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涛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烧纸钱是中国民间社会里一种稀松平常而又长盛不衰的习俗，而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的事物却成为西方人长期关注的学术话题。柏桦（C.Fred Blake）的《烧钱》一书正是对这一习俗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部透过具体习俗的研究进而发现中国与中国人精神的著作，意蕴深远，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柏桦（C.Fred Blake），生于1942年，卒于2017年4月19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汉学人类学家，生前为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荣誉教授，研究成果多与中国（汉族）社会文化历史相关，其中《烧钱》是他所有研究中历时最长的，倾注了多年心血的著作，该书无疑首先应该归入汉学人类学这一研究领域，也是汉学人类学中较为特殊的一部著作，将之放入汉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进行审视也能使我们获得对本书更深刻的理解与体认。

一、汉学人类学脉络下的《烧钱》

汉学人类学是以汉人社会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也被称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它是传统汉学的延伸，研究对象为汉人（汉族）社会文化，又因加入了人类学视野与方法而与传统汉学有所区别，是对汉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严格来说是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非洲人类学、拉美人类学、太平洋岛屿人类学、印度人类学等其他区域的人类学平行并列，其学术目标是尝试从区域研究中提炼出人类学理论进而对一般人类学有所贡献。

汉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汉学人类学以高延（J.J.M.de Groot）、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具有宏大的理论视角，以理解中国文化与文明为目标，虽然已经开启了田野调查工作但仍侧重对历史文献特别是古典文献的分析，缺少对现实中国的关怀，汉学意味很浓，人类学的特点不足。第二阶段以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武雅士(Arthur P.Wolf)等人及其弟子的研究为代表，其特点之一是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即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明，认识到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在理解中国上有很大局限性，因而强调超越村落与社区的视野与第二手历史资料的运用；特点之二是以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区为试验场，用以检验从其他地方提炼出的人类学理论的适用性，其特点是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如宗族、经济、民间宗教等视角切入来理解现实中国。第三阶段即改革开放后，汉学人类学家得以真正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近距离观察中国，理论上经历过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出现了旧有理论综合与学科交叉的趋势。将柏桦对中国烧纸钱习俗的研究放入汉学人类学脉络下进行审视能够更清楚地明了本书的价值所在。

首先，柏桦的烧纸钱习俗研究是集各阶段汉学人类学研究优点之大成。对中国烧纸钱习俗本身的关注以及从具体的习俗来理解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精神这一研究目标，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早期汉学人类学的宏观视野与人文关怀；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对烧纸钱习俗的起源进行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并进行长期深入而广泛的田野调查来解释烧纸钱习俗背后的意义，这些是发扬汉学人类学第二阶段的优点；对烧纸钱习俗深刻而令人信服的阐释来源于著者理论上的深厚素养，著者研究烧纸钱习俗的理论架构是建立在对人类学理论观点与现象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的综合与提升上，这是汉学人类学第三阶段的特点。柏桦教授的烧纸钱习俗研究吸收了百年来汉学人类学的优点与特长，有效地规避了缺点与不足，故而是汉学人类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其次，一般来说，社会文化人类学长期以来存在着两大传统研究路径，即以文化或文明为研究取向的文化人类学和以社会研究为侧重点的社会人类学，虽然这两大传统的区分并非绝对，但差异与界限的存在在人类学学科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从汉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宗族、市场、民间宗教为研究对象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构成的社会人类学取向的汉学人类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芮马丁（Emily M.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知名汉学人类学家皆可归入这一取向，而以文化或习俗为进路来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汉学人类学家则相对来说比较少，柏桦的这部新著，或将有助于扭转这一局面，推进文化取向的汉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最后，从区域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汉学人类学与世界其他区域研究的人类学相比，一直以来存在对一般人类学理论贡献不足的弱点，如王铭铭在总结海外汉学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不足时指出，汉学人类学研究缺乏“文化批评的态度”，也即是未能从中国这个文化实体中发现可被作为“反观”西方文化局限性的因素[2]。另外，汉学人类学的发展基本上是把从其他地区研究得出的人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而反过来从中国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很少有能够提炼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柏桦教授的《烧钱》一书则有可能弥补汉学人类学以上的不足，柏桦从中国纸钱习俗研究中提出中国人“物质精神”这一概念，正是对西方文化主流中长期存在的物质与精神二分与对立思维的一种潜在超越，著者显然看到了二元对立思维对西方世界造成的后果，隐含有对中国人的“物质精神”肯定，以反思西方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达到了文化批评的效果。另外“物质精神”这一概念或可具有一般人类学理论的价值而被运用到其他区域人类学研究中去。

二、《烧钱》一书的特点

综观此著，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值得称道：

首先，材料丰富，种类多样。著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为此项研究收集资料，历时半个多世纪，研究过程中曾到中国各地讲学游历，在材料的收集上丰富而齐全，在材料的占有与理解上也有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本书中看到全部的材料，只有那些与本书直接相关的材料才会被著者选取并用以论证其理论观点，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书中阅读到丰富多样的材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著作，而是对一种文化现象与习俗的解读之作，因而取材与用材可以不受学科畛域之限。这些材料包括了民间故事、历史典籍、文学作品、问卷调查甚至是网络资料等，不可谓不丰富。但著者作为一名资深的人类学家，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收集方法与研究方式，著者在此书中不仅有纸钱的种类、样式、变化、生产、加工、销售、特别是在各种场合纸钱的使用的详细调查，而且在很多场合应用了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感情与经历，如关于“托梦”，作者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到被调查对象生活的精神世界中了。另外，此书特别注重收集反对者的声音，这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讨论还不充分的话题，著者在此书中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让我们看到了反对者的声音在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中蕴含的潜在价值。

