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毅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保护好农民利益”。2019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将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作为顶层设计，强调要“坚持互惠互利，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工商资本到乡村投资兴办农民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乡村产业，支持发展适合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种养业”。在上述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以财政补贴和土地优惠政策为杠杆，对外招商引资，吸引龙头企业迅速流向农业领域。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下乡”。在政策实践中，典型的资本下乡模式为“公司+农户”，即企业以生产订单为中心，将农民的土地流转出来开展规模化经营，并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方式将农民集中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带动农户脱贫致富。

在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业人口老年化与村庄空心化的发展困境下，引进产业资本下乡有现实合理性：资本下乡有利于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聚集，能吸纳当地人口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近年来，伴随农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入开展，资本下乡在农村雨后春笋般出现，村庄特色产业一派繁荣。但与此同时，资本下乡也存在与顶层设计相背离的情况，有关下乡资本毁约弃耕、圈地不种、烂尾跑路的乱象频频见诸各大报端。如何理解资本下乡的生产经营行为？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厘清资本下乡是在什么样的结构背景下发生的？资本下乡遭遇乡土社会为何出现经营困境？资本下乡后企业如何与本地农民开展实地合作？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资本与村庄社会的复杂互动关联。

(二)文献回顾

针对资本下乡遭遇的经营困境，学界代表性的解释有3种观点：一是从农业的经营性质出发，认为农业的特殊性是资本工业化大生产经营激励和监督难的主导因素[1-3]。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农业是一种“生命生产”活动，受制于季节与天气的影响，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特殊性让规模经营的生产过程难以实现标准化的质量监控，进而导致对劳动者的效益评估与监督存在难题。二是从资本赢利的动机着手，倾向于将资本下乡经营不顺归结于企业经营“名实分离”的结果[4-5]。这类观点认为，资本下乡是以农业现代化经营为名，行“套取财政补贴或吸收金融贷款”之实，并不在意农业产业经营的成与败。三是从资源要素配置的角度，认为企业的要素配置失衡导致生产经营难以为继[6]。具体言之，资本下乡的市场要素需求与农村要素供给之间的错配，致使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进而导致资本亏损。

上述3种观点对于解释资本下乡经营困境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农业特殊性的观点倾向于将规模经营简单地看成“雇工经营”，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认为雇工经营不能解决家庭农业无须面临的激励监督问题。但实际上，重点并非规模经营或雇佣经营是否适宜的问题，因为理论上，只要组织激励设计得当，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通过诸多策略发挥合作效率。研究发现，规模经营可以采取“倒租反包”、分包制和打分制等方式，重新划分生产单位从而解决内部经营的激励难题[7-8]。由此，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样的经营组织方式，更适合熟人社会的农民。第二，资本下乡赢利论过于强调经营主体的主观动机不纯，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资本下乡本身就不是为了经营农业，而是为了套取国家涉农项目补贴。但事实上，这种观点忽视了大部分农业龙头企业自身的属性特征——主要依靠农业产业经营获利。进言之，除非能确定企业资本下乡前就无意于农业产业经营，不然在现实中很难分辨“项目烂尾”是企业经营不善，还是不想经营导致的。因此，严格意义上，这种观点只能适用于类似“圈而不种”情境下的资本下乡境况。第三，要素错配论的观点倾向于从要素市场供给的角度，强调工商资本企业在推动农业从生产向生态、文化等功能拓展时，农村的“人、财、地”等要素市场难以满足资本企业高质量的密集型要素的需求。特别是在土地要素匹配上，大多工商产业资本下乡后难以获得设施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6]。由此，要素供需不匹配成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原因。但实际上，资本要素配置低效和失衡不仅是因为用地难、融资难等共性的制度环境问题，更与企业具体的产业布局、经营方式的选择、组织管理等有关。

