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钰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730020）

九世班禅自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在内地辗转活动近15年。其间，他沟通中央，结交要员，宏传佛教，宣化蒙藏，无论是对内地社会的影响，抑或促进中央与蒙藏社会的交流，乃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中所罕见。其内容，学术界有在九世班禅评传中提及者[1]，有综论其在内地活动者[2]，有探讨班禅与达赖关系者[3]，有追寻班禅返藏受阻根源者[4]，有梳理其宣化活动者[5]，有讨论国民政府设置西陲宣化使及其活动者[6]。其中，学术界对国民政府设置西陲宣化使动机的代表性观点有：一是将西陲宣化使的设置作为国民政府企图借助班禅返藏而治藏的关键环节，强调“国民政府为了恢复对西藏的主权和治权，积极支持班禅返回西藏”[7]；二是从九世班禅内蒙古宣化的角度强调，班禅在内蒙古各地的宣化活动“不仅仅是迫于日本侵略的客观形势，而且是在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同班禅大师的接触和支持相贯通的”[8]；三是从九世班禅作为国民政府边疆政策“代理人”的角色，强调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协调班禅返藏等问题，实现自身权威向青海、内蒙古地方的扩展，而班禅本身能否回藏反而成为次要问题[9]。这些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国民政府设置西陲宣化使的侧面，然未将西陲宣化使设置本身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并对多方博弈与国际形势进行详细的考察，故无法整体上揭示国民政府设置西陲宣化使的内在动机与根本出发点。因而，从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实施边疆民族政策及其国际政策的角度考虑，仍有对该问题进行整体性深入探讨之必要。

一、内外困局下蒙藏宣化的迫切需求

南京国民政府肇造，面临的国家政治统一与政权建设的困境显著地表现为日益深重的边疆问题。晚清以降，以蒙藏为代表的边疆地区在日俄等国的煽惑挑拨下离心倾向日渐显露。1911年外蒙古宣告“独立”，其影响并不仅是“十年来辛勤缔造之国本”[10]，即清廷大规模开垦蒙地，以期实边固防的战略目标受挫，更启西藏、内蒙古跟风之衅。据时人称，外蒙“独立”之初“活佛即遣派密使多方煽惑，约为同一之举动”[11]，内蒙古各旗“多有闻风响应者”[12]；西藏十三世达赖亦张贴“独立”布告，并遣人至库伦商议蒙藏联合互保条约。达赖自英国武力入侵后两度离开西藏，此时已与中央渐生嫌隙，曾发布公告称：“务令使全藏无汉人足迹，即无汉人之处，亦必严密防范。”[13]蒙藏告急，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国防上，都直接影响到西北乃至全国安危。[14]

北京政府曾试图恢复对蒙藏一带的权威，引起英俄与部分蒙藏人士的反对。北京政府分别在俄、英两国的干预下与外蒙古、西藏代表进行谈判。1913年，中俄蒙三方签订条约，外蒙古取消独立，但仅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同样要求中国仅承认为西藏的宗主国，并将涉藏地方划为内外藏，图谋将朱倭、穹霞等一系列有争议的康藏边界统统划归西藏。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拒绝签字。尽管会谈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但蒙藏问题仍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故，时人指责北京政府“徒拥有蒙藏之虚名而无蒙藏之实力”[15]。

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大一统，被国人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够解决蒙藏问题的呼声日高。[16]然而，国民政府迭经“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内战后，人力、财力、兵力皆疲，难以回应民众期待。英、日本等国不仅不愿放弃其自身利益，更妄图扩大自身在华的特权，尤其是日本将满蒙视作“生命线”[17]，故对中国政府收回利权之举动极为敏感，认为这将导致日本在满蒙地区特殊权益的丧失，进而影响日本的发展，“失去日本在全世界的荣光”[18]，力谋阻击南京国民政府，扩大满蒙权益。在此情形下，蒙藏上层各有图谋，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如达赖喇嘛虽表示愿意团结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实则另有打算，妄图以其既联英又亲汉的政策，通过国民政府与英国的相互牵制，“使西藏获得内政上之自主”[19]。内外交困的窘境，迫使国民政府寻求多方助力，尽快达成巩固蒙藏并形成抵御外侮的合力。

