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勇，杜嘉雯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帮助行为正犯化已进入立法阶段，我国刑法中关于帮助行为的刑事处罚可见一斑。但是对于帮助行为可罚性的有无、刑罚量配置的多少、立法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表述形式或存在方式以及帮助行为正犯化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融洽仍是学者关心的问题。

(一)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现状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基于帮助行为社会危害性以及由此给他人带来的人身危险性的增加，使行为本身达到刑法意义上对“危害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危害结果”评价标准。因此在刑法中有必要对此类行为予以规范化，凸显刑法引导人们行为的功能。基于这一考虑，我国刑事立法对帮助行为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达到刑法评价标准的予以正犯化，以此加强对社会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完善刑事立法。

帮助行为正犯化在刑事立法中并非孤例。我国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就已经对此类危害行为予以规制，其中第四条将“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行为以“资助恐怖活动罪”论处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一般意义上看，资助行为本应属于对刑法分则确定的恐怖活动实行行为的帮助，属于帮助行为范畴，但是立法者考虑到“资助”行为本身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具有极大的助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恐怖活动犯罪能否进入实行阶段，因此对其予以正犯化，以此打击恐怖活动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