新近研究指出，资本下乡是政府和企业联合对村庄的“经营”和“再造”，本质上属于“经营城市”模式在广袤农村的延伸[5，9]。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政府、村庄和资本三方关系角度，将资本下乡看成是对土地生产空间的经营，具体包括集中居住的“农民上楼”和土地流转的“规模经营”两类。经营土地空间的视角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刘卫东[10]从空间治理角度指出，经营土地是指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国土空间的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利用，以及各地区间相对均衡的发展。张京祥[11]则提出作为“空间治理”的城乡规划，本质是空间实践的政治性与政治结构再生产的工具。但有关土地空间治理的研究仅限于从宏观的城乡规划体系、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等手段进行讨论，缺少从微观的治理过程来考察资本下乡的运作逻辑。应该看到，资本下乡的实际经营运作，并非应然意义上一定能顺利实现资本和村庄利益的双赢。因为资本下乡所处的社会条件，先于市场的结构形塑着资本的行为与结果。在此前提下，本文从空间治理的角度出发，在村企关系的情境下，重点考察企业经营过程中与农民的空间互动实践，集中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资本下乡后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何在？第二，下乡资本经营土地和生产空间的治理逻辑是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一个个案进行刻画，研究的结论不追求代表性为标准的统计测量，而是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出发，力图通过农民和资本的空间互动实践，以个案来展示影响一定社会内部之运动变化的因素、张力、机制与逻辑[12]。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18年7月对玉村进行的定点观测，并分别在8月、9月进行了数次电话回访，搜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在此，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访谈了该村工厂经理、贫困户和本地雇佣工人等不同行为主体，为个案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

(三)田野介绍

玉村位于岭南省东北部H市，下辖4个村民小组，全村243户1004人(其中常住人口100户390人)，2016年被岭南省确定为省定贫困村。全村总面积7.1平方公里，其中林地8400亩、水田980亩、旱地520亩。该村山地多耕地少，经济收入以第一产业为主。其中林地种植有2912亩桉树，耕地则以水稻、花生、蔬菜、茶叶等农作物为主。村民收入来源以外出务工和桉树种植为主，兼有牲畜养殖。

2016年，玉村通过市交通局的精准帮扶，引进了全国农业龙头企业岭南省兴明集团。兴明集团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以生猪养殖为主，集科研、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集团公司，已建立了种猪、商品猪、饲料、饲料添加剂、生猪屠宰加工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该集团2009年通过招商引资从东莞搬迁至H市，并相继成立10个二级子公司，玉村猪场便是新建的子公司之一。

兴明集团与玉村的经营合作，表现为3个方面：第一，土地的流转经营。企业通过村集体从村民手中大规模流转了2500亩土地，用以发展生猪养殖产业和田园综合体。其中500亩土地集约发展生猪养殖产业，另外2000亩在有机肥养地后准备开发农业综合业态。第二，参与生态环境整治。玉村长期种植的桉树林污染了村庄的生态环境，而猪粪有机肥的排放能为2912亩桉树经济林的生态整治提供原料。第三，带动贫困户就业。由于企业经营属性和村庄土地整治相契合，因此上述产业被打包成生态扶贫项目享受精准扶贫的政策优惠，猪场也承担了7户贫困户的就业扶贫任务。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玉村桉树经济林的种植污染现状，在引进兴明集团资本时首先考虑的是土地治理和生态环境整治，因此并未对资本下乡需要吸纳多少人就业，对当地税收做多大贡献等提过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猪场总共雇佣50人，但本地农民从事饲养员工作占比不到15%。调研发现，即使是猪场雇佣的本地农民，对于工厂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安排也并不认同，有的还通过磨洋工的消极怠工行为来进行“弱者的抵抗”。

二、资本下乡遭遇乡土社会：“脱嵌”困境

(一)产业经营的“脱嵌”困境

1.空间集中生产脱嵌于小农伦理经济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关系从其他社会关系(家庭、亲属、宗教认同等)中分离出来[13]。这种分离在企业的经济行动中表现为让农民摆脱传统关系的束缚，生产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成为市场上可以交易的自由劳动力。劳动力是自由的，现代化生产组织的理性管理和计算才成为可能[14]。具体到案例中，为了实现治理的效率，企业需要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从家庭生活空间分离出来，重新在工厂的生产空间上进行集中。

