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晗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郑重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年峥嵘岁月的精神沉淀，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的灵魂所在。作为与民族、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集体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需要在传播中得到传承，且通过传播获得升华。

传播依赖于媒介，媒介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媒介主要指书报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绘画、音乐戏剧等，它们通过新闻报道或艺术创作实现信息的传播。广义的媒介则指的是人类通过感官获得信息的一切载体及渠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价值丰厚、内涵多元、体系完备的人类先进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其传播既需要通过狭义的媒介，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宣传教育，更需要通过广义媒介在不同的渠道获得更广泛传播，使之具有绵延的生命力。因此，如何利用新的媒介，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育出新的时代价值，呈现出更有凝聚力且与时俱进的新面貌，是一个重要课题。

就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播而言，红色工业遗产的价值不容忽视，它不但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符号的景观，更是有着媒介记忆功能的记忆场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见证，红色工业遗产以物质的形式再现了苏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生成的历史场景。而且，红色工业遗产大多数以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形式体现，又属于有媒介记忆功能的记忆场所，许多遗产本体可以通过空间更新与改造，使之兼具宣教意义与实用价值，从而通过媒介记忆强化了历史在当代身份叙事建构中的重要性。这是一般革命文物、文艺作品、新闻报道或实景演出等媒介所不具备的功能。

无论是红色工业遗产，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目前都属于全新的研究课题，学界相关论说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的探讨。一是遗产、城市与空间议题的研究，如城市、遗产等物质何以构成记忆场所并具有媒介记忆功能(1)参见Andreas Huyssen,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特定历史空间中身份、记忆、遗产和文化景观的关系(2)参见Yvonne Whelan, Heritage,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16.，城市空间、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三者的关系(3)参见Kevin Loughran, et al.， “Urban Spaces, City Cultur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in Anna Lisa Tota and Trever Hagen,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emory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215-226.等；二是工业遗产作为空间场景的媒介记忆研究，如工业旅游文化传播功能(4)参见李蕾蕾：《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3期；黄芳：《我国工业旅游发展探析》，《人文地理》2004年第1期。、工业遗产对城市形象传播的作用(5)参见冯林：《堙留、传播与工业遗产治理系统建构——以黄石历史文化名城情景图式为个案》，《理论月刊》2015年第6期。与依托工业遗产改造的工业博物馆传播知识的路径与机制(6)参见姜晔、马骞：《博物馆教育中的工业文化遗产传播策略》，《大连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等；三是关于工业遗产价值传播的方式、路径研究，当中以彭南生、严鹏、陈文佳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如在工业文化的遗产维度研究中，较早涉及对遗产传播机制的探讨(7)参见严鹏：《工业文化的遗产维度——理论与文化》，见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工业遗产：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56页；尹鹏：《红色中车：国家名片的红色基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以及对红色工业旅游相关概念的思考(8)参见严鹏、陈文佳：《工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教育传承与工业旅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年。等；四是围绕着红色工业遗产的功能、更新路径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价值所分别进行的研究，如红色工业文化的传播和宣教价值(9)参见范彬等：《文旅融合视域下的红色工业文化传播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与中国共产党构筑精神谱系的历程、经验与传承创新(10)参见朱永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演化逻辑、共生特质与传承创新研究》，《学习论坛》2019年第8期；邹绍清、吴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精神谱系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等。

本研究以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机制与路径为研究对象，结合符号学、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相关理论，对如下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其一，红色工业遗产以何种机制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二，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又有哪些具体路径？

一、红色工业遗产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党史，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工业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工农联盟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工业天然地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工人运动与工业生产工作，以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陈潭秋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活跃在工业生产一线，在安源煤矿、大冶铁矿与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等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苏区、边区与解放区等根据地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实现军事斗争与工业生产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如中央红军曾在瑞金开设印刷厂、兵工厂等企业，实行军需自给自足；新四军在苏北、皖南等地筹办大鸡烟厂、东海烟厂等多家工厂，八路军则在冀晋鲁豫边区开办被服厂、造纸厂，开辟出以工养战的局面；党中央在延安兴办利民毛纺厂、新华化工厂、振华造纸厂等工业企业，为本无工业基础的延安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为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1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编：《党的历史知识简明读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而形成的红色工业遗产体系由是而生。它与革命文物有着密切的交集，具有无可取代的红色文化资源，其核心价值由党史价值所体现，在我国工业遗产乃至文化遗产体系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从宣传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是“四史”的重要见证(12)参见韩晗：《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应与“四史”教育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5日，第5版。。