为尽快达到安定蒙藏边疆地区的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不期然走向借助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以“羁縻”蒙藏人民的传统套路之上。盖自藏传佛教形成后，即风靡蒙藏地区，到了“几乎无人不崇拜，无人不信教”[20]的状态。明代，朱元璋曾因“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以达“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之目的。[21]而藏传佛教自宗喀巴改革后，格鲁派日渐兴盛，并借固始汗和硕特汗廷建立而光大，“达赖、班禅，世世转生，掌握宗教大权，自是而后，黄教势力，遂普遍西藏青海蒙古，以宗教权力，而兼握政治权力”[22]。故清朝为羁縻蒙藏地区，乃在整体上施行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23]的民族政策。不过，清朝统治者深知将希望仅寄托在达赖、班禅两位教主级活佛身上的危险性，便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即在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的基础上，更以哲布尊丹巴主外蒙古、以章嘉国师主内蒙古，并扶持甘青地区活佛世系给予呼图克图等名号。[24]故，1910年梁启超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被革后，即建议：“驻京之章嘉呼图克图者，(其历史参观本号之调查门)。其为蒙藏人所信仰，亚于达赖而与班禅埒。谓宜结以恩义，使之入藏主持教务，宣布朝廷护法之盛意。”[25]企图兼顾“宣慰”蒙藏民众与“制衡”宗教权力。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新一轮边疆危机中，人们自然会以为“只要把西藏的最高主权者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安置妥当，那对于西藏就算有把握了。[26]”不过，此时由于达赖骑墙观望[27]和外蒙古宣布“独立”，“流浪”于内地的九世班禅与翊赞共和的章嘉呼图克图就成为了国民政府宣化蒙藏地区的最佳人选。早在民国初期，中央政府即与章嘉呼图克图合作宣化内蒙，以稳固民心。[28]班禅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主级活佛，虽不能直接管理蒙古地区的寺院，但所到之处也是“皆被一切人顶戴”[29]的。此时在蒙、藏两地民众心中均更具影响力的班禅来到内地，明确拥护中央政府，就使得国民政府对班禅青睐有加。

国民政府希望从宣传着手，借助九世班禅的宗教影响，将自身的政治理念宣传到蒙藏地区去，改善蒙藏人民对三民主义“全未闻知”[30]的情况，增进其对政治国家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戴季陶就称，在西藏和内地铁道、飞机交通还没有贯通的情况下，希望能先把三民主义传入西藏，在思想方面先形成一个通路，“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于班禅者甚大”[31]。

二、九世班禅在蒙古地区的早期宣化

因与十三世达赖不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西藏到内地活动。班禅到达太原时正值直奉战争，心系国家的班禅立即通电呼吁和平。1925年北京善后会议上，班禅号召汉、满、蒙、藏、回五族人民同心合力消弭战争，建立新国家。[32]班禅的呼吁与中央政府建设统一国家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受到中央政府肯定。此后在国民会议、奉安大典等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场合中，班禅多次演讲国家统一、“三民主义”等内容。如在1929年奉安大典上，班禅肯定了孙中山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并提出西藏同胞能够遵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统一领导的希望；1931年5月10日，班禅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讲演。此次演说除了强调中央与西藏唇齿相依的关系外，班禅还提出对“三民主义”的坚决拥护——“鄙人虽非党员，然确信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唯一良策，故绝对信仰；蒙藏方面，亦当促其共同信仰”[33]。蒙藏委员会高度评价：“足见佛法博爱真诚，正合乎三民主义之原理，爱民爱国，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岂浅显哉！”[34]

九世班禅出离西藏后，“各方咸思资为号召”[35]，国人中呼吁政府团结班禅之声也日益高涨。[36]国民政府大力支持班禅在内地的活动，除了委任班禅为故宫博物院理事、蒙藏委员会委员与青海省政府委员外，1929年国民政府还专门设立班禅驻京办事处。班禅在驻京办事处成立宣言中，强调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回击了达赖对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仅为“檀越关系”的宗教定位。[37]戴季陶等重要官员也同班禅交好。在杭州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上，戴公开对班禅顶礼膜拜，成为班禅的佛门弟子。[38]1931年11月16日，戴季陶邀请九世班禅在南京主持规模盛大的“仁王护国法会”，并特于会后将《仁王护国法会发愿文》寄给班禅，欲借其“金口一音”，进行“强于凡夫万众之演说”，并希望班禅能将其翻译成蒙文与藏文，以宣化边地同胞。[39]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对班禅寄予的期望不仅在宣化方面，更有着冀其于内地宣传讲授藏传佛教相关内容、促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意图。正如班禅所说，“吾们原来是一家人，宜相亲相敬，共弘佛法”[40]。戴季陶及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减少汉藏佛教文化门户之见来促成汉藏文化的交流交融，进而能够为民族交流融合打下根基，增进蒙藏民众的认同。[41]