空间生产集中的目标是为了便于公司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通过分工合作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从而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这样，农民的生计安排就必须服从工厂的时空秩序，农民经济的社会化生产节奏就会被打乱，企业经济行动难免与传统小农伦理经济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当留守农民集中到现代化的工业厂房之后，其生产空间就从私人家庭的生活空间剥离开来。农民一直以来形成的对生产生活空间的依恋开始被资本和权力所统管，以至于至关重要的副业和家庭任务都无法兼顾。

干这个饲养员之后，像关犯人一样的，我没有家庭生活，出门还要请假。喂猪打工一个月2000多块，包吃包住8个小时。钱多一些了，但也没有余钱。我这一出来用度大得很，买菜买米都要钱，主要是我带不了孩子，放镇里亲戚家总要给生活费吧。家里老人脑壳儿不管用了，什么都做不了。我老公不让我再干了，说我老人孩子都不管了，划不来。(LCT，农户，女，52岁，20180718L)

从资本角度来说，妇女在家务农浪费了劳动力，进厂务工则能够发挥其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效率，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厂让妇女从家庭生活空间中脱离出来有其经济合理性。但资本的视角却忽视了今日的小农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单位的事实[15]。在劳动力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在自家责任田和宅基地上种植农作物可以满足家庭自给自足的生存需要。可是一旦将土地流转给企业，农户就脱离土地保障开始成为依附企业的商品化小农，生存消费的支出开始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户家庭生计的稳定。同时，农民经济不同于企业经济，直接服务于家庭再生产这一社会目标[16]，其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妇女老人留村务农都是服务这一目标的手段。妇女进厂实现了生产空间从生活空间脱离的同时，也意味着亲人空间上的再次分离，从而导致其无法兼顾照料老人和孩童的家庭任务。因此土地流转后妇女进厂并不一定能够让农户家庭受益，反而会脱嵌于家庭内部进城—留守的空间秩序格局。

2.空间权力运作脱嵌于熟人社会文化

所谓的空间权力运作，是指透过对时间、空间的一系列分割和操作过程，配合监控纪律技术，生产出“服从的主体”。这种对时间、空间的处分，等于在处分身体行动的节奏性和领域性，也等同于在处分身体，于是“工人”社会关系的位置就在这种权力运作下被生产出来[17]。空间权力的运作实质是工业化的现代生产逻辑。其目标在于消灭代表历史差异的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一切事物标准化和同质化[18]。只有标准化的统一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生产成本，实现资本谋利的最大化。在这一经营取向下，企业运用空间权力运作和纪律技术，真实的想法是希望通过采取直接的绩效管理手段激励农户完成企业的生产目标。但农民毕竟不同于企业的工人，他们是生活在地方的熟人社会，人情面子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在农村熟人社会经营，公司采取的管控技术无法适应这种地方传统观念。

他们那几个人为什么能出去？自家人肯定帮自家人，本来就拿得多，还发奖金？我们这些外村的，人家不当回事儿。随便扣我的钱，一点人情都不讲的。死了一头猪就怪我们卫生没做好，猪养得不肥还怀疑我们偷了厂里的饲料，还跟我说要不是精准扶贫都不用我。可是你租的是我的地，没有我的地你能做什么？当初要不是我们村长求我，我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租地的。后面也想通了，现在不是自己的地了，你做的都是人家的，做多做少反正都是那个样。(DCH，农户，女，56岁，20180719LN)

从该猪场工人的访谈可以看出，工人对于工厂制定的纪律技术和绩效规则的理解是站在家庭本位的伦理角度上来认知的：自家人会照顾自家人，不会像管理陌生人一样严格；钱拿得多不是饲养技术高和管理精细的缘故，而是因为与工厂管理者“沾亲带故”；因绩效激励采取的纪律权力普遍合法性在这里被乡土社会中的“帮亲”伦理消解掉了，农民认为企业的奖励行为是“徇私”之举，没有考虑地方社会的人情世故。从笔者后期向工厂主的访谈求证，工厂主却认为主要是本地农民的偷奸耍滑、不负责任才没有奖金的。从村民“想通”的微妙心态来看，工厂主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

