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一

“放弃”与“代价”

“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曾经这如雷贯耳的就职宣言像是“婚姻进行曲”，见证了韩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近现代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朴槿惠正式“嫁”给韩国。除此之外，在亚洲地区，臺湾的洪秀柱、缅甸的昂山素季都曾经表达过同样的心声。

作为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的情感生活处处受到“干扰”，生在总统家庭，婚姻大事已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母亲生前，也曾为朴槿惠说过媒，但母亲去世后，她的婚事便不了了之。之后，父亲又遇刺身亡，家庭的变故让弟弟误入歧途，焦头烂额的朴槿惠再也无心婚姻。她下定决心继承父业，开启了一段注定孤独的人生旅程。

和朴槿惠一样，同样生于政治之家的昂山素季，也遭受了父亲遇刺的变故，但比朴槿惠幸运的是，在父亲昂山将军遇刺之后，她远离缅甸，在英国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在婚后的十几年中，昂山素季一直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1988年，昂山素季的母亲中风，她要回缅甸照顾母亲。回到缅甸后，她积极投身于缅甸的民主运动，平静而美满的婚姻生活就此被打断。

1999年3月，昂山素季的丈夫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她仍然选择留在缅甸，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与之对应的是西方的女政客们，她们并不会承受这种压力。相比亚洲女政治家崛起时必然要舍弃婚姻与家庭，西方社会的女性则有着明晰、可预期的上升途径。社会给予她们和男性领导人一样的认可与宽容，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丈夫出访各国，而她们的丈夫也会为此感到骄傲。

比男人更强悍的实力

尽管进入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口号不绝于耳，但整个东亚地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政治家”仍然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要在那个位置上干得比男人们更出色，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赢得民心。反之，她们将遭受更多的骂名。”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刘蓉对记者说。

1988年3月，当昂山素季回到仰光时，正值缅甸人民发起反抗军政权的示威游行，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罹难，举国弥漫着恐怖气氛。很多受害者、激进分子和退役高级军官，要求昂山素季出来领导民主运动。

1988年8月8日早晨的那一场演讲，成为了昂山素季一生的分水岭。在那之后，她从一个相夫教子的缅甸女人变成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政治家。

“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在集会上，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辞，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并让他们想起了她的父亲昂山，“父女两人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缅甸人民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

在父母先后遇刺身亡后，朴槿惠刻意地远离政治，她被安排在父亲创办的一所大学里做理事。然而她的回归奠定了其作为大国家党领导人的政治基础。2004年3月，大国家党因收受非法选举资金、弹劾总统卢武铉等风波陷入危机，民众的强烈不满使其支持率不断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大国家党内对党代表崔秉烈的领导和决策能力提出质疑，并召开紧急全党大会。根据舆论调查和党员投票，朴槿惠击败其他4位候选人成为党首。

就任党首第二天，朴槿惠下令在国会附近一块空地上搭建帐篷，建立集装箱活动房屋，把党部搬到那里，兑现自己的承诺。同时，她不断奔走于民生第一线，对民众嘘寒问暖、体察民情。朴槿惠到首尔南大门市场了解人民生活情况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抓着她的手不放，向她倾诉景仰之情。这些都为朴槿惠赢得了民心。她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政治意志，把摇摇欲坠的大国家党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女性从政“正常化”

在亚洲，以美丽著称的前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表现得更为直接，在当选之初她就声称要以“女性特质服务国家”。她的打扮艳丽妩媚，多用印花、绸缎来营造华丽感，她所引领的女政要风格被视为真正意义上回到了女性身份。

英拉尤其懂得自己的性别优势，而且能发挥这种优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被问到作为泰国第一位女总理，她有哪些优势足以击败男性对手时，英拉回答：“我认为，温柔、富有同情心和敏感都是女政治家的优势。现阶段，我们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社会各界需要达成共识，而我作为一名女性，更易达成和解，并且比某些男同胞更具耐心。”

和亚洲其他几位女政治家一样，走上从政之路后，为了在政治上显得更为独立，保持自己的贵族姓氏，从而有利于个人与家族的事业，英拉主动放弃了婚姻。

“这些女政治家们大多具有过人的学识和胆识、坚韧的个性、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良好的气质形象。她们具备不输于男性领导人的刚毅性格，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时审时度势、果敢坚毅，同时，对于冲突争斗激烈的政治领域有更为睿智的解决办法。”刘蓉评价说。

在这个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国际间越来越需要交流与合作的大趋势下，女性相对包容柔和的形象、富有同理心和善于沟通的特质似乎也越来越受到民众青睐。“她们通常倾向于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追求自由与民主，这让民众感觉更有安全感，也更能体现当代社会的文明价值观。”刘蓉说，她希望亚洲地区能早日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