红色工业遗产体系庞大、数量巨大、意义重大。本文所言之红色工业遗产，既包括已纳入文保框架下的重要文物，也包括未纳入文保框架但却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物证(如大量改革开放工业遗产)。从内涵上讲，它与革命文物类似，包含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两个类属，其形成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息息相关。

(一)二者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统一性

与其他历史古迹相比，红色工业遗产多问世于近代以来，存世数量较多，而且，一些红色工业遗产至今仍承担或部分承担生产职能，因此所形成的媒介记忆也具有连贯性，甚至当中不少遗产本体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某种具体精神的发展沿革(如大庆油田与“铁人”精神)，构成了重要的记忆场所。就此而言，红色工业遗产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成了“形式—内容”的关系。

作为媒介记忆的载体，红色工业遗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的痕迹与物证，天然地具有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相关故事的合法性，特别是将故事当中的细节以“百闻不如一见”的方式予以视觉呈现，展现媒介记忆，增强了传播效果的生动性。而且，红色工业遗产又是具有物质性的记忆场所与具有场景再造功能的文化景观，小到文博陈列、文化创意，大到城市更新，红色工业遗产都有深度参与的空间，并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美学的渠道形成更广维度的场景传播。

举例而言，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苏区精神”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建军纲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建设了苏区军工事业。但因当时特殊历史环境制约，苏区军工事业在对敌军事活动中隐蔽辗转，如最先曾在福建成立山塘兵工厂，后又在江西兴国创办官田兵工厂，1933年底迁至冈面，改名为中央兵工厂。因此，苏区兵工厂遗址多处于散乱甚至湮灭的状态。2011年，在中央有关部委、央企与江西省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中央兵工厂遗址建筑本体得到修复并整体迁建到了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政府旧址旁，与苏区印刷厂、铸币厂、无线电厂、被服厂等工厂旧址毗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苏区红色工业遗产群，并开发了主题文创产品与文旅体验项目，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苏区精神”的传播也突破了先前以文艺作品与历史档案为主的局限，形成了依托记忆场所进行场景传播的新局面。

(二)二者在主体与客体上具有同一性

作为一种记忆场所，红色工业遗产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重要载体。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符号，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写照。在自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既通过遗产本体对受众的传播来实现，也因受众在接受信息之后的再传播得到进一步普及。因此，红色工业遗产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主体与客体上具有同一性。

这里所言之场景呈现，即通过改造再利用红色工业遗产，从而实现媒介记忆的符号化转化，以提升其传播价值。改造再利用红色工业遗产，目的在于阐明其“红色”符号——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符号的标出性(marking)，使遗产本体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景观转变为一个具有文化符号传播功能的历史场景。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形成了从可沟通性(communicating)、可塑性(plasticity)到可参与性(participation)的三级复合传播路径。作为传播主体的红色工业遗产本体与作为传播客体的受众，在记忆场所(主体)中实现了媒介记忆的交互传达。传播主体指的是“传播者”即传播观念的载体，它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承载观念的物体(1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传播、城市传播等概念的兴起，传播学界对于传播主体的认识开始从人转向物，当中也包括文化遗产。如Juri Lotman将语言作为传播主体而Massimo Canevacci则将圣保罗、罗马与柏林等城市作为传播主体，而Peter Groote与Tialda Haartsen最先提出文化遗产在传播中的主体作用，认为历史通过遗产本体实现传播，遗产本体作为传播主体又为当地建构出了“地方身份”(place identities)。。在传播过程中，客体的观念既被主体塑造，同时也塑造主体，这种塑造通过不同个体受众的感知、体验与消费对遗产本体的客体再阐释——如通过自媒体形成SoLoMo(14)SoLoMo是美国经济学者约翰·杜尔(John Doerr)2011年提出的关于互联网场景的观念，认为未来互联网场景将形成Social(社交)、Local(本地)与Mobile(移动)三位一体的传播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任何本地的场景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移动性，形成互联网空间中二次虚拟传播的场景。的传播结构，进而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可参与性，最终实现红色工业遗产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效传播。

