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存洁

（作者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新入藏《孙文致日本麻次竹二郎函》一封及“大本營緘”信封一个。其中，信封横10厘米，纵22．1厘米，正面毛笔竖写“床次先生勋启”一行；信函共3页，正文18行（每行结束，以/为标识），共172字，写在“大本營公用牋”专用信纸上（每页横21．5厘米，纵31．8厘米）：

敬启者：睽隔/光仪，每深企仰。遥承/勋问，与日俱隆，以为颂慰。世界潮/流已为民气所激荡，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内觇国情，外察大局，惟本互/助之主义，奋斗之精神，以顺应/趋势，积极进行。迹其所至，岂惟两/国人民蒙其幸福而已！/执事领袖名流，高掌远跖，知有/同情。吾国方从事于讨贼，文已率/师北伐，以答国人望治之殷。特派李/参谋部长代表东渡，奉候/左右，兼致鄙怀，/訏谟所及，并望/随时接洽，不胜驰情。顺颂/时祜。

此致/麻次先生阁下/孙文/

在信函第3页的左边缘，有毛笔填写的书写时间“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该信函有两种笔迹，除信函作者签名为孙文本人所为外，正文为他人笔迹，当由他人代为抄写。那么，这封书信的可真性如何呢？

首先，我们对大本营同一时期使用的信笺作了比对。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藏有一封《胡汉民致古应芬函》，写于1924年12月23日。该函有两页信纸，这两页信纸均为“大本營公用牋”专用信纸，尺寸、信笺上印制的“大本營公用牋”“第 页”“中华民国 年 月日”等字形字体和颜色，与上述《孙文致日本麻次竹二郎函》使用的专用信纸完全一致。可见新见《孙文致日本麻次竹二郎函》使用的信纸正是1924年大本营使用的专用信纸，即信纸是为当年原物。

其次，从信函内容看，《孙文致日本麻次竹二郎函》与《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收录的《孙中山致粕谷义三函》[1]完全相同，而与《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五卷收录的《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孙中山致涩泽荣一函》，[2]除个别字有出入外，也基本相同。这三封书信的书写时间均是1924年9月18日这一天，表明它们均是孙中山同一天准备的。当时，粕谷义三担任日本众议院议长、后藤新平为东京前市长、涩泽荣一为财界巨头。据《孙中山全集》整理者介绍，《孙中山致粕谷义三函》是“由广州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专程送呈”粕谷义三的，收录在全集里的信函文字内容是依“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原函影印”件转录的；《孙中山全集续编》编者介绍，《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是“据《后藤新平文书》所收原函”转录的，《孙中山致涩泽荣一函》是“据《团结报》1990年11月21日李吉奎《新发现孙中山函件》（涩泽子爵家所藏）”转录的。

那么，1924年9月18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据考，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利用这一时机，决定出师北伐，并在韶关设北伐大本营。9月13日上午9时，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离开大本营至广州黄沙车站，10时乘粤汉路花车北上。伴行者有秘书长古应芬、会计司长黄昌谷、北伐第二军军长柏文蔚、赣军司令李明扬、高等监察厅长林云陔、广东警卫军司令吴铁城，以及参军副官邓彦华、黄惠龙、马湘及秘书人员等三十余人……下午4时抵达韶关车站……孙中山等一行下车后，步行至粤汉铁路公司养路处，即以该处暂为大本营接待各方人员及代表等。”[3]从这一天起，孙中山一直在韶关，直到10月30日“与夫人宋庆龄在廖仲恺、汪精卫等陪同下，由韶关返广州。”[4]可见，《孙文致麻次竹二郎函》与《孙中山致粕谷义三函》《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孙中山致涩泽荣一函》均写于韶关。

