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姝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一、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以来，中央出台多个文件对农民工等返乡创业人员加以支持。2017年“两会”期间，学者厉以宁等创建了“城归”这一值得深入持续研究的社会概念。所谓“城归”，是指对那些从城市“回归”乡村就业和创业的劳动力群体的简称。如今，“城归”群体在江浙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也呈突飞猛进之势。所有这些，尽管为时不久，但已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认真探知，自始“城归”现象研究热度不减。

关于“城归”的文献研究，不同学科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经济学视角关注“城归”对于乡村人力资本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城归”精英经济活动的良性展开有赖于各项资源的有效配置积累，其中人力资源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种，这也是关于“城归”的最早经济学定义。“城归”精英返村，能够有效地利用业缘、地缘等关系带动其他村民共同回村投资创业，从而加快以“民工潮”带出“创业潮”，创造新的人口红利[1]。政治社会学视角关注“城归”对乡村政治生态的适应性更替。中国古代对乡村社会中的乡贤村治早有探讨，而政治学、社会学学者会把新涌现的“城归”群体代替落伍的旧精英进入村庄集团的现象，看作是社会流动的必然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概念区分。比如杜赞奇[2]曾经对精英无限流动和继替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适应性更替描述；贺雪峰[3]认为当代村庄精英可以划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金太军等[4]采用了体制内与体制外、治理与非治理精英两分法来归类村庄精英的类型。哲学伦理学视角关注“城归”对于乡村道德重建的乡土情结。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城归”精英研究涉及社会变革对村民道德生活的影响。国外学界关于农户行为特征的讨论重新引起了村庄和研究者的重视，包括“生计小农说”“道义小农说”和“理性小农说”[2]。而国内学界贺雪峰[3]、吴毅[5]、王铭铭[6]、温铁军[7]均对“城归”带来的乡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归”积极的参与意愿来自家乡的“空间黏性”。

“城归”这一现象是中国城乡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一种表现，它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及文化价值。“城归”对于乡村建设具有积极的行动力与领导力：在经济发展上，“城归”具有从城市向乡村的“反向输血”能力；在文化建设中，“城归”具有以人生成功为背景的积极乐观的“三观”，具有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意识；在乡村治理中，“城归”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本文属于质性研究，将“城归”定义为那些曾经自乡村外出务工，且具有一定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等能力的返乡创业人员，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从“城归”群体的流动规律和现实实践出发，对“城归”这一新群体进行理论阐释，定位“城归”群体的面相(结构、类型和作用)并丰富乡村善治内涵，保持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乡土本色，并阐述“城归”群体的价值和意义。

二、“城归”的生成机制：源于推拉理论

(一)推拉理论的适用性

“城归”作为一种人的回归，也体现或遵循着人口流动中的“推拉原则”，即乡村产生了新的拉力，乡村的吸引力在增强；城市的推力则体现为一种“逆城市化”的推力。“城归”的回流表现为这种前拉后推的力量。“推拉理论”最初源自英国的雷文斯坦对于社会流动现象的理论解释，主要观点来自他在1880年发表的文章《人口迁移之规律》。他调查了 19 世纪英国境内的流动人口迁移情况，从中总结出7条人口流动规律。尔后，学者巴格内对推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即人口流动由两股“推拉”力量形成合力，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是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8]。

推拉理论被运用在中国的城乡关系分析中，能够反映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是如何被两股推拉力量所左右的。改革开放初期，流动人口问题正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推拉理论提供了一种较为全面具体的解释范式，其解释力得到广泛的认同，并被应用于人口流动现象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推拉理论是对人口流动动因解释最为全面综合的分析依据，因此学术界大量引用推拉理论来概括总结中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分析农民工定居决策、城镇化等现象。不过，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人口流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为推力和拉力，开始探究政策和制度在人口流动中的作用；同时，传统的将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均视为决定性的推拉因素的观点也受到质疑。推拉理论在这些质疑中生发出新的内容。

