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0 引 言

2016年8月，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代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称只有选举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担任总统才可以保证美国的安全。作为回应，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国防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公开对希拉里表达反对意见。这开启了特朗普与美国情报系统的部分前任和现任公务人员长达四年的政治斗争。

在任何国家，情报官员与决策者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双方都恪守专业规范。因为前者必须严格尊重客观事实，后者却要考虑到各种政策结果和政治问题[1]。情报工作政治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提出的。他认为很多时候情报部门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决策者，放弃客观性的原则[2]。在实践中，情报工作政治化更多地表现为决策者向情报体系施加压力，或者情报体系主动揣摩决策者的心理，导致提供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情报产品[3]。

历史上，美国总统和情报体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不鲜见，绝大多数都是由个人关系或具体业务而非党派政治引发的。例如，肯尼迪时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飞扬跋扈，以至于美国在猪湾事件中遭遇失败，下一任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提供的苏联在古巴进行军事集结的警告没有得到肯尼迪的重视。福特为了寻求连任总统，将误判苏联的责任归咎于情报系统，避免自己受到指责。克林顿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詹姆斯·伍尔西(Robert James Woolsey)的关系非常糟糕。又如，小布什为攻打伊拉克寻找借口，不满意中央情报局基于客观证据提供情报；战争结束之后，面对全世界的谴责，他却宣称自己受到了情报机构的误导，甚至批准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情报机构卷入党派政治的案例则非常少见。1960年尼克松将他竞选总统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中央情报局官员的介入，称其为“小丑”。不过这只是尼克松的一面之辞，指控的内容未必属实。

而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情报工作政治化有了全新的表现，是以前根本不曾有过的：情报系统的前任官员表现出鲜明的党派倾向，介入总统选举并且通过自己掌握的情报服务于某个政客或某个政党；他们不仅攻击特朗普的人品、业务能力、政策理念，更指控特朗普“危害国家安全”“叛国”，特朗普则指责他们“炮制阴谋”“编造性丑闻指控”；情报系统的现任公务人员通过秘密的、违法的方式表达对总统的不满和抗议，而且很多人参与了这项活动。上述冲突发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双方在具体业务问题上的分歧，更主要的是政治价值观的对立。

1 特朗普与美国情报系统矛盾的起源

特朗普时期美国情报工作政治化，原因并不仅仅是特朗普的个人因素，也不会随着特朗普的下台而消失。它是美国情报体系几十年来组织文化的长期发展变化以及政治对立加剧导致的结果。

美国情报体系一共有17个机构。它们的职能和作用不同，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组织文化。根据曾经担任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观察和比较，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以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都具有较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国防部下属的8个情报机构以及司法部下属联邦调查局整体显得较为保守[4-5]。此外，国土安全部比较偏保守，而国务院的外交安全局更加保守[6]。

1.1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情报体系组织文化的变化

从长时段的美国历史来看，美国意识形态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始终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如里根、小布什时期，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基本上锁定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美国政治不断保持左翼激进主义的方向[7]。

冷战结束之后，“政治正确”成为两党共识。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理念，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争议，并且提高了美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团结，美国政府机构也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改革。克林顿政府鼓励雇佣残疾人加入情报体系，这当然是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主张提升女性在中央情报局中的地位。2005年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担任首任国家情报总监，他推动平等就业倡议。这一期间，“政治正确”尚未走向极端，没有引发较大的政治争议。

2001年的“9·11”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情报体系的年龄结构。反恐战争的突然到来，需要情报体系立即增加大量人手，很多年轻、没有研究生学历以及缺乏职业经验的年轻人被招募进入中央情报局。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些负面效果。中情局老一代雇员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很多人退休，“9·11”事件之后招募的年轻雇员有幸得到快速提拔。但是，19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缺乏对冷战的切身体验，年轻的情报工作人员缺乏危机意识，而且迫切希望早日出人头地[8-9]。而且，年轻一代的政治观点相对偏左，比年老一代更加同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泄密行为，他们不支持斯诺登的做法但是认为他并无道德问题。

