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3年鞍钢职工代表大会的功能定位与实际运作
2022-01-05于之伟
贵州社会科学 2021年11期
于之伟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
一、引言
1962年5月17日上午,鞍钢在职工俱乐部的大礼堂内召开了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场内代表按席位整齐就座,主席台上鞍钢副经理陶惕成、工会主席盛平代表鞍钢分别向大会作行政与工会的报告。报告内容都是国内外大好形势以及鞍钢“大跃进”和1961年工作成绩、今后工作计划和任务之类的大问题。然而,有代表对此不甚关心,他用铅笔在手中的大会材料的背面写下了自己关注的事情:沙河住宅区浴池问题、托儿所问题、灵山幼儿园问题及下水道问题。(1)见《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人选》背面页,鞍钢档案馆藏档,档号572-3.2-3-3。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档案皆为鞍钢档案馆藏档案,以下不再注明。另,为行文方便,文中将“职工代表大会”简写为“职代会”。
为什么这些代表在这样隆重的会议上更关心浴池、托儿所之类的小事?职代会,顾名思义,就是代表全体职工的大会,在这时的制度安排上也是职工行使权力参加企业管理的平台,为何报告人只关注国家及工厂的生产任务?具体而言,鞍钢的职代会究竟是怎样组织和为什么召开的?
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学术界对职工代表大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职代会的法理制度研究,尤其将其聚焦于国家现代制度建设的范畴内去考察。(2)参见汪仕凯:《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空间与转型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陈周旺、汪仕凯:《工人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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