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栋栋，余松，刘滨,2*

(1.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45)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我国劳动力呈现出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向非农转移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加之新生代农民工过早进入城市，对乡村的情感较为疏远，他们不愿意回乡从事生产工作，由此引发了“谁来耕地”“谁来建设乡村”的担忧[1]。为此，中央高度重视乡村人才队伍的培育与发展。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以来，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指出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旨在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均实施了一系列农民技能培训工程，新型职业农民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在新型职业农民在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文化程度较低，不能很好地匹配现代农业生产等问题[2]。钱多(2020)认为政府扶持的范围越广，扶持影响越深，农民参与培训意愿越强烈[3]。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农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帮助农民进行转型，进而培养一批符合现代农业生产的人才队伍[4]。还有些学者认为省级科研单位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应该发挥领导作用，更好地掌握农民培训过程中实际需求及差异[5]。总而言之，需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与教育，以解决其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和技术约束等问题。而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很大程度上能影响技能培训的效率和效果。为此，有必要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增强技能培训的内生动力，将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的态度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学习。

本文从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角度出发，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资本、生产资本，以参与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学员为调查对象，着重关注新型职业农民社会资本、生产资本对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探究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培训的内生动力，如何将新型职业农民对参与培训的态度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学习等问题。同时，探讨如何调动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通过提供理论依据，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社会资本与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

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占有的关系网络中，并从网络中寻找实际或者潜在的资源的总和[6]。社会资本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一方面，社会资本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佟相阳，陈旭峰(2014)认为社会资本的水平对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越高，新型职业农民越倾向参与培训教育[7]。另一方面，在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因素中，社会资本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钟昀陶，李旻，司亚伟(2015)通过实地考察，认为家庭收入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参与培训，学习知识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8]。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与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关系作出如下假说：

H1：社会资本越丰富，参与培训意愿越强烈。

2.2 生产资本与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

生产资本分析产品生产的物质条件及利用状况，可以形容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和过程，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情况。生产资本的规模与效率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何嵘珍(2019)从个人角度出发，认为个人收入是引导农民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个人收入越低，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就越强，他们希望通过学习知识改变自身，增加收入[9]。马艳艳，李鸿雁(2018)从耕地经营情况出发，认为农户只有经营自己的耕地，才有学习相关知识技能的倾向，从而具有强烈的培训意愿[10]。周杉，代良志，雷迪(2017)从生产经营状况出发，认为当生产规模、业绩以及专业化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农民的学习目标更为具体，参与培训意愿更为强烈[11]。本文将生产资本纳入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假说：

H2：生产资本越丰富，参与培训意愿越强烈。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置

本文因变量为“是否愿意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项目学习”。由于因变量“是否愿意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项目学习”是二分类变量，且具体表现为正态分布，故采用probit模型来分析影响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项目学习意愿的因素，模型表达为：

Y=Xiβ+μi

(1)

式(1)中Y是观察值1和0的决策的被解释变量；Xi为解释变量，其中包括选择对象数据属性以及主体属性；β为待估计参数；μ为随机干扰项。

(2)

式(2)中Y为被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Xi(i=1…4)、βi(i=1…3)、γi(i=1…4)分别表示社会资本、生产资本、控制变量的解释变量，αi(i=1…4)、βi(i=1…3)、γi(i=1…4)分别表示各特征解释变量的待估计参数。

3.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课题组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间对在江西农业大学参加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的农民学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发放问卷2401份，其中有效问卷1481份，回收率61.7%。因本文研究社会资本与生产资本对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的影响，故在有效问卷基础上删除了缺失核心变量的问卷156份，得到1325份最终问卷。

3.3 变量选取

3.3.1 因变量 本文以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意愿为研究对象，将调查对象对“是否愿意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项目学习”的回答进行赋值，将“愿意”赋值为1；将“不愿意”，从事非农工作或者没有时间参与培训学习以及主观认为参与培训后对自身提升作用不大的调查对象赋值为0。