在此期间，九世班禅目睹蒙古情势危急，“乃发菩提心，尽自我安边之责，前往蒙古宣化”[42]。1926年班禅到达东蒙达尔罕旗，并在该旗启建首次时轮金刚法会，祈祷国运亨通、百姓安乐；后又赶赴图什业图王府及札萨克旗，启建第二次时轮法会。1928年9月，班禅在东蒙地区的宣化工作，引起奉系的高度关注：“奉当局对蒙边甚为注意，除电令万福麟调队弹压外，并派员赴洮南县（喀拉沁屯）迎接班禅额尔德尼来省，磋商关于抚柔蒙患问题。盖班禅素为内外蒙人所信仰，称为活佛，敬若神明。此次在洮，蒙人参见者，闻不下数十万人。观此则班禅信有安抚蒙人之能力。”[43]班禅慨然应允，前往库伦贝尔等地招抚。1929年5月中东铁路事件后，大批外蒙古人受日俄驱使，赴内蒙古煽惑造谣，内蒙古告急。9月蒙藏委员会致函班禅，期其就近劝导蒙民，勿为诱惑。[44]

20世纪20年代，九世班禅多次前往内蒙古各地，尤以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为著。他“周游内蒙，一面宣达中央意旨，兼宣传三民主义，俾其了解共和真谛，明了全民政治之近况；一面传布宗教，俾其澈悟夙因，皈依佛法，服从中央政府之命令。所经之各盟旗，无不剀切告诫，痛陈利害”，因宗教上信仰之虔诚，“上自王公，下及民众，无不拈香膜拜，顶礼加额”，使其宣抚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内蒙王公民众，均大为感动，倾心内向，内蒙之案，已无虑矣”。[45]当地王公与民众反响热烈，屡有筹款建庙、期留班禅长居于内蒙的消息传出[46]。故张学良对九世班禅倍加优待，不仅亲赴车站前往迎接，举行公宴欢迎，还特于1930年2月11日为班禅举办了盛大的五十寿诞公祝典礼。[47]

九世班禅对内蒙古各地的宣抚，进一步表明了其“矢诚拥护中央，并谋挽救蒙藏，完成中国统一”[48]的决心，深受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之关注。此时蒙藏危如累卵，政府官员竞相敦促九世班禅赴南京磋商。1930年5月，曾协助孙中山处理内蒙事务的国民党元老级蒙古族党员、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白云梯托赴沈晋谒班禅的李善鋆给班禅带函，表达共同促进蒙藏两族团结奋斗的愿望。[49]7月，九世班禅离沈赴乌珠穆沁旗避暑，并启建第四次时轮金刚法会。1931年2月7日，因达结、白利两寺纠纷，康藏再现战端。刘文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达结恃西藏班禅为援，白利则依川军以自重，并牵涉达赖与班禅。”[50]从而将九世班禅再次推到了解决康藏纠纷，乃至西藏问题的风口浪尖。为了尽快平息冲突，并避免事态扩大化，南京国民政府拟“于国民会议后在首都召集举行西藏会议，解决前后藏多年纠纷”[51]，并定吴铁城、罗桑诺嘉为代表，欢迎班禅入京。为尽快敦促班禅到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听闻其行将离蒙到沈，随即于3月28日“电驻沈委员白建民就近欢迎，并促赴京”[52]。随后又“特派蒙藏回委员罗桑图嘉赴沈迎候”[53]，并于4月18日电班禅，“述中央希望之殷，极盼早日来京协商，议派罗桑坚赞巧（十八）晚北上迎迓”[54]。这期间马麒亦致电班禅驻平办公处，称已推定拉加寺佛僧香洒班智达为赴京代表，欢迎班禅前往青海。[55]

在南京政府的殷切盼望中，九世班禅一行于1931年5月4日抵达浦口。以蒋介石代表彭新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为首千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6月，国民政府以班禅历年宣劳边圉、翊赞统一，明令加给“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并拟特任班禅为西陲宣化使[56]。然在时局限制下，西陲宣化使的设置过程一波三折。