其次，理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著者的理论建构与理论运用上。在理论建构上，著者的人类学观点是“确立美学与伦理的唯物主义”，即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胡塞尔的描述现象学结合起来勾勒一种唯物主义的美学架构，这种理论取向与美国人类学以消费为主题的政治学与诗学的转向形成鲜明的对比[3]。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研究往往对理论建构的重视不足，这将直接导致我们在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与民族志写作上的局限与不足。著者能够为一项具体的关于中国烧纸钱习俗的研究而建立自己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研究方式方法值得我们中国本土人类学借鉴。不仅如此，著者对理论的运用也值得称道，运用人类学的“仪式过程”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纸钱在中国基本仪式结构中的地位与意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述纸钱习俗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基础，运用现象学的观点来揭示纸钱在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意义。著者虽然从不同理论出发来分析纸钱现象的不同方面，但读者读起来没有割裂的感觉，原因在于著者并非仅仅为了分析而运用理论，而是打通不同学科理论的关节，使之交融并建立起一个分析模型。由此可知，理论运用的成功往往与理论建构息息相关。作者在解释纸钱习俗时特别注重结合中国的本土观念来进行分析，本土观念与学科理论的并置与交融这一分析路径对思考汉学人类学研究中一直未曾解决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独特性之间的矛盾有所助益，这一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值得进一步推进与深入探讨。

此外，本书在方法使用上也有其特点。其一，研究方法多样，不仅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还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展现了独特魅力和作者高超的理论素质；其二，在写作方法，主要体现了结构架构的辩证法特点，全书在结构上遵循的是从经验到历史再到现实的辩证法，使得本书的论证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气势，也使读者有一种步步登高的阅读体验。

三、《烧钱》研究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对象的“异文化”，并且通过研究“异文化”来反观“本文化”甚至是全人类文化，即人类学的研究特点与意义可以通俗表述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特点同样可用于认识“汉学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的关系，我们要发展中国人类学，需要借鉴与吸收汉学人类学的丰厚积淀与成果，特别是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分析路径。《烧钱》一书作为汉学人类学的一座高峰，笔者仅就从研究方式与具体研究领域来谈《烧钱》一书所能够带给中国人类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些启示。

首先，本书是文化人类学民俗研究的典范。《烧钱》一书研究的是中国文化中的“烧纸钱”这一民俗现象，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异文化的学科，而民俗学则致力于本文化民俗现象的研究，这两个学科在学术上有着深深的纠葛，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这两者的关系尤为亲密，中国学术界也有一些民俗学者（如周星、高丙中、岳永逸等）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进行民俗研究。就其理论分析深度与学科视野的广度来看，此书无疑在文化人类学与民俗研究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堪称文化人类学民俗研究的典范，这无论对中国文化人类学本土化实践还是中国民俗学实现新的学科转型都将有启发。

其次，对汉族民间信仰研究重大推进作用。海外汉人社会民间信仰研究是一个积累丰富的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举足轻重的研究者与著作。以往的汉人民间信仰的研究侧重于汉人社会神鬼观念体系、仪式进程与本土宇宙观上，而较少涉及某一具体事物与象征符号，本书对于汉人民间信仰领域的贡献在于纵深上做了推进，紧紧围绕汉人民间信仰中具有代表性的纸钱这一象征符号与烧纸钱这一行为进行了集中的探讨，在这一领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烧钱》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要理论方法得当，从更加细致与微观的角度切入，汉人民间信仰仍然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此外，此项研究也启示后来者，要想对汉人民间信仰研究有所推进，必须对现有的理论进行综合，桑高仁（P.Steven Sangren）与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方式在解释中国社会民间宗教方面的有效性，本书在理论建构与理论运用上的高水平展示，也证明这一路径大有可为。

再次，开拓人类学国民性研究的路径。此著的研究对象虽为中国人的烧纸钱习俗，但著者的理论雄心并非就纸钱研究纸钱，而是以纸钱为切入口来透视中国人的精神，即著者在本书副标题中指明的中国人的“物质精神”。著者明确表明物质精神并非中国人独有，然而中国人最成功地体现了这种物质精神，即透过烧纸钱习俗这一个小窗口揭示了“何为中国人”这一大问题。这一研究能够很好地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虽然身为中国人，时时刻刻实践着中国文化，但我们也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本书对中国人物质精神的研究，使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有一种恍然大悟的阅读感受，而著者在分析过程中步步为营，层层呈现出物质精神的过程使读者有荡气回肠之体验；另外，人类学的国民性研究是人类学文化与人格流派或心理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蓬勃兴起，显赫一时，但终究后继乏力，与之相关的中国人类学中的民族精神研究也存在“视野狭窄、方法单一、重抽象空谈轻具体生活过程探索、少跨学科比较等缺陷”[4]，柏桦教授通过以小见大，从习以为常中发现中国人的研究路径，视野开阔、方法多样、研究对象的具体与跨学科深入，都值得人类学国民性研究的吸收与借鉴。

当然，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有不完美的地方。首先，此著中提出“价值人类学”这一概念，而且也是著者倾力想要做出学术贡献的地方，虽然在行文中能够感受到著者对价值人类学的理解和运用，但没有对价值人类学的概念体系或学科体系进行完整的陈述与具体的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另外，此项研究立足于中国人，但就其行文与内容来看，著者对中国的理解仅限于汉人（汉族），特别是运用中国本土阴阳五行观念阐释烧纸钱习俗的意义以及透视中国人精神中儒家学说“仁”的理念时，未能关照到中国内部地区的差异性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群体中烧纸钱习俗形式的变异与意义等的研究，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与研究的。

（致谢:本文的完成得益于王健、李金兰、王政及凯里学院人类学民族学读书会这一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参与讨论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