作为一种动态的分析范式，本文借用推拉理论对“城归”现象给予一种新的解释。对于推拉理论的新解说，本文借鉴了物理学的研究方式，形象地把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概括为推力和拉力，把人口流动归结为一种推力和拉力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一种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解释框架。在今天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中，原有的“城市拉力”与“乡村推力”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因为，乡村可以提供更好的创业条件和发展空间，而城市生活中的“城市病”与“空间隔离”等社会孤立的情感生活则势必会产生一种向外的推力，这样，在城乡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推拉力量，从而带来了“城归”的现象。

(二)政策、战略、乡情的三重拉力

1.“双创”政策的利好，增加了乡村的吸引力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84号)，对于促进“城归”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乡村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和活力。在国家政策“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加强全方位服务”的背景下，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政策环境越来越完善，乡村“双创”呈现出较大的利好局面，乡村发展也拥有了更好的机遇与市场。据统计，2018年中国乡村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总量已达到290万家，农村的经纪人、供货商、分销商，及共享农庄等大量涌现。绿色优质农产品、休闲旅游观光、农耕文化体验为农村双创带来了无限商机，201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从业人员845万，带动670多万户农民受益[9]。这些数据反映出国家的政策导向，为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为利好的发展空间。

有学者认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本质上是要赚城市人“乡愁”的钱，借城市人对田园风光、风土人情的好奇来吸引城市人消费[10]。在这一背景下，“城归”完善了市场经济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提升了乡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城归”并不同于杜赞奇所描述的赢利型经纪人，而是能够形成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归雁经济”势头。所谓“归雁经济”，是指由一个“城归”或多个“城归”而引发的乡村产业链延伸与发展的经济模式，而“城归”肯定承担着“归雁经济”的“领头雁”角色。由“城归”领衔的“归雁经济”，在城乡关系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如在“农村淘宝”和“大集模式”中，“城归”真正成了“领头雁”。因此，“城归”拉动诸如产销对接、现代农业和产业转移等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地域相对闭塞落后、市场观念比较淡薄的乡村，“城归”身上所折射的创新精神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拉力增加了力度

一般而言，在具体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国家战略要想得到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与支持，作出某种“政治宣示”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宣示”。近些年来，中央决策层高度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政治宣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战略拐点，即中央决策层通过这一政治宣示，表达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已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重视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转向同时重视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也更加注重城乡平衡发展的战略导向。而这一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客观上为原已存在的乡村拉力增加了更多的支持力度。

由于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城乡间的长期分治，其结果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11]。这也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乡村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而呈现“流出性衰败”这一现象。今天，“城归”作为一种人口资源在城乡间的反向流动，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及政策引导的一种结果，也是对城乡间人口流动的一种矫正。

3.乡愁及乡情：从心理上强化了乡村拉力

城市文化的单调性、机械性及其可复制性等“现代城市病”让城市中产阶层产生了对城市的远离感，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产业之间的依赖与人们对就业的依赖、对社会服务的依赖越来越强烈，因此，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缺乏弹性。相对而言，以“乡愁、乡情、乡土”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却具有自然性、丰富性、生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恰恰能够满足城市中产阶层回归自然，以及对远离城市生活方式重新塑造的心理期待。在今天，乡村社会已然成为一个混合着多种生活方式期待、多样群体共存的复杂的社会空间；乡村本土居民与迁入者、农业工人、休闲游客、旅行者、土地所有者、政策制定者、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的共同体验与表现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乡村性[12]。

对于那些饱受城市压力、志在回归乡村的群体而言，乡村的这些文化特点具有“治愈”的效果。刘祖云[13]提出的乡村具有治愈的价值，即乡村社会对于城市中产阶层具有短期社会治疗的效果。因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耕读”文明，在人们面对困难与挫折等困境时，能提供一种极其强烈的“韧性精神”，而在人们面对胜利与成功等顺境时，又能提供一种“平和心态”，这是中国乡村文明所独有的自我纠错机制与修复能力。因此，在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的自然、空间及其资源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拉力”。

在乡村拉力的影响下，“城归”群体可以起重新联结人际关系、再造乡村生活圈以及重建村庄生活的作用；同时，“城归”群体普遍具有以人生成功为背景的积极乐观的“三观”，具有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意识，这些重要的元素对乡村建设及乡村秩序的再造意义重大。