3.3.2 核心自变量 (1)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人存在于社会的资源，与社会密不可分，其存在的意义为在拥有目前资源的基础上，帮助行动者获取更多外界资源。侯向娟，申潞玲，任红艳(2015)通过在山西的调查数据发现，家中有亲戚担任村干部的农户比家中没有亲戚担任村干部的农户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获得的信息的范围更广，参与培训的意愿更为强烈[12]。农户产业规模侧面代表了社会资本中的经济资本，产业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信任程度越高[13]。因而本文选用“是否自身当过村干部”“是否亲戚朋友为村干部”“自身村中影响力”“银行贷款难易度”四个变量来测度社会资本。(2)生产资本。本文选取“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家庭人均生活支出”“家庭总收入在村中水平”三个变量来测度生产资本。

3.3.3 控制变量 (1)年龄。年龄较小的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比年龄较大的农户更为广泛，学习能力更强，但缺乏相应经验，生产过程中会遇到各类难题，因而更加倾向于参与教育培训提高自身能力。(2)性别。由于性别的差异以及分工不同，男性往往是家庭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专业领域方面培训需求往往高于女性，因此男性更加倾向于参与培训。(3)文化程度。农户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农户参与培训意愿。(4)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农业工作者往往需要获取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因而参与培训意愿大于非农工作者。

3.4 描述统计

由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总体样本呈现出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为年轻，并且男性居多的特征。在样本中，因变量的平均值为0.57，表明超过五成受访者愿意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项目学习。社会资本方面，认为自身村中影响力一般的数量为655人，占比49.4%，样本数最多；有占比56.6%的人没有亲戚朋友担任村干部；样本中超过一半人自身有过担任村干部经历，占比为60.9%，从未担任过村干部的人占比为39.1%；认为从银行贷款较容易的样本数量最多，占比为35.5%，认为从银行贷款非常难与较难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3%，14.6%。生产资本方面，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口人数在1～3人的样本数量最多，占53%；家庭人均生活支出在15 000以上的样本数接近一半，且数量最多，占比为49.7%；家庭总收入在村中水平处于中等的样本最多，人数为802人，占比60.5%。在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中70后与80后占比分别为47.6%，33.5%，合计占比81.1%；样本性别中，七成为男性，男性占比为70.1%，女性占比仅为29.9%，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有45.5%的参与者具有普通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为24.9%，参与者中没有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员，说明样本中总体参与者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工作与不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分别为766人、559人，占比分别为57.8%、42.2%。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做回归结果分析之前，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方法，对核心自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VIF值最大为1.42，不用担心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可将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Stata16.0对(2)式进行拟合分析，先将核心变量进行第一次回归得到模型1，再将控制变量加入模型1进行第二次回归，得到模型2，即“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从表2的模型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中的“自身村中影响力”“是否亲戚朋友为村干部”“是否自身当过村干部”“银行贷款难易度”变量对“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生产资本中的“家庭人均生活支出”变量对“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生产资本中的“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家庭总收入在村中水平”变量对“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参与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4.2 实证结果分析

4.2.1 社会资本的影响 (1)自身村中影响力的影响。在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在村中自身影响力越高，越倾向于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与预期一致。在自身村中影响力较高的情况下，信息以及资源的获取便利度往往高于同村其他农户，收益也相对较高。影响力较高的农户往往较早接触“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并且具有一定的学习意识，从而提高自身能力，有针对性地去帮助其他农户。同时，农户培训具有对参与者要求较少、门槛较低、投入较少的特点，使农户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相应的知识与技能，从而达到在自身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提高自身能力的目的。

(2)是否亲戚朋友为村干部的影响。在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当有亲戚朋友为村干部时，农户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与预期一致。当身边亲戚朋友为村干部时，农户所拥有的经济、政治资源相对于其他农户更有优势，具有更大的概率成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该结果也符合“相对优势分配”原则，在社会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农户更容易受到支持，因此具有相对优势的农户更倾向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

(3)是否自身当过村干部的影响。该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当自身有过村干部经历时，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与预期一致。在自身有过担任村干部的经历时，农户对自己的要求会相对变高，会发现自身存在技能、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更倾向于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在群体视角下，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资源，因此具有更大的概率成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

