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琳 梁真惠

(1.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028；2.西安外国语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28)

“副文本”这一概念源自法国文学评论家热奈特(Genette)，指“所有围绕在文本周围的边缘性及补充性材料”[1]。远在“副文本”(paratext)概念被提出之前，副文元素(paratextual elements)早已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在了翻译学、文学及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中。热奈特提出“副文本”概念之后,“明示的副文本研究”(1)耿强将副文本研究分为“隐含的副文本研究”与“明示的副文本研究”，“明示的副文本研究”指明确使用副文本这个概念的研究。逐步出现。但多数研究者“将副文本变成一个纯粹的工具性概念，而对概念本身并没有多少批评，不太关注它产生的理论脉络”[2]。副文本研究，特别是针对副文本概念谱系的理论研究，最初是小众的分支，与副文本被冠以的从属地位相同，属于研究中的边缘之边缘。

“现在，副文本重新获得关注、变得讨喜，因为互联网是副文本的天堂。”[3]在数字化网络和社交媒介深度介入叙事所形成的融合语境下，副文本的存在形式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数字文本中的副文本与文本间的链接被一些操作装置增强，文本与副文本间的联系不再是隐喻性的，而是可操作的，数字文本与围绕它的副文本有实际的联系”[4]。第二，数字媒介的流动性和延展性加速了副文本的生产与传播。“网络以横向及纵向的‘超文本’链接为基础，从而使得文本文档中的物体之间的边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流动态势”[5]，副文本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大大提升，“副文性图谱呈指数级拓展”[6]。同时，社交媒介特别是草根媒介打破了普通文本受众的缄默状态，扩大了叙事主体，使得副文本的源头不再局限于作者及出版商等，以大众评论为中心的互动构成意义建构的重要内容。最后，不同媒介载体协同叙事意味着文本与副文本甚至不再需要共享相同的媒介。副文本因而转变为一种规模巨大、具备相当影响力的跨媒介或融媒介现象。

长久以来，副文本研究表现出“问题性学术”的特点，意味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其研究问题和范式将不断变迁。副文本样态的巨大变化势必冲击副文本概念谱系及研究。媒介融合的基础逻辑和现实语境下,副文本样态的变化是否引发了副文本研究所在领域的嬗变？放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与知识脉络中，未来副文本研究热点领域中的热点视角被如何重塑？这是本文试图通过可视化及文献计量分析法解答的问题。

一、“媒介融合”概念及其与副文本研究嵌构的基础

“‘融合’(convergence)是一个具有新含义的旧概念。”[7]

20世纪数字技术对于媒体行业的冲击有限：互联网虽在快速普及，但客户端交付技术的革新仍然滞后；草根媒介尚未兴起，媒体行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仍有明确的界限；技术革新的力量被高估。在这种语境下，学者通常乐意谈及分歧与不同，而非融合。如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在“被动的旧媒体”和“互动的新媒体”之间建立鲜明对比，并预测了传统电视广播网络的崩溃。直至20世纪90年代，描述媒体行业即将到来的变革的话语始终包含一个假设：新媒介将取代旧媒介。“有时，新媒体公司也会谈及融合，但这个词似乎意味着旧媒介将被完全地吸收到新媒介的轨道上”[7]，依然强调旧媒介的消亡。

面对数字技术将为媒体行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学界主导话语，美国学者普尔(Pool)却以“融合”概念阐述媒体行业中新、旧媒介相互作用的现象。早在1983年，在其著作《自由技术》(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普尔认为“一个被称为‘模式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过程正在模糊媒体之间的界限……过去存在于媒介与其用途之间的一对一关系正在逐渐消失”[8]。