(三)城市地理和空间上的“回归”推力

所谓“回归”，有着多重内涵，它意味着社会主体从退出或半退出当下的生存方式，重新回到原有的生存状态，并重新安排自己因生活状态改变而带来的多重的、系列的结构性变化，以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平衡。从空间意义上看，这种“回归”是城市推力的一种反映。城市的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城归”是伴随着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乡村聚集，以及快速推进的农村城镇化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这是一种“时间推力”。从时间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人力资源流动的阶段，人口的大规模、高频率、快节奏的流动不仅是其最重要的变化，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几十年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一直在持续扩大，据统计，2018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人口总量已达27395万人[14]。如今，农村劳动力已进入全国性、全行业性的成熟配置阶段，同时这种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更加受到市场、资源等功利性因素的城市推力影响。人口要素的流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而且还引发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及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化。换言之，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资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总是单向地向城镇流入，而“城归”则代表着一种“反向推力”，即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流入城镇的人口重新返回农村发展和生活，即出现了人口集中度由高到低转移、人才资源由中心向边缘扩散，以及乡村以人为核心的“人气指数”不断浮动的诸多特征。可以说，“城归”是人口及人力资本从城市向乡村的回流，预示着中国社会的人口与人力资本流动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谈及“城归”这一现象时，有学者认为，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农民将维持一种“半农半工”的就业方式[15]。

第二，城市的推力是一种地理和空间意义上的“回归”，即它是人口从集中度高的地区向集中度低的地区转移。近些年，参与社会流动的主体是那些曾经被城市经济发展所吸纳的乡村人口。人口的反向流动，以及随着人口回流而形成的城市推力作用于“城归”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在重构中国城乡二元隔离的境况，它对于填平“城乡鸿沟”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城归”是一种人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一种主动的人力资源流动，并能对乡村的文化生活与社会生产产生积极影响，是一种乡愁推力。这种乡愁推力既包括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也包含了道德、习俗等文化因素，因“乡愁”而回归的“城归”就像拥有了隐形的“黏性剂”，在情感隐秘深处吸引着曾经从乡村走出去的各种各样的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乡愁推力。这种乡愁推力具有逆城市化的诸多特征，如人口从集中度高的地区向集中度低的地区转移，人才资源从城市区域向乡村区域转移，以人为核心的城市文明向郊区与乡村社会扩散。这三个特征表明，中国社会的人口和人力资本流动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不小的变化。

三、“城归”的价值实现

(一)“城归”带来乡村新的人口红利

乡村在发展与进步，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产业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的乡村在生产与生活的许多层面上越来越趋向于便利化与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外出务工人员在情感上也会选择一种倾向于乡村的姿态，而乡村的民俗传统和地方特性可能会加剧这种乡村的向心力，因为，就每一个村庄而言，作为一个自在的社会系统，都会历史地形成其独特的传统或“本性”[16]。在城市奔波的务工人员、走出乡村的经商者和企业家、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大学生等群体，当他们回归乡村时，也是“以城带乡、以工支农”的一种实践措施。同时，“城归”直接提升了乡村的人气指数，它可以有效地对冲乡村空心化的现象。“人气”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与词汇，它是指因人口的集聚效应而达成的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和个体的自信状态。中国传统的乡村都是基于一定的人口规模而历史地形成的、具有一定“人气”的社会自组织与自运行系统，而对于这一村庄系统最具破坏性的就是村庄年轻人口的外流而造成的“村庄空心化”现象。

据笔者的调研和观察，今天的“城归”群体，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在年龄结构上大多数属于青壮年，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化的一技之长或经营能力，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财富能力。当这些人回归乡村时，他们可以起聚集乡村人气、提升乡村信心的作用。在笔者的访谈中，有些“城归”个体年轻有为、视野开阔、信心十足，在村中都属于“明星级”人物，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缓解了“三留守”、空心化与老龄化的“乡村之痛”。