1924年9月18日这一天的行程及活动，《李烈钧将军自传》有回忆：“总理时约余商议，余答以中国有事，日本关系至大，宜加注意。数日间，总理乃定派大员赴日之计，招余至卧室曰：君前日之言，确有见地，现拟派大员赴日，作联络、鼓吹、调查诸工作，君谓谁当其可。余答之曰：‘仓卒之际，略当无见逾者。’总理遂决定派余赴日。翌日复召见，授方略与到日本后应注意之言行，作长时之谈话（时孙夫人宋庆龄尚在座也）；复发款数万。余领谕遂首途赴日。”[5]“翌日”即指9月18日这一天。

孙宏云、庄泽晞在《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一卷（1924．9-1924．12）“1924年9月18日”条目中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直奉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就局势问题约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面商，李答以：‘中国有事，日本关系至大，宜加注意。’本月17日，乃决定派遣代表赴日联络，复召李至卧室筹商，遂决定派李赴日。本日再度召见，授以方略，并为备函，介绍往见日本众议院议长粕谷义三等人。函称中山已率师北伐，特派李烈钧赴日接洽，又谓中日两国人民应‘本互助之主义，奋斗之精神，以顺应趋势，积极进行。’”[6]

孙宏云、庄泽晞还在注释里作了补充说明：李烈钧“后将孙中山所备同一内容的信件分别送给日本众议院议长粕谷义三、东京前市长后藤新平、财界巨头涩泽荣一等。李自述此行目的在叩问日本朝野名士、各政党对中国有何真正意见，同时观察日本一般国民心理之趋向，以加强东方民族之团结，谋图远东之和平，而未提及日本舆论所猜测之借款、获取武器等事。李在日本期间，先后会见了加藤首相、粕谷议长、高桥农相、上原元帅、田中及福田两大将，以及政友会总裁床次竹二郎、涩泽荣一、头山满等有力人物。日本政界人物对李多取敷衍态度，李氏此行虽探得日本大体上有援助反直系军阀之意，但他准备好的意见，日本方面却连十分之一的转达机会也没有给他。11月13日，李烈钧受孙中山电召返抵上海。”[7]

据此可知，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再次召见李烈钧，决定派他东渡日本，“作联络、鼓吹、调查诸工作”，当时宋庆龄在场。李烈钧东渡日本，带去数封孙文签名内容完全相同的信函，分别会见加藤首相、粕谷议长、高桥农相、上原元帅、田中和福田两大将，以及政友会总裁床次竹二郎、涩泽荣一、头山满等。李烈钧回忆，“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8]可见《孙文至麻次竹二郎函》是李烈钧带去日本送呈前述日本政界贤达信函中的一封。

目前我们虽然尚未弄清《孙文至麻次竹二郎函》的正文抄写者是谁，但是这封新见的信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无疑是十分珍贵的，不仅重现了这一段对历史进程有较大影响的事情，而且有幸让我们鉴赏了中山先生的签名，同时也解决了史家们在转录这封信函内容时造成的个别错字等问题，其意义不容低估。

注释：

[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1924.9-1925.3）。北京：中华书局，第79页，1986。

[2] 周兴樑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五卷（1924.8-1925.3）。北京：中华书局，第133-135页，2017。《孙文致日本麻次竹二郎函》中的“觇”“訏”二字，是正确的，而《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将“觇”字写成“观”字，以及《孙中山致涩泽荣一函》《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将“訏”字写成“讦”字，均误。因为“觇”的意思是“偷偷地看”，“观”的意思是“看”，“讦”的意思是“揭发别人的私短处”，“訏”的意思是“大”，“谟”的意思是“策略、规划”，很显然“訏谟”是解释得通的。

[3][4][7] 孙宏云、庄泽晞著：《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一卷（1924.9-1924.12）。北京：中华书局，第5700、5878、5728页，2017。

[5][8] 李烈钧撰：《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第90-91页，2007。

[6] 孙宏云、庄泽晞著：《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一卷（1924.9-1924.12）“1924年9月23日”条，第5727-5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