三、权衡下的设置波折与宣化

国民政府打算授予班禅西陲宣化使一职时，正值第三次康藏纠纷，故多方受阻。第三次康藏纠纷期间，班禅曾秘密派人入藏宣传“拥华、拒英、扶班”的口号[57]，以期早日回到西藏。8月，班禅驻康办公处致电蒙藏委员会，称欲派洛桑邓珠前往甘孜及康北一带，“宣传国府与钧会之威德，并借宗教情感，彻底开导，晓以利害，散其胁从，化除隔阂，免滋误会”[58]。此举使得达赖“疑康军将借大金白利之事，以兵送班禅入藏”[59]，反对班禅势力进入西康。10月达赖电称，班禅派遣桑布喇嘛与甘孜驻防汉官散播谣言，怂恿汉官偏袒攻击达结寺，希望国民政府令其停止。[60]21日班禅复电蒙藏委员会：“不独无怂恿川军攻击大金寺情事，抑且吁请和平声（嘶）力竭，达佛覃电所称，当系传闻失实。”[61]12月刘文辉致电蒙藏委员会，称班禅驻蓉、炉等地的办事处引起达赖怀疑，希望蒙藏委员会能采取措施。[62]为尽快平息战事，1931年1月7日行政院决议撤销两办事处。10日班禅驻京办事处致电反对，称此说法仅为刘文辉片面说词，非出于达赖口中，“已有者反取消，厚彼薄此，似失其平”[63]。因担心撤销办事处会另致纠纷，行政院最终暂缓撤销。[64]

达结、白利两寺纠纷及九世班禅被指为达结方面之靠山，实则均蕴含着达赖、班禅双方围绕对南京国民政府支持的争夺。南京方面频传优遇班禅及委为西陲宣化使之说，不能不让达赖方面颇为忌惮，力谋抵制。因而，消息传出后，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连续两次致电蒙藏委员会，以辞职为由，要求停止授命。贡觉仲尼称，蒙藏委员会藏事处与班禅驻蓉、沪两办事处勾结西康旅京人士分途造谣，称达赖与英国暗中合作，暗中催化康藏战况；若执意畀班禅以宣抚使名义与西陲政治之地位，“势必播其将来重大纠纷之种子，而启其阋墙之争”[65]。班禅任职西陲宣化使事，暂告停顿。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引起时人对西北，特别是蒙藏地区可能遭致日本侵略的警惕。事实上，地利资源丰富的蒙古一开始就被日本纳入满蒙计划中。西藏亦为日本窥伺，在日本西藏研究会出版之《西藏》一书中，大田保一郎称：“英露觊觎西藏有年矣……吾日本又乌得目击现势而坐忘耶？……夫清政府顽懦无知，其视西藏为瓯脱地，弃置不惜也。宜也，乃吾日本何亦睹秦人之失鹿而不群焉？逐之也乎？”[66]东北的沦陷为日本进一步入侵蒙藏提供了便利。时人认为外蒙古独立“系外人煽惑所成”[67]，日本此时派人入内蒙古变本加厉煽惑王公民众，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焦虑和危机感：“考镜日本持大陆主义，由朝鲜渐及兹土，其处心积虑已非一日，祸之发也，盖在迟速之间耳。”[68]一时间，忧国之士强调蒙藏是“我退而不可再退之西北最后的国防线”[69]，一旦蒙藏不守，“则帝国主义者夹攻之势成，覆亡无日矣”[70]，振臂疾呼“我不奋起，岂特边疆不保，屏藩尽撤，则三江流域又岂能安枕！”[71]极力呼吁政府加紧解决蒙藏问题。这就为班禅任职西陲宣化使提供了新的契机。