(二)“城归”蕴含了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反映一定社会的生产水平和市场元素的配置状态。任何一种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都是由以下因素组成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生产的工艺技术；个别劳动之间的社会结合；经济管理[16]。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变革的一般规律性，对研究“城归”如何蕴含了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意义上，精英政治是中国基层治理的常态形式和主要力量，而乡村精英群体的主要成分是农村知识群体、传统乡绅和致仕归乡的官员等。与之相应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是以个体劳动和私有制为基础，其经济形式表现为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小、生产过程缺乏分工与协作、家庭生活自给自足式等模式。在本质上，这种生产形态就是人力资源的固态化、静止化——一种缺少以市场和生产为导向的劳动力功效的最大化及其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这种固态化、静止化的劳动力配置形式被逐渐打破，并实现了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以纯粹的市场为主导的人口流动虽然解放了劳动力，实现了劳动力价值的最大化，但不是最优化，因为这是以农村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失衡为代价的。当今“城归”现象的出现，带来了乡村生产力的转型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乡村的各类资源再一次被利用与激发，这不仅延长了生产的产业链，也促进了农村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完善。这种人力资源的配置即从社会效能的最大化向“最优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城归”在经济层面的流动，丰富了传统农业单家独户的耕作方式，创设了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有机融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对新时代的中国“三农”发展具有潜在的激励作用。“城归”群体能够将现代技术、生活方式以及经营理念有效地引入乡村的生产活动，可以提高农业的效益及产品的竞争力，可以催生乡村的新业态，并激发乡村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即使在“长三角”这样乡村相对发达的地区，“城归”带来的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也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比如，“城归”返村能够有效利用业缘、地缘的优势带动村民共同创业，以“民工潮”带出“创业潮”“开发潮”与“建城潮”，并形成“一潮带三潮”的“四潮并涌”新局面。

第二，在传统向现代城市文明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归”有助于打破个体农民规模狭小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16]。这种由“城归”而产生的新的生产方式，不仅是社会劳动力生产的测量器，也是劳动借以展开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导向下，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得到加速，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也会不断地被建构起来。

第三，“城归”群体既不同于传统的乡绅精英，也不同于现代的富人治村，他们怀揣着在城市中积累的资本、技术、现代管理经验和产业经营能力回乡创业。因此，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地理与空间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代表着乡村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功能的进一步优化。

(三)“城归”重构乡村及营造新乡情

本质上，“城归”是乡村人力资本的回归，这一回归意味着给乡村人际关系注入许多新的社会元素，即“城归”触发了乡村文化的新思维，也给乡村带来了种种新思想和新观念，这些积极的元素都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第一，在“城归”群体中，有村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负责人，有众望所归的村支书，也有“新官上任”的大学生村官等，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更多的还是那些经过城市现代经济塑造的众多普通劳动者。回归后，他们承担着村庄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纠纷调解、乡村教育、交通设施等公共品的供给责任，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与家乡的关联是永久性的，从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依附，他们似乎感到他们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社区的福利”[16]。同时，“城归”群体也因城市生活新思维、新理念的引入而丰富了乡村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因此，“城归”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农村劳动者这一群体在城市经济大潮下的游刃有余，也反映了这一群体以一种主体性方式真正地回归乡村经济发展的宏伟大业。

第二，“城归”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城市现代化的文化认同，正如李培林所言，“城归”具备更加丰沛的城市化冲动，能够突破乡土社会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他们接触并熟悉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深受其影响。“城归”的城市生活经历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作了有益的准备，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此种方式亦有其独特功效(1)李培林同时还提出，“城归”精英自身的城市生活经历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作了有益的准备，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此种方式亦有其独特功效。引自李培林 《“逆城镇化”大潮来了吗》，《人民论坛》，2017-01-25。。曾经有学者提出“经济、社会、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并且提出文化认同是融入的最高等级[17]。事实上，乡村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乡村的机械化，而是包含着乡村人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革。“城归”群体的回归，正是一种将现代精神引入传统乡村生活的有机力量。