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在各个政府部门中优先雇佣和晋升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结束了以前的以常春藤盟校毕业生作为最主要的录用标准，甚至这一时期的官员直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规定上述群体在中情局公务人员中的比例。2009年，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要求将该机构少数族裔公务人员的比例从22%提高到30%[10]。时任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将多元主义作为情报系统的职业道德原则，并且在他领导下的各个机构中进行推广[11]。尤其是他在招聘工作中对性少数群体给予格外的照顾，这种做法已经超过了实际工作的需要，反过来刺激了这个群体更多的政治诉求[12]。之后的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强行规定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明确表示在晋升选拔中给予穆斯林、非洲裔、拉美裔人员特别优待。甚至，中情局在招募公务人员时直接询问应聘者的价值倾向，将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推向极致。

上述政策使得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文化出现了明显转变[9]。年轻女性、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在情报系统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数量和比例，甚至成为各级领导。他们试图招募更多与自己身份一致的人，从而巩固自己的优势，推动对自己有利的议程。他们成为奥巴马的坚定拥趸，支持其一切政策，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这导致一部分公务人员的不满。首先，老一代人难以接受这种“走得太远”的多元主义。其次，大量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员进入情报体系，并且被优先提拔到领导岗位，使得那些努力工作、业务能力较高的白人男性感到不满，他们觉得自己的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感受到了歧视。再次，过度的多元化将会导致对公务人员业务能力的考核失去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这种趋势将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13]。

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被很多美国人认为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但该原则不应该被一刀切地应用于公共权力的所有方面。一方面，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工作性质差别不应被混淆。党派倾向和政治立场可以适用于政务官的任命，但是不应该适用于普通公务人员的招聘。另一方面，情报工作毕竟是一个对身体和心理素质要求极高的特殊职业，公务人员须具备较高水平的外语能力和文化专业知识，并且有能力适应在海外的工作。过度的“政治正确”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而且会干扰该职业内部的评价机制和晋升规则，从而挫伤该职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这个原则可以适用于美国政府的多数机构，但不应被适用于军队、情报这样的特殊部门，过度的“政治正确”将会导致政治化以至于损害国家安全。

1.2 特朗普对情报体系的争议性改革及其后果

2016年特朗普的上台扭转了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左倾化进程，代表了民族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决裂，以及白人右翼势力对自由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反击[14]。不过这种变革主要发生于社会层面，在政府体系内部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占据主导地位。

特朗普上台后试图改革美国的情报体系，他的一些初衷是有道理的。美国的情报体系中，各个机构彼此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导致尾大不掉、资源浪费、各自为政。特朗普指责情报体系机构臃肿、作风僵化、运作低效。他上台后力图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推动对情报系统既得利益群体的整肃，让情报工作与政治操作脱钩。他对情报系统的改革以“美国优先”原则为指导，其特点包括：注重实用主义，轻视道德价值推广；精简机构、削减编制，破除部门利益，让情报产品更加实用；坚持有所取舍，集中有限资源关注本土安全，反对自由派和建制派的对外过度扩张政策[15]。2018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出开展历时100天的“转型倡议”全方位改革计划[16]。

不过，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是较有争议的、矫枉过正的。为了加强对情报体系的掌控，特朗普任命弗林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蓬佩奥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试图采取小圈子治理的方式加强对情报体系的人事控制[17]。但是这些人遭遇到了强大的抵制。

中央情报局首当其冲，是特朗普要整顿的重点机构。特朗普上台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通过消极怠工、泄密等方式对白宫的指令进行抵制。特朗普派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赴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等机构进行视察和整肃，之后任命了蓬佩奥这样一位作风强悍、道德水准低下、政治立场极端的政客推行铁腕政策。与奥巴马时代的情报官员不同，蓬佩奥没有任何情报工作经验。他刚担任中情局局长之后，就和该系统的公务人员发生了较大的冲突。中情局公务员在会议上反复询问蓬佩奥对性少数群体的看法，而蓬佩奥则愤怒地回应，中情局应该“聘用那些最优秀的人来执行国家安全任务”[18]。中情局公务员为了报复，则向媒体透露蓬佩奥的管理能力非常糟糕[18]。2018年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接替蓬佩奥的职位后，在多元化问题上做出了一些承诺，使得泄密事件明显减少。此外，哈斯佩尔本人曾经因为酷刑政策有道德污点，因此没有底气协助特朗普进行整肃。

在另一个自由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其领导层也因为政治原因屡次更迭。特朗普一开始任命的两位国家情报总监都因为不配合他的政治议程而被解职，甚至他曾经试图绕过国家情报总监直接对执行人员发号施令[19]。2020年2月，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被任命为代理总监。格雷内尔没有相关工作经验，但是特朗普的忠实拥趸，他上台后对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进行了清洗。