(二)困境调适：“内外有别”的雇佣策略

为了节约生产的监督成本，避免村民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公司管理者在选人用人上采取“内外有别”的雇佣策略。具体到案例中，企业将关键的生产环节交给“自己人”负责，如兴明猪厂的技术员都由厂长所在村的村民担任。即使不用“自己人”，企业宁愿使用河南、贵州一带的职业农民也不雇佣当地人。仅以劳动力密集的喂猪饲养环节为例，只有7位本地贫困户在猪场从事饲养员的工作，占比不到15%。“内外有别”的经营策略还有利于避免与本地农民产生更多的利益与纠纷。由于企业的喂猪养殖产生的臭气、废水会污染当地的自然环境，少用“外人”自然能减少与村民产生谈判的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不雇佣本地人，即使非用不可，也要加大对其的空间监控力度。为此，企业建构出了一套专业知识话语，为自己的监控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人员的频繁走动容易将场外病原带入猪栏，导致猪群染病。

但工厂制定的这一规章制度并不是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企业管理者和技术工人则拥有随意进出的特权。当地村民很容易“识破”企业这种知识/权力背后隐藏的支配逻辑。客观上，技术工种的不同导致感染风险存在高低，饲养员与猪仔接触最为直接和频繁，感染风险最高，因此企业对其的进出管制存在合理性。但因为猪场的技术管理层选用的都是“自己人”，农民很容易按照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来理解，其从熟人社会习得的公平伦理观念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跟他关系好的就好说话啊，干的活儿也轻松一些。那些技术员都是他们村的，条件什么的就比我们好，可以随便出去啊。不能比啊，人比人气死人。我们这些人进去了就不让随便出来。他们说怕我们(随便出去)把病毒带到厂子里，其实就是省那个消毒的钱，每次我们进去都要脱衣服消毒，就怕猪得病了。那个老板思想不好的，污染了我们这里，自己赚钱。人家有什么好处，不会考虑我们这些人的。平时跟那些人都不说话的，又不熟没什么好说的，大家各干各的。(HYQ，农户，女，49岁，20180719LN)

从农户的上述心态，可以发现“内外有别”的经营策略导致当地村民以对待陌生人的规则来对待外来资本和外来户：一方面，本村的农民并不是从多劳多得的效率意义上理解收入差距的，而是从双方关系的位置格局来看待的；另一方面，企业“舍近取远”的做法，在工人之间自然形成了“本村人”和“外村人”两个异质性群体，人为制造了社会区隔空间。由此，这直接拉大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导致农户之间仅仅是生产生活的身体共同在场，并没有带来交往的共同在场。需要强调的是，猪场对不同职工的态度差异，并非只是身份差别导致，还因为他们从事的工种不同。只不过熟人社会的“亲亲尊尊”规范，加上“内外有别”的雇佣策略，共同放大了上述差异，导致农民观念上很容易形成“身份生疏”的归因偏见。调研发现，猪场内的本村人与厂区内工作的农民相互交往并不多，主要是停留在见面点头、打招呼的浅表层交往形态上，他们将与陌生人交往原则的原因解释为“学会做人要知道自己身份”。

三、资本下乡经营产业的空间逻辑

资本下乡经营困境的产生与改造小农的空间治理逻辑密切相关。所谓空间治理是指企业借助技术、资本和制度等要素的组合，通过对小农生产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经营”与“再造”，意图在乡村社会建构一套工业化的空间治理体系以服务于产业资本增值。核心是通过资本吸纳农民，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全面改造，即从“为个体生存而生产”到“为企业市场而生产”转型[19]。在这个治理体系中，企业的空间治理手段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采取公司制统筹统管的治理方式，在土地集中流转的同时，通过改造生产空间把农民改造为资本服务的工人；第二，企业以市场盈利为导向，在工人的社会空间内部，借助绩效管理技术生产服从的主体，进而建构出竞争与合作关系。但实践证明，企业上述空间治理手段，遭遇了来自小农伦理经济，以及熟人社会关系的挑战。最后，空间治理体系无法衔接小农社会，改造小农变成了“脱嵌小农”。

