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楠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产业渠道向全球扩散的景象历历在目。近年来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此，有学者提出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保护环境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性贸易标准，深入影响自由贸易［1］。“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断增强，但电子商务发展也存在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挖掘不够以及对外依赖性强等问题”。［2］综合上述研究来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阐明国际经济传导中的关键性冲击具有重要意义［3］。本文试图从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的视角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深度解读我国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对各类经济供给的分配与运用。

一、理论文献综述

（一）经济波动的相关概念

1.经济波动的内涵

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总量一般会出现增加或者收缩的情况。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一国的经济波动可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或者收缩的现象，这也是学术界一般认定的经济波动内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波动的概念也有所区别于经济周期。具体来说，经济周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波动，指的是经济上下波动的整个循环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经济波动包含周期性经济波动即经济周期。

通过阅读相关的理论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地区分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差别。经济周期意味着有规律性的经济循环，但是我们在使用经济周期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也隐藏经济总量下一秒有可能产生偏离确定性趋势的波动。这也是为什么在学术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并未严格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的原因。所以本文未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进行区分。

2.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

关于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如动态因子分析、方差分解等。综合来说，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是外部共同的冲击，从而导致某国的经济波动；二是某国内部的单独冲击，通过传导途径，引起经济波动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具体来说，Dellas（1986）的研究认为，世界范围的共同的技术进步、石油危机等外部共同冲击是世界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波动传导机制的内涵及途径

1.经济波动传导机制的内涵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因此，一国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不同的学者正在试图对“传导”的定义进行解释。一般认为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是指在一国经济发生波动的整个过程中，某个经济因素发生了变化，导致一系列因素随之变化，进而引起该国经济整体或者部分的变化，这种变化会扩大或者缓解经济波动的跨国作用，这也被称为“溢出效应”［4］。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经济波动的传导过程是多方参与的博弈过程，包括本国政府、多方政府、本国群众、他国群众、投机者、国际组织等等。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跨国传导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资本市场途径来实现。经济波动的传导和蔓延不仅仅是单一渠道作用的结果，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渠道的传导机制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差别。

2.经济波动的传导途径

（1）国际贸易传导途径。随着各国之间的贸易水平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范围不再仅仅局限在货物交换，更是涉及到资本、技术、服务之间的贸易。因此，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目前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在各国间经济活动的多重传导渠道中，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了最为重要的渠道，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角度。国际贸易传导是指某国造成的投机性经济波动，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恶化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一个乃至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甚至可能导致其他的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

（2）金融传导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因此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因此，一国经济发生波动时，汇率和利率就成为国际金融传导的主要媒介。20世纪90年代，国际遭受了三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本国的汇率和利率已经不能适应其当前的经济状况，进而调整本国的汇率和利率，而这种变动会导致其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冲击其他国家［4］。当然，经济波动的传导途径不止两种，如资本的产出和资本的利用率，以及相对价格等因素都对世界经济的波动具有传导作用。

（三）国际开放经济模型的相关特征

1.开放经济模型的概念及发展

开放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际间宏观经济，而最具有影响力的模型分别是Mundell-Fleming模型和Dornbusch模型，这两种模型都能够较为清楚地描述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两种模型也具备着一定的缺陷。就Mundell-Fleming模型来说，它的实现需要严格的约束条件，例如国际资本的完全流动性，经济体中存在失业、汇率的预期是静态的等等。Dornbusch模型正是对Mundell-Fleming模型的发展和修正。Dornbusch模型将重点放在了汇率预期静态条件的修正上，并且突破性地引入了汇率预期因素，解释了汇率超调现象，将原来的刚性价格因素改为了粘性价格因素。但是这两种经济模型都属于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且都没有考虑到微观经济的情形［5］。后续的学者也对这一经济模型进行发展和完善，出现了我们目前常见的大型开放经济模型，也更适用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综上，这些新的文献和研究成果，都被统称为新开放经济模型。

2.开放经济模型分类及特征

开放经济模型一般可以分为大型开放经济模型和小型经济模型。大型开放经济模型一般适用于大型的经济体，通常具有经济总量大并且开放程度高的特征。换句话说，大型开放经济指的是一个开放的、规模巨大的、可以影响国内和国际利率的经济体。相对应的，除了大型开放经济模型，还存在小型经济模型，它开放程度不高，经济总量也小。具体来说，小型经济是经济规模小，并且只能被动接受世界利率，无法对世界利率乃至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经济体。

二、国际开放经济模型的构建

（一）基于AR（1）过程的国际开放经济模型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基于偏好、技术和禀赋三个要素建立国际开放经济模型，通过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滤波值建立国际经济传导过程中各个要素的冲击水平。

