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箐 王兵

第一篇章 历史中走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一、英雄相惜，一见如故——革命斗争的“一转”

1924年，在邓演达任职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队长期间，重用共产党人，曾邀集周恩来等人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1927年，邓演达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上合作非常密切；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于6月30日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体现了与共产党人同气连枝的政治主张；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1932年的“福建事变”后，农工党提出了“联共”的建议，农工党党员徐铭鸿与中共谈判并签字，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体现了农工党人的鲜明态度。

二、深刻自醒，加深合作——重创之下的“二转”

1935年流亡期间，日本的章伯钧、德国的黄琪翔等，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爱国救亡活动；1935年11月10日的二干会议上，响应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从1936年11月，商谈联合抗日，促进国共合作，到1937年6月，商谈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从1941年1月在重庆与中共举行“两党会谈”，加强与中共的合作，到1942年2月，讨论团结西南实力派，联合抗日的问题，无不体现了两党的合作日益密切。

三、心心相映，生死与共——坚定不移的“三转”

1946年6月23日，彭泽民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和各党派代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7年2月3日，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