我们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大量红色工业遗产以建筑物、构筑物或建筑群、大型设备与遗址等形式表现，而改造目的又多为“一馆三区”(工业博物馆、工业主题街区、工业文旅园区或城市主题社区)为导向，当中大多数工业遗产都具备场景呈现功能，不少红色工业遗产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如梓潼“两弹城”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历史物证，并收录于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因其较成功的文旅开发(包括全国唯一的“原子弹爆炸3D视频体验”)，得到了游客特别是“旅游博主”在抖音、小红书、马蜂窝等自媒体平台的自拍、直播等“种草”式宣传推广，近年来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网红景点”，实现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二次传播，形成了遗产本体与具体精神在主客体上的同一性。

二、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三种机制

传播机制，指的是传播主体、客体与本体三者之间的互动规律。前文对主体与客体已有阐述，而传播本体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本身。从理论上看，传播机制并非是由上述三者中哪一方独立决定的，而是共同决定的(15)B. J. Malin， “Communicating with Objects: Ontology, Object-Orient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vol.26,no.3,2016,pp.236-254.。一般来说，三者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传播主体，它在机制确立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红色工业遗产通过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感、独特的场景呈现以及符合时代需求价值阐释等不同方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效传播，其传播机制可以分为“凝视—沉浸”、“抽象—具象”与“历史—现实”三种。

(一)凝视—沉浸：构成具身认知

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传播。视觉传达系统将捕捉到的信息经过“编码—解码”的符号提炼后，再通过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让受众接受。从生物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受众首先通过眼动获得光感，依次经过眼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与视觉神经，产生生物学上的视觉，再以刺激大脑皮层的形式形成短时记忆，继而形成记忆信息，其基础就是视觉修辞。在文化研究领域，包括视觉修辞一整套内容在内的过程，因具有权力、欲望、资本与身份等多元特征，而被称为凝视(regard/gaze)。凝视具有双向性，既包括凝视者(作为客体的受众)也包括被凝视者(作为主体的遗产本体)。

凝视是一种沟通形式，目的是完成符号的视觉解码、传达。作为被凝视文化景观而存在的红色工业遗产，随着文化科技、自媒体技术与旅游观念的不断发展，已经呈现出了“从凝视走向对话”这一“主客之间新型的文化关系”(16)胡海霞：《凝视,还是对话?——对游客凝视理论的反思》，《旅游学刊》2010年第10期。，即从“可沟通性”走向“可塑性”与“可参与性”。“可塑性”指的是受众通过自身的二次传播，对场景本体形成再塑造(如通过自媒体形塑“网红景点”)，“可参与性”指的是受众参与到场景呈现当中(如受众通过衣食住行的体验，从而与场景本体共为一体)，构成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即心理体验激活生理体验。“可塑性”与“可参与性”的前提是沉浸式场景的出现。处于沉浸式环境下的受众，其感受将会通过“沉浸”而不断强化“凝视”感，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播效果。

凝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接性(17)参见汤拥华：《福柯还是拉康：一个有关凝视的考察》，《文艺研究》2020年第12期。，但沉浸却具有间接性特征，这种间接性由从单纯的文化景观发展为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场景所赋予，它给予受众抽离感与体验感，使受众可以通过长时间置身于其中并与场景本身形成观念互动。从传播的效果来看，“凝视—沉浸”的接受门槛并不高，且能够最积极地调动传播客体自身的知识储备、认知结构与心理预设，通过具身认知产生“各取所需”的传播效能，从而形成媒介记忆的传达，最终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效传播。

众所周知，以西安交通大学1956年“西迁”为代表的“西迁精神”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响应党中央号召，献身大西北开发、推进“大三线”建设这一大无畏拓荒精神的重要体现(18)参见袁文伟：《西迁精神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底色》，《新西部》2020年第13期。。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的三线工业遗产群“809小镇”，本是原“三线”军工企业“华强机械厂(又称809厂)”旧址，目前除对建筑本体改造再利用之外，还复原了当时的墙报、海报、宣传栏，建筑内部增设了“三线工程陈列馆”，运用虚拟仿真、增强现实等方式再现了当年全国各地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支援“大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的场面，与周围成片的工业建筑群互相映照，并增设了具有主题符号的民宿、酒吧、餐饮、电影院与儿童乐园等设施。当中几处重要遗迹还被改造为“网红拍照点”，为访客提供了从凝视到沉浸的具身认知，使单纯的文化景观成了具有沉浸式体验效果的历史场景，为社会大众普及了包括“西迁精神”在内的“大三线”精神的时代价值。