假定经济体中存在家庭（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两者的生命周期设为∞。对家庭部门而言，其主要决策在于“消费”“储蓄”及“劳动”三个方面，假定其个体的消费序列为，劳动序列为，其效用预期最大化情况为：

其中，单一个体对消费和劳动的偏好由效用函数u(ct,nt)决定：

效用函数（2）中，c代表消费水平，n代表劳动供给，γ代表消费者的风险偏好，ω代表行为人为他人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即工资。

对厂商部门而言，假定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生产技术由规模经济不变的生产函数决定，文章设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形式：

生产函数（3）中，kt代表t期的资本需求，nt代表t期的劳动需求，zt为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源自技术进步，而国际贸易的基本因素源自“比较优势”，即各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势差，所以全要素生产率zt中具备经济传导冲击的辨析位置。

进一步，定义多期国际贸易中资本存量的累积，资本增量一般被视为资本调整成本：

资本增量函数（4）中，δ是资本折旧率，φ(kt+1-kt)代表资本的调整成本，为了避免投资量波动过大，资本调整成本需要满足非随机稳态及边际成本为0的条件，对此，采用二次资本调整成本函数对此进行约束：

对于模型中的开放经济体而言，产出部门与消费部门的差值即为贸易存量，因此存在如下约束条件：

公式（6）中，tbt代表t期贸易余额，yt即为公式（3）所定义的厂商生产函数，ct为公式（2）中家庭的消费规模，it代表t期的总投资，gt为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税额的存量。由此可以定义，对外净资产存量为对外净资产收益、净转移支付及贸易余额的总和：

公式（7）中，1+rt定义为世界经济的总体利率Rt，b代表对外净资产的长期均衡收益，代表组合调整成本，以保证动态平稳特征。

根据公式（7），可以定义家庭部门的总储蓄：

从公式（8）中可以看出，开放经济体中总储蓄实质上等于净资产增量与投资的求和。结合上述公式（1）～（8），可以得出国际经济传导中的三类经济冲击：（1）从厂商角度来看，技术（贸易）对生产函数的冲击；（2）从资本存量来看，国际贸易对外部利率的冲击；（3）从家庭储蓄来看，外部投资对政府支出的冲击。假定上述冲击服从AR（1）的过程，则有：

公式（9）中的三种冲击即为国际经济传导中可能产生的三类波动性因素，将生产函数与资本累积过程代入预算约束，从而导出下述贝尔曼方程：

针对公式（10）所示的约束条件，对经济体的偏好进行最大化求解，从而得到最优条件：

（二）国际开放经济模型的参数校准

运用上述AR（1）框架下的开放经济模型，可以进一步代入相关数值进行实证模拟，分析出影响一国经济的关键性冲击变量。但在实际的参数估计之前，需要对各个参数进行校准，使得模型的相关参数和结构比率与实际经济体相符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需要分别校准下述参数。

第一，公式（3）中的产出分配参数α。从CD生产函数的角度来说，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是不均匀的，α被视作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又称“资本弹性”。对发达国家而言，一单位投资可能带来的产出是相对固定的，资本弹性的数值一般被定义为1/3。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产出略大于发达经济体。中国劳动创造收入大约为0.37，由此可知资本弹性应该为0.63，本文也采用这一设定代表分配参数大小。

第二，公式（7）中的外部利率r和调整成本参数ψ。对经济体而言，外部利率代表主要贸易国家的利率水平，对中国而言，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国为美国，则设定r为美国联邦利率。从理论上来说，调整成本参数ψ一般与经济体的资本累积水平相一致，这也是本文进行资本存量计算的主要目的。在类似研究中，调整成本参数主要由资本调整参数和劳动调整参数决定。鉴于此，本文利用施密特的G参数方法对资本调整参数和劳动调整参数进行拟合，从而确定ψ的值。

第三，公式（9）中的结构参数∑ε。由于三类冲击均存在可能的结构误差，而结构误差服从（0，∑ε）的分布，所以需要尽可能缩小结构参数∑ε的大小，从而规范误差值的影响。本文根据李雷鸣（2018）研究中的做法，将结构参数设定为对角矩阵形式，主对角线参数包括三类冲击的波动性参数vz、vr、vg和粘滞性参数ρz、ρr、ρg。

除上述的三种内部结构参数外，还需要根据中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调整部分比例参数，总结所有的校准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结构参数与比例参数的校准

