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功 李乾宝

一、新时代闽东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形势和要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所以说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强调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之总揽“五位一体”的总布局。[1]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历史性的重要决议被一致审议、通过。决议明确地强调提出，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凝聚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于2020 年10 月26 日至29 日在北京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历史性、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出了重大部署，对“十四五”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规划和设计部署，着重提出了今后五年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三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二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三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3]全会还特别明确地提出到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这是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指明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制度密码”，以及在新发展阶段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旗帜鲜明的“航向标”。实践证明，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得力抓手，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实现新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文化强国，文化强则国家强，文化兴则国家兴。在文化哲学维度上，文化实质上是一系列启迪人们心智、支撑人类社会精神动力、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意识观念、思维形式和价值意义追求。文化的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是人存在的意义系统、人的理想信念体系以及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不懈努力地改造客观外在世界和主观内在世界的精神成果，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和积累传承下来的人们的心理意识、思维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意义追求。要而言之，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式，既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又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和影响力。总之，文化影响、制约和规范主体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选择等，文化的变迁、振兴、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两者相互依赖共存，相互促进发展。

在一般的意义上，闽东文化是特指在闽东（宁德）地区中，以闽东广大群民众为参与主体、以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传统乡风民俗为主要内容的闽东特色文化类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地赞誉闽东文化，把闽东文化比喻成为一种“闽东之光”的特色文化。众所周知，闽东地区文化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内涵深厚，形式类型多样，包括民俗文化、山海文化、红色文化、畲族文化、茶文化等等。当前，新时代的闽东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各项事业突飞猛进。闽东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也高度关注文化建设，闽东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整体上态势良好，但是种种原因仍然产生一些突出问题。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闽东地区既要经济发达又要社会安定、文化繁荣。所以在此意义上说，乡村文化振兴是闽东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与前提基础，提升闽东地区村民文化综合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实现“后脱贫时代”的闽东特色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建设闽东地区农业现代化、实施闽东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时代宁德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二、新时代闽东特色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问题

（一）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振兴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一些领导干部受环境影响和自身条件局限，对于文化的作用、文化位置、文化组织形式等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偏差，“文化靠后论”思想突出，“等靠要论”意识严重。于是乎，重经济建设、轻文化进步的片面发展观甚嚣尘上，大行其道，把GDP 经济增长量视为唯一的、最高的指标，干部政绩考核主要指标是在经济增量上。这种形式机械、内容陈旧的发展建设机制与体制，导致了领导干部不愿意将有限的经费、精力投入到文化建设，广大民众对于文化振兴的意义也模糊不清，认识不足。结果导致文化事业和产业要素薄弱，文化建设形式单一、内容贫乏，人才资源匮乏，公共文化活力不足。简而言之，文化建设失衡，农村“文化振兴”实力薄弱，普通民众文化素质较低，思想觉悟滞后，文化自信缺失，文化振兴参与度和积极性缺失，高层次的文化总量上不足、质量上不高。

（二）闽东地区乡村文化具有特定的两重性

地区乡村文化是该地方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积淀、延续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乡村心理、意识、价值理念等。地区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力量，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这种乡村文化又是根植于封闭保守的小生产农耕文化，常常排斥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在现代化进程和市场机制中日益显露出其巨大历史惰性，成为地区摆脱贫困的精神障碍。可以说，恶劣自然地理水文条件、封闭狭隘的血缘地缘性文化、长期片面发展的负面效应是导致地区落后的复杂性、多样化的重要成因，而机制、资源、文化能力的相对缺陷及其互动失衡则是导致地区乡村文化落后的主观原因。

（三）闽东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机制、体制不完善

思想影响、决定行动。思想认识偏差导致闽东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体制不完善，影响和制约着闽东文化振兴的持续推进，文化建设与其他社会事业难以和谐同步。首先，财政支出机制不完善，缺少必要的经费投入、财力物力供给。由于集体经济弱小，乡级财政紧张，县市级财政支援常常“远水不解近渴”，即使上级部门下拨的专款专用也难以真正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屡见不鲜。其次，监管体制软弱，缺乏管理措施和力度。多年沿袭下来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导致乡村文化部门管理薄弱、混乱，设施陈旧老化，监管措施滞后僵硬，结果硬件设备形同虚设，文化人员专干不专，也难以具有能力、精力组织开展教育宣传和文体活动。更有甚者，不少房屋、土地等由于缺乏有效保护、利用，反而却被强制挪用、租赁、挤占或拍卖，资产存量衰减下降。