当下反观媒体行业的发展进程，“历史告诉我们，旧媒介永远不会消亡。消失的只是我们用来访问媒介内容的工具，每一种旧媒介都被迫与新兴媒介共存，旧媒介并没有被取代。相反，它们的功能和地位随着新技术的引入而变化”[7]。革命性变革范式已被证明并未发生的语境下，詹金斯(Jenkins)重新审视并拓展了普尔的“融合”概念。詹金斯所谓“媒介融合”包含三方面含义：(1)信息在跨媒介平台间的流动；(2)多个媒介之间的行业合作；(3)媒介受众的“洄游”(migratory)(2)詹金斯所谓媒介受众的“洄游”行为指“媒体观众几乎会去任何地方寻找他们想要的娱乐体验”(Jenkins,2006：2)。笔者认为，詹金斯挪用“洄游”一词意在突出媒介受众在寻找娱乐体验时的自发性、定向性及必然性。行为。进一步讲，詹金斯以“融合”为切入点，主要关注新、旧媒介碰撞所带来的媒介融合，草根媒介与企业媒介交往所形成的参与式文化及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交错所体现出的集体智慧。这明确反映了数字时代媒介融合的突出特点，也指明了相关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詹金斯的“媒介融合”概念与副文本研究存在哪些联系？首先，理解“融合”概念的前提是改变我们的视角，无论是草根媒介与企业媒介的交往还是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的交错，皆是从次要角色，甚至是对立角色的视角出发，如草根媒介深度介入原始叙事，刺激和引导原始叙事的作者、编剧或制片人做出扩展或深化叙事的决定。这与副文本研究所体现出的，思考边缘之于中心的变革力量的底层逻辑相符。其次，文本在新、旧媒介间跨媒介改写的产物构成的互文性与文本及副文本、同一文本的不同副文本间具有的互文性相同，堪德尔(Kinder)[9]使用“跨媒介互文性”(transmedia intertextuality)来形容由电影、电视及游戏等不同媒介所传播的同一文本间的关系。粉丝的身份由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信息的业余生产者，其创作的同人小说、同人视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原始叙事的拓展和深化，与原始叙事依旧构成跨媒介间的互文关系。罗德里格斯·费兰迪兹甚至直接将媒介信息的业余生产者称为“副文性公众”[3]。最后，副文本是严肃叙事与商业操纵间的中介区，“存在于叙事世界与非叙事世界之间、产品与副产品之间、单一媒介与跨媒介之间、所有权与创作自由之间”[3]。而“融合”体现出的是多种媒介载体、草根媒介和业余信息生产者对叙事视角的操纵及其与原始叙事的关系，与副文本研究关注的中介作用、操纵视角相同。以上三点是詹金斯“媒介融合”概念与副文本研究可能相互作用、相互嵌构的前提。

现实的媒介融合语境又可能对副文本概念谱系及研究带来哪些冲击？其实，早在1987年热奈特就预测了出版商创造的外文本(3)热奈特将副文本分为“内文本(peritext)”及“外文本(epitext)”，亦作“文内副文本”及“文外副文本”。会出现跨媒介形式，“出版商的营销广告已经在广播及电视中可见了”[10](4)此论述最早出现在1987年法文版著作Seuils中,此处引自199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Seuils英译本———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但数字时代急剧变化的媒介环境，超出了这位前数字时代学者的想象。“热奈特的副文本分类方式在数字时代是存在问题的。”[4]他的研究仅针对文学作品，难以囊括如今电影中、网页上、游戏中逐步被视为副文本的元素。其次，“热奈特所关注的副文本受亲笔条件(autographic condition)的限制,即所讨论的副文本的出处必须是文本作者本人或至少是作者授权的”[3]，这显然与当下草根媒体介入叙事形成的参与式文化相左。同时，在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语境形成之前，热奈特仅对单一媒介中的副文本(monomedia paratexts)进行了共时分类，而副文本的生产早已不受时空限制，甚至历时的连续性(seriality)成为副文本更为突出的特征。这三方面变化要求研究者走出单一媒介的文学文本去探究热奈特没有想象到的副文本维度，也意味着副文本研究必然溢出于热奈特定义并分类时的范畴。副文本概念谱系的修正已然发生，相关的应用研究也应当对副文本所处语境及样态的改变做出回应。本文的目的便是明确副文本研究所在领域的拓展方向，并分析媒介融合语境对未来研究热点领域中研究视角的重塑。

二、国际副文本研究在数字时代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趋势

本文以WOS(Web of Science)索引数据库中SCI-EXPANDED、SSCI、A&HCI为数据来源，设置检索条件“TS=(paratext OR paratexts)AND语言=(English)”，精练条件为“Article”,时间跨度“1900年1月1日(5)实际起始时间为1986年，WOS中出现第一篇以“paratext”为主题的文章：作者Franklin,U，LAFORGUE AND HIS PHILOSOPHERS： THE “PARATEXT” IN THE INTERTEXTUAL MAZE,刊于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Studies,1986年春夏卷，第324-340页.至2020年12月31日”，进行检索。通过CiteSpace去重功能及人工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文献547篇。后借助CiteSpace5.7.R5(64-bit)W绘制副文本研究的知识图谱，配合节点文献梳理，尝试理清国际副文本研究在数字时代以降、媒介融合语境形成后的演进趋势，重点关注2006年詹金斯提出“媒介融合”概念后，未来研究热点领域中研究视角的重塑。

