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浩 王庆敏

东晋永初元年（420），东晋大将刘裕取代东晋政权建立南朝宋国。刘氏一改东晋门阀政治，举措之一就是勒令实施严格的禁碑制度。至今我们所见的刘宋时期的铭刻书迹甚少，即使在金石学颇为盛行的宋代，所著录的东晋碑刻也不过十馀通，如今已不得见。在这并不多见的书迹中，能为广大书家认可者更为罕有。《爨龙颜碑》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通。《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是南朝刘宋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墓碑，其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至清道光年间，由喜好访碑、考证金石的云贵总督阮元幕僚访得。《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书刻，其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现于云南曲靖县南。此碑与《爨龙颜碑》被后人合称为“二爨”，其书法、刻法两者有一脉相承之处，细加分析，《爨龙颜碑》多楷意，《爨宝子碑》多隶意。

《爨龙颜碑》出土较早，元代李京的《元朝志略》载：“今陆良有爨府君碑，载爨氏出令尹子文之后，受姓班氏，西汉末食河南邑，因以为氏，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①李京根据碑文对爨氏的身世做了记载，为研究爨氏家族提供了史料依据，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其后，明代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云南曲靖军民府”中记载：“邛都县侯爨龙颜碑，龙颜侍刘宋封侯，碑在陆良州西。”②这是对《爨龙颜碑》位置最早的记载，为研究云南历史文化提供了文献资料，可补史志之缺。明代编写的《云南通志·第十七卷》中对《爨龙颜碑》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邛都县侯爨龙颜，南宁州人，文帝永嘉年间累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使。”③记载中出现了错误，“永嘉”为西晋怀帝司马炽在位时期的年号，在位期间为310年。爨龙颜生活的时代是宋文帝统治时期，在位期间为424年至453年，在位期间只用了“元嘉”一个年号，所以《云南统志》中所记载的“永嘉”应为“元嘉”。

《爨龙颜碑》在清代之前就已被世人关注，但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历史学方面，为研究云南地区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但并未涉及书法艺术方面，所以当时《爨龙颜碑》影响不大，直到清代后期，才得到碑派书家的喜爱。阮元赞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④阮元作为著名学者，在经史、金石、编纂、校刊、书法等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以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加之对《爨龙颜碑》有“云南第一古石”的评价，此碑立即声名远播，此后才受到学术界、金石学界的高度重视。从阮元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极其推崇《爨龙颜碑》。桂馥亦评云：“正书兼用隶法，饶有朴拙之趣。”⑤由于其时尚“朴拙之趣”，所以这一时期的评论忽视东晋南朝以二王为主流的书法风尚，突出夸张一块远在云南边陲碑刻的历史作用。

关于《爨龙颜碑》，康有为更是推崇至极，在他的著作《广艺舟双楫》中十几处提及此碑，他在《广艺舟双楫·购碑第三》著录“宋碑”时，首列《宁州刺史爨龙颜碑》，并在此书《碑品第十七》中将《爨龙颜碑》列为神品首位，同时入神品的只有《嵩高灵庙碑》和《石门铭》，他还在《论书绝句》中赞誉《爨龙颜碑》为碑品第一：“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⑥诗下自注云“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当为正书第一。昔人称李斯篆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以形容之。”⑦从上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康有为认为《爨龙颜碑》在正书碑刻中排名第一，是秦汉以来传承笔法的第一块碑。康有为为什么在众多碑版石刻中唯独对《爨龙颜碑》给予很高的评价，誉为碑品第一呢？这是他“扬碑抑帖”思想驱使下的一种必然。“变者，天也”，在《广艺舟双楫》伊始，康有为便定下了求新求变的书学思想基调。在书法上，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想也是为他在政治上宣扬维新变法提供类似的理论参照。参照他的与《广艺舟双楫》同时期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无不以大胆、偏激为务，《广艺舟双楫》是康有为借用书法来阐发世变“大道”的试金石，而非纯粹的论书之作。在康有为看来，刻帖与唐碑均“展转失真”，翻刻日坏，再加上金石学的日渐兴盛，“碑学之兴，承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⑧，传统帖学书法已经发展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康有为为“尊碑贬帖”找到了最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对《爨龙颜碑》的尊崇即在这样的心境与情势下应运而生。清中后期，除了阮元和康有为外，还有很多书家如翁同龢、杨岘、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等，在书法实践中也把《爨龙颜碑》作为重要的取法对象。