(4)银行贷款难易度的影响。该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在银行贷款越容易，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的可能性越大。银行贷款比较容易，证明该农户收益具有稳定性，拥有一定的资产或者工作带有“铁饭碗”的光环，并且具有较好的偿还能力。这类农户经济优势明显，并且伴随较高的学习欲望，具有通过学习培训保持现状或者争取更大经济资源的目的，因此更大概率成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学员。

综上，H1得到验证，社会资本对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培训意愿越强烈。

4.2.2 生产资本的影响 (1)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的影响。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的影响对培训意愿影响结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目前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为80后与90后，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趋于一致，因此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对结果影响不显著。

(2)家庭人均生活支出的影响。该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家庭人均生活支出越高，培训意愿越强烈。家庭人均生活支出越高，说明农户家庭总体收入较高，经济资源相对于其他农户较为丰富，生活条件较好，对学习方面的投入比例较高，具有一定的主动学习能力。

(3)家庭总收入在村中水平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在村中水平的影响对培训意愿影响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为家庭总收入在村中具有不透明性，农户仅仅知道自身家庭总收入，但不确定自身家庭收入在村中处于何种位置。

综上所述，H2未得到认证，生产资本对培训意愿影响有差异，家庭人均生活支出对参与培训意愿影响显著，家庭从事农业劳动人数与家庭总收入在村中水平对参与培训意愿影响不显著。

4.2.3 控制变量的影响 年龄对培训意愿具有显著性，年龄通过了模型中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负，说明农户年龄越小，越倾向于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年龄较小农户相对于年长农户拥有更加丰富的信息获取渠道，学习欲望更为强烈且学习能力更强，在互联网大背景下更是如此。并且年龄较小农户往往处于人生上升阶段，但由于经验不足、资历尚浅，往往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更大概率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以提升自身能力。性别对培训意愿显著性明显，性别通过了模型中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结果与预测方向一致，模型中显示男性培训意愿比女性更为强烈。男性在家庭中往往是主要收入来源者，事业方面重视程度相较于女性更高，因而对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提高自身能力的需求高于女性。文化程度对培训意愿显著性明显，文化程度通过了模型中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方向为正，说明文化程度越高，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概率越大。高学历者往往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主动学习能力较强。但在学历提升机制方面，如何调动低学历者的学习积极性，让其参与进来，激发其主动学习能力成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的一大挑战。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对培训意愿显著性明显，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工作者更大概率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农业工作者在非农领域收益较低，但参与农业领域程度较高，熟悉农业生产经营，在农业领域获利能力更强，因而更倾向于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农业领域的熟悉度与获利能力。

5 结论与启示

农户对教育培训的参与程度对提升农户综合素养，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自身村中影响力”“是否亲戚朋友为村干部”“是否自身当过村干部”“银行贷款难易度”对参与“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培训有正向显著影响；生产资本中的“家庭人均生活支出”对参与培训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对参与培训意愿影响显著，该研究结果给我们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政策支持，构建多元合作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确保地方机构、中高职院校、农业研究所等机构参与进来，充分调研发掘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要。完善培训制度，推动制度常规化，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学习，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多层次、多模式、多渠道、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第二，关注社会资本并不丰富的新型职业农民。扩大该类生源占比，提升培训意愿。政府应当通过提供金融信贷、产业帮扶、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从而提升人均支出，达到增强培训意愿的目的。加大宣传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农户自身的好处，进一步提升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动性。

第三，发挥典范示范作用，提高新型职业农民认同感。做好案例宣传工作，吸引更多人投入到现代农业产业中来，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荣誉感与职业认同感，从而增强其参与培训意愿，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鼓励高素质人才参与农业农村事业发展，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发挥他们在生产经营、教育培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进一步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内生动力。

第四，注重培训的灵活性，丰富培训内容。从实际出发，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的课程培训，让他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注重对实践技能的应用。与此同时，应贯彻新发展理念，采用创新性的培训方式，实现授课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降低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培训的时间成本与财力投入成本。

第五，加强培训后期回访，保障培训成果。后续回访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环节中重要的一环。应通过定期电话回访与新型职业农民直接进行对接，了解培训中、培训后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进行阶段性总结，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