(一)副文本研究核心领域的演进

超文本、融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日常生活中文本呈现形式和储存载体发生变化，纯文本之外的数字化文本增多，纸质介质上承载的文字副文本占比逐步缩小。副文本研究的对象也适时地向图片、音视频、网页及游戏等转变。研究对象的转变必然引发研究领域的拓展，为了印证副文本研究所在领域的拓展趋势，本文选取副文本研究主要发文领域及研究核心领域演进两项指标进行分析。

分析载文期刊后可知，547篇文献分布于297种期刊,平均载文量为1.84篇。引用布拉德福定律，可将某一知识域的载文期刊按其刊载相关论文量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外围区三个区域。由于布拉德福定律的区域描述和由布拉德福分散曲线所得出的图像描述存在差异，且在数学上不等价，本文选用维克利对布拉德福定律所提出的修正(下称维氏定律)：

n1∶n1-2∶n1-3∶…∶n1-m=1∶v∶v2∶…∶vm-1

式中，“n1-k中k=2，3，…，m，为第1区到第k区的期刊累计数量；m为划分的区域数；v为分散系数或称维氏系数”[11]。

将核心区每期刊载文数量定为≥4、相关区每期刊载文数量2～3、外围区每期刊载文数量=1，则每区期刊数量分别为24、81、192，结果见表1。

表1 载文期刊分布统计表

根据维氏定律n1∶n1-2∶n1-3∶…∶n1-m可得24∶105∶547与维氏定律中的1∶v∶v2∶…∶vm-1相近(6)维氏定律不可能精确符合统计数据，只能近似揭示文献分布规律。，其中维氏分布系数约为4.8，说明本研究领域的期刊分布规律较为符合维氏定律、表1中分区方式合理。

根据分区数据绘制核心区期刊统计表(表2)，表中仅展示载文量排前15位的期刊。

核心区期刊中包含副文本研究传统领域文学、翻译学及语言学期刊18种，共载文121篇。而余下的文章则分布在影视学、传播学及图书馆情报学等领域的期刊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有两点，首先，传播领域的期刊数量及载文量均超过副文本研究传统领域语言学；其次，从媒介融合视角讨论新媒体技术的核心期刊《融合》(Convergency)出现在了副文本研究载文期刊的核心区。这首先说明副文本形式及载体的转变与副文本研究领域的拓展相辅相成；此外，副文本研究对于数字时代媒介融合语境的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

为了进一步明确副文本研究领域拓展发生的时间及领域拓展的演进方向，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副文本研究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领域共现网络视图(图1)能够直观地展示出副文本研究领域的拓展趋势。图中,除“文学”“语言学”等副文本研究所处的传统领域外，节点“电影、广播及电视”“传播”“艺术与人文”“人文及跨学科”同样较为显著，成为副文本研究的核心领域。

图1 研究领域共现网络视图

研究由节点年轮中冷色较多的早期研究领域向暖色较多的前沿研究领域流动。因此，图1展现出副文本研究核心领域由文学、语言学转向影视、传播及艺术等领域。同时，节点“传播”及“艺术与人文”等的亮紫色外圈显示出，继文学领域之后，这些领域成为具有高中介中心度并链接多个领域的“枢纽节点”(pivot node),将会成为未来研究之重镇。

综上，副文本研究从较为局限的领域转向多元化的实用领域，其中不乏多学科交融，这与数字时代副文本样态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媒介融合语境成为副文本及其研究的沃土。较为显著的学科转向趋势由2006年起始，影视学与传播学领域成为副文本研究核心发文领域。

(二)与影视学相关的副文本研究的热点视角及媒介融合对其的重塑

在明确了副文本研究所在领域演进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副文本研究热点，分析媒介融合语境对未来研究热点领域中、特别是影视学领域中的副文本研究的重塑作用。利用CiteSpace软件，在2006—2020年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基础上，采用强调研究特点的LLR对数似然算法计算聚类，再通过Summary of Clusters功能得到聚类的详细信息，制作关键词聚类详细信息表(表3)。