2 美国内政矛盾的是非曲直辨析

特朗普与情报体系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冲突，首要原因在于特朗普特立独行的工作风格、偏执和乖张的性格，以及极端的政治理念。美国保守派精英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为低下、缺乏道德素质、盛行反智主义。但是特朗普这种完全不讲政治伦理和科学常识的人，在政坛上仍然很少见。他上台后拒绝按照惯例阅读情报系统提供的《每日简报》，要求情报官员对自己绝对服从，甚至完全打乱了现行的情报运行机制[20]。他公开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调查拜登父子的腐败行为，甚至扬言以叛国罪逮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大肆鼓吹“深层国家”阴谋论[21]。这种阴谋论认为美国军队和情报系统内部有一个被金融资本家、自由派和共和党建制派控制的集团，将这些人痛斥为美国的“敌人”并且宣称他们试图通过“政变”推翻合法当选的总统。事实上，奥巴马时代录用的公务人员已经在美国政府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力量，他们担心特朗普中止多元主义政治议程的行为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为其晋升制造障碍。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组织，也没有统一的领导。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是移民政策的关键支持者，他们是多元主义的幕后推手，但是并没有能力控制和操纵情报系统。

特朗普的一系列安全理念行为直接危害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有智库学者认为，特朗普对不可靠信息来源的依赖，捏造虚假信息的行为，已经深深损害决策机制，使得美国民众对情报系统信任度大大下降[22]。特朗普时而刻意低估某个安全威胁，又时而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刻意高估某个安全威胁。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降低了对恐怖分子的威胁评估，将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定位为大国战略竞争，强调聚焦国内安全而非盟友安全。但情报系统不同意特朗普的理念，即使是特朗普的亲信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也表达了异议。特朗普将政治议题置于国家安全议题之上，为了对奥巴马进行政治报复，拒绝接受中央情报局对伊朗行为的评估结论。特朗普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旅长苏莱曼尼的决定，虽然使得伊朗软化了对美国的态度，但是也为美国带来了长远的风险[22]。

然而，美国的情报系统并非大公无私，他们卷入政治斗争，实际上主要是出于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并非国家安全和专业意识。中央情报局退休官员积极为民主党提供“通俄门”的相关证据，布伦南谴责特朗普“叛国”[23]。但实际上，司法部根据程序进行调查期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当然，一些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报机构也卷入到了政治斗争之中，国防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有明显的针对民主党的偏见。他们整体上以保守主义的视角看待国家安全，他们与特朗普的价值观不一定完全相同但相对更容易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24]。

此外，美国情报体系内部的民主党支持者参与了各种经济利益活动，这是他们不满特朗普改革的真正原因。例如，前中情局分析师内德·普赖斯(Ned Price)、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特别助理乔希·坎贝尔(Josh Campbell)以及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的高级分析师罗德·肖诺弗(Rod Schoonover)都是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从政府中辞职的，并且公开将特朗普撤换情报官员的行为描述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9]。不过，这些前官员的行为并非没有瑕疵。例如在2016年大选中，他们以公职人员的名义为希拉里提供大额的政治献金，这是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但是媒体一般没有能力揭露情报体系内部的潜规则。还有一些行为则是公开的。情报系统与很多承包商和企业有秘密的经济往来，它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学者统计，美国有85万通过绝密安全审查的合同工，其数量比同类政府文官还多，70%的情报预算都流向了承包商。詹姆斯·克拉珀就是美国最大情报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前总经理，这种兼职现象非常普遍[25]。此外，一些媒体通过支付大量的报酬，鼓励前情报官员对外公布特朗普的丑闻，他们的目的是提升媒体的受关注程度。

不能忽视的是，情报体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判断，未必比特朗普更为准确和高明。美国情报机构存在工作方法和组织上的问题，导致评估总是错误；工作流程过时，尚未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情报人员越俎代庖，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代替决策者的作用[22]。例如，特朗普指责情报系统在2002年提供了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评估报告，而前情报高官则依然坚持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在一些问题上，特朗普做出了比情报体系更为准确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评估。特朗普任内处理朝鲜问题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有一定成效，这是因为排除了情报体系的建议。