(二)抽象—具象：形成物质感知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播依赖于不同的媒介。红色工业遗产作为媒介之一，在传播机制上有一个关键特征：在感知上实现了从抽象向具象的物质性跨越。

在此，拟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另一种传播媒介——革命文物作为比较对象。革命文物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具象的文物深刻且生动地呈现中国共产党峥嵘岁月中的某一个具体片段，形成“存史、资政、育人”的具象感知，这也是红色工业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多数革命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文物虽然也属于具有场景属性的文化景观(如名人故居、战争遗址等)，但它天然的文物属性与所具有的宏大叙事文化符号，使之难以从被凝视的文化景观改造为具有沉浸式的历史场景。与革命文物相比，大量红色工业遗产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绝大多数红色工业遗产深入影响甚至决定当地文脉格局，蕴含独一无二的地理信息，这是其地理物质性；二是有较大的更新空间用于阐释遗产本体，使之可以在传统的文化符号上孕育出新的精神符号，这是其空间物质性。

这种具象不只是为受众提供一种可塑或可参与的物质存在(如具体的文物或场景)，更为进一步丰富有关文化符号的物质性打下基础，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中一些抽象的精神与今天具象的时代精神实现对接。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本是“铁人精神”的发源地，拥有大量“铁人主题”的红色工业遗产。但近年来大庆市以“环保立市”，在城市建设工作中，保护自然环境先行，实施“绿水青山”战略，倡导“双修”城市理念，昔日“铁人”精神面临着再阐释的时代需求。该市审时度势，将红色主题建筑物、构筑物或设备改造为街区公园雕塑或城市商业街区，构造“以‘铁人精神’还绿水青山”的新型城市文化，实现了弘扬“铁人精神”与建设“人民城市”相契合的发展愿景，从而为“铁人精神”赋予了具象的新时代内涵。

通过红色工业遗产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予以具象演化的机制，既体现了红色工业遗产的物质属性，也生动诠释了精神谱系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实践的实践性，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

(三)历史—现实：阐释现实价值

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目的，是申明其社会宣传教育意义。这一愿景实现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须在不同时代语境下，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呈现。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产物，是百年党史中提炼的精华。而相当多的红色工业遗产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系密切且保留了物质空间，但当许多空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城市更新失去了生产功能之后，面临着媒介记忆不断流失的困境，标出性符号也逐渐淡化。我们可以利用红色工业遗产可塑性、可参与性的特征，通过对既有文化符号的再阐释，构建新的媒介记忆，形成“历史—现实”相联系的记忆场所，不但实现遗产本体对先前所承载的伟大精神的赓续，更与其他具体伟大精神相对接。

就此而言，“历史—现实”这一基于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进行价值阐释的传播机制值得关注。以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鞍山新村”的“NICE2035未来街区”为例，该街区是上海重要工业遗产街区，大量建筑为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工业住宅建筑，属于上海工具厂、手表厂与自来水厂等企业的“劳模宿舍”，时称“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有数百位国家及省部级劳模曾居住于此，是重要红色工业遗产。但因时过境迁，大多数工厂已经改制或不复存在，许多老劳模告别人世，“新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近年来，同济大学师生立足街区更新，调动社区参与，将老旧工业遗产社区改造为“NICE2035未来街区”，营造“红色工业遗产+时尚街区”场景，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城市创客新工匠”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赓续“劳动精神”、传承“工匠精神”，从而弘扬传统“劳模精神”，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以“历史—现实”相对接的方式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现实价值，体现了红色工业遗产作为传播媒介的灵活性，也是其传播优势所在。如何利用好这一优势，增强其可沟通性、可塑性与可参与性，使之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最大效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现实课题。

三、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三条路径

作为一种不可再生文化资源，文化或技术史载体是工业遗产被公认的最大价值，也是工业考古学重点关注的对象(19)参见M. Stratton and B. Trinder, Twentieth Century Industrial Archaeolog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14，pp.20-21.。不少红色工业遗产尚未列入文保框架，一方面，这给红色工业遗产的保护留下法律上的空白地带，时常造成“应保未保”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这也赋予了红色工业遗产更为开阔的改造空间，使之尽可能地发挥其可塑性与可参与性价值。就目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现状而言，大量得到妥善改造再利用的工业遗产，多是通过城市更新、文旅融合或文化再造等方式，将“一馆三区”作为改造目的，这也是目前国内工业遗产实现改造再利用的重要途径。但就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路径而言，红色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主要有三条传播路径：保护更新、IP赋能与社区参与，而这又是由时代性、创新性与人民性这三个红色工业遗产的改造再利用方向所决定的。