表3 关键词聚类详细信息表(包含前10个聚类)

使用cluster explorer功能，提取形成聚类的关键句，配合关键节点文献梳理可知，2006年后国际副文本研究中与影视学领域相关的热点视角包括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研究及接受研究。

1.跨媒介叙事视角的副文本研究

“跨媒介观念在当下的兴起和热议，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情境与时代特征的，是在数字技术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12]数字技术进入叙事领域，使叙事文本的呈现方式发生改变，互动影视作品、超文本小说和人工智能写作等成为数字叙事的主要类型。“尽管数字叙事的‘讲故事’这一核心因素仍然存在，但其结构形式和呈现方式已经改变了。”[13]首先，“图像、视频僭越了语言叙事”[14]。其次，“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媒介形式彼此相通，难以截然分开”[15]，形成了内容、引用及再创作的跨媒介流动。

相应地，叙事研究中出现跨媒介转向(transmedia turn)已有十数年之久。詹金斯以“跨媒介叙事”概念指媒介融合语境下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具体表现为不同媒介载体的跨界应用、各种意义建构形式之间的相互融合及丰富的技术手段对各意义建构群体间联系的强化。跨媒介叙事所依赖的各意义建构群体间紧密的连续性，将其与副文本研究联系起来，“一个媒介空间的发展可能影响其他平台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信息在整个娱乐系统中传播的方式”[16]。甚至有学者认为“跨媒介转向是热奈特副文本概念复兴的原因”[3]。跨媒介叙事视角的副文本研究包含在聚类1、3、9中。

“在跨媒介视角下可以重新调整或纠正副文本概念的范围和解释潜力”[3]。Stewart[17]聚焦当代数字文学，修改了热奈特基于印刷品的副文框架，将线上作品的副文本分类为场外(off-site)、现场(on-site)和文本中副文本(in-file paratext)。McCracken[6]的研究得出电子文献和便携式电子设备上的数字文本深刻地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维度，使热奈特的副文性图谱呈指数级拓展。她以“嵌入文本并在文本内部导航”的向心载体(centripetal vectors)和“使读者走出文本”的离心载体(centrifugal vectors)替代了热奈特采用的内文本及外文本的二分法。

另一方面，“副文本作为一个理论框架，能够解释虚构的跨媒体宇宙的历时起源和共时功能”[3]。例如，学者长期将创作于11世纪的中世纪文物贝叶挂毯与动画、剧本、电影及超文本进行比较,如寻求贝叶挂毯与电影间的动态对等，认为贝叶挂毯是中世纪时期电影的等价物。而Burt[18]在贝叶挂毯与电影同源性的基础上结合副文本概念研究了一系列内容并不与贝叶挂毯直接相关却对挂毯进行了戏仿式引用的电影，提出这些电影通过引用这一中世纪文物突出其中世纪主题。可以说贝叶挂毯这一“高等的法国艺术”的人物形象、叙述方式、故事线甚至是绒尼材质，协助“低劣的美国电影”营造了中世纪感。

又如，Lee[19]以哈利·波特主题旅游为研究对象，研究复杂的跨媒介叙事及副文本对于扩大、延续原始叙事的作用。“文学、电影和音乐等文化文本长期以来一直是旅行的灵感来源……哈利·波特旅游是一种文化旅游形式的示范，人们参观与文学、电影和电视相关的地点”[19]。通过访问与叙事文本相关的地点，游客将叙事具身化，“将虚构叙事的事实和细节转换为体验”[20]。而这种旅行本身也是对文学和电影文本的一种副文性改写。

哈利·波特系列书籍及电影“长寿”的主要原因是它已经融入了一个由不断扩大的副文本组成的跨媒介叙事体系。哈利·波特主题旅游作为衍生副文本之一依赖于复杂的跨媒介叙事。由各种跨媒介副文本形成的共享叙事话语在哈利·波特主题旅游中被强调，游客可以从各种副文本中拖拽意义、不断地参考原始的文字叙事或电影和旅游手册中的视觉和符号表达。游客已成为阐释主体，“重新体验并在现实世界中重建电影符号”[21]。跨媒介副文本创造了叙事的更多可能性，哈利·波特故事随着每种改写而延续。