（四）人才流失严重，人力资源匮乏，文化产业薄弱

由于工作环境艰苦，待遇偏低，乡村文化单位很难留住人员，人才流失严重，更难以聘用到优秀高校大中专毕业生。有时即使勉强招聘了一、二名人员，也难以长久地留住和较好地使用。勉强滞留的乡村文广职员多数年龄偏大，知识老化，技能落后。毋庸讳言，这种结构性的人才队伍缺失不能保证各项日常工作顺利开展，更不要说进行新颖、生动的创新性创造性文化活动了。因此，文化队伍的软弱难以满足乡村地区文化建设需要，乡村文化振兴从何谈起？由于人才队伍不强，人力资源匮乏，乡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也相应地基础薄弱，举步维艰，成效低迷，难以满足广大基层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另外，受市场经济影响，一些村民组建成立了民间文艺剧团，自办演出团体，但是多数仍属于家庭作坊式的、自娱自乐的小团体组织。他们或者利用农闲、集会、节假日等举办短期的文艺演出，或者受雇于婚丧嫁娶的家庭，在一两天时间内短暂地搭台活动出演，大多是形式简陋，内容简单，乏善可陈。更有甚者，举办封建迷信、聚众赌博、色情表演等，伤风败俗，滋事生非，严重地败坏了乡村风气和社会风尚，产生极其不良的负面效应，影响乡村社会和谐稳定。

三、新时代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闽东建设尤其文化振兴可谓感情深厚，关怀备至。2016 年2 月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演播室，与赤溪村村民视频连线，对大家脱贫致富给予肯定，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2019 年8 月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下党乡乡亲们回信。在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下党实现了脱贫，鼓励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4]新时代闽东地区应当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热烈响应党中央号召，树立科学的文化价值观、乡村振兴观，研究分析闽东振兴中的问题和矛盾，探索发现闽东特色文化的特质、内涵，寻找出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的新方向、新策略、新路径。

（一）树立科学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振兴观

精准实施民族地区文化振兴，应该加强培养广大干部群众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文化振兴观，剔除影响制约文化脱贫和文化自信提升的主要精神障碍。在国家部委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规定中，例如，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2013 年教育部等部委《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都着重指出必须优先扶持教育和文化，这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内容。在“2015 减贫与发展的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就是教育扶贫。[5]

因此，加强闽东地区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精准实施，推进文化自信和文化振兴，树立自尊、自强的民族自尊，剔除影响与制约民族脱贫的思想痼疾，坚决根除懒惰愚昧、“等靠要”的陈腐意识，要彻底转变过往四平八稳、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消极心理，不再“等”，羞于“靠”，耻于“要”，弘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闽东精神，为振兴闽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例如，屏南县特别重视乡村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自2014 年以来就把传统村落保护开发作为七项重点工作之一，相继出台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文艺精品扶持奖励办法》等政策性文件，每年安排专项预算资金1000 万元、专款100 万元用于文创产业扶持和孵化经费；县委主要领导分别牵头挂钩一个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并且持续举办黄酒文化节、康里端午民俗文化节、双溪元宵灯会等节庆活动，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生产生活，文化产业渐入佳境。[6]

（二）要重点发展乡村教育文化事业

“八山一水一分田”，天然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了闽东乡村地区地少山多、民众居住分散、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封闭落后等特征，文化资源匮乏，教育迟滞薄弱，陷入了”教育滞后——文化稀缺——发展缓慢——教育滞后”的恶性循环之中。例如，自从2019 年7 月10 日以来笔者每年都下乡调研发现，寿宁县下党乡等一些乡村中小学的教育虽然经过多年的对口帮扶、支持，但是至今师资力量依然十分薄弱，现任课教师中本科、专科毕业生很少，学生半数以上属于留守少年，教育水平亟待提高。

第一，治贫先治愚，治愚先治教。发展、振兴教育和文化事业是实施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支点和根本前提。例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就把文化发展和教育建设列为重中之重。[7]首先要大力宣传“再穷不能穷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观念，结合闽东本地鲜活案例现身说法，让乡村广大村民明白重视教育、培养儿女读书的长远价值意义。第二，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实行高校师范生特岗、顶岗、实习、支教等模式，从省市县兄弟学校中选派优秀教学骨干、带班能手，轮岗到乡村教学点上充分对接、帮扶。高等师范院校是教育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应当建立院校间权责明晰、分工合理的教育分级扶贫体系，有效实施“扶智行动”“造血行动”等教育文化工程，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培养中高级别的乡土智慧人才，树立土人才榜样，解决文化设施分散、教育水平不高的问题。第三，实行贷学金、奖学金、勤工助学的优惠政策制度，大力兴办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开展农村远程网络教育、村室文化站教育、中小学图书室共建等。