情报体系的前任和现任官员采用违法或间接违法的形式，与特朗普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职的情报官员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选择通过泄密的方式来引导民众的政治判断。特朗普时期，他们通过多种方式释放不利于特朗普的信息，其主要方式是泄密给民主党控制的报纸，或者以匿名方式发表文章，或者以情报系统离任官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16-2017年，奥巴马任命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为了阻止特朗普上台以及在他刚上台后干预其施政，委托已经离任多年的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释放不利于特朗普的内幕消息[26]。之后小布什时代的中情局代局长约翰·麦克劳林(John McLaughlin)也卷入其中。他们纷纷从道德视角对特朗普进行责难，强调自己是在“对权力说真话”和“揭露真相”[27]。

后来一些支持民主党的媒体为了提高效率，竟然设立网站，煽动现任情报官员以匿名方式直接泄密。频繁的泄密使得紧密追随特朗普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下令在联邦调查局内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负责调查这些案件。实际上，很多情报人员对外泄露的消息，并不一定符合事实，这些人未必接近于特朗普本人，不一定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情况，他们经常编造某些消息，甚至挑拨离间。

从道德的角度讲，这种泄密行为也是不值得提倡的。二战结束后，中央情报局一直坚持非党派的原则，即使是离任的高级官员也避免介入党派政治。前官员批评特朗普，并且公开支持民主党担任总统，这并非个人言论自由问题。这是因为，民众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区分离任官员和普通公民，这些离任官员的言论和出版的著作之所以很有分量，恰恰是因为他们以前曾经为政府服务[9]。他们离任之后依然掌握着很多国家秘密，因此他们的讲述更有可能吸引民众的兴趣。这种行为损害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信誉。

3 美国情报工作政治化新现象的深层分析

除了上面的分析之外，我们还应该从更加深入的层面理解特朗普时代情报工作政治化的原因，这包括政治学视角的解释，以及安全学视角的解释。

3.1 政治学视角

美国政府实质上只能代表极少数精英的利益，但是在形式上总统却要通过全民普选的方式产生，这就为民粹主义政客上台提供了可能性。特朗普通过民粹主义获得政治权力，但是却始终得不到建制派精英的支持。

美国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大潮使得国家陷于分裂，身份政治的盛行使得“美国”本身成为一个模糊的的概念，进而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无法得到公认的和一以贯之的定义。情报官员应该如何定义“真相”，应该为什么样的国家利益而工作，以及选取什么样的工作方法，现在已经成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人指出，虽然情报分析师试图保持客观精神，但是他们难以摆脱上述争议的困扰[28]。

特朗普与情报体系的斗争，也反映了他们背后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矛盾。特朗普虽然是商人出身，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却代表的是产业资本和产业工人的利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反对派，他的当选是情报利益复合体不愿意看到的。冷战结束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新保守主义已经放弃了真正的保守主义原则，他们与自由派以及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趋于一致，通过不断引进移民来降低产品生产的成本，进而维持高额的利润。同时自由派支持美国的知识分子塑造了一套左翼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为移民政策提供道德辩护。大量廉价移民的涌入迫使美国本土劳动力大量失业，他们虽然受到良好教育，但是并不受雇主青睐[29]。此外，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正确”无法实现对移民的真正同化和吸纳，这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团结和安全。保守派主张限制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但是自由派强调只有移民才可以为美国提供强大的创新力，进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自由派对俄罗斯采取敌视政策，他们认为俄罗斯阻碍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张。但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者大多愿意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他们深受俄罗斯道德保守主义的影响[30]。他们认为俄罗斯并未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人应该提防金融家和自由派对基督教文化的侵蚀和对白人主导地位的削弱。未来两党之间将会长期针对“通俄”展开政治斗争，即使这种行为并不一定真的存在，而且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

3.2 国家安全学视角

更为根本的是，美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国家安全理念，在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认识分歧。一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被另一方视为破坏国家安全，双方的理念是相互抵牾的。例如，特朗普政府宣称边界关系到国家安全，试图通过实施“禁穆令”、收紧移民政策等措施将恐怖分子、间谍等阻挡在美国国门之外[31]。而民主党认为这样做将会削弱国家的竞争力。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枪支管控问题上各执一词。民主党谴责共和党和军工复合体设法阻挠枪支管控的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是共和党认为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民主党疯狂引进移民导致工人失业和社会堕落，底层白人民众并不是施害者而是受害者，不应该剥夺民众持枪以保卫自身安全的权利。

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度的多元化和“身份政治”正在削弱美国的团结，将会导致社会道德堕落，他们强调只有基督教信仰可以给美国重新带来凝聚力，回到美国的建国初心。但是自由派和绝大多数中情局公务人员认为，特朗普和蓬佩奥在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的“倒退”才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将会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部分情报人员进行威胁勒索，将宗教信仰带入中央情报局将会导致穆斯林公务员的愤怒[18]。