《爨龙颜碑》在清代中后期被书家推到如此高的地位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清代金石学发展，访碑、研碑风气盛行，《爨龙颜碑》受到清中晚期书家学者的重视，与考据学兴盛及其影响下的碑学大盛有直接关系。到晚清，文人以写“碑”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出现了“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⑨的景象。此外，当时的学者还从历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金石学、书法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因而《爨龙颜碑》声名远播，该碑的价值也得以彰显。当然，其中也掺杂了崇碑者个人的偏爱，而忽略其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

关于《爨龙颜碑》，近现代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沙孟海在《书史四问释疑》中对康有为的观点便持否定态度。沙孟海说：“康氏盛称《石门铭》《吊比干文》《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瘗鹤铭》……世无异议，但同时也爱好新奇，盛称《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灵庙碑阴》《枳阳府君碑》《郑长猷造像》……甚至将《爨龙颜碑》列为神品第一，未免太过，贻误后学。原因就是他并未注意到刻手问题，认为凡碑皆好。”⑩关于碑与帖以及传世碑版书迹的写手与刻手问题，一直是沙孟海书学研究历程中重点关注的命题之一。沙孟海之前的学者对碑版刻手问题关注很少，这与时代的书学风气密切相关。爨龙颜作为敢违“禁碑令”的封疆大吏，他们的碑志、造像均为贵族文化的产物，其书丹者及镌刻者应为当地享有名望的书家，甚至是出自有名的文人及士大夫笔下，与书丹者相对应的也有一批技法娴熟享誉一方的刻工高手与之配套。沙孟海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一文中说：“其中一部分乱写乱凿，甚至不写而凿，字迹拙劣，我们不能一律认为佳作，不过这些字迹多有天趣，可以取法，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件事：我们学习书法必须注意刻手优劣问题。”沙孟海为何如此重视“碑版的写手与刻手问题”？他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正本清源。他说：“古代名家墨迹流传较少，但碑版遗存较多。这是我们学习书法很好的范本，但有一点似乎历来论书法的人很少注意到，就是碑版的刻手问题。宋、清两代金石学盛行，好多无人过问的山刊野刻，都被金石学家重视起来，著录成书，并且详加考证。清代刮起一阵金石风，乾隆、嘉庆以来访碑考碑的人，一辈接着一辈，发现新刻更多。书法界很多人便厌弃法帖，崇尚北碑。”清代中晚期碑学兴盛后，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灿烂成就的帖学派书家在碑派热浪中被打入冷宫。沙孟海深处清末民初以来碑学思潮占上风的学术环境中，后期又经历了“兰亭论辩”事件和新时期书法热潮的兴起，因此，结合时势，讨论解决好碑版的写手与刻手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当时书家看待碑版书法提供了新的评判标准，在重视经典碑版书法的同时，也为传统帖学的重新兴起做了很好的铺垫。关于《爨龙颜碑》，康有为和沙孟海站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持己见，两者都有一定的目的指向，不能简单地用谁是谁非看待他们的观点。沙孟海所提出的“碑版的写手刻手问题”对当代书家在学习《爨龙颜碑》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李瑞清 节临《爨龙颜碑》 纸本 朵云轩藏款识：此石用笔变化不可测。