(一)“精神谱系+群众路线”：基于时代性的保护更新

与革命文物不同，大量红色工业遗产以历史建筑或构筑物的形式体现，部分尚处于使用期限范围内，而且多数遗产具有社区属性，属于曾经的大型国有企业旧址，是成规模的遗产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深度融入。对具有社区属性的红色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需依据其时代性特征，打造“群众路线”的传播路径。

理论只有被群众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20)参见杨丽雯：《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日报》2020年7月23日，第9版。。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时偕行的发展之路。目前承担先进文化传播的物质媒介主要是革命文物，但革命文物目前存在着保护薄弱、挖掘不足、利用浅显等实际情况(21)参见陈颖丽、王昆：《革命文物的多重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10日，第7版。。而红色工业遗产凭借其可塑性特别是可参与性特征，在满足时代需求中当有更大作为。

因此，满足时代需求是红色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重要方向，它可以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遗产的全新面貌，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实现“精神谱系+群众路线”的传播路径。以深圳华侨城创意产业园为例，该地曾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东部工业园”，一度聚集60多个工厂，时称“特区第一工业园”，被誉为“深圳特区建设的活化石”，属于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的红色工业遗产。经历产业结构转型后，深圳市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与市民精神文化等时代新需求，与央企华侨城集团联手将其改造成主打特区文创特色的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并开辟有关图片展厅，年接待访客逾百万人，一度成为自媒体上“吸粉”无数的“网红打卡地”与周边群众“微度假”的首选去处，成为传承“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阵地。

此外，“群众路线”还应重视自媒体与大众媒介的推动作用。如梓潼“两弹城”提供给游客自拍、直播等对外宣传渠道，形成了较大社会反响。2021年3月，文物学者单霁翔应浙江卫视之邀，联合文艺名人，在湖北省黄石市拍摄“万里走单骑”系列节目，介绍黄石红色工业遗产与工人运动史。2021年7月，央视新闻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等机构，制作“网红打卡地&工业遗产”节目，集中推出了一批红色工业遗产地。上述电视节目通过对红色工业遗产的宣传，生动传播了“苏区精神”“雷锋精神”与“铁人精神”等伟大精神，为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精神谱系+红色文创”：基于创新性的IP赋能

红色工业遗产之所以具有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红色工业遗产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从文化产业理论看，它具有智慧产权(即IP，Intellectual Property)特征，这是彰显文化遗产特征的核心符号。不言而喻，红色工业遗产的IP就是红色文化，即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所形成的精神积淀。

近年来，随着文博文创的迅速发展，相关历史主题IP的文创可谓百花齐放，形成了以故宫文创、敦煌文创等为代表的文创体系，在文创产品开发上，也体现出了从实体产品向商业服务、虚拟产品过渡，从IP授权向IP转换的纵深转型。但红色文博文创却是我国文博文创领域的短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色文化的IP化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舆论与政治风险，这使得一些文博机构(包括革命文物文化单位)在面对红色文化IP转换时，不得不求稳求慎，因而整体开发相对滞后(22)参见韩晗、高洋：《我国文博文创工作“十三五”总结及“十四五”建议——基于全国71家文博单位的调研》，《东南文化》2021年第6期。。

相比之下，红色工业遗产在实现IP转换时，显然比革命文物转圜的空间要大得多。因为红色工业遗产如果不实现IP转换，那结局多半只有拆除一途。从实现方式来看，红色工业遗产的IP转换更多是IP赋能，即将自身的媒介记忆转换为IP，再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场景再造，从而提升其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功能，这正是由红色工业遗产的创新性所决定的。

例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是红色工业遗产重镇，在“一五”时期，党中央在平房区建起哈飞、东安、东轻三大国家级军工龙头企业，与“哈军工”形成“一校三厂”的军工重镇。近年来，平房区利用自身资源，打造“红色工业研学”特色旅游的区域游新模式，将现有红色工业遗产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旧址”作为旅游线路合并开发，实现了“东北抗联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对接，为红色工业遗产实现IP赋能，从而提升了整个区域文旅产业的价值与当地红色工业遗产的影响力。

