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箐 王兵

第一篇章 历史中走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一、英雄相惜，一见如故——革命斗争的“一转”

1924年，在邓演达任职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队长期间，重用共产党人，曾邀集周恩来等人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1927年，邓演达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上合作非常密切；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于6月30日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体现了与共产党人同气连枝的政治主张；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1932年的“福建事变”后，农工党提出了“联共”的建议，农工党党员徐铭鸿与中共谈判并签字，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体现了农工党人的鲜明态度。

二、深刻自醒，加深合作——重创之下的“二转”

1935年流亡期间，日本的章伯钧、德国的黄琪翔等，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爱国救亡活动；1935年11月10日的二干会议上，响应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从1936年11月，商谈联合抗日，促进国共合作，到1937年6月，商谈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从1941年1月在重庆与中共举行“两党会谈”，加强与中共的合作，到1942年2月，讨论团结西南实力派，联合抗日的问题，无不体现了两党的合作日益密切。

三、心心相映，生死与共——坚定不移的“三转”

1946年6月23日，彭泽民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和各党派代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7年2月3日，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等文件；1948年9月2日至11日，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由和平民主斗争转向军事斗争，开展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军事运动。

四、谋定后动，完成蜕变——重新启程的“四转”

1948年10月至11月，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同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举行了三次座谈会，章伯钧参加了会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第二篇章 走向未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一、铆足全力：以提升履职效能为导向，拔高参政议政的“三度”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的深度：围绕社会发展主旋律，聚焦国家治理进程，发挥自身界别优势，做长期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履职尽责提质增效。

二是深化机制体制建设的力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加大顶层设计力度，突出机制创新的实践性，强化体制变革的实效性，建立健全面向“十四五”规划的参政议政运行机制和体制。

三是营造社会各界一致的认可度：要着力关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的实事，聚焦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教育、生态环境转型引导等，强化横向合作和纵向监督的纽带联系，进一步打通与社会各界的“最后一公里”，不断畅通调查研究的渠道，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二、精准发力：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践，提高民主监督的“三见”

一是在创新监督方式中见真章。中国农工民主党要开拓监督思路，开辟监督新领域，鼓励各基层组织利用大数据、5G、仿真技术等方式提高民主监督的质量和效率，挖掘深层次矛盾，破解老大难困境。

二是在普及监督范围上见成效。要继续稳定主战场、开辟新战线、壮大新队伍，让民主监督的主动性更具活力，通过必要的激励机制和引导机制，具化核心课题的同时扩大受众面，从而全面提高综合成效。

三是在完善监督体系上见功夫。在民主监督时，要不断明确自身定位，要做好时间节点衔接工作和重要事件的对接工作，与中共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三、巧妙助力：以加强德塑立身为内控，提高自身建设的“四模”

一是核心基础模块不能忽视。从仁、义、礼、智、信、孝、廉这七个方面着眼，把自我管理的意识层面做夯实处理，通过对核心经典教材的通读，对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的系统学习，对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等等，把为人处世的核心基础巩固好。

二是专业技术领域模块不能丢。在自己专长的行业领域，要认真学习国家的相关法律，认真了解行业的基本规范，熟练掌握本单位的各类制度规定，并时时学习最新的要求，把遵规守纪的基本底线把持好。

三是本党派核心职能模块不能忘。立足自身所在的党派，认真领会年度主要工作方向和内容，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反馈社情民意信息，做好分内的民主监督和服务，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系统学习，把工作要点的各项任务完成好。

四是国内时事政治模块不能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要紧跟国内的时事政治不放松，重点关注官方媒体的动态，及时了解所在地区的变化，既要做好预判，也要做好防范，把信息壁垒的阻碍因素排除好。

四、不用蛮力：以构建制度体系为保障，做好整体规划的“四点”

一是要有整体规划的对接点。在不同周期的规划方案里，应有各自较为落地的达成目标，目标与目标之间既有前后承接的关系，也有彼此呼应的联系。

二是要有目标指向的落脚点。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空而不实。因此，各级组织要按照上级组织的指导方向确定目标，避免出现“落脚不稳”的现象。

三是要有惩罚机制的制约点。目标如果出现了与原先是计划的偏离，就需要引入适当的惩罚，这类惩罚并不是指身体或者经济上的惩罚，更多的是指意识鞭策方面。其中，奖惩机制要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况而异，同时，还要注意惩罚机制的上下游相互制约问题，避免出现内耗。

四是要有工具方法的发力点。参照“MBO”管理法的基本理论，借鉴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就可以更科学的实施目标的设计流程、目标的完成路径以及目标的日常调整等工作，从而最大化地保障了目标的顺利完成。

五、凝聚合力：以遵循自律约束为前提，点亮践行多党合作的“四灯”

一是擦亮“心中的路灯”。在自我不断优化提升的过程中，农工党党员们要时时刻刻“照镜子”，坚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理念不动摇，时时刻刻做好自省。

二是凝望“头顶的明灯”。自我管理的过程，更像是一个“自我颠覆、自我革命、自我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工党党员们应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时时刻刻洞悉真知，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三是打开“航行的探灯”。只有通过不懈地艰苦地实践，才能不断地发现“新大陆”，更深入地了解自我的弱点，更清晰地了解改进的方向。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闭循环，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

四是常鸣“耳畔的警灯”。农工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住底线，不触红线。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对国家发展有贡献、对人民嘱托有担当、对党派发展有信心、对自身成长有要求。

我们从历史而来，90年的蜕变成长足以明鉴是非曲直；我们往未来而去，90年的风雨同舟足以支撑续航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