(一)改造生产空间：公司制统筹统管的农业治理

工商资本下乡是公司经营体制在广袤农村的延伸。这种公司制经营的核心是在现代性取向下，采取统筹统管的治理模式，全方位管控小农生产，以提高农业劳动的单位生产率和效益。因此，为了达到农业治理效果，企业通过一系列的职能分割、时空区隔和纪律技术运作，在分离农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同时，促使农民变为资本服务的工人，最终实现生产空间的资本效益。

农村低廉的土地成为企业争夺的资本，变成了资本对生产空间的垄断和空间改造的对象。具体来说，企业认为只有通过工业化的统筹手段集约利用土地，再造生产流程与整合部门才能改造农业生产。比如，玉村猪场集中300多亩土地，分割出150栋猪舍并用限位栏集中管理。另外，根据养殖的专业化需要把生产分为4个部门，配种舍、生长舍、分娩保育舍和兽医部，每个部门下面配10名饲养员，每名饲养员管理300～500头猪。这4个部门主要由技术主管负责，技术主管上面则是猪场经理，在层级化的统一控制下按照生产计划进行周期管理。理论上而言，通过占有生产空间，以及将空间分化并整合为工业化生产体系，降低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成本，进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对实现资本增值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实际上，忽视了统筹统管的“大生产”对个体小农的有效性。表面看，限位栏管理、部门分管和层级控制，有助于将猪的存活率和人的生产紧密捆绑为一体。但实践证明，牲畜养殖业的特殊性，要求农民精细化管理，但农民劳动的效率和质量难以监控，且没有激励高效完成重复性的饲养产仔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容易偷懒。笔者通过对猪场的经理访谈得知，进厂的本地农民在饲养母猪时伺候并不精细，饲料浪费多、喂养不科学，环境管护不力，导致母猪的产仔时长大于家庭饲养周期。

正常的产仔时间是三四个小时，我们这里有一栏产小猪都有六七个小时，肯定是你没有按要求来喂饲料，要么喂多了母猪不活动，小猪仔养重了或者补料早了，喂少的也有但不多。我们还有的猪栏有死胎猪。(SY，猪场经理，男，47岁，20180720LN)

如何理解工业化统筹管理的治理低效？我们认为要从产品与人的物质关联来考虑生产关系的雇佣性质。当本地农民成为企业的雇佣工人后，他们制造的物质产品与自身开始脱离关联。既然生产的产品不再为了自己，反正盈利多少无关紧要，因此往往出工不出力。此时企业规模化养殖会因为生产空间的理性化改造损失效率。

(二)改造社会空间：奖惩分别的绩效管理技术

空间兼具物质性、社会性和主观性，是社会空间与空间意义的聚合体[20]。除了采用公司制改造生产空间，资本还以市场竞争为导向，在工厂渗透并生产新的绩效区隔技术改造人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治理关注的是工人的竞争与合作，核心在于围绕存活率挂钩奖金以建构新的差序格局。其治理策略集中体现为通过奖惩分明的绩效管理手段筛选出工作质量好坏，激励工人为企业努力生产，最终促使员工认同企业目标。