“精神谱系+红色文创”是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路径，IP赋能使之产生了具有创新性与活力的创新价值，但这也对红色工业遗产本体周边的环境状况提出了较高要求。

(三)“精神谱系+地域文化”：基于人民性的社区参与

前文所述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两条路径，都是基于访客机理。但就目前红色工业遗产的现状来看，大量遗产所在地属于曾经的大型国有企业社区，部分社区人口密度大、总体收入较低、生活环境较差，当中居民多为过去退休老职工及其家属等原住居民及少部分外来低收入租户。调研发现，目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红色工业遗产，不少附着于这样的大型社区之上(23)我们对国内29个省份的340个红色工业遗产点做了摸底调研，当中有279个位于目前尚存的企业社区内，这一分布特征在区域当中亦有体现，如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西南五省市和自治区的61个工业遗产点，当中就有34个位于尚存企业社区内部，有的已经成为了企业社区的一部分。。部分建筑物与构筑物已经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形成了规模极其庞大的记忆场所。虽然当中一些社区以腾退、拆迁等形式实现了用地更新，但大多数社区因改造难度大、重建成本高，且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如宜昌葛洲坝社区、鞍山鞍钢社区等)，维持现状反而是最好的结果。而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也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工作，也必须依赖于社区参与才能实现，而这也成为红色工业遗产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渠道。简而言之，就是“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在地扎根传播。此处所言之社区参与，指的是在不改变社区现有居民结构、文化场景的情况下，立足地域文化积淀，挖掘利用“乡愁”资源，将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主体由政府或机构转变为社区居民，以建设“人民城市”为抓手，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效传播。

例如，红旗渠是新中国水利工程的代表，该工程以“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的气概功彪史册，是新中国水利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写照，“红旗渠精神”一直被看作新中国水利工作者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一大无畏品格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工作者长期甘于奉献，四海为家，全国各地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大型水利企业社区，留下不计其数的建筑物与构筑物，这是非常独特的红色工业遗产类型。其中以人口最为庞大的宜昌葛洲坝社区最为典型，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拥有数十万葛洲坝集团老职工。近年来，该集团总部搬迁至武汉并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合并，留下了规模庞大的“后方基地”。搬迁之前，葛洲坝集团与宜昌市西陵区政府合作，在移交物业的同时，依托该集团下属文旅公司、园林公司等二级企业，以国家工业遗产葛洲坝船闸为中心，保护修缮城区内数百处老建筑与构筑物，重塑街区园林绿化，新修葛洲坝公园沿江栈道，新建体现企业发展历程的景观广场与文化墙，保留并丰富了媒介记忆，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场景再造，并通过维护与建构既有的记忆场所，推动“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在地扎根传播。

不言而喻，这一传播路径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植于群众的人民性。当红色工业遗产被处理为记忆场所时，它具有地理物质性与空间物质性双重属性，这一空间是建构在具体人地关系之上的客观实在，不可能脱离对具体人地关系的关注。就此而言，探讨其传播路径尤其应当重视人地关系，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结 语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意识形态体系。2021年11月，党中央公布了第一批精神谱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梳理出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以丰富这一谱系，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驱动力。

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红色工业遗产只是诸多媒介之一。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媒介之间并不存在排他性，而且彼此间可以通过媒介交替来拓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播渠道。但在传播实践当中需要做到两个避免。一是避免同质化。任何具体的红色工业遗产都具有自身特殊的媒介记忆，不可能做到传播整个精神谱系，因此应当抓住标出性文化符号，打造有特色的历史场景，尤其要避免当前许多工业遗产改造之后的“千物一面”。二是避免庸俗化。即应当在传播实践中抓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要注重时代性、创新性与人民性三个改造再利用方向，使之与中国共产党人高贵的精神品格、百年党史的宏大叙事以及当前具体的时代需求相符合。如果采取“口号式”的硬性宣教或“拉郎配式”的强制“跨圈”，将相关工作庸俗化，很可能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甚至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反应。

概而言之，红色工业遗产体量大、社会涉及面广、党史价值丰厚，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播中更多的积极作用尚待进一步挖掘，诸多关键学术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冀有学界先进能更为深入全面地展开讨论，以丰富相关研究并指导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