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嘉奕

一、理论框架

本文构建起一个“内涵－运用－结果”的分析框架，在该视角下，探索社区对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如何自觉运用和发展的，并发现问题，实现社区善治。

（一）内涵的多样性

（1）党建引领，以群众为主体。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枫桥经验”才能坚持和发展好。而枫桥干部群众从以说理斗争的方式改造“四类分子”，到改革开放八九十年代探究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到二十一世纪“和谐枫桥”和“平安枫桥”的建设，再到三治融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一发展过程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民众参与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之一。[1]

（2）运行高效，矛盾就地解决。我国现阶段矛盾主要表现形式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其遍布经济社会生活中与改革发展的各领域，[2]“枫桥经验”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原则，开展源头纠纷治理，这不仅降低了各社会成本，[3]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3）成果共享，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首道防线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但社会和谐稳定不只是治安问题，它还包括民生与民权等问题。而第二道防线以人为本，共享成果才是根本。为此要将工作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拓展至“善治”范围中，[4]而“枫桥经验”正是沿着该路径发展的。枫桥经验顺应时代发展，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让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二）运用的创新性

社区根据实际需求对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展创新，在运用领域上实现从农村至城市、从单向治理至网格化的并行，[5]以及在治理机制上从单一权威至多元共治、从政府管控至社会合作的转变。[6]社区中建立起基层治理“网格”，让社区管理服务从“横向至边、纵向至底”的全民覆盖，实现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型，[7]为我国实现社会共治提供了经验。

（三）结果的利弊性

新时代“枫桥经验”率先探索党政主导，培育了民间自治力量，形成了政府管理和社会自治的有效互动，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但随着社会转型加剧，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区治理主体、治理功能以及治理技术上出现相了应的弊端，需要我们结合实际去解决，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长沙市湘园社区的实际应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湘园社区自觉运用和发展“枫桥经验”，谱写“平安乐章”。

（一）湘园社区的介绍

社区位于省会行政中心核心腹地，区域总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820人。社区于2010年8月建立，起初社区公共设施薄弱、环境差，居民素质较低，导致管理难度加大。近年来，湘园社区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导下，秉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宗旨，先后荣获全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省“雷锋号”志愿者工作站、市级“精品示范社区”等80多项荣誉，实现了从“白手起家”至“满墙荣誉”的飞跃。

（二）湘园社区的治理经验

1.“1+N”基层党建工作法与“GRS”网格党建工作法

其中“1”是指社区党总支部，“N”指管辖区内外单位党组织。社区与32家单位的党组织签订《共建共创协议书》，并聘请13位驻社区单位党组织的专职副书记兼任社区党总支部委员，相应的共建单位承诺为社区每年办好2-3件实事。在楼道中，随处可见书籍、报纸杂志的“党建之窗”，居民可以随意取阅。共建单位也为社区办理晾衣架安装、天然气安装等便民实事将近200件。同时湘园社区还实施了“GRS”网格党建工作法，其中“G”代表党群小组，“R”代表资源，“S”代表服务，利用资源精准服务于民。“1+N”“GRS”工作法打造的“共驻、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跑赢了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米”。

2.“六自”工作法

社区以居民“自提、自议、自决、自办、自管、自享”的“六自”工作方式，评选表彰出善美家庭和最美楼栋，用以传扬优秀家风文化与和谐文明理念。把社区的农民安置区按楼栋特点划分为“明德网络”“状元网络、…”等13个网格，按“党总支领导，居民自治”的思路，每周开展集体清扫、家风知识分享学习等活动，每月由居民检查、点评与总结，把家庭的参与情况转换成文明积分并归档，凭此作为评选依据，并在次年2月表彰，这大大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该小区仅用27天便完成了提质提档，被长沙市评为2016年度提质提档工作第一名。

3.营造志愿服务氛围，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志愿服务”已是湘园社区的特色标签，社区的市民大学为居民提供了紧贴实际的课程，丰富了老人晚年生活。同时社区也成功打造了“满嗲和谐邻里工作室”特色工作品牌。该工作室由居民张庆华在家中自行创办，基本实现矛盾就地解决，不出社区。自工作室成立9年以来，先后调解了大约200多起矛盾纠纷，社区还成立了“李丽心灵教育中心”以及10多家社会服务团体，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人数有500多人，整个湘园社区都充斥着志愿者忙碌的背影。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湘园社区治理的实践特点

（一）治理方式具有先进性，但在智慧化方面有待提升

2016年3月，湖南首个智慧养老系统落户于湘园社区，长寿老人家湘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用先进的技术为社区老人组建了生命体征数据库，实现了足不出户的养老碎片化服务。同时重视居民的情感与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心理干预与人文关怀加入到治理当中，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培养居民的主人公和共同体意识。但基于信息化应用的智慧化水平还有待提升，特别是在抗疫期间对数据信息的挖掘与整合上，对非核心数据的准确性和数据间易出现“数据孤岛”的现象，将阻碍社区治理的智慧化发展。

（二）重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但存在过度治理的隐患

湘园社区充分依靠和发动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团体，形成以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的社会共识，矛盾纠纷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这大大降低了调解纠纷的行政成本，但社区居委会会将“矛盾不上交”直接视作考核指标甚至最终目的，忽视了“枫桥经验”中“发动与依靠群众”的本质特点，导致社区居委会出现“包办主义”的潜在风险，让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缺乏长期有效机制。

（三）治理主体多元化，但治理主体功能不均衡

湘园社区在治理主体上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社区居民为基础，整合各行业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发力。但社区“枫桥经验”呈现出以街道、社区居委会等作为节点的网格化自治布局，这些基层自治组织大多被行政事务缠绕，其精力有限，湘园社区大部分调解工作也都交给了社区调解工作室处理，而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力军应是公安机关与基层民警，公安机关与基层司法部门在解决矛盾纠纷工作中分工不明确，会直接影响政府部门间、政府和社会之间以及社会与居民间的有效联动。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对当代社区治理的结论建议

(一)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宗旨

在“枫桥经验”形成初期，矛盾纠纷就地解决，不上交的方式减少了治理成本。但进入新时代后，“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目的并不仅是上交矛盾本身，还要保质保量、和谐稳定地实现社会治理。因此政府应构建科学的社区治理评价机制，不应仅以“矛盾不上交”作为考核依据，还应加入人民满意度、治理回馈等评判因素，在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的同时，为社区治理减负。

（二）提高社区治理的智慧性，打造自治、德治、法治融合的社区治理体系

要实现以社区为目标的信息管理向以社区为核心的转变，须重视智慧化水平。特别是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时，将社区视作信息工作的来源与主体，特别是疫情防控中的人员登记、行动轨迹摸查、需求统计等工作，都可以借助技术工具依靠社区内生力量来完成，从而收集准确的数据且组建社区大数据治理系统。同时以“心理咨询屋、法律咨询热线”等形式，加大“情感投资”与“人际建设”的投入，打造三治融合的社区治理体系。

（三）明确社区职能，衔接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

社区须明确自身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其管理和服务的职能，拒绝无偿承担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工作，确保开展工作不超权、不越界。同时，应明确与之相配合的基层法院与街道办事处的职能，保证在处理问题时各司其职，不转移责任、不推卸责任，各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应相互配合社区居委会行使职权，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