比如在兴明猪厂，公司在厂区的公共空间安装LED屏幕，除了循环播放公司宣传的文字与画面外，每天动态公示厂区人员的考勤到场率、产仔量、出栏数等。同时为了配合产仔量提升的竞选和劳动之星的评比活动，公司还会在生产车间的公共墙上设置打分榜。每月打分榜上优秀者可以奖励1000元现金，连续3个月上榜者有机会成为代班主管。对于打分榜上低分的员工，公司还会亮黄牌警示，低于生产目标也拿不到全年的任何奖金。面对企业的治理策略，进厂村民也自下而上地进行着空间意义的解读和使用方式的再诠释。总体上，工人虽然清楚猪仔存活率与公司利润密切相关，但并不认同公开公示的治理手段，特别是直接将每个人的生产、奖励与惩罚的情况予以公布。主要的原因是，乡土社会的工人是在双方的具体关系格局中来理解工厂治理规则的：既然已经是公司的人，农民的尊严和面子就要被照顾，而不是眼里只有钱。

一般而言，资本的绩效管理技术的运作，要发挥作用需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工人之间直接的经济社会关联度较低，他们的行为大多是不可预知的，因此才需要治理技术和规则制度约束生产者。第二，工人服从的逻辑是直接的物质性激励，最低要求也是免于被资本方开除解雇。但实际上，这两个逻辑在乡土社会无法成立。乡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人和事、生产与生活高度嵌入村庄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的面子、人情文化伦理发挥了“制度规范”的作用，成为村庄成员共同认可和自觉遵守的价值体系和交往原则[21]。因此，在乡村中评价一个人的品质好坏，主要看他是否重视人情，是否“将心比心”，而不是“赚多赚少”。

更重要的是，“内外有别”的雇佣策略让奖惩绩效产生负向效果。公司将猪仔存活率指标与员工工资和奖金挂钩，但忽视了存活率的关键除了饲养照料外，更在于疾病防治的技术环节。表现在总分构成上，考勤和操作规范的实际得分相差不远，但产仔量高低、幼猪崽防疫等关键的技术环节都是可以量化考核评比的重头项目。可技术工人雇佣的都是“自己人”，所谓的奖励自然成了自家人帮自家人的手段。由此，绩效管控反而拉大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社会距离，强化了本地农民以陌生人的态度和规则对待外来户，降低了对公司绩效目标的认同。因此，对处于低端喂养环节的农户来说，企业的绩效方案却并未带来实际的激励效果。

(三)空间秩序：资本的外来性与小农经济的社会性

资本下乡被乡村社会空间完全包围，生产经营的顺利与否仍受制于村庄社会环境的制约。从传统社会以来，乡村的农业生产就高度嵌入村庄社会，生产和生活空间高度融合。因此资本的规模经营就不仅要处理养殖生产的管理问题，还要在村庄社会情境下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根据熊易寒[22]对乡村工厂经营的考察，发现市场脱嵌于地方社会直接造成企业和农民的环境冲突。这说明资本下乡所处的社会基础[7]，先于市场的结构形塑着资本的行为与结果。由此，外来企业与本地农民的空间秩序与关系结构，就成为影响生产经营能否顺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一，外来资本落户乡土社会，要面临以小农家庭为本位“半工半耕”的农民经济模式。这种农民经济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具有农副业结合、农工混合的特征[23]。从小农视角看，这主副混合的生产实践，恰好适应了农民生产生活的模糊性，对家庭生产而言有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譬如，农户在考虑居住空间布局时会选择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树和蔬菜，一旁还会建设猪圈和鸡笼等，这些“副业”在农作物歉收或发生其他外部世界的动荡时，往往成为确保他们安全度过危机的重要保障机制[24]。另外，这种模糊性符合乡土社会的“社会时间”：在农忙时期青壮年劳动力回乡抢收抢种责任田的农作物，农闲则选择外出务工，而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可以在主营农副业的同时安心兼顾家庭照料任务。

其二，外来资本还要兼顾熟人社会情感互惠的行动逻辑。本质上，资本的外来性本身意味着农民将其看成是“陌生人”，双方处于互不信任的关系状态[7]。在这种情况下，下乡资本需要面对一个扎根乡土的本土化过程：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能自顾自地牟取利益最大化，要兼顾地方社会的人情世故。除此之外，政府引导的资本下乡本身有精准扶贫帮扶贫困村的任务，其生产经营也兼具公益经营的性质。因此，从经营合法性角度看，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嵌入小农社会生态，以乡土社会规范帮助农民脱贫。唯有如此，农民才能以熟人社会的规矩应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而解决农业经营的监督激励难题。

