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沛霖

1938年，闻一多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转天，他便与二百多名师生徒步行程三千余里，历时68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任教。

随着战火的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的陆地人口大批南迁，导致昆明人口猛增，物价不断暴涨，闻一多全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闻一多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乎陷入绝境。

1940年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穿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在寒风凛冽中，他只穿一件旧羊毛衫御寒，两天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卧床不起。妻子高孝贞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去当铺把那件皮大衣赎了回来。到了第二年春天，全家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所有衣物全部当尽卖空的困境中，闻一多咬牙决定将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十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换来钱给家人买米。对于一个整日与书打交道的学者来说，亲手变卖掉自己的书籍，不啻挖割他的心头肉，其切肤之痛非亲临其境者不能体会。当他把十几本书捧到联大图书馆时，满面凄楚地叮嘱管理员：“麻烦您一定要盡心把这十几本书看管好，等以后回到北平，我是一定要把它们赎回来的。”话未毕，已是泪流满面。

令人愤怒的是，闻一多未回到北平，就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