料依靠碑刻得以保存。比如，有学者认为，宁波象山唐代蓬莱观碑是世界上现存徐福文化的最早石刻：宁坡的象山唐蓬莱观碑，始建于唐代大中二年六月九日（848），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徐福遗存中的最早石刻，在清代就已经被认为是“国宝”，时人专门修建了一个“宝贝亭”来保护，这块碑文为徐福的隐象、避秦、航日等事迹提供了文献证据。据有关专家考证，这块碑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记载徐福行踪的唯一碑刻，同时也是东亚已发现记载徐福行踪材料中的最早的碑刻，这块碑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可以说无可估量。[12]

妈祖信仰来自于民间，宋以后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明清海洋活动增加，妈祖信仰的崇拜也达到了最高点。这样的发展，主流社会碑刻有记载。明代中期理学家丘濬所撰的《南京仪凤门天妃庙天妃宫碑》，就描述了这样的发展。

中国地尽四海，自三代圣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专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骊，挟闽商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难，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高宗南渡，绍兴丙子(1132年)始有灵惠夫人之封，绍熙壬子(1193年)加以妃号。元人海运以足国，于是配妃以天。我太祖高皇帝，革去百神之号，惟存其初封。迨我太宗文皇帝，建国幽燕，初资海道以馈运，继而造巨舰，遣使通西南夷，乃永乐已丑(1409年)之岁，诏中贵郑和，建宫祠神于南京之仪凤门，太常少卿朱焯赍祝封神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10]

3.一些特别材料

神庙遗址和碑刻材料之外，还有一些材料体系并不完整，甚至散漫杂乱，需要整理方可阅读。这些材料数量大，通过田野考察等方法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海洋宗教和相关文化的信息。

比如，福州地区形成的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官方文献中记载有限，但通过田野考察可以获得民间兴盛的信息。从已有材料看，陈靖姑信仰有着与妈祖信仰相似的经历，通过田野考察可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余慧君《福建屏南夫人宫——陈靖姑壁画和陈靖姑信仰》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福建屏南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流传已久，在闽浙沿海一带有很大的影响，各地信众修建的陈靖姑宫庙数量很多。其中，福建屏南陆地村夫人宫遗存非常突出，宫庙内的现存壁画保存着完整的陈靖姑故事，人物形象饱满而生动，这是陈靖姑信仰和习俗的可贵物质见证。（图2）[13]

图2 福建屏南夫人宫壁画（局部） 福建宁德 清代

第三，文献材料。

文献材料是学术界普遍重视的材料，许多图像考察、田野考察的研究最后都要与传统文献建立联系，在充分讨论后才可以得出相关的结论，海洋考古更是这样，文献不一定是研究的起点，但到达终点的过程中一定需要文献的参与。比如，康熙御书的“万里波澄”碑被认为是南海神庙中的一块珍贵碑刻，有损坏，但历史价值极高，王元林的《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路》就通过文献运用而展开讨论：

从历次修建南海庙的官员所属的部门亦能反映出南海庙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对外贸易与南海神庙的修建、南海神的封号密切相关，而且诸如“蕃商辛押陁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赀数百万缗”,这样的蕃商曾捐资修建广州西城，未能获准。但“官民重饰庙貌”之事，想必蕃商应是主要的捐资者之一。因此，修庙的官缗中，其中与外贸税收有关，而修庙的官员多是与市舶贸易有关。宫民修庙中商人特别是外商应是主要捐资者之一。[1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海洋考古成果中，海岸上的考古活动有很好的成就，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是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同时，在田野考察中对考察设备等方面也没有海洋水下考古那样高的要求，这些考古活动甚至可以看作是陆地考古的一个类型继续。

三、海洋考古材料的宗教美术意义

中国海洋考古是一个新兴的考古门类，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特色。从发展维度看，其主要特点是历史文脉汩汩，从未中断。[15]随着海洋考古活动的迅速开展，考古成果将越来越丰富，这些成果中的宗教美术内容也将成为宗教美术研究的主要材料。从现有海洋考古成果看，我们可以从发掘宗教美术材料、认识宗教活动行为和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空间等三个方面来梳理海洋考古材料的宗教美术意义。

第一，发掘宗教美术材料。

在海洋考古活动中，许多珍贵的宗教美术材料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发掘重要的宗教美术信息，开拓新的视野。比如，海捞瓷的考古成果可以极大充实宗教美术方面的材料。袁泉、秦大树在《新安沉船出水花瓶考》一文中这样描述：