（三）创新实施乡村群众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参与式模式

第一，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他们对闽东乡村文化建设的项目选择以及实施的话语权、决策权，强化对本地区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意识，提升对闽东特色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认同度和获得感。要创新内容形式，积极整合资源，为闽东乡村文化振兴、发展提供共建共享的信息保障。第二，精心打造以民俗、历史、文化、生态等为主题的闽东特色风景旅游、民族文艺作品的“民族叙事”“民族名片”。要结合各乡村、各地域特点，因时因地制宜，创新实施以闽东乡村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式文化活动，利用节假日和集会街市，广泛开展形式多样、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例如，屏南县的四平戏、寿宁县的北路戏、霍童古镇的线狮子表演等，就是亟需传承和发扬光大、独具特色的闽东传统乡村民俗文化品牌。再如，在2018 年宁德市委宣传部坚持正确方向，鼓励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依据《宁德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资〔2017〕31 号）《关于开展2018 年度宁德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宁文改联〔2018〕1 号）等政策规定，联合市财政局等组织开展了36 个本年度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完善措施政策，采取经济手段，鼓励企业、能人、农民共同参与，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资源加入地区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8]

（四）加强闽东特色乡村文化振兴的领导组织建设和制度保障

多年以来为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促进广大乡村文化教育发展，我国相继建立、实行了一系列制度体系，例如，政策体系、投入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等。[9]但是有了制度保障是一回事，能否落实到位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制度实施仍然差强人意，存在不少着差距，尤其是在广大闽东乡村地区，长期的文化建设落后是制约、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要素。

第一，加强闽东乡村文化振兴领导组织建设，强化制度保障。常言说得好，“给钱给物，不如给一个好支部”，在任何时候党员干部都既是“关键因素”又是“关键少数”。当前对于闽东地区而言，首先必须要把“政治素质高、文化水平高、群众威信高，带富能力强、服务能力强、治村能力强”的干部提拔、任用到领导班子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曾经主政宁德地区的两年期间，成功创造了扶贫开发的“宁德模式”，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就特别地指出了执政理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价值和启示。[10]第二，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按照中央和省市要求，继续健全闽东地区文化振兴各项制度措施，创新文化振兴工作机制，完善文化振兴工作制度，包括财政投入供给保障制度、文化专业队伍建设制度、人力资源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产业建设制度等。

（五）推进特色乡村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建设

必须加强闽东特色乡村文化产业培育，推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政府、企业、个人多项合作，明晰产权利益分配，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助推闽东地区乡村治理和社会融合发展新动力，促进实现闽东地区的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例如，近年来宁德市蕉城区依托良好的人文生态资源，营建金涵乡上金贝“中华畲家寨”、水韵九都水利风景区、三都澳斗姆风景区、霍童古镇等特色民族乡村文化游，把独特的文化资源作为民族地区内在的文化气质、精神家园，以“乡土文化”促进“乡土经济”，为乡村振兴积累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上金贝村相继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中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近期还将投入200 多万元开发一条爬山步道，增加游客游玩体验感，完善“旅游+农业”的体验式旅游方式。[11]再如，30 多年以来寿宁县下党乡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矢志不移，奋发有为，倾力打造红色旅游新地标、可视化定制茶园特色产业模式，打响“下乡的味道”等文化品牌，实现了从“五无”特困乡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转身，为走出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振兴的“下党样板”，由此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和回信表扬。[12]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20、221 页。

[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 年11 月6 日。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新华社》，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4]《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5][6]《把“根”留住——屏南县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之路》，《宁德网》2019 年3 月20 日。

[7] 李慧：《十八大以来我国年均减贫1300 万人以上》，《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0-10/8349206.shtml.

[8][10]《关于2018 年度宁德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的公示》，《宁德网》2018 年9 月2 日。

[9]郑镇：《习近平扶贫开发“宁德模式”的生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12 期。

[11][12]《乡土文化“点睛”蕉城乡村游》，《宁德网》2019 年1 月17 日。