[清]李瑞清 节临《爨龙颜碑》 纸本款识：新得阮芸台未跋本，上有升庵印，当是明拓。

刘宋时期重要的碑刻墓志与石刻并不多，主要有《谢珫墓志》《晋丰县□熊造像记》《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明昙扳墓志》《蔡冰墓志》《周叔宣母黄夫人墓志》等，皆是康有为所谓的“南碑”之属，其中《刘怀民墓志》（464年）与《爨龙颜碑》（458年》刊刻时间最为接近，前后相差6年，虽然一个地处云南边陲，一个在山东益都，但二碑风格较为相似，皆还保留浓重的隶书意味。与《爨龙颜碑》刊刻时间最为接近的北朝碑刻有《嵩高灵庙碑》（456年）、《皇帝南巡之颂》（461年），二碑皆作为楷书碑刻，却保留了较多隶书的典型特征。不论是出自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还是出自北魏的《嵩高灵庙碑》《皇帝南巡之颂》，这些碑刻在整体风格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是楷书碑刻，但都保留一定的隶书遗韵。东晋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文人书法已将楷法推向成熟，墨迹楷书已经具有“妍美”之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南朝王僧虔的墨迹楷书《太子舍人帖》，笔法精湛，敦厚沉稳，偶有行书连带笔意，无造作板滞的痕迹，笔画与笔画之间提按转折明显，保留了“二王”楷书的用笔特点，沿袭了“二王”“妍美”的书风。南朝既以“二王”“妍美”书风为主流，为何此时的楷书碑刻中还存在旧体隶书的影子呢？“古代书法史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古人书刻碑志所采用的书体比寻常书写的尺牍要保守、正规一些。古人根据用途选择书体，即所谓‘体有专用’，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并非单纯的书法问题。”因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南朝碑刻多采用庄重的正体字、古体字，因此南朝时期的碑刻楷书不能和当时墨迹楷书那样“妍美”。虽然北朝的书法是以石刻书法为主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朝不存在文人书法家，北魏时期著名的书法世家是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崔、卢两家代表当时北方世族文人书法发展的主流，如今崔、卢二门的书迹早已不传，但根据文献记载可知，北朝的文人书家主要沿袭锺、卫的旧体，由于受到北朝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崔、卢两脉未能像南方王门一派那样在锺、卫基础上进行革新，“因此他们的艺术成就，充其量也只相当于王羲之成名前的庾翼和郗愔”。北朝书法偏重实用，书家多参与抄经、写碑等，这些实用书体多用庄重之正体，这也就造成北朝行书、草书发展缓慢的局面。北魏初期文人书法虽已不传，但可以从民间的墨迹来揣测北魏初期墨迹楷书的大致模样，如太和八年（484）的《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结字平扁，留有隶书横势遗韵，笔画转折方峻，由于未经刊刻，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当时民间楷书的风貌，还是沿袭了锺、卫旧体楷书，与南方“妍美”书风差距较大。南北朝时期的楷书铭刻具有相通之处，并非是南北书法交流的结果，而是与铭石书传统习俗不谋而合。综上所述，通过把《爨龙颜碑》与同时期的碑刻楷书进行比较，发现以《爨龙颜碑》为代表的碑刻楷书书风在南朝与北朝都普遍存在，继而又把南朝碑刻楷书与当时的墨迹楷书比较，在南朝时期虽然墨迹楷书已经发展成熟，“二王”“妍美”书风成为当时的主流书风，但由于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石刻行业遵守旧俗，南朝时期以《爨龙颜碑》为代表的碑刻楷书依旧保留着使用旧体的习俗，具有浓重的隶书意味。最后将南朝时期的墨迹楷书与北朝时期的墨迹楷书作对比，发现北朝时期的墨迹楷书发展缓慢，仍沿袭锺、卫的旧体，正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

尽管前人对《爨龙颜碑》持不同的态度，但《爨龙颜碑》对当今史学及书法研究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从史学角度而言，《爨龙颜碑》的出土对研究云南历史文化提供了文献资料，而从书法角度来看，《爨龙颜碑》是隶书楷化的典型代表，也为当今书家在研究书法发展变化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爨龙颜碑》书丹者在取法上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是由隶变楷的过渡书体中的典型碑刻，在书体上独创一格，这种学古而不拘泥于古的创新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今天面对《爨龙颜碑》时，我们应当如何学习？是去还原其原本的书写体的效果，探索碑版书体的笔法本质？还是学习其在镌刻及经受风化雨蚀、自然造化后所形成的“金石气”？还是在“金石气”的基础上再进行二次改造？如何处理深入继承与大胆创新的关系，这是当前学习碑版书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爨龙颜碑》作为南北朝时期铭刻体楷书演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节点，它代表着铭刻体楷书从萌芽走向成熟时特有的风格，对于书法创作，《爨龙颜碑》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艺术重塑的可能性。在书写过程中对字形的把握要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兼顾“大拙”与“大巧”的特殊美感，显露出一种独有的意趣。这提示创作者不要按照唐人“尚法”的理念去拼凑、摆布书法的空间造型，这样很容易形成呆板之势。古代书家非常重视汉字的空间造型，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如隋代智果的《心成颂》、清代蒋和的《书法正宗》等。对空间造型的构思能决定一件作品的质量，因此历代书家也特别注重。《爨龙颜碑》在有限的空间内，蕴含了一种“大拙”中藏着“大巧”，平和中又富有多变的意态美，通过空间造型刻画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线条，充分展现了《爨龙颜碑》独特的创作性与艺术魅力。在学习《爨龙颜碑》时，无论是追寻其原本的书写体笔法本质，或是表现其“金石气”效果或是采取“书写体”与“金石气”两者结合的效果，或是在“书写体”与“金石气”的基础上再大胆地进行重塑，这几种表现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个人审美追求与取法途径不同。《爨龙颜碑》虽不是完美的处理办法，但书丹者在继承旧体的基础上敢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注释：

①平建友《南碑瑰宝》，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②周弘祖《古今书刻》，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41页。

③[明]邹应龙修、李之阳纂《云南通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第6页。

④[清]阮福《滇南古今石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9页。

⑤[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六册卷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4158页。

⑥[清]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⑦同上

⑧同上，第35页。

⑨同上，第36页。

⑩沙孟海《书史四问释疑》，《中国书法名家讲坛》，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