三、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关键性冲击辨析：经济传导模拟

（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波动

根据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各个实际数据进行分析，结合上文的开放经济模型可以得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波动情况，从三种冲击的大小进一步辨析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国际贸易数据实质上是上述模型的一阶矩结果，而纳入结构参数和比例参数后的二阶矩结果，即为中国经济理论上的波动情况。本文在Matlab 2017软件中进行了矩估计，表2中给出了1990—2018年中国经济波动的一阶矩结果［6］（实际情况）。

表2 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情况

表1中，σxt为对应参数的标准差，σx/σxy表示参数标准差与产出标准差的比值，ρxt,xt-1表示参数的一阶自相关系数，ρxt,yt表示参数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ρxt,yt-1和ρxt,yt+1分别为参数与产出的前一期相关系数和滞后期相关系数。

由表1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中具备如下三个特征：第一，产出水平和资本存量表现较为稳定，投资水平相对较高。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对外贸易输出，但这一过程对投资的依存度较高。第二，储蓄水平高于产出和消费，但稍低于投资水平。中国家庭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偏好仍然强于消费，这与中国的传统习俗相联系，但储蓄对产出的协变程度相对较低，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引导促进居民的消费。第三，贸易余额与产出的粘滞性较低，说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余额呈现一定的反周期行为，除贸易余额和贸易产出以外的所有变量都呈现明显的顺周期行为，说明我国的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相对较低。

进一步纳入校准后的诸多参数，求得中国经济波动的二阶矩，从而模拟中国在完全开放的国际贸易中可能遭受的外部冲击情况，二阶矩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的模拟经济波动情况

由表3可以看到，中国二阶矩模拟结果与实际经济情况大体相似，但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有所变化，这说明我国当前的发展方向依然能够适应完全开放经济中的国际竞争，具体到各个因素来看，有如下三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在完全开放经济情况下，产出、消费均有明显的上升。在保证产出与消费的波动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使得中国家庭部门获得了更多的产品供给，因此刺激了内部市场的产出能力，强化了家庭的消费偏好。第二，投资与储蓄小幅下降，这一情况与产出、消费的上升趋势相反。当资本流动进一步优化后，国内的储蓄与投资更容易转换到产出部门。第三，资本存量小幅下降。贸易余额进一步上升。随着资本流动障碍的消除，我国的资本流动速度随之上升，资本周转率上升，使得资本存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同时我国的净贸易余额显著上升［7］。从储蓄投资相关性角度来看，居民的总支出上升使得相关性整体出现了下滑。

（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关键性冲击

针对国际经济传导中的关键性冲击进行辨析，可以对上述理论模型的经济系统方差进行分解。上述理性预期系统可以表达为状态-空间模型，从而根据总体外生经济冲击（开放国际贸易）对各个内生变量波动性的贡献值估计各项冲击的大小。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关键性冲击的方差分解

由表4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到，技术冲击在关键性冲击中的占比最高，为58%；利率冲击的占比居中，为38%；投资冲击占比最低，仅为4%，说明国际经济传导中对中国的关键性冲击为技术冲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视角，构建了AR（1）过程下的国际开放经济模型，并就中国1990—2018年的实际经济表现进行了结构参数调整和模型拟合。从储蓄投资相关性角度来看，居民的总支出上升使得相关性整体出现了下滑。国际经济传导中对中国的关键性冲击为技术冲击，占比58%，次要冲击为利率冲击，占比38%。为了削弱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布局，避免外部不利条件的冲击。

第一，降低投资工具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强化对宏观经济的监管。在开放的国际贸易条件下，由于投资仅仅是普通的市场化行为，对经济总体产生的冲击幅度较小；而利率作为政府调整贸易结构的重要工具，对远期兑付行为构成的影响相对较大，在开发贸易条件下依然会通过国际经济传导形成经济波动。技术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优势的唯一内生源泉。各国的技术优势决定了现代国际贸易的核心竞争力，其方差分解所占比例最高，对国际贸易中的经济传导与波动影响最大［10］。

第二，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中低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强化内部技术主导性。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但生产产品附加值较低，长期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末端，对上游产业的依赖程度较强，具备一定的技术依存刚性。长此以往，当中国市场完全开放时，高达58%的外部技术冲击影响系数会引致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低端锁定”，以低端技术产品为主的发展模式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贸易冲击的负面影响将深入到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可以认为，提升我国产业附加价值、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通过多元化分散贸易风险，强化产业的升级改造和技术创新。我国企业要加强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不仅要通过国际贸易实现逆向技术溢出，还要通过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突破，有利于长期内摆脱或减少对国外中高端技术产品的依赖强度，沿着“创新创业”战略向多元化市场前进，让中国成为周边国际价值链的源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