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利，姚 健，苏寒云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一、引 言

就业是民生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实现高质量就业就要切实保障就业的公平性，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实现就业，促进就业机会均等化，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公平性，实现各阶层社会地位的流动，增强社会的活力。职业地位的获得与就业公平息息相关，社会学家认为，不同职业之间的经济报酬差异以及职业内部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报酬差异，决定了不同职业之间以及同一职业内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职业通常被视为现代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核心机制[1]。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是由家庭禀赋和阶级出身所决定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家庭禀赋和阶级出身对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逐渐下降，自致因素的作用上升[2]。

西方关于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自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职业地位获得问题，提出了职业地位获得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家庭地位继承模式以及国家庇护流动模式，这三种类型分别对应市场经济、家庭禀赋和计划体制[3]。上层阶层和底层阶层更多表现为家庭地位继承模式，而中间阶层成员的社会流动则对应自由竞争模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