新安沉船遗物所呈现的“一炉二瓶”组合模式并非孤例，而是广见于由宋至明的物象遗存。成对的铜、瓷花瓶多与鼎、簋造型的香炉并出共同组成香花之具，或在释道寺观的宗教活动中礼供神祇，或在墓室与祠堂的丧祭仪式中祭奉祖先。花瓶在神祠、墓堂等礼仪场合成对陈设用作花供已成固定规仪，其与香炉搭配，形成一炉为中心、二花瓶分列两侧的陈设范式，是为“三供”；若在并入蜡台，则为“五供”。[16]

在海岸材料中，学者们也取得了很好的发掘成果。比如，对于“鸡图像”的宗教美术价值就有发现，其中南海神庙每年农历二月的“波罗诞”庙会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张近慧在《南海神庙波罗鸡装饰图像与岭南民间宗教文化》中，就有针对性的深入讨论：

波罗鸡图像源自南海神庙（波罗庙），鸡图像在岭南盛行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植于南越民间信仰基础上的波罗鸡图像在岭南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南海神庙动物装饰图像具有岭南地区民间信仰独特的造型特点，同时又与中原地区宗教美术图像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发展，建筑装饰中既有龙、凤、狮、鹤等中国传统装饰图像，又有波罗鸡、鸟等独具岭南地方文化特色和寓意的宗教图像，体现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同中有异的文化形态和哲学思想。[17]

第二，认识宗教活动行为。

从宗教美术考古材料中认识海洋信仰带来的宗教活动行为，是宗教美术的一个重要指向，这方面成果也有很多。比如，一些特殊的海洋信仰行为在成为研究海洋考古材料后，打开了深入讨论的空间。黄纯艳在《宋代的海难与海难救助》就专门讨论了“海难救助”：

考古文物资料和宋代史籍留下了大量宋代海难事故的记载，这些记载各有特点。考古文物和正史文集等多是写实的记录，或有对官员善政的褒扬。笔记小说中也有对海难史实的记载，而更多的是基于海难频发的现实和对海洋的神秘想象糅合的主观书写，其中一个重要的旨趣就是宣扬对佛教和各类神灵的信仰，传播因果相报的宗教观念。而这也顺应了当时人们在频繁的海上活动中祈求保佑、免除海难的心态。频繁发生的海难事故受到宋朝官方的重视，采取了收容安置，供给口食；安排遣返本国；保护海难船主和商人的财产；给海难者额外赏赐；免除税收；有偿借贷等多种救助海难的方式。其中供给口食、遣返本国和保护海难者财产已经成为宋代明确规定的制度法令。宋朝对海难的积极救助具有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18]

第三，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空间。

海上丝绸之路应当是海洋考古的重要研究方向，也是宗教美术的重要研究方向，这方面的成果也特别丰富。比如，学者们在海上丝绸之路层面上对神庙和航线展开了思考。王元林《宋南海神东、西庙与广州海上丝路》一文中这样讨论南海庙与广州海上丝路的关系：

1.从官方材料维度看，在南海庙的修建材料中，目前大多数是官方的史料，商人捐资修庙方面的文字记载非常少，不过，这样的现象并不能否认历史上中外商人曾经发挥的贡献。

2.从官方机构维度看，在历次修建南海庙的官员所属的部门文字材料中，许多信息也能够反映出南海庙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曾经存在的密切联系。

3.从港口建筑维度看，港口建筑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资载体，南海神庙在应当是港口附属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建筑，在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上有着慰籍作用。[14]

“黑石号”沉船上的葡萄纹镜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齐东方《“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这样认为：

在“黑石号”沉船上数量众多的铜镜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葡萄纹镜。这是唐代最多的铜镜种类之一，关于这种铜镜的研究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目前认为其年代为唐代前期，流行于7世纪后半到8世纪中期。但“黑石号”沉船上的发现，多少打乱了这一常识。“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大量瓷器等物品证明沉船的年代应在为晚唐时期，沉船上的其他物品如折枝纹铜镜等也是唐代后期制造的。这时葡萄镜已经不再制作和流行。那么，为什么会在“黑石号”沉船出现葡萄镜？[7]

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种主要类型，以往的考古活动中，前者关注者多，成果也很多，后者关注者少，成果亦不多。但是，随着海洋考古成果的增加和学术界的关注，这方面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数量也会日益增加。对于海洋考古而言，这方面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需要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图片来源：

图1 采自：崔勇《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112页

图2 采自：余慧君《福建屏南夫人宫——陈靖姑壁画和陈靖姑信仰》，《遗产万象》2016年第8期，68-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