第三，“城归”是一种留恋性回归，这一群体的回归带来了乡村人际关系的变化，从而塑造了一种“新乡情”。乡情，是一定社会区域内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及情感上的相互认同，它支持着群体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生活道德的一致性[18]。这种“新乡情”的相互认同性，非常类似阿尔蒙德“政治文化说”中的政治认同。阿尔蒙德曾经把政治文化理解为，由经验信念、表达符号和价值系统组成，它赋予体系的运作以秩序和意义，限定了体系行为所发生的情势，为体系提供了主观导向[19]。由此可见，城归群体在乡村“社会场”中营造了一种“新乡情”，主要是对于乡村生活和乡村关系进行新的情感体认和心理认同。

(四)“城归”为人的回归解除困境

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有人，也必须依托于人，而“城归”就是一种可以依托的主体性力量，因此，我们必须为“城归”解除各种困境。

第一，政策上的“顶层设计”需要落地。中央政府在精准扶贫、乡村基础设施、特色小镇、乡村特色产业化，以及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上的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在向社会释放着土地、户籍、金融等多种多样的“乡土红利”。但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基层政府对于中央战略与政策的理解可能会出现偏差，或者由于地方政府面临政策执行上的难度，致使中央政府的顶层政策设计难以落地。因此，鼓励“城归”返乡创业的政策要尽可能结合当地实际来落实，构建一个包括“培训、信息共享、专家库、网站、人员互通”的服务支持系统，使面向“城归”的乡村规划具有政策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城归”群体的支持，也需要突出基础设施配套的原则，为他们扎根乡村提供良好的软硬件设施的支持。“城归”在返乡创业中所遭遇的“最后一公里”梗阻，还表现为各地的扶持鼓励政策各自为政，难以在社保缴费、医疗保障等方面实现对乡村就业人员的全覆盖。因此，各地的鼓励扶持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推动简政放权在基层落地，并适时调整相关土地、金融与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律法规，做到明确创业主体、扶持创业政策、引导返乡创业、规范创业行为。

第二，创业的资金短缺需要突破。乡村创业、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等创业行动，都需要大量前期的资金投入，其特点是周期长和见效慢。在笔者对“城归”的调研中，有些“城归”领头的项目，村民和村集体都是只收现金，而不接受入股合作，这恰恰是“城归”在资金上难以负担的。这也证明了学术界所强调的乡村生存理性的特征，因为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和极力“避免风险”[20]。而在某些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让人警惕的现象，即有人借鼓励下乡创业之机，携资本低成本圈地，让土地流转非粮化。而土地是乡村资源的核心要素，也是吸引“城归”回乡创业的有力基础。在乡村产业的发展中，基层政府承担着战略实现的协调者角色，换言之，基层政府需要在“城归”、金融机构与市场组织之间进行战略协调，以满足“城归”对创业资本的需求。而且，“城归”对于市场信息的敏锐性，有助于在金融机构和市场组织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共生关系，可以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村民希望产品卖个好价钱以增加收入，而市场机构则希望能够买到稳定、可靠的原材料，双方各取所需，这其中，“城归”不失为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第三，人才资源的“水土不服”需要化解。乡村农业产业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特性，特别是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是它的基本特点，这就需要一批有效发动、引导村民、科学管理的乡村“经理人”，但是，“城归”群体也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困境。因为，有些村民缺乏市场规则意识，对市场刺激不敏感，而乡村经济中市场理性尚在成长。笔者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在平台上搭建的“农家乐”“乡村乐”版块，使顾客可以通过农行卡预订住宿并享受打折优惠，但是信誉缺失问题是农户和平台合作的巨大障碍。不少农家院主会现场加价而向游客租售房间，却忘记了线上的预订合约需要遵守，导致平台难以和农民达成协议，反而影响农民、银行和平台三方的合作关系。

四、结语

“城归”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特征，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归”在知识、技术、信息、市场、资源及财力等方面都扮演“领头雁”的角色；在城市经济的多年经营中，“城归”多多少少积累了乡村所需要的资源与要素；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城归”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而可以带动一批“懂市场、重规则”的新型农民逐步成长，以促进乡村的现代化与法治化。可以预见，随着“城归”群体在乡村的持续“回归”及其规模的不断壮大，他们的作用也会逐渐凸显，必定会为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