悖论是，资本下乡首先要保证经营运作顺畅和产业赢利，才能有剩余收益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因此，摆脱农民传统特殊性关系的束缚，按照市场交易的竞争规则管理农民工人更符合企业利益。但遵循市场关系的利益逻辑，不兼顾熟人社会的情感互惠规范，资本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就会放大，进而导致企业经营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第一，外来企业与本地农民的利益矛盾。猪场大规模生产经营，直接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猪场规模养殖排放的猪粪和废水、臭气，污染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种以牺牲农民生存空间品质换取利润的做法，与农民长远的利益产生了对抗。第二，外来企业的经济行动脱嵌于地方社会生态。只有7位本地农民在猪场从事饲养员的工作，占比不到15%，农民的生存困难没有得到照顾。在这种情况下，外来企业与本地农民不是互帮互助的情感关系，相反却是地位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关系。一方面，当农民通过政府将土地大规模流转给企业后，成了脱离土地保障的商品化小农，生存消费的现金支出增加，需要承担失业风险。另一方面，企业不需要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农民却需要承担其生产经营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代价。这直接导致企业的经济行动脱嵌于地方社会，成为一种资本对空间的掠夺式开发。

四、结论与反思

研究表明，企业的空间集中生产脱嵌于小农伦理经济产生了治理困境、空间权力运作脱嵌于熟人社会文化导致社会困境，“内外有别”的经营调适无法化解上述困境。从空间治理的视角审视资本下乡，资本经营困境的产生与改造小农的空间治理逻辑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第一，资本采取公司制统筹统管的治理方式，在土地流转集中的同时，通过改造生产把农民改造为资本服务的工人；第二，企业以市场盈利为导向，借助绩效管理技术生产“服从的主体”，建构出农业工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上述对农民生产空间、社会空间的治理改造，遭遇了小农家庭半工半耕的农民经济以及熟人社会关系的深刻挑战：资本的外来性与小农经济社会本土性产生了结构性张力，现代性的空间治理体系失灵，改造小农变成了“脱嵌小农”。

资本下乡改造小农的空间生产与经营，反映了效率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发展观，本质上是一种乡村“去小农化”的“脱嵌”式开发。长期以来，主流话语的发展观都强调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塑造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城市垄断了现代性，代表了先进与文明，而农村和农民是贫穷落后的象征，成为现代化过程需要被解决的“问题”[25]。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城市的产业资本下乡变成了改造小农的“救赎”，农民流转土地给企业，能够挣得一份租金的同时还可以进入企业上班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但上述主张却忽视了企业资本逐利的本性。在产业升级、环境成本与地价高涨的共同约束下，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有向农村产业转移的动机。在此背景下，资本下乡成了企业产业发展的空间重构，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贫困地区自然空间的争夺来实现自身的资本增值，村庄社会的长远利益不在其考虑范围。

应该看到，空间中承载的不只有资本和利润，还有人的社会生活。从小农立场出发，农民对土地空间的意义和价值生产是扎根在本乡本土之中的。具体言之，乡土社会是作为一种结构化的空间而存在，既是农民的经济生产空间，也是社会交往空间和人情文化空间。农民仅仅围绕这三重空间展开生产生活和人情往来。这种空间实践行为表现出高度互嵌的特点，村民的社会行动高度嵌入村庄关系网络，并受到社会结构和地方性知识的约束。对于这样一个地方社会，企业的经济生活本身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总体上服从地方社会的生活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代表现代性的经营公司的空间生产策略移植到传统乡土社会时，自然会给留守在村的农民观念上带来紧张和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其实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企业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怎样适应并嵌入小农社会生态。

致谢：江立华、吴毅、陈颀、刘杰等学者，以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