蒙藏委员会为挽救内蒙古局势，电召章嘉呼图克图限期赶往西蒙积极宣化，并电请班禅暂住西蒙，派堪布分赴东蒙，积极宣传慰问。1931年10月13日，戴季陶、蒙藏委员会分别致电正在呼伦贝尔活动的班禅，希望班禅能在危急时刻劝导满蒙同胞。[72]班禅遂于10月、11月抵达东乌珠沁旗与西苏尼特旗宣慰。此时班禅的力量得到日本关注[73]，为争取班禅，国民政府于1932年2月下旬，令罗桑坚赞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身份将“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的印章送到班禅手中，并令班禅即日启用。[74]九世班禅遂于3月19日提请行政院尽快发放西陲宣化使关防印信。[75]4月30日，行政院照准西陲宣化使及公署组织办法，规定宣化范围为青海、西康一带，并选定青海香尔德为其办公地点。[76]盖此地不仅曾为六世班禅驻锡之地，亦为“通藏咽喉”。早在青海建省前，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的幕僚朱绣就提议留班禅长期居于青海塔尔寺宣化，称此举不仅能收青海蒙古族民心，亦能吸引藏民东来，“于蒙藏青海前途裨益尤重”[77]。西陲宣化使公署人员林福春则提到：“今若得班禅入青，政治上既可渐入轨道，矿产亦能得自由开辟。”[78]两者不谋而合，充分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期望借助班禅之宣化，以青海作为经略西藏之重要基地。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原计划中，是要直接借助九世班禅而经略西藏的，而将西陲宣化使的宣化区域限制于西康与青海，实则是不得已之选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康藏战事无力兼顾。[79]而达赖一方则在接受英国武器援助后，进一步将战火向青海蔓延。蒙藏委员会汇报称达赖此举是想“乘我内忧外患不暇远顾之时，拓地开疆，至少必须恢复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以前之原境”[80]。国民政府被逼采取守势，1932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8次会议决定由刘文辉全权处理康藏纠纷。同年5月及6月，贡觉仲尼携西藏民众大会宣言书两次上呈行政院，称国民政府此举是援助班禅夺取西藏政教之权与蒙古、青海，若不撤销此决定，双方和好无望。[81]国民政府则解释称，政府并非厚此薄彼，给予班禅的宣化职能也只限于宗教，绝无助其强行回藏之意。为照顾西藏方面的情绪，国民政府将西陲宣化使的宣化地点规定于西康、青海。班禅也表示理解，称青康风俗宗教与蒙藏相同，“谓康青即为蒙藏区域，亦无不可”[82]。但，国民政府将班禅安置在青康一带，并在西康积极筹划建省，很难说没有警告达赖、回击“内外藏之说”的用意。

1932年12月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西陲宣化使就职典礼。[83]班禅表示今后将以宗教之力尽心辅佐中央。[84]国民政府赠给班禅“巩固西陲”的四字锦旗。此后，肩负宣化使责任的九世班禅赶赴内蒙、绥省、察省等旗按区宣化，宣传国难的严重与蒙古族自身的危险处境[85]，劝导德王等内蒙王公归心中央，并派员赴京汇报内蒙自治情况。为坚定民众抗日决心，班禅还发表了著名的《告西陲民众书》，并编发藏文佛经，在内容中参以救国、护国等内容，鼓励民众齐心协力赢得抗战的胜利。[86]这样一种借力宗教的宣抚方式，有效地满足了战争时期蒙藏民众的精神需求，稳固了民心。时人称“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日本诱惑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力也”[87]。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奖班禅：“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旗之忠忱”[88]。1935年2月西陲宣化使公署在阿拉善旗成立。[89]此后班禅转赴青海宣化，其踪迹遍及果洛、玉树、兰州、宁夏等地。[90]他借助俗语“内吉祥则外如意”教育民众团结拥护中央。[91]班禅宣化收效显著，“几有活佛说法，顽石点头之概”[92]。时人称赞班禅：“中原之近代文化亦随大师法驾遍及西陲。”[93]

1933年12月达赖圆寂，国民政府欲协助班禅返藏，以推动藏事的解决。[94]1935年，国民政府指令建立“特派护送西陲宣化使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行署”，并强调班禅是作为西陲宣化使回藏的。[95]然出于外交上联英的整体考量，在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许阁森的反对下[96]，1937年8月行政院决定再次暂缓班禅入藏进程[97]。1937年年末班禅圆寂，其宣化之旅告一段落，西陲宣化使一职亦被取消。[98]

西陲宣化使的设置体现了内外交困下南京国民政府应对蒙藏危机的努力，即对宗教爱国力量的团结。其设置过程的曲折折射出蒙藏问题本身的复杂诡谲。担任宣化使的班禅在国难时期积极开展宣化活动，在巩固蒙藏民心、促进民族交融、增进蒙藏民众的国家认同方面均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