特朗普与自由派的国家安全理念，基于几乎对立的道德基础。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拒绝承认美国政府炮制借口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道德上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他们假定美国的主流传统价值具有普世性，美国有能力塑造和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必要时应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十字军东征”，因为世界上采用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越多美国就会越安全。特朗普和民族保守主义者的理念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美国试图改造其他国家的努力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导致美国的战略资源被大量消耗，最终会牺牲美国人民的福祉。保守派指责自由派过度承担国际义务，这样做将会加剧美国人民的负担，损害美国的安全，甚至威胁基督教文明。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国家安全指导方针截然不同。在自由派看来，保证美国安全的前提是，美国的情报体系应该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多元化有利于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及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因此情报机构需要招募更多的少数族裔人员，以实现上述目标。但是保守派认为，事实已经证明其他国家的民众很难接受美国的价值观，自由派的普世价值假定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甚至美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更重要的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少数族裔人员缺乏对基督教的信仰，不认同美国的价值理念，并不忠诚于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初衷是改变其他国家但结果却是美国更容易被改变。他们指责奥马巴政府的情报人事政策考虑的并不是海外情报工作需要，而是纯粹的国内政治，结果是美国没有变得更加团结而是更加脆弱。

4 未来影响

特朗普时代的情报工作政治化，是一个短期的暂时现象，还是将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现象？中情局一些资深分析师和顾问认为，中情局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是毋庸置疑的，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与工作作风是导致他与情报体系冲突的真正原因，一旦特朗普卸任这种情况将会缓解和消失[1,32]。但事实上，情况可能并非那么简单。短期而言，拜登的经济政策极其糟糕，民众支持率不断下滑，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至今依然稳固。

如果特朗普放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共和党很有可能会提名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前副总统彭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Nikki Haley)竞选总统。这些人中，除了黑利的政治观点接近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其他人士均为坚定的保守派，他们的上台依然会引发与情报系统的冲突。这些人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公开地把情报机构比作“纳粹”，而是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机构。这也是保守派重塑美国政治体系努力的一部分。最近美国部分州正在引进“欧尔班主义”，未来这种试验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具体表现为集中行政领导的权力，将自由主义者被边缘化或排除在关键政府部门之外，修改法律以限制移民，等等。

长期而言，即使特朗普本人退出政治舞台或者离世，他的价值理念也将会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所说，如果未来温和、折衷主义和妥协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倾向，那么美国情报工作政治化的现象就会减弱。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坛的中间力量已经缩小，政治分歧的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对美国的真正威胁，这种气氛激发了情报人员的意识形态倾向。移民政策和“身份政治”将会遭到民族保守主义者的强硬回应，而后者势力的增长将会引起金融资本和知识精英的联合围剿。美国政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理念将会长期斗争，损耗美国的国力。

缓解情报工作政治化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改革政治体系，尤其是改革选举制度，从程序上阻止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保守派夺取政治权力。但是这样做不仅难以服众，而且缺乏宪法上的依据。另一种是在中情局内部制定严格的规范，约束前任和现任公务人员的行为。从民主政治的逻辑上讲，既然总统是通过选举方式以合法的程序产生的，那么情报系统就应该绝对服从总统的命令，即使双方的政治价值观有明显差异。情报系统对总统的长期攻击不仅会损害这个系统本身的运作，而且会损害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的信誉。总统为了减少来自官僚系统的各种阻力，可能会任命更多的与自己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相同的人担任关键职位，同时强化对民众的动员力度，通过诉诸民意施压官僚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这种情况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独有的，而是会持续到未来，情报专业人员将会继续卷入政治，只不过一个相对理性的保守派总统不会使得他与情报系统的专业人员的关系那么具有对抗性。

只要美国政治极化对立加剧，情报官员就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很多情报官员只会为自己喜欢的总统工作，而不愿意为自己讨厌的政党工作。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内部弥漫不满情绪，公务员担心政治报复，很多人考虑辞职。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每次大选和执政党轮替之后，会有大量情报工作人员辞职，留任的人员也会设法进行低调抗议。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会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共和党总统可能会设法削弱国会对它的拨款，民主党人则会设法加强它。美国政治的内耗将会导致官僚体系的运作受到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