2.基于副文本的接受研究

基于副文本的接受研究是副文本研究的热点之一，与聚类0、4、8相关。

接受研究关注目标语社会审查制度对译本的许可、目标语文化对译本“异域风情”(exoticism)的接纳及接受的最终端环节——读者对译本的反响。译本可以是文学作品，亦可以是译制影片及游戏等。学者通常以改写理论(Leferver,1992)、翻译叙事理论(Baker,2006)、视听翻译接受(Giovanni&Gambier,2018)或副文翻译(Yuste Fri’as,2012)作为理论框架，将译介作为一种受意识形态或社会实践操纵的行为。例如，“勒菲弗尔(Leferver)及其他所谓操纵学派学者的理论贡献将翻译研究的重点由文本语言转移到意识形态和市场限制对文学的操纵和改写上来”[1]。这不但拓宽了接受研究的视域，由文本内至文本外的研究对象迁移也强化了接受研究与副文本研究间的联系。“副文本作为叙事框架，提供了既定的文本阐释方式”[22]，最终体现并承载了意识形态、市场限制及代理人意图。对于译本的操纵和不同的叙事策略往往体现在副文框架的改写。这使得接受研究成为副文本研究的热点视角。

传统的接受研究以文学文本为焦点。例如，Kim[23]通过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三个韩语译本的分析表明，译者和出版者通过副文本重新构建原文本的叙事方式，通过在作品中添加韩国读者直接感兴趣的事件及问题，将原始叙事范围扩大到韩国背景，从而提高译本的接受度。而数字时代媒介融合语境下，接受研究关注的文本由单一媒介的纸质文本拓展至电影及游戏等。例如，Skare[24]研究了电影《北方的纳努克》(NanookoftheNorth)的宣传资料及展览。该影片反映了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影片内容及形式与高雅艺术并不相关，但该影片的首映场所国会厅大剧院主要针对高端受众。为了使高端受众更易接受该影片，在设计宣传册时，刻意将古典音乐、芭蕾舞及歌剧等同样在该剧院上映的演出安排在前后页，使这些演出成为副文本。这些内容的加持，为影片披上了阳春白雪的外衣，提高了影片的接受度。

此外，数字时代媒介融合语境对于接受研究更重要的重塑作用体现在揭示翻译文本(书籍、电影及游戏等)的底层接受事实。传统的接受研究未能有效激发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在数字时代之前，普通受众缺少发声渠道，学者也无从获取普通受众的反馈，这一群体从未在研究中显性。而借助数字时代的互联网络和移动终端设备完成的交互式参与使普通受众可以实现个人表达，数字化的副文本变得更加与个体化的理解及运用相关。同时，平台可以将个人的反馈数据化，普通受众成为可视化主体。可以说普通受众的显性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的赋权。这种立足个体的研究视角对传统研究中笼罩着的精英主义及学院派视角进行了补充，展现了文本更为真实的接受情况，促进了研究的多样性。例如，Lu[25]研究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该影片在中国台湾拍摄，但福克斯公司在原片制作及宣传过程中，刻意抹去了影片场景的地域性。而为了在台湾推广该影片的译制片，普通观众却又通过影评、拍摄场景打卡等副文本恢复和重构了该影片的台湾感。

结 语

本文明确了副文本研究在数字时代的演进趋势，廓清了媒介融合语境对未来副文本研究的热点领域、特别是影视学中研究视角的重塑，明晰了未来影视学领域副文本研究的突破口。媒介融合语境的形成及“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与副文本研究相互嵌构，使得副文本研究议题多向深化，从挪用“副文本”概念发展为修正副文本概念谱系，一方面丰富了副文本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透彻地认识副文本的实践应用。同时，副文本概念谱系为解释复杂的媒介融合语境、虚拟的跨媒介宇宙提供了理论框架。副文本研究的“破圈”现象体现出学科间的深度融合。

反观国内副文本研究，首先研究对象多为典籍及名家名译等经典化文学文本，所关注的副文本类型较为单一。如影视学及文学领域中存在的译制电影的配音及字幕、数字文本及文学作品的宣传海报等副文本元素，并未获得国内副文本研究的足够关注。其次，国内影视学领域对于能够解释电视连续剧及系列电影间连续性、影视及衍生周边产品间互文性，乃至分析复杂的媒介融合语境的副文本概念谱系知之甚少，使得研究滞留于传统的学术语境中。在守正的基础上，拓宽研究对象